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薄寡恩：漢景帝腰斬晁錯餓死周亞夫
但隨後發生的事情證明，這對充滿了激情的君臣的合作，本身就是對帝國固有權威的一種肆意挑釁。《史記》里提到他們二人決策的過程，是「錯數請間言事，輒聽」，晁錯總是拉著景帝一邊兒講悄悄話，咬完耳朵就等於做出了決策。君臣間的「二人轉」更改了帝國許多舊有的法令，卻沒有通過正常的決策渠道，宰相們一次又一次地被排擠在最高決策圈之外，自然會引起體制的反彈。
丞相申屠嘉，作為追隨高祖打天下的從龍功臣，在當時已經差不多是特級稀有物種了。老人家是個很信奉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的人。文帝特別寵愛一個叫鄧通的弄臣。有一次申屠嘉入見，鄧通坐在文帝旁邊，侍寵而沒有按規矩行禮。奏完正事，申屠嘉就對文帝說，陛下喜歡臣子，可以賞賜他，讓他富貴，但不能亂了朝廷的禮制。文帝不以為意，打圓場和稀泥說算啦算啦，小事情啦。申屠嘉卻不買賬，回到丞相府，下達「丞相令」召喚鄧通。鄧通害怕去找文帝，文帝說你但去無妨，你前腳進丞相府，我後腳就派人把你召喚回來。結果鄧通卻在丞相府里磕頭磕得頭破血流，回來跟文帝哭訴：「丞相幾殺臣。」
可以想見，一個這麼重視規矩禮制的老人，怎麼可能忍受得了年輕的新皇帝和他的偶像晁錯二人完全無視帝國固有的政務流程，無視三公九卿各部門的存在，而肆無忌憚地在帝國的朝堂上大唱特唱「二人轉」。所以，申屠嘉把他攻擊的矛頭對準了正春風得意的晁錯。
晁錯「智囊」的綽號來自他的「辯才」，而並非他的智慧。缺乏保身之道，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致命傷。景帝即位帶給了他莫大的春風得意，晁錯就在這種春風得意中不自覺地完全忽略了應有的韜光隱晦。內史府的大門朝東開，晁錯可能是覺得上下朝什麼的很不方便，所以在南面又開了一道門。開個門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是要開這道門，就得把太上皇廟的圍牆打穿。自然，這種大不敬的行為，普通官員是不敢去做的。但晁錯就敢，因為景帝寵信他。
晁錯的這一行為給了別人彈劾他的機會。丞相申屠嘉就打算拿這個事情整治一下晁錯，準備「奏請誅錯」。但詭異的是，申屠嘉的計劃居然能夠提前被晁錯所得知，這自然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當日晁錯地位的如日中天，儘管他既不是三公，也不是九卿。晁錯應對的措施是連夜進宮，趕在申屠嘉之前向景帝「自首」。第二天早朝，申屠嘉話還沒說完，景帝就開始為晁錯辯護，景帝說，晁錯拆掉的，只是太上皇廟的外牆，不是內牆，外牆沒那麼重要，而且還是我讓他拆的，晁錯沒罪，這事兒就這麼算啦。
下朝後，申屠嘉長嘆說，我後悔呀，為什麼不將晁錯先斬後奏呢？如今竟反受其辱！回家後氣得一病不起，嘔血而亡。
申屠嘉既是元老功臣，也是帝國官員們的典範。司馬遷稱讚他「為人廉直」，從不接受官員們的私下拜見。袁盎從吳國丞相的職位上卸任回京，曾去他家裡拜見。他先是老半天都不願意出來相見，後來被袁盎逼得急了，出來後又對袁盎說，你有公事，咱們可以上班的時候到辦公室去說；你要說私事，老夫我作為丞相，是沒有任何私事的。申屠嘉這樣的人都敵不過晁錯，自然，也可以看出景帝當日對晁錯的寵信已經到了一個怎樣的程度。申屠嘉的死，表面上看來，是晁錯的勝利，但實際上，卻等於一口氣把晁錯推到了帝國絕大多數官員們的對立面。這也成了日後晁錯悲慘命運的一處重要伏筆。
申屠嘉的死，成就了晁錯的上台。從「內史」升職為「御史大夫」，意味著晁錯正式步入了帝國三公九卿的行列，進入了最高執政團體的大名單。
