陳丹青：不是魯迅被扭曲，是我們被扭曲

　　今天是魯迅先生逝世79周年紀念日。這幾代中國人，有很多繞不過的坎，魯迅先生即為其一。早先幾十年被無限神化，這些年卻又遭遇到不少刻意詆毀，而如今青年一代中，想要去真正了解魯迅先生的，又有多少呢？

　　許多學者做了大量研究魯迅的工作。我不是學者，居然一再談論魯迅，是為了說出我們的處境——如果諸位同意魯迅被扭曲，那就有可能同意：被扭曲的是我們自己。

　　五十年代初魯迅被神化，同時是胡適的被妖魔化。當政府為魯迅補辦國葬時，胡適批判在全國範圍展開，他的書被全部禁止，就像魯迅的著作在台灣也被一律禁止。此後至少兩代人，在大陸讀胡適、在台灣讀魯迅，都是政治行為，都有政治危險。所以獨尊魯迅、抹殺胡適，不是關於魯迅，也不是關於胡適，而是我們幾代人被控制被洗腦的漫長過程。

　　這一洗腦過程，在大陸，採取同一模式，就是：在各個領域選擇民國時期某一位人物，以"政治上的正確"給予褒揚、抬高，不可懷疑，不可反對，直到被神化，同時，貶斥該領域其他重要人物，批判、壓制，直到被抹殺、被遺忘。以下一組粗略的名單，是人文藝術領域的小公案：

　　在文學界宣揚茅盾、巴金，封殺沈從文、張愛玲的所有小說；在思想界抬高艾思奇，貶低馮友蘭；在史學界抬高郭沫若，抑制陳寅恪——說起來不倫不類，郭沫若的身份嚴格說來並不是歷史學家，但解放後他公開批判自己在民國時期的創作，從事歷史與考古學——再譬如音樂家，我們從小隻知道聶耳和冼星海，長期不知道黃自和黎錦暉，因為不準播放他們的歌曲；美術界則高度肯定徐悲鴻，批判劉海粟、林風眠，停止出版民國美術的非左翼作品；在演藝界，推崇梅蘭芳，抑製程硯秋尚小雲等名家；電影界，除了民國時期左翼人物被啟用，非左翼電影人逐漸消失……

　　以上人物和魯迅、胡適的名聲不能等量齊觀，但大致是學術藝術領域中第一流人物。其中，凡是被抬高利用的"正角"多半死去或建國初期死去，譬如徐悲鴻和梅蘭芳，很方便被神化。在世的則比較難辦，譬如郭沫若，他到"文革"時期的表態更進了一步，公開宣稱要燒毀自己的所有著作，事實上，他在民國時期的文藝創作並未再出版。至於那些被批判的"反派"，長期處境難堪：馮友蘭很早作出公開檢查，自我羞辱；沈從文完全放棄寫作，並曾自殺；劉海粟成為右派；林風眠六十年代被逮捕監禁；民國時期廣有票房的京劇名角，諸位可以閱讀章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就知道他們解放後從萎縮到滅絕的命運。

　　到了"文革"時期，幾乎所有"正派角色"，亦即解放後的無產階級文藝家，也幾乎全部遭殃。所以"反派"人物遠遠不止這份名單。其中凡是留在大陸的，不容許他們出現在任何媒體，凡是走出境外的人物，迅速被抹殺，即便出現他們的名字，也是諸如梁實秋等被魯迅罵過的人物，但我們不可能讀到梁實秋的任何文字，不知道他也罵過魯迅，而魯迅文字中沒有提到的人物，便自動消失。這就是為什麼直到八十年代初，我們這代人才逐漸知道學者傅斯年、羅家倫、陳寅恪、錢穆、錢鍾書，小說家沈從文、廢名、張愛玲……這是一份長長的名單，目前就我記憶，列舉以上這些。

