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經典：八、這一曲變奏誰人和弦

這一曲變奏誰人和弦

——王鐸與「三狂人」之榮辱

王鐸是個書法天才，是帖學孕育出來的少數大天才之一。他曾經是傲骨錚錚的漢子，在大明王朝叱詫風雲——與皇帝論是非，險些丟掉性命。他也曾與黃道周、倪元璐一起，被朝野稱之為「三狂人」而聲名朗朗。他和黃、倪都酷愛書法，都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成績——若僅僅論說書法，不但黃、倪二人望塵莫及，即使在整個大明帝國幾百年的歷史，也難有人可以比肩，在整個中國書法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天才，是里程碑式的人物。

然而，在人生最後的關頭，老猿突兀，以至千古難斷，時在崇禎十七年六月初。以馬士英為首輔，王鐸為次輔，成了王鐸仕宦的最高點，也隱約間埋下了悲劇的伏筆。他雖然猶豫再三，還是接受了這個職位，無疑是個不幸的抉擇。這一次，他真的走到了人生的盡頭。隨時都有可能崩塌的大明王朝如同小舟入海，而王鐸在這條四處漏水的破船上，擔當了副駕駛的角色。這也罷了，就在大明王朝這條船即將沉沒的緊要關頭，他的選擇讓人感到意外。而這意外，使得他身後竟是灰暗無比。他沒有將他的聲名保持到彌留之際，在即將蓋棺論定的時候，冥冥之中哼出了令人難以唱和的紊亂之調，偏離了他用生命奠基的主旋律。

這一曲變奏，誰人和弦呢？

一

公元1645年，「大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干支乙酉，屬雞。五月十五日，這本來是個極其祥瑞的日子，中國人喜歡五，因為它是半個整數，有數理上的吉祥徵兆。也可以這樣認為，「五」這個數字，可以誘發內在的大順成為現實。

表面看上去，國家機器的傾覆似乎偶然，其實卻孕育著必然。弘光元年的吉祥日期，不但沒有誘發大順成為現實，反而成了他們末日的見證。其悲慘之狀難以盡述，四天前——

「帝既出，宮門大開，內外鼎沸，宮女雜走。百姓亂擁入宮，搶掠御用物件，內庫銀絹……皆被劫罄盡……男女出城者如蟻……」

四天後，即五月十五日，江南正是百花開放，萬木蔥綠的好時節。天氣不冷也不熱，讓人完全可以享受大自然的恩賜。然而，人為的動亂沒有給人以享受，自然界的一片生機反而成了葬送百姓福祉的墓地。豫親王多鐸率領在揚州屠城十日的清兵進入南京城，身為次輔的王鐸與禮部尚書錢謙益率文武百官納降。將他一生的英名釘在了恥辱柱上成為惡名，為後世所不恥。

歷來有喜歡王鐸書法的，當了解了王鐸的那最後的作為，可能罷手，離王鐸遠去，改宗別的書家。日人到中國來，欲搞慶祝活動或建立王鐸紀念館，仁人志士覺得他們不懷好意，有為漢奸樹碑立傳之嫌疑，於是不與之合作。

王鐸家鄉的後世人們，說起王鐸還有點曖昧。康熙年間重修的《孟津縣誌》，幾乎不願意提及他，記載其親屬，凡是涉及王鐸的地方，都用空白來代替。乾隆時期修《清史列傳》，愛新覺羅·弘曆御旨史臣說：「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順，陟列卿，大節有虧，實不齒於人類。」

王鐸歸王鐸，我倒覺得，弘曆有點作秀的味道，幾分做作，幾分嬌柔。定鼎的時候，為什麼不將那一百多投順的大臣都殺了。如果弘曆是開國之君，他會在很短的時間裡聖諭如此嗎？現在天下太平了，這些個所謂的貳臣們已經遠去，他倒會表現自己的正昌與正義。不過，我們倒另有感觸，氣節還是得要的。不管你當叛徒，還是納降，或者是歸順，或者是附逆，或者是被招安，那你就得有所準備，以「貳臣」的代價當磨道之驢，卸了磨總免不了被一殺。