急躁一直以來都是晁錯最基本的性格特徵。與當年剛剛升任「中大夫」，就雄心勃勃準備大幹一場相似，升任御史大夫之後，晁錯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來勢兇猛：「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要求朝廷刻意搜羅諸侯們日常犯下的「罪行」，然後以削減他們的藩地作為懲罰。
無疑，這是一個極為大膽和冒險的建議。景帝欣賞自己的晁老師，但欣賞是一碼事，信心是另一碼事。奏章上去之後，景帝猶豫良久仍然拿不定主意，最後只好把三公九卿、列侯、宗室們全部召集起來開會商議。
晁錯鼓吹削藩，是從文帝時代就開始了的，但長期得不到主流輿論的支持。景帝上台時間尚短，朝廷內外絕大部分仍舊還是文帝時代的舊臣。但詭異的是，在這次會議上，卻幾乎沒有人站出來反對晁錯的削藩提案。這個跡象意味深長：景帝和晁錯的二人轉組合，已經與三公九卿諸士大夫組成的文官集團產生了嚴重的脫節。反對意見的缺失，往往比充滿反對意見更可怕。
晁錯和景帝當然沒有意識到文官集團的集體沉默背後隱藏的危機。他們覺得這次會議，取得了空前偉大的成功。
唯一的瑕疵，也許只是竇嬰的不識時務。《漢書。晁錯傳》里說，「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隙」。竇嬰的具體意見，史書缺乏記載。但竇嬰的意見是極為值得重視的。這源自於他此前的履歷。作為一個外戚，竇嬰在文帝年間長期擔任吳國的丞相，對吳國的內情，以及吳王劉濞本人，自然有著很詳盡和深刻的了解。而吳國，恰恰又是晁錯削藩提案當中最不可掌控的因素。諸王國之中，以吳王劉濞在宗室中輩分最高，年歲最長；同時，也以吳國實力最為雄厚。削藩能否和平完成，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吳國的態度。吳王反，則諸王反；吳王不合作，則諸王也難以合作。可惜的是，竇嬰的具體意見如今已不可見，而晁錯也根本沒有對他的意見引起足夠的重視。相反，二人間的關係從此迅速惡化。
另一個反對晁錯削藩提案的重要人物袁盎，沒有出現在這次景帝親自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因為晁錯一上任就把他貶為了庶人，理由是他接受了許多吳王「賄賂」的財物。
袁盎反對晁錯削藩之策的具體意見，同樣缺乏記載。但他的反對態度同樣值得重視。因為和竇嬰一樣，袁盎也曾在吳國擔任過多年的丞相，同樣對吳國的內情和吳王劉濞本人有著深入的了解。與竇嬰這個純粹的文官有所不同，袁盎還熟悉軍旅，在當時被公認為良將，日後吳王扯起反旗，就曾一度想要逼迫他領軍為將。一個帶有軍人氣質的文官，看待問題時的角度自然也會更加全面一些。
可惜的是，對於袁盎的反對意見，晁錯根本就沒有機會聽到。他把袁盎逐出朝廷的本因，似乎也不僅僅是袁盎接受了吳王的財物，而更像是個人報復。《漢書。袁盎傳》里說，袁盎素來和晁錯不和，但凡有晁錯在的地方，袁盎絕對會避開；但凡有袁盎在的地方，晁錯也絕不去湊熱鬧。姑且不論二人間糾紛的對錯，但就事件本身而言，晁錯就犯下了一個「三公」(御史大夫)最不應該犯下的錯誤。帝國設置三公最重要的初衷之一，就是讓他們和諧朝廷內外，在皇帝、中央高層與中下層官員、士大夫們之間產生潤滑作用。晁錯與袁盎之間的水火不容，卻完全背離了自己職位的本責，不能不說，在這一點上，晁錯是極不稱職的。
為帝國的長治久安計，消除一切潛在的威脅長安皇權的隱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所以，削藩本身並沒有錯。賈誼建議文帝削藩，文帝轉移話題和他談論鬼神；晁錯建議文帝削藩，文帝表揚他一番也沒了下文。這些都不能表示帝國高層不主張削藩，只是許多時候人們都難免遇到這樣的問題：行動的方向是對的，落實到具體的措施，卻煞費腦筋。
漢景帝二年，御史大夫晁錯的體內，騷動充盈著某種大無畏的犧牲精神。老父親坐著馬車從潁川一路顛簸到長安，剛進府劈頭蓋臉就是一頓臭罵：「皇上剛剛登基，你主持政務，不想著息事寧人，卻只顧著侵削諸侯，離間人家的骨肉，四處招致怨恨，你究竟想幹什麼？」