　　在這些人物中，魯迅和胡適名氣最大，代表性最強，被貶褒的規格也就最高。

　　最近二十多年，政府相對理性，逐漸鬆動意識形態封鎖，歷史景觀得以局部恢復，相對正常的學術研究成為可能。但是，長期以政治目的切割歷史，因人廢言，成為一種思維模式遺留給我們幾代人，成為我們的細胞，甚至基因。譬如當胡適和大批民國人物的學說著作逐步解禁、公開談論後，隨即出現一種相反傾向，即貶斥魯迅、褒揚胡適。這些議論部分言之成理，胡適的再出現也確實有益於了解魯迅，但如果今天我們還在二者之間試圖厚此薄彼，刻意貶褒，就仍然沒有擺脫意識形態魔咒，因此，同樣扭曲。區別，只是過去被迫扭曲，現在主動扭曲。

　　魯迅、胡適，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物種與生態的問題。他們二位的是非，牽涉複雜的學術問題、政治問題、歷史問題、心理問題，這裡不展開。我的意思是說，人不免有所偏愛、有所傾向，但前提是有所判斷、有所選擇。從五四直到1949年，中國幸虧有一位胡適，也幸虧有一位魯迅，幸虧有人反對胡適，也幸虧有人反對魯迅——在他們二位之外，中國還幸虧有其他不同主張、不同學說、不同性格、不同來歷的人物。可是到了我們的時代，魯迅被獨尊、胡適被批判，絕大部分知識分子被抹殺，總的目的，就是剝奪我們的常識、判斷與選擇。這種剝奪的後果，是政治生態迅速敗壞、文藝生態迅速荒蕪，我們從此失去選擇、失去記憶，最後，失去歷史。

　　我愛魯迅，自以為熟讀他的著作。八十年代以來，我開始讀到胡適的著作、梁實秋的散文，還包括徐志摩、沈從文、張愛玲等等其他民國文人的作品——我發現，我喜歡梁實秋的散文，喜歡沈從文與張愛玲的小說，2007年我讀過的最好的書，就是胡頌平編寫的《胡適晚年談話錄》，我同時發現，閱讀民國其他作者的作品，使我對魯迅的敬愛與了解，獲得更深的理由，這種了解，有一部分即來自胡適。

　　五十年代初，當中國神化魯迅、批判胡適時，胡適正在紐約流亡，他知道對他，對死去的魯迅，發生了什麼，他有一次對周策縱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大家會說，這是一面之詞，不可能得到魯迅的同意或反對，因為魯迅那時已去世將近二十年，但不論我們是否相信，或怎樣解釋這句話，胡適說了這句話，這句話也說出了胡適，並說出了五四那代人的關係。

　　一個文人藝術家身後的毀譽，不絕於史，本來不奇怪，但像魯迅與胡適這樣的公案，我不知道中國歷史上是否曾經發生過。孔夫子自稱"喪家狗"，不是因為政治迫害，而是報國無門；詩人屈原投江的原因之一，是失寵於楚懷王；畫家毛延壽被皇帝處死是他隱瞞了王昭君的美貌；紀曉嵐得罪了主子，被放逐新疆，結果乾隆帝想念他，又將他召回來；至於司馬遷、嵇康和金聖嘆這些人物的致殘和致死，是屬於言論獲罪。這類記載不絕於史，但畢竟那是古代，而魯迅與胡適的故事發生在新中國。

　　蘇聯也發生過類似的故事，但遠遠比不上我們。此外，有哪個現代國家的政府、政黨，以至於全國、全民，會對兩個文學家思想家作出類似的貶褒？在法國，薩特與他的同學，同樣是哲學家的阿隆，思想對立長達半世紀，薩特和他存在主義的同志加繆，公開絕交，可是法國政府和政黨不會介入這種文人的分歧。更早時，紀德與羅曼· 羅蘭前後訪問蘇聯，作出截然相反的評價，出了書，引起激烈爭論，可是政府和政黨也沒有對哪一方肯定或者批判。大家知道美國著名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有喬姆斯基，有蘇珊·桑塔格，可是美國還有許多正直的知識分子未必喜歡他們，認同他們。為什麼呢？

