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新春音樂會

【原載《國家大劇院》雜誌】今年1月14日，亞洲杯足球賽中國國家隊對烏茲別克國家隊，地點是澳大利亞的布里斯班體育場，但是如果僅從電視直播傳送出的現場聲判斷，彷彿置身北京工體：當天有13000多名華人球迷到現場為國足助威！雖然遠在澳洲卻儼然成了中國隊的主場。一周後，還是在布里斯班，中國隊對陣東道主澳大利亞隊的八分之一決賽，同樣有超過一萬名華人球迷到現場為客隊吶喊助威，球場氣氛完全不像是主隊的主場，甚至在賽前唱國歌的儀式中，中國國歌的聲威超過了東道主。這種幾乎「反客為主」的現象令國人激動自豪的同時，也顯現了一個事實：華裔族群在澳洲、東南亞、北美的一些國家中，無論人口數量還是經濟規模都已經成為僅次於本地族群的第二大群體。正因如此，當地政府和機構對這樣一個龐大族群的文化傳統和消費習慣不可能熟視無睹。

2012年，紐約愛樂樂團首次在紐約舉辦中國農曆新年音樂會，其觀眾群就是在美國生活的華人。之所以由外國名團主辦的海外新春交響音樂會從紐約首創，首先是因為當代美國政府和社會非常強調種族平等，推崇「國家榮譽感」而不強調「民族自豪感」，多數美國人對待本國公民，無論是哪國移民基本沒有「排外」心理。特別是紐約，走在大街上看到的有色人種比白人多，是真正的「國際化大都市」。同時美國的藝術管理機構相比起歐洲國家相對務實，更重視市場開發和商業收益，在不違背藝術原則的前提下，能掙的錢一定會去掙，放得下架子。加之近年歐美國家經濟不景氣，特別是古典音樂機構都面臨經費緊張甚至瀕臨倒閉的困境，人多勢眾不差錢的華人市場很自然的成為他們亟待開發的新領域。

其實海外華人在所在國舉辦新春聯誼會、音樂會的傳統由來已久。改革開放以後國內文化部、文聯、大使館等等機構每逢佳節，經常會組織國內的藝術家到海外一些華人較多的城市舉辦諸如「天涯共此時」一類的演出活動。還有很多當地的華人社團或個人，出資邀請國內的藝術家、影視明星來當地演出，以增添節日氣氛。國外的華人從藝術審美方面也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前就定居國外的小企業主或勞工，以及八十年代初通過各種方式移居海外，祖籍浙閩粵等東南沿海地區的華人。他們的社交範圍基本還是在華人圈內，音樂欣賞習慣與審美與國內城鄉結合部居民基本一致。第二類是生活在海外的華人高級知識分子、商界精英及他們的後代，這些華人除了保留了自己的語言和一些中國人的飲食習慣外，在文化與思維方式上已經完全適應並融入了當地社會，他們也能夠欣賞一些中國的民族音樂和流行音樂，但在審美方面相對西化。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海外華人在數量比例方面，上文中的第一類仍占絕大多數。那個時候就算當地的交響樂團願意演中國的交響樂作品，當地的華人也未必有意願支撐起這個市場，當年很多國內交響樂團出訪遇到的票房尷尬就是例證。但隨著二十世紀末高校出國潮的那批華人逐漸在所在國獲得公民身份成家立業，以及老一代華人的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越來越大，海外華人的文化背景構成發生著變化，上文中第二類華人的比例迅速增加。特別是在歐美髮達國家，李小龍、成龍電影中那種只能生活在「唐人街」的華人越來越少，華人社會形象和地位讓當地人越來越感到親切與認同。這個時候外國交響樂團在華人的節日舉辦中國音樂內容的音樂會，也就水到渠成般自然了。

歐美交響樂團舉辦中國新春音樂會一旦成為慣例和新的傳統，此舉最大的契機是華人作曲家的交響樂作品有機會得到真正意義上的推廣。過去那種國內樂團「走出去」演幾首中國作品，就好比外國的中餐廚子來中國做幾道自創新菜，中國美食家也就嘗個新鮮說一堆讚美的話，但多半人走菜涼上不了國內飯店的餐桌。這回是外國廚子把菜譜寄來，咱釣魚台的國宴師傅照著菜譜掌勺烹調，這和當初的「送貨上門」完全是兩個概念。再加上一批活躍於歐美一線舞台的華裔演奏家、歌唱家、指揮家正值藝術生涯的鼎盛時期，他們的明星效應對於中國交響音樂的推廣也會是非常有力的。