晁錯垂手站在台階下，畢恭畢敬地回答：「這是人臣的本分。不如此，則天子不尊，社稷不安。」
老父親長嘆一聲：「安了劉氏，卻危了晁氏。我不忍看到大難臨頭，先走一步，你愛幹啥幹啥去吧。」回家後就吞下了一劑毒藥。
晁錯的犧牲精神很偉大。但很難說他的這種犧牲是絕對必要。需要區別的是，公開反對他的削藩提案的竇嬰和袁盎，所反對的其實只是晁錯的削藩提案，而不是反對削藩本身。至少袁盎提議削藩的時間，恐怕並不比晁錯晚。早在文帝時代，他就有過建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而晁錯，那時候恐怕還在濟南伏生家裡跟著師姐進修。
事實上，早在景帝召開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前，帝國在文帝時代已經有過一次成功的削藩經歷。
那次成功削藩的指導思想來自當時已經病故的賈誼。文帝時代，濟北王、淮南王先後謀叛，儘管最後被鎮壓了下去，但卻使帝國對於諸侯國的強盛深感憂慮。賈誼在給文帝的《治安策》里說，高祖解決了異姓王的問題，以後，同姓王將成為帝國最大的隱患。眼下朝廷之所以還能控制局面，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各諸侯王年級尚幼，中央政府派過去的師傅、宰相能夠在王國內握有相當的權力，但日後卻難以預料。至於長沙王雖已成年，卻從無反跡，那不過是因為他勢力是在太小了，總共才得25000戶，造不成反而已。
賈誼提供給文帝，用以削弱諸侯勢力的策略，是「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建議皇帝廣泛地「播灑恩德」，在各大國內部大肆分封小國，這樣做的結果是「力小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國家小了，力量弱了，自然就不會驕橫跋扈，而懂得遵守道義；也不會再成天胡思亂想地謀劃叛亂。
賈誼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之策，實際上就是日後漢武帝所推行的「推恩令」。世人習慣於將「推恩令」的建策者定為主父偃，其實，主父偃當日不過是承襲了賈誼當年的舊策罷了。
文帝當時對賈誼的《治安策》不置可否。但在賈誼死後，文帝十六年，他追思前言，果斷地將當時最強大的齊國和淮南國拆分。齊國被「播灑恩德」，拆分成了六個新王國；淮南國也「喜承雨露」，被拆分成了三個新王國。從此，齊、淮南這兩個曾經可以獨力抗拒長安的王國不復存在。
晁錯被公認為賈誼之後，帝國最堅定的削藩者。但即便是賈誼復生，他恐怕也很難接受和同意晁錯的那份《削藩策》。
晁錯的削藩方針，與賈誼完全不同。賈誼的「推恩」策以懷柔為主，而晁錯的《削藩策》，卻一味地鼓吹與王國們硬碰硬。他對景帝說諸王們削不削都是要反的，可以說是很有道理。從長遠來看，這些獨立王國的存在終歸是安全隱患。但他提出來的措施卻不見得高明，他不同意賈誼的懷柔推恩之策，而堅決主張直接從各王國身上血淋淋地割肉，直接找碴，削奪他們手裡的郡縣。而硬碰硬的結局，如果勢力相當，總難免是兩敗俱傷。這樣的結局，削藩前輩賈誼當然不會接受，文帝當年將晁錯的建議束之高閣，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很不幸的是，當時的長安，與各諸侯王之間，正好勢力相當。
晁錯的《削藩策》在文帝時代碰壁，而得以在景帝即位伊始就重見天日，除了晁老師本人對年青的景帝的長期影響之外，景帝本人的心虛不安，也在這當中起了極大的作用。
因「文景之治」而在中國歷史上享有極高知名度的景帝，本人的性格卻始終並不鮮明。這在很大程度上緣於史書中關於他的細節描述實在太少。不過，從他早年所犯下的一樁嚴重的錯誤中，仍不難揣測出他是一個易於衝動的人。