　　道理很簡單，在魯迅與胡適的時代，有左翼，有右翼，還有別的主張與派系，有國民黨，有共產黨，還有別的政黨，即便在各種黨派或集團內部，也有左翼、右翼、激進派、保守派、溫和派，如果要細分，還有極左、極右，或者中間偏左、中間偏右，等等等等。在文藝群體中，同樣有各種主張、各種主義、各種派別，雖然有的很強大，佔據主流，有的很脆弱，處於邊緣，有的比較成熟，有的非常幼稚，但都能夠發出聲音，做點事情，能夠保有各自的空間。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左翼文藝開始遭遇厄運，其中代表人物如胡風、丁玲、艾青、蕭軍、江豐等等"反黨分子"與"右派分子"的命運，大家耳熟能詳，不多說，到"文革"發生，黨內權威理論家胡喬木、文藝教皇周揚、努力改造的小說家巴金、革命作曲家賀綠汀，還有幾乎全部的革命畫家、革命導演、革命演員，甚至為國爭光的運動員，大批遭殃，或者被迫害，或者被置於死地……

　　今天的博士生應該做好多論文，詳細尋找1949年以後在各個專業領域被刻意褒貶的名單。

　　從魯迅個人交往錄去了解民國的"文化版圖"，肯定是片面的。廈門大學的謝泳教授近年對民國學者做了大量清理研究，諸位有興趣，應該讀他的書。

　　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文人之間，不同門派、師承、遊歷、眼界，自然會有不同的圈子。魯迅和章太炎的弟子們是留日派，胡適和傅斯年羅家倫他們是英美派，雖說都是海歸，但不免有隔閡，分親疏。這本來不奇怪，改革開放以來，許許多多從不同國家、不同學校、不同時期留學歸國的海歸，彼此之間也有隔閡，也分親疏。而北大、清華、復旦、南大的教授們，包括從事不同專業的學者，都會有不同的圈子，有隔閡，分親疏。此外，即便同一院校、同一專業的文人學者，由於不同籍貫、輩分、出身、境遇、性格，彼此談得來，談不來，經常走動，或從不來往，在所難免。

　　九十年前，新文化運動的真領袖，是陳獨秀和胡適，魯迅對他們敬而遠之，有合作，有來往，遇見大是非，彼此聲援，或者辯論，但平時未必是朋友，也未必是冤家。讀魯迅日記，五月四號那一天他寫道："曇。星期休息。徐吉軒為父設奠，上午赴吊並賻三元。下午孫福源君來。劉半農來，交與書籍二冊，是丸善寄來者。"通篇沒有一個字記載那場五四運動。

　　諸位有興趣，可以查看魯迅和胡適的書信，他倆在新文化運動早期很客氣地交往過，胡適很喜歡周家兄弟，佩服他倆的文才。胡適是交際型人物，少年得志，成名早，在主流社會地位很高，和魯迅的經歷性格很不一樣，魯迅年紀比較大，作風比較地傾向舊式文人，胡適年紀輕，屬於西方回來的新派知識分子，但這種差別也談不上是非。

　　說起是非，1925年前後為女師大事件、三一八慘案，留日那群人和留學英美那群人意見相左，彼此的對立公開化，形成明顯的營壘，建國後全部採取官方教科書說法，獨尊魯迅，抹殺其他。今天，史料研究早已公布當時各方意見，平心而論，英美派比留日派更理性，更超越，更具有現代國家的法制觀念與公民意識。但不要說八十年前的語境，即便事情發生在今天，這些西方觀念仍然會與國情發生深刻衝突，難以奏效。以我在美國的生存經驗，我自然傾向胡適等英美派當時的意見，但以切切實實的中國生存經驗，在更深的層面，我同情魯迅，因魯迅更懂得中國問題的糾葛，看破人心的險惡。