在中國書學史上，帖學孕育出來的書法家不少，傑出的書法家並不是太多。王鐸的意義在於帖學——傑出——典型。從書學的走向，藝術的可能性等等方面提供了可以解剖的例證。可是，我不滿足這些，我更關注產生這結果的動因，或者說，我關注的是歷代傑出的書法家們的人生歷程。從這些歷程中，推及於人類，推及於人類的藝術活動與人生的關係。

書法這門古老的藝術，其實在唐代已經完成了它的最高形式。換句話說，「篆、隸、行、揩、草」五體書法都已經形成了高峰。無可否認，先秦的大篆以及李斯、李陽冰的小篆成了篆書的規範；豐富多彩的漢隸面目，不由得讓後世學者難以逾越；以王羲之為代表的行書，為後世提供了學習的永遠典範，王羲之也因此成了無冕之王；經唐初歐、虞、諸、薛到顏真卿、柳公權，將楷書推向峰巔；又漢代草書大盛，草聖張芝所留墨跡難以尋覓，張旭、懷素以其更具衝擊力的狂草彌補了這一缺憾。面對這五座峰巔，何人敢大言不慚地說，可以在珠穆朗瑪峰上再起峰巔呢！

中國書法截止於唐，已經完成了古典書法藝術的終結，從宋朝開始，書法這門藝術就該壽終正寢了！這樣說未免傷害所有以漢字為藝術對象的志士仁人，國民也難以接受。書法是中國人的圖騰，像這個國度一樣，有書聖，也有書民。書法的文化根子扎得太深，它的人文基礎太廣泛，在毛筆失去了實用功能以後還能生存。以至於我們誰也難以對它視而不見，我們都曾經與它耳鬢廝磨。高峰儘管是高峰，我們後世的君王和子民，祠奉那些高峰就是了。我們依然在高峰面前攀登，像《西西佛的神話》一樣，登頂不可能還要攀登；我們還要在關公面前耍大刀，我們可以花樣翻新；依然在魯班面前做木匠活，我們現在可以使用檀香木做。書法的生命力還在延續，於是，有了新的形態，有了新的出路，有了新的面貌，有了新的意趣，有了更多的摸索與探索。王鐸無疑是這些探索者中的佼佼者，一個書法天才誕生了，他的創造力是不容忽視的。

二

王鐸（公元1592-1652年），字覺斯，河南孟津人。他出生的1592年，這年也可以稱之為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在黃仁宇先生那部極其著名的史學著作《萬曆十五年》里，我們對萬曆皇帝明了不誤。一個活生生的皇帝擺在了我們面前，一個在位四十七年的皇帝長期無所作為，一個整天想著與自己的大臣作對的皇帝，一個對愛情專心的皇帝。

這樣的人如果當老百姓，又安於清貧，未必不是好人。可是，當皇帝有皇帝的職責，要對國家負責任。一個對國家不負責任的皇帝，他再善良或者再無害於旁人，他仍舊不是好皇帝。其實，在萬曆之前，更為荒唐的是萬曆的叔祖正德皇帝。他御宇天下不到兩年，就搬出了紫禁城。他搬出紫禁城目的極其坦白，就是不再受宮廷禮儀的束縛，自由地干他自己要乾的事情。朝廷正常值日的大臣常常找不到他，朝政當然荒疏。他把新建的住宅稱之為「豹房」，終日淫樂。剩餘的時間便是快樂的軍事訓練，像小軍官一樣訓練小隊人馬。這小隊人馬由他信任的太監和精選的小股軍隊組成，也分為兩軍，互相攻擊。忙於練兵的皇帝終於有了檢閱自己實力的機會，正好有少數民族犯邊，他親自率領兵馬出征。侵邊的軍隊並非大規模進攻，只是騷擾而已，由於大臣反對他作為皇帝御駕親征，他就將自己任命為大將軍。文官反對儘管反對，他還是一去四個月音信全無。送去的奏摺像扔進了大海，基本沒有御批。