那還是文帝年間的事情。當時的景帝，應該是20上下的年紀。吳王劉濞的太子劉賢入京，文帝讓他去和當時的皇太子劉啟，也就是日後的漢景帝下棋。棋下到半道，二人起了爭執，劉啟同志操起棋盤就把自己的堂兄弟劉賢同志給砸死了。關於這次事故的責任認定，《史記》裡面有一段護短的記載，指責劉賢同志「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將挑起糾紛的責任推到被打死了的劉賢同志身上。詆毀「楚人」本已不該，諉過於死者，更顯得很不厚道。即便劉賢同志確實個性很壞，劉啟同志作為一個理性的成年人，一個一舉一動都會對帝國產生深遠影響的儲君，貿然操起棋盤把劉賢同志砸死，也太不應該。因為劉賢同志不是普通的內侍宦官，砸死了就砸死了。吳王太子死在皇太子的手裡，無論如何，在當時都必然是一樁巨大的政治事件。
更嚴重的背景是：他的父親文帝，剛剛經歷了兩場王國的叛亂，艱難地取得了勝利。作為一個理性的儲君，劉啟同志不會不明白自己的意識衝動，有可能會帶來什麼樣的嚴重後果。而這種不審慎與衝動，日後還將引導著劉啟同志走更多的彎路。
砸死劉賢的後果很快就顯現了出來。文帝派人把靈柩運送回吳國，吳王劉濞憤怒不已，說：「姓劉的都是天下一家，在你長安死了，就埋在長安，還運回來幹嘛！」又把靈柩給送了回去。自此劉濞開始稱病不朝。長安方面知道是在裝病，但凡是吳國來的使者，就都給扣押了起來。雙方的關係迅速惡化。直到文帝晚年，雙方之間的關係才有所緩和，文帝把扣押的吳國使者都放了回去，又念及劉濞年紀老邁，賜給他几杖，允許他不再來長安朝見。
關於劉濞對長安的態度的變化，司馬遷有過很客觀的描述。兒子被劉啟同志砸死之後，司馬遷描述：「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長安方面大肆扣留吳國使者之後，司馬遷描述：「吳王恐，為謀茲甚」；而在文帝採取和解態度之後，司馬遷描述：「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漢書》里許多地方都一再提到劉濞久存反叛之意，但司馬遷顯然不這麼認為。吳國與長安間的態度，始終是隨著長安的態度變化而變化的。
如果相信司馬遷的判斷，那麼，新皇帝對吳國的態度，同樣也將決定著吳國對長安的態度。尤其是這個新皇帝還曾經砸死過吳王劉濞的兒子。但是，很可惜，從史書里找不到景帝上台之後，慰問這位伯父的任何信息，儘管作為當年那場事故的直接責任人，他更有責任去慰問一下那位受害者。當然，這其中，晁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從景帝上台伊始，他就一直在積極推行自己的《削藩策》，而首當其衝應該被最大幅度削弱的，就是吳國。
新皇帝與自己在舊賬上又添新怨，吳王劉濞在潮濕的江南密切注視著長安的一舉一動。景帝本人也始終沒有從那盤未竟的棋局裡走出來，懷著一種愧疚的心情，他也始終用疑懼的眼光在注視著他那遠在江南的強大的老伯父的一舉一動。
真要把那盤棋下完嗎？景帝看著晁錯。晁錯斬釘截鐵地吐出了四個字：必須下完。
景帝三年。晁錯終於開始著手實施自己多年來的政治夢想：削藩。他先是以楚王前些年在為薄太后(文帝之母)服喪期間，與宮人發生性關係為由，削掉了楚國的東海郡與薛郡；接著又找碴削掉了趙國的河間郡和膠西王的六個縣。最後，削藩的剃刀，落到了吳王劉濞的頭上。
吳王在南方立國達四十餘年。煮海為鹽，即山鑄錢，國用富饒，百姓無賦，樂為之用。對於如此強大的對手，晁錯卻似乎很視若無物。這可以從他對吳國下手之狠中得窺一二。他準備一口氣削掉吳國的兩個郡：會稽郡和豫章郡。
削掉兩個整郡對吳國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全部。
高祖時代，帝國最大的三個王國，分別是齊、楚、吳。齊國下轄七十餘城，楚國下轄四十餘城，吳國則下轄三郡五十三城。齊國早已在文帝年間被肢解；楚國在高祖年間被分割為荊、楚兩國，分割後的楚國只剩下三郡三十餘城，此前又已經被晁錯找借口削掉了兩個郡，實際上已經無足輕重。所以晁錯此次削藩，主要針對的就是吳國。