　　今日中國許多大問題、大是非，英美式的理性姿態與法制觀，越來越被認同，但在現實深層，處處遭遇國情的阻撓。"女師大"、"三一八"這類歷史悲劇，在我們的時代多次發生，規模更大、劇情更離奇、代價更慘重，可是英美式的理性毫無餘地。三一八事件發生後，各路知識分子能夠立即在各種媒體上發言、爭論、抗議、寫輓聯、開追悼會，可是魯迅和胡適如果活在今天，唯一的選擇是絕對沉默，此外一無所能。道理很簡單，那時中國形形色色的文人還談得上所謂"文化版圖"，今日中國的文化人結構，頂多只能稱作"文化板塊"吧。

　　總之，用今天種種新觀念強求八十年前的中國人、中國事，並以此作出貶褒，劃分對錯，那我們的進步其實有限，對中國現實的認知，也還是有限。

　　除了不可能查證核實的隱私，沒有一位中國作家像魯迅那樣被詳詳細細暴露在公眾面前。由於長期獨尊魯迅，他生前的所有生活記錄——日記、書信、大量回憶和旁證——不但全都出版，而且重複出版。諸位如果真要了解魯迅，可能要比了解任何其他中國作家更方便。這些資料中充滿魯迅對待朋友的故事和細節，諸位有興趣，很方便查證。

　　然而長期被政權神化、非人化、政治化，魯迅反而被過度簡化，魯迅資料中豐富翔實的日常細節，後人視而不見，絕大部分人談起他，就是好鬥、多疑、不寬容。語文教科書長期強迫學生閱讀魯迅，成功地使一代代年輕人厭煩他，疏遠他，今日的文藝中青年多半不願了解他，因為怎樣看待魯迅早已被強行規定，以致幾代人對威權的厭煩、冷漠和敷衍，也變成對魯迅的厭煩、冷漠和敷衍。敷衍一位歷史人物，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簡化他，給他一個臉譜，很不幸，魯迅正是一個早已被簡化的臉譜。

　　魯迅很早就說過，你要滅一個人，一是罵殺，一是捧殺。大家現在看見了，過去半世紀，胡適被罵殺，魯迅被捧殺。近年情況反了一反，是魯迅開始被罵，胡適開始被捧，然而還是中國人的老辦法：要麼罵，要麼捧，總不能平實地面對一個人，了解一種學說，看待一段歷史。

　　魯迅不是神，周作人也不是鬼。周作人曾在早年說，自己心中有一個"紳士鬼"，一個"流氓鬼"，這是文學的說法，修辭的巧妙，我們就此說周作人是鬼，那是不懂修辭，不懂文學，別說當不成紳士，恐怕還不如流氓，中國從前的流氓，有性情，會說話，用詞很別緻。如果因為周作人當過漢奸，就說他是鬼，更不應該。你是陳獨秀，是胡適，是周作人的同輩，你或許有資格罵他一句，貶他一貶，到了我們這一代，有什麼資格呢？我不認為我有資格責難前輩，看不出我們有什麼道德的高度可以遙遠地責難一位五四時期的文人——那是多麼輕佻的道德姿態。諸位請看看今日中國成千上萬的貪官、污吏、黑礦主、王八蛋，那才真是妖魔鬼怪啊。

　　至於周家兄弟的情感關係，哥哥弟弟都寫過。中國從前的規矩，母親死了，大姐在家就是母親，父親死了，大哥就是父親，擔當權威，負起責任。魯迅的父親早死，此後一生，他一直是位好哥哥，不擺權威，盡責任。他留學回來，接母親到北京，給弟弟在北大安排教職，北京兩處房產是他的薪水蓋起來。弟弟得病，他比弟弟還急，後來寫在《兄弟》這篇小說里。