二十世紀初柴可夫斯基、莫索爾斯基、斯克里亞賓等等俄國作曲家的交響樂和歌劇得以在美國推廣，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於大量流亡美國的俄裔猶太人和貴族後裔的市場需要，以及一大批俄裔演奏家、指揮家在美國的崛起。但有一點區別在於：中國在世界近代音樂史上，沒有自己的柴可夫斯基、斯克里亞賓、拉赫瑪尼諾夫、普羅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維奇。中國的交響樂創作二十世紀初才開始步入向西方學習的「習作」階段，從而錯過了經典交響樂時代最後的半個世紀。當中國作曲家終於拿出了可以令外國同行願意認真閱讀研究的作品時，二十世紀最後一位具備大眾知名度的交響樂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都已經去世了。現今一批中國作曲家的交響樂作品終於被國際樂壇認可和推崇，但交響樂文化本身的「繁衍」功能已經喪失，短期內我們無法指望有多少新的交響樂作品能夠與傳統經典作品共同成為舞台常備曲目，這不是中國作曲家的問題，而是全世界傳統藝術音樂創作所面臨的窘境。然而歐美國家的交響樂還可以「吃老本」，連芬蘭、挪威、捷克這樣的國家也還各自有西貝柳斯、格里格、雅納切克的經典作品可以撐門面，而亞洲和非洲國家在這方面就相對尷尬了。

如果打算讓國外交響樂團的新春音樂會能夠有持續性發展，由「策劃」變為「計劃」，從「熱鬧」成為常態，中國交響樂作品的挖掘與創作能否跟得上是關鍵。如果年年總是靠《春節序曲》《海霞組曲》《梁祝》《黃河》《我愛你中國》主打，用不了幾年海外華人也會倒胃口的。無論中外，這種節日音樂會的委約新作品，不能指望那些以深刻和技法見長的學者型作曲家，因為他們內心中對於取悅聽眾是有抗拒本能的。或許這種類型的作品，更適合具備交響樂創作技術，但日常工作內容又並不是純學術性的「跨界」作曲家。比如美國的伯恩斯坦，他在成為舉世矚目的指揮大師之前是一位歌舞劇作曲家，也擅長爵士鋼琴演奏，而他現今在交響樂舞台上成為經典作品的幾首序曲和組曲，基本都是他創作於這一階段「雅俗共賞」的作品。海外新春音樂會新作品的徵集，最有可能誕生「經典」的，或許是那些畢業於專業音樂院校，現在從事影視音樂創作、編輯的中青年作曲家。另外「音樂會詠嘆調」（ConcertAria)這一很多國內音樂專業人士都不很熟悉的體裁，其實非常符合新春音樂會的氣氛。歐洲經典的音樂會詠嘆調如《春之聲》《威尼斯的狂歡節》《夜鶯》等等都是最受大眾歡迎的音樂會作品。國內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出現的很多「創作歌曲」和「藝術歌曲」，如《我愛你中國》《為祖國乾杯》《帕米爾，我的家鄉多麼美》等等其實都是典型的「音樂會詠嘆調」——為人聲和交響樂隊而作的音樂會獨唱曲，只不過這些歌曲後來更多是在各種晚會上用卡拉OK的形式演出。國內創作這類聲樂作品的人才濟濟，這也是擴充海外新春音樂會曲目的突破口。

外國名團在外國辦中國新春音樂會，這對於還在爭論該不該過「洋節」的廣大國人無疑是一件很振奮的事件。或許在很多人眼中，這就像布里斯班體育場里回蕩著震耳欲聾「中國隊NB」的吶喊聲，是對於歷史教科書里「半殖民地」這個刺眼辭彙的又一次報復性得意。然而假如中國足球隊真的已經是世界強隊，我們也就不會因為亞洲杯的三戰三捷小組出線而感到特別揚眉吐氣；如果中國的交響音樂創作真的有足夠的經典和影響力，外國交響樂團定期演中國作品就像定期演法國、俄羅斯、英國、義大利作品一樣成為常態，「新春音樂會」也就真的可以回歸「音樂會」本身了。

張佳林

201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