萬曆之所以敢棄朝政於不顧，這位叔祖的榜樣肯定給他幫了忙。

生在這個時代，當然是大不幸。對於王鐸這樣一個天才來說，概言生不逢時，他無法選擇地出生在了一個急劇衰落的時代。國家的政治、社會大環境如此，家庭的小環境也屬惡劣。他的父親有薄田十三畝，要養活八個孩子。一日兩粥也不能持續，母親常常以菜充饑。她告戒子女：「子勿忘我餅盡腹飢時，女勿忘我珥鬻幣時。」

清貧力學，夢寐之望仕進之路。「余少年貧，衣食為艱，鮮有掖者……不求人憐。」這是何等的骨氣，倔犟的性格讓他獨立。不求人憐是不容易做到的，讓人可憐見的，無論男女，才不會遭人嫉妒與嫉恨。14歲才開始正式讀書的王鐸，在上學那年就臨摹懷仁和尚集王羲之字《聖教序》；18歲就讀山西蒲州的河東書院。同鄉喬允升不無感嘆道：「孟津中之富家子弟，但有吃穿而傲視鄉里，只王家長子王鐸勤奮好學。」也由於這位同鄉的襄助，王鐸幸運地度過了萬曆四十四年的河南大饑荒。

公元1622年的春天，住在京城報國寺的王鐸參加了高考，殿試名列三甲第58名，賜同進士出身，時年31歲。連科及第的王鐸，這時候真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了。連科及第已經是莫大的榮耀，好事情到來的時候，想棄絕也是萬難。從諸多的進士中，經考試，被選入翰林。朝政「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尚書非翰林不任」的政策，阻擋了很多人，而王鐸是幸運的，也是具備了條件的。久困山林的王鐸一步登天了——進入中央政府的夢想成為了現實，他可以和皇帝接觸並進言治理國家的大計了。

王鐸的運氣太好了，他在那麼多出類拔萃的人當中，更為出類拔萃。他的幸運不止一端，遇到了兩個好同事，即福建人黃道周，浙江人倪元璐。這兩位也是書法大家，在明末的書壇屈指可數。日後馬宗霍說：「然黃石齋之崖岸，倪鴻寶之蕭逸，王覺斯之騰挪，明之後勁，終當數此數公。」黃石齋即黃道周，倪鴻寶當然就是倪元璐了，而我們的主人公王覺斯，還用贅言嗎？

三

幸運總是伴隨著危機，那危機不是王鐸的作為所能左右。在他初涉政壇的歲月里，政治危機並沒有讓他退縮。王鐸與黃道周、倪元璐成為知己，與其說是因為都有酷愛書法之初衷，不如說他們作為人的品質更相近、政治立場的趨同。也由此，在明天啟之初，被時人稱之為「三棵樹」、「三狂人」。

政治危機主要是在東林黨與肅寧文盲、太監魏忠賢之間展開的。

如果我們要儘快進入我們要了解的時代，最好看這樣的一幅對聯：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此幅對聯為東林書院的辦院宗旨，「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朝野各種政治代表人物、東南城市勢力、某些地方實力派等，一時都聚集在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東林派周圍。讀書聲與風聲，都是東林學子所入耳的。然則，終究是國家的事情才是他們終極關注的焦點。修復東林書院，時在萬曆三十二年，隨著萬曆皇帝在四十七年駕崩，東林黨越發活躍，與閹黨鬥爭亦趨於白熱化。椐資料介紹——

「天啟時期，宦官魏忠賢專政，形成明代勢力最大的閹黨集團，齊楚浙諸黨爭相依附之，對東林黨人實行血腥鎮壓。」在這一時期，「加東林以惡名，並列黨人榜於全國，每榜少則百人，多至五百餘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奪，朝中善類為之一空。魏忠賢還指使黨羽製造《東林點將錄》，將著名的東林黨人分別加以《水滸》一百零八將綽號，企圖將其一網打盡。」