　　但是彼此失和，直到去世，在可見的文字中，兩兄弟都很得體，即便在大觀點大是非上有所暗示，有所表達，也十分厚道，十分守度。從前有句話，叫作"君子絕交，不出惡言"，何況兄弟失和。大家要知道，他們周家兄弟在當時是極端新派的、前衛的文人，但他們的行為大致遵行舊道德，不但他們，英美派海歸的為人處世也謹守舊道德的規範。胡適在台灣去世後，蔣介石輓聯就說出這層意思，我記不得原話，大致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我們再回頭看看從1949年直到今天，中國的文人之間、師生之間、朋友和親人之間，發生多少卑鄙醜惡、乖張慘痛的故事，像周家兄弟那般失和，像五四文人那種有教養的絕交關係，在今天，寥若晨星。

　　周作人晚年不是凄涼，而是孤立和悲慘。說他孤立，因為建國後他被提前釋放，毛澤東批示將他養起來，寫回憶，弄翻譯，月薪兩百元，相當高。但他不再有朋友，不再有社會地位。說他悲慘，是這樣的日子過了十多年，到"文革"，他就被紅衛兵折磨，攆到破屋子裡，有個老婆子偷偷伺候他，不久就死了。

　　周作人晚年有一方印章叫作"壽則多辱"，說的是實話。但他刻這方印時，還想不到會領教"文革"時期的侮辱。他因漢奸罪被審判，坐監牢，屬於懲罰，不是受辱。

　　至於他一生是否對魯迅怨恨，我以為不要隨便揣測。即便有怨恨，那也並非是錯，因他是魯迅的弟弟。而像這樣的兄弟恩怨，不是外人可以任意揣測的。在座諸位可能是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但有父母、親人、好朋友，外人公開揣測議論你們的私人感情關係，你們會同意、會接受嗎？

　　"吃人"的"禮教"，頑劣的"國民性"，軍閥統治，國民政府的壓迫，等等等等——這些主題，是魯迅一代知識分子全都詛咒的事物。陳獨秀、胡適，當年就是發起反禮教、主張文學革命、呼籲改造國民性的先鋒人物。

　　可是為什麼大家只知道魯迅一個人在"詛咒"呢？就因為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和知識遺產，被高度政治化——胡適的知識背景是英美那一套，後來又和國民政府合作，所以他的革命性全部不算，變成反動派；陳獨秀因為二十年代末不服蘇聯的管制，既被共產國際拋棄，又被中共黨內打擊，所以他的革命性也全部不算，連創建共產黨的大功勞也不算。魯迅死得早，沒有介入國民政府，也不是共產黨員，而他的"詛咒"具有高度的文學性，他在新文學運動中的影響力和權威性，其他新興知識分子比不上，所以魯迅在建國後最有利用價值，最方便被以一種極不道德的方式樹立為一個道德的，甚至超道德的形象，來壓迫大家。

　　在這一場巨大的陽謀中，真正被利用的是我們幾代人。獨尊魯迅的真目的，是為了使我們無知，不懷疑，盲從意識形態教條。我應該說，我們幾代人被成功地利用了。現在一部分人知道被利用，於是掉過頭來詛咒魯迅。

　　那麼魯迅是否"詛咒"過其他事物呢？第一，魯迅固然詛咒過古文、禮教之類，但對其他事物，他不是詛咒，而是懷疑、諷刺、批評；第二，他議論過的事物，太多了，譬如文人相輕問題，翻譯問題，美術問題，小孩子和婦女問題，留鬍子和拍照問題，書籍封面設計和毛筆鋼筆問題，等等等等。但他懷疑批判的方式多種多樣，有輕重，有曲直，亦莊亦諧，即便他被引述最多的批判命題，也不像長期宣傳的那麼極端、片面、簡單。所以第三，今天議論魯迅的年輕人，閱讀過幾本魯迅的書？閱讀過多少其他五四文本？假如閱讀過，應該不會有以上問題，不會問魯迅時代的其他文人是什麼狀況，魯迅怎樣對待他的朋友或兄弟，尤其不該問魯迅是否還詛咒過其他事物。為什麼呢？因為只要閱讀魯迅，閱讀那個時代的作品，就不會有以上疑問，即便有，也不是這麼問法。