會稽郡與豫章郡合計下轄三十餘城，會稽產鹽，而豫章產銅。兩郡被削，除了使吳國喪失掉大部分的領地之外，還意味著吳國賴以富饒的鹽、銅出產全部被剝奪。喪失了鹽、銅之利，只剩下一個沛郡而已的吳國，已經被釜底抽薪，自然不再具備任何與朝廷對抗的資本。晁錯在追求一勞永逸。他似乎是在誠懇地希望吳王能夠很愉快、毫無異議地接受自己這份削藩提案。他應該沒有想過這樣做可能會逼反劉濞——因為從劉濞扯起反旗之後，長安方面的驚慌失措來看，晁錯與景帝二人並沒有在武力鎮壓方面有過多少認真的準備。晁錯一定曾經對劉濞接受自己這份削藩提案懷抱著巨大的自信。
這種自信也許來自於此前削楚的成功。他削掉了楚國三個郡當中的兩個，楚王連個屁都沒放，所以，他也許同樣認為削掉吳國三個郡裡面的兩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可惜的是，他錯誤地比較了自己的對手，也沒有看清楚吳、楚兩國不同的形勢。
吳王劉濞與楚王劉戊完全是兩類人。劉戊不過是個沉迷於酒色的紈絝子弟而已，而劉濞之所以能被高祖立為吳王，最重要的原因卻是「上患會稽輕悍」，希望能夠有一個有能力的皇室子弟前去鎮守。劉濞本人也是極少數曾在戰場上取得過不凡成就的劉姓皇室。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楚國與長安之間此前沒有任何不愉快的過節，景帝即位，還曾大肆封賞過楚國系統的宗室子弟們。類似的封賞，卻並沒有出現在吳國——儘管吳國與楚國都屬於高祖的兄弟系統：第一任楚王是劉邦的親弟弟，而劉濞之父則是劉邦的親二哥。吳國沒有享受到同等的封賞，自然和當年那盤未竟的棋局關係深遠。
所以，對劉濞而言，削藩不僅僅意味著勢力範圍的大幅度縮水，很可能還意味著性命之憂。那個坐在金鑾殿上的年青人與自己有殺子之仇，又從來沒有對當年的行為有過什麼和解的表示，相反，似乎還有著繼續強行將那盤棋下完的跡象。
要讓一個年已六十有二、行將就木的老人毫不猶豫地扯起反旗，需要多大的外部壓力？
晁錯犯下了一個天真的錯誤。他沒有意識到，他和景帝沒有給劉濞留下任何退路。同樣，也沒有在雙方之間預留任何的緩衝空間。政論家可以天真，但政治家不行。前者不過只是清談，而後者卻必須付諸實踐。結果，他很快就聽到了來自南方和東方的殺伐之聲。
還有來自老家穎川的老父親的噩耗。
老父親自殺的噩耗，幾乎與東南七國叛亂的消息同時傳入長安的御史府。晁錯此時此刻的心情，自然是翻江倒海，五味雜陳。一種深深的挫敗感重重地擊中了他。
對長安而言，這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和考驗。吳王劉濞聯合了楚國、趙國等其餘六個王國一齊發難。吳軍首先發兵於廣陵，劉濞在軍事動員大會上高調宣布：「寡人今年六十有二，親自率軍出征；寡人的小兒子年方十四，也在軍中充當先鋒。吳國之人，上與寡人年級相同，下與寡人之子年級相等者，全部隨軍出征！」最終集結到20萬大軍。劉濞又派出使者，說服了閩、越地區發兵支援。
吳兵迅速西渡淮河，與楚軍聯合。隨後劉濞向所有諸侯發布公開信，聲稱吳國積蓄財富達三十餘年，其富庶足以供「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若各諸侯需要財物賞賜部下，可以儘管向吳國申請資助，並對漢將臣投降者，及殺捕漢將臣之人懸以重賞。
最重要的是，他們還打起了「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
在長安城最驚慌失措的那些日子裡，晁錯一如既往，與景帝二人在朝堂之上、宮禁之內唱著只屬於他們二人的二人轉，但卻已經有些貌合神離。景帝開始動搖對晁老師無與倫比的信任，而晁錯本人，則對如何善後這場叛亂六神無主。
在這個危機的當口，晁錯沒有展現出一個「智囊」所應該有的決斷和明智。他沒有將最主要的精力放在如何挽救局勢上面，相反，他誤入歧途，開始四處尋找導致這場叛亂的責任人。