　　總之，半個世紀的洗腦，弄得本來應該知道的事情，變得不知道，本來蠻清楚的是非，變得不清楚，本來很普通的常識，變得很稀罕。獨尊魯迅的後果，不是我們只知道魯迅，不知道其他人，而是我們連魯迅也不知道，也要來問。

　　我今天回答的，其實都不該是問題，結果都變成問題，要破解這些問題，很簡單，請閱讀魯迅。可我從來不勸告別人讀魯迅，因為幾代人被逼著讀魯迅，讀了等於沒讀，或者，還不如不讀——這就是我為什麼說：扭曲魯迅，就是我們的被扭曲。

　　當我們說怎樣"真正了解那個時代"，似乎暗示：我們已經了解自己的時代——我們真的了解自己的時代么？我看不了解。我們為什麼要了解"那個時代"呢？就是為了了解我們自己的時代。

　　魯迅時代的所謂"語境"，當然可以在魯迅作品中到處感受。譬如他們兩兄弟夥同北京一幫不安分的教授，一再寫文章公開痛罵當時的教育總長章士釗，現在哪個文人敢罵現任教育部部長？就算有，哪家媒體敢發表？又譬如魯迅多次提到檢察機關任意刪除他的文章，可是當他將那些文章湊成集，還可以補全被刪除的句子和段落，而且在下面標上黑線，告訴讀者這些字句段落曾經被刪除。諸位要想"全面客觀"了解"那個時代"，讀一個人的書，絕對做不到。最笨的辦法就是讀各種各樣的書。如今的書店和圖書館，各種各樣的書越來越多，只要你想了解，你就去買來借來讀，好不好？

　　至於怎樣"自覺破除那種強加的誤導"，我的意見，是先從語言開始，從我們張口說話開始。我們幾代人，包括今天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學生，一開口，一下筆，都是黨的語言，黨的文化，除了這種語言，我們沒有別的語言，沒有別的表達方式——但這個問題太大了，這裡不展開。

　　魯迅是個至情至性的人，魯迅又是現代中國罕見的文體家。有這兩條，魯迅的文章這才深沉動人。所謂"意識形態"教育的惡果，一面是泯滅人性，一面是破壞文體。為什麼文體那麼重要呢？因為感情性情，人皆有之，但你得將複雜細微的內心情感說出來、說得好，卻是非常難。別說悼念文章，就是哭喪也要絕好的技巧。我在鄉下插隊落戶時，親眼見過發喪的家族特意花錢請鄉里公認的專業哭喪人，調動情緒，營造氣氛，那是哭得來出神入化，從低音到高音，從喃喃私語到放聲號啕，那節奏、音量、姿態、表情的控制，簡直嘆為觀止……這樣來比喻魯迅的文章，固然不妥帖，不過諸位要是讀一讀魯迅的書，再查對文章寫成的日期，你就會發現，魯迅幾天前寫寫調皮的短文，今天沉痛地悼念朋友，再過幾天，他又去寫妙趣橫生的時評，或者老老實實的學術文章。

　　其實民國時代，連朱德這樣的武人悼念母親的文字，也是質樸真摯，比今日的文人寫得好。那時的文人描述親友，悼念故人，有不少好篇章，譬如朱自清的《背影》，雖然我不認為寫得那麼好，但也情性畢露，很可讀。

　　這五六十年，全社會發展出一整套語言，煽情、造作、誇張、空洞，打開電視，幾乎每個節目主持都用這種語言說話，日常生活中我們也這樣說話，即便說的是真人真事、真摯的感情，語言卻是空洞、誇張、造作、煽情，而且大家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好，我們是從喪失語言開始，喪失了傳統、喪失了天性。你去聽聽一個幼兒園孩子說話，說到自己的爸爸媽媽，就已經造作不堪，不像一個孩子的說話。但這個題目太大了，今天也不展開。

　　文/陳丹青 來源：理想國Imagin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