晁錯第一眼就瞄準了與自己不對付的庶民袁盎。他對自己的副手(丞史)說：「袁盎做吳國丞相的時候，拿了吳王那麼多財物，一味地向朝廷報告說吳王不會造反。如今吳王已經反了。把袁盎逮捕起來，應該能夠拷問出他和吳王的具體謀反計劃。」副手不以為然地說：「吳王沒反之前，處治袁盎是沒理由的；吳王反了之後，處治袁盎又已經沒了意義。再說了，袁盎是個正人君子，怎麼可能會與吳王同謀。」
副手的判斷是正確的。袁盎之所以在吳國丞相任上不斷替吳王說好話，其目的不過是為了自保。當時的諸侯王們對自己的王國擁有完全的治理權，王國丞相作為長安方面派過去的常駐王國代表，本身地位就很尷尬。更何況王國丞相本身，按制度也是擁有治理權的。這種職責許可權上的不清不楚，也就讓王國丞相們的地位變得更加尷尬。所以，有很多的王國丞相最後都沒有得到善終。在赴吳上任之前，袁盎的侄子袁種就曾告誡他，吳國獨立自治已經很久，你到那邊之後，只可處處順遂吳王之意，不要插手當地政務，才是保身之道。
副手說袁盎是個品行高尚的人，同樣也沒有錯。袁盎是個對規矩禮制極為重視的人。丞相周勃當年因為有誅呂安劉之功，而在朝中頗有驕氣，文帝對他也是極為恭敬。袁盎覺得這不是人臣與君主之間合理的關係，所以就跑去問文帝：「皇上覺得丞相是個怎樣的人？」文帝說：「社稷之臣啊！」袁盎說：「皇上您錯了，丞相只能算是功臣，而非社稷之臣。社稷之臣是要與國家社稷共存亡的。當日呂后當政，諸呂專權，劉氏皇統差點斷絕，丞相當日身為太尉，掌握著最高軍事大權，卻不能出面保全劉氏。直到呂后去世，大臣們集體誅殺諸呂，太尉不過適逢其會而成為功臣而已，算不得是社稷之臣。所以，臣個人認為，丞相在陛下面前有驕矜之色，而陛下又一味地謙讓容忍，是喪失了君臣之禮。」此後，文帝就把對周勃過分的恭敬收斂了起來。周勃知道這個事情之後非常不高興，說：「我和你大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你小子居然在背後說我壞話！」可是，日後周勃遭人誣陷有謀反行為而被下獄時，諸大臣們全都不敢為其講話，卻惟有袁盎站出來公開抗議，力挺周勃無罪。
文帝有個寵妾慎夫人，在宮廷內經常讓慎夫人與自己同席而坐。有一次游上林苑，落座的時候，服務人員照舊例在文帝的位子旁邊給慎夫人也留了張坐席。袁盎見到之後，直接過去就把坐席給撤掉了。慎夫人發怒不願入席，文帝也很生氣，扭頭就走了。袁盎追上去跟文帝講：「臣聽說只有尊卑有序，才能上下和睦。如今陛下既然已經立了皇后，坐在陛下身邊的，怎麼可以是慎夫人這個妾侍呢？這就等於亂了尊卑。陛下喜歡慎夫人，可以多多賜予她財貨。如果用現在這種方式寵愛她，實際上就等於是害了她。陛下還記得從前的"人彘』么？」高祖劉邦晚年過分寵愛戚夫人，劉邦死後，呂后秋後算賬，將戚夫人剁掉四肢，挖去眼睛，注銅入耳，割舌啞喉，扔進廁所里，名曰「人彘」。文帝聞言大悟。
和申屠嘉一樣，袁盎的講規矩、重禮制，在當時是很出名的。自然，也就不難理解他為什麼自始至終討厭晁錯的存在了：晁錯與景帝間的二人轉架空了帝國固有的政務運作體系。
在七國大軍大舉西進之際，晁錯犯下了他一生中最不應該犯下的錯誤：招惹上了袁盎。他有意整死袁盎的消息，很快就為袁盎所得知。袁盎為了自保，連夜跑去見對晁錯極為不滿的竇嬰。作為竇太后的侄子，竇嬰具有上達天聽的能力。袁盎表示，自己有一些關於吳國造反的事情，要當面和皇帝講一講。景帝此刻正不知所措，立馬就召見了袁盎。
袁盎面見景帝時，晁錯也在場。景帝問袁盎：「你曾經做過吳國丞相，對這次吳、楚叛變有什麼看法？」袁盎說：「不必擔憂，擊之則破。」景帝明顯缺乏信心，疑惑道：「吳王鑄銅為錢，煮海為鹽，招納天下豪傑，頭髮都白了才發難，他的計劃如果沒有達到萬全，豈會輕易發作？」袁盎說：「說吳國有鹽鐵之利，那是真的。要說吳國有什麼豪傑，那就是個笑話。吳王真要得到了什麼豪傑，這些豪傑就會勸諫他不要造反。吳國所招納的都不過是些無賴子弟罷了。」
這時候，晁錯在邊上插了一句話。這句話將對他自己的命運影響甚遠。
他說：「盎策之善。」
晁錯這句話的真實分量在於：他不自覺地把自己給出賣了。
在袁盎到來之前，景帝一直在與晁錯研究出兵鎮壓七國聯軍的事情。晁錯提出來的建議是「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他想讓景帝率軍親征，而自己留守後方。
這一建議極有可能是在克隆當年高祖劉邦與蕭何之間的那場分工合作。在與東方各諸侯國，尤其是與項羽的西楚政權角逐中原期間，劉邦一直親自率軍處於最前線，蕭何則坐鎮關中，負責源源不斷地為前線供應錢糧、兵源。漢帝國建立之後，劉邦推崇蕭何為第一功臣。但問題的要害之處在於，景帝既非劉邦，晁錯也不是蕭何。劉邦一生戎馬倥傯，個性剛柔並濟，尤其善於駕馭部下，景帝的性格卻懦弱而且易於衝動，更不善處理與臣僚們之間的關係——也正因為如此，周勃平定諸呂之亂後可以在文帝時代善終；而其子周亞夫在平定七國之亂後卻因為景帝的猜忌，而落得個獄中絕食而死的結局。至於晁錯，更是遠遠不及蕭何的威望與人緣，蕭何可以在關中做到的事情，晁錯多半是做不到的，因為他從一開始就站在了帝國官僚系統的對立面。一個在官僚系統裡面缺乏威望，調動不了底下的官僚們的後勤大臣，能做好後勤么？
理論上晁錯的建議並不靠譜，現實中景帝也極有可能會對晁老師將自己趕鴨子上轎推上前線極為不滿。所以，袁盎到來之後提出的叛軍不足懼的新見解，引起了景帝極大的興趣。
當景帝詢問具體的策略問題時，袁盎卻搞起了神秘，要求景帝摒退左右，大有學晁錯玩二人轉的意思。景帝把其他人都打發出去，只留下晁錯，袁盎卻要求連晁錯也不能在場，景帝於是又將晁錯打發出去。這也許是自景帝登基兩年多以來，晁錯第一次沒有參與這麼重大的機密決策。所以，他當時的心情如何，也可想而知。
袁盎想要和景帝講的悄悄話的確不能有晁錯在場，因為他的「退敵之策」就是殺掉晁錯。他說：「吳、楚兩國之間互通書信，說高皇帝子弟各有封地，如今賊臣晁錯擅自侵削諸侯，所以起兵向西，目的是誅殺晁錯，恢復故地。如今之計，惟有誅殺晁錯，赦免吳、楚等國，恢復其故地，才能平息戰爭。」
對於這一建議，景帝的態度，史稱「於是上默然良久」。在長時間的沉默之後，景帝做出了決定：「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不管結局如何，我絕不會因為愛惜某個人而辜負天下。晁錯最終的命運，在他離場後，迅速到來了。
景帝最後那句話意味深長。所謂「顧誠何如」，表明他其實對殺掉晁錯能否讓七國軍隊撤退，仍嚴重缺乏信心。袁盎本人也沒有給景帝打下包票，他說：「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以我的愚鈍，只能出這樣的點子，還得皇上您自己拿主意。
儘管沒有信心，景帝最終仍然同意了犧牲晁錯。這隻能說明，在此時此刻的景帝心裡，晁錯晁老師的「智囊」形象已經基本坍塌了。這個坍塌的臨界點，則是晁錯自己那句「盎策之善」。
問題很容易理解。在讚美袁盎的判斷之前，晁錯對形勢的判斷與袁盎南轅北轍。他和景帝一直覺得事態很嚴重，而且對朝中臣僚們極度缺乏信任。晁錯用以說服景帝親征的一條重要理由，就是群臣不值得信任。晁錯本人對袁盎的不以為然，也是景帝所熟知的。
所以，晁錯對袁盎的突兀的認可，其實等同於對自己所有局勢判斷的否定。在前一刻鐘，他還在和景帝擔憂叛軍實力強大，必須做皇帝親征而自己留守這樣的持久戰的打算；在前一刻鐘，他還在大談特談其他朝臣完全靠不住；在前一刻鐘，他還在計劃處治袁盎……這句突兀的贊同，徹底暴露出了晁錯內心的不知所措。
當景帝意識到晁錯晁老師已經沒有控制局勢的日趨惡化的能力時，他同意了袁盎的建議。
叛亂髮生後一個月的某一天，長安城天高雲闊。首都保安司令長官陳嘉敲開了御史大夫宅邸的大門，通知晁錯去開最高政治局會議。
馬車沒有沿著熟悉的方向馳向皇宮，而是一溜煙地奔向了長安的東市。在那裡，一名壯碩如牛的大漢，已經把鋒利的板刀擦得鋥亮。
景帝三年正月，御史大夫晁錯被腰斬於長安東市。臨死之前，晁錯還身穿著華麗的朝服。
晁錯被處死的程序耐人尋味。
一方面，在給晁錯定罪的過程中，朝廷極力想要走完正當的程序。在景帝的授意下，丞相青翟、中尉陳嘉、廷尉張歐此前曾聯名彈劾過晁錯。彈劾的理由有兩條，一是蠱惑皇帝，說什麼把大軍交給臣下率領是靠不住的，鼓動皇帝冒險親征，而自己則避難就易選擇留守；二是居然建議將臨近吳國但還沒有被叛軍佔據的一些領土賜予吳國。最後的量刑建議是：「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晁錯處以腰斬，其家人不論少長，一律判處死刑。
景帝用刻刀在奏章上面刻了一個深深的「可」字。
另一方面，在對晁錯執行判決的過程中，朝廷又完全不走程序。既沒有將高層的判決結果正式向晁錯公布，也沒有以處理案犯的正常方式處決晁錯，而是將他誆到刑場，讓他做了一個不明不白的冤死鬼。
這一切，自然都取決於景帝的態度。腰斬是多麼殘忍的酷刑(人被攔腰截斷之後不會馬上死去)，景帝不可能不知道。他即便需要殺掉晁錯以塞叛軍之口，憑著晁老師與自己多年的師生、君臣情誼，似乎也完全不必定刑為腰斬。更不必將晁錯的家人老少全部株連。當然，景帝生性懦弱而缺乏決斷，也許他會認為，對晁錯的懲罰越狠，讓叛軍們退兵的可能性就會越大。但即便如此，也只能很遺憾地說，這樣的量刑，透露出了景帝性格中刻薄寡恩的一面。
——晁錯並不是唯一冤死在景帝手中的大臣，許多年以後，那位平定七國之亂的大功臣周亞夫，同樣被他餓死在了監獄裡。
當然，要說景帝對晁錯毫無感情，似乎也不客觀。在沒有更好的解釋之前，他以誆騙的方式，突襲式地腰斬晁錯，也只好理解為他不想看到晁錯被自己拋棄之後那絕望的表情。也許景帝會認為，讓晁錯稀里糊塗地死掉，要比清楚明白地死掉，不那麼痛苦一些。
在晁錯死後，景帝迅速把自己的倚重轉移到了晁錯的主要反對者竇嬰和袁盎身上。在竇嬰的舉薦下，周亞夫披掛上陣。
從七國反叛到晁錯腰斬，最後到叛亂平定，吳王劉濞身死國滅，前後不過一個來月的時間。這個短暫的時間段能夠說明很多問題。《漢書》一再在與吳國相關的人物傳記里強化吳王籌備造反已經很多年，如《枚乘傳》里就提到，枚乘覺得吳王有反叛的意思，就長篇大論地去勸諫他，吳王不聽，枚乘就離開了吳國；《鄒陽傳》里也提到了同樣的情節。儘管吳王在起兵時聲稱積蓄數十年，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周亞夫不過堅壁不出一個多月，七國叛軍就出現了糧草危機。連一、兩個月的糧草都支撐不了，如何能夠說得上是處心積慮謀劃多年？
自然，這也就反證了劉濞當日所受到的壓力絕對不小。否則他就不會在花甲高齡，在準備極不充分的形勢下貿然起兵，他在起兵之初的揮金如土，只能理解成一種孤注一擲。同樣，這還能證明晁錯在叛變發生之後，對形勢的判斷出現了嚴重的失實。而這種失實，一方面加深了景帝的驚慌失措，同時也使景帝對自己的信任迅速降溫。最終，這一錯誤判斷將晁錯本人送上了腰斬的悲慘結局。
晁錯的悲劇在於，他像所有睿智的政論家一樣，看透了帝國政治未來的方向(削藩)，卻沒能找到一種正確的方式去達成這一目標。在削藩這個必須完成的命題上，晁錯之前的賈誼和漢文帝主張「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晁錯之後的主父偃和漢武帝同樣推崇「推恩令」。二者都獲得了成功，而唯有晁錯遭遇慘敗，本人慘遭腰斬，帝國則承受了一場不必要的叛亂。
如果需要用一句話來為晁錯的人生做一個總結，那麼這句話最應該是：他選擇了用一種錯誤的手段去達成一個正確的目的，最後，他失敗了。他一直在磨刀石上兢兢業業，試圖打磨出一把能夠把敵人一刀兩斷的利刃，但結果，他發現自己錯把刀背磨成了刀鋒，最終自己割傷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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