鄒元標在天啟初年還京，與馮從吾一起創辦了首善書院，相當於是東林書院的北京分院。當時有記載說：「首善書院，明天啟二年建，在宣武門內，為總憲鄒公元標、馮公從吾講學之所……紳衿有志於學者，環而靜聽，或間出問難，無不暢其懷來。一時轉相傳說，咸知顧名義，重廉恥，士風為之稍變。」黃宗羲《明儒學案·顧憲成》說：「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葯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參加東林議政的很多是進士翰林，在中央和地方有盤根錯節的勢力，他們的輿論構成一股民間政治力量。

「三狂人」之名重一時，在於他們政治上清楚，立場堅定。在豺狼當道的惡劣政治環境中，不與專權者合作，堅持公道與正義，身在其中，有時候就很難做到。在我們的經歷中，有大環境的，也有小環境的，這樣的例子在所有人的周圍盤桓纏繞，太多、太多，多到讓我們不願意再舉例理睬它。

魏忠賢之厲害，可以將東林黨剿滅，一個呼風喚雨的角色。在他為宦官樹碑立傳修《三朝要典》的時候，王鐸職務所在，難以推卻。可是，他還是辭去了編纂的工作，不與閹黨為伍。這是個危險的舉動，要做好被害的準備。這又是何等的勇氣，又是何等倔強。這年他35歲，在35歲這年，他的傲骨，他的正直的舉動，他的作為，被記入民族的史冊，顯得熠熠生輝。也在這年，袁崇煥破清軍於寧遠，王鐸作詩《丙寅寧遠捷》以致賀，國家的利益高於自己的煩悶。

歷史往往不那麼公平，當巨石從山頂滑落的時候，再難阻擋。崇禎皇帝朱由檢就被歷史推到了這個位置上，他要阻擋明王朝這塊石頭滾滾滑落。

崇禎生活檢點，勤於政務，在明朝永樂以後的歷代皇帝中所僅見。他憂心國事，苦撐危局，事必躬親，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一心想做「中興之主」。椐說他的膳食簡單，能度日即可；衣著樸素，能上朝就不再挑剔。

似乎正義到來了——已經於天啟年末自殺的魏忠賢，在正月受到碟屍，費盡心思所編纂的《三朝要典》被燒毀。這是崇禎皇帝上任之初的作為，他真的想挽狂瀾於即倒，真的想阻擋明王朝那塊從山頂滑落的巨石，讓危局得以安然，朝綱整肅，威嚴聳立在這個世界之上。讓危卵成為固若金湯，讓急待整修的殘垣斷壁恢復往日的輝煌。讓大明江山振興，成為歷史的榜樣。

何謂歷史的不公平？崇禎元年，也就是朱由檢即位的第二年，清軍大舉進攻。在內地，連歲荒歉，官吏苟虐，饑民紛紛起義，李自成稱闖王。關於農民起義，毋庸費舌，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上說的已經夠多了。如果說農民起義乃是官逼民反，那麼，滿清那血盆大口已經張了好多世紀了。入主中原的情結使得這個民族驍勇善戰，他們終於找到了機會。過去那個肉食動物般食物鏈頂端的東方之雄師，現在已經是病貓了。

楊嗣昌這個名字是我們所熟悉的，因為他像秦檜一樣是名人。他們的出名，都與他們的作為大有關係，面對血盆大口，他們主張與野獸商量一下，看能不能不吃我們。翻譯成史學家的話，叫作「議和」。王鐸的同事、好友黃道周，在崇禎皇帝詔對之際，以一個勇士般的精神，予以批駁。歷史上這種抗爭都遭到了不正義的懲罰，黃道周也無例外的被貶官。

戰與和的論爭還在繼續。

武死戰，文死諫，是古代正義之士所崇仰的信條。

僅僅十九天之後，王鐸繼之，再次上疏 「言邊不可撫」。楊嗣昌奏摺一道，上書皇帝，要求給予王鐸「廷杖」的處罰，廷杖，在《萬曆十五年》中有詳細的描述。這刑罰與其說是打人，不如說是死刑，逃出「廷杖」懲罰能活著的人，也在其後的歲月里生不如死。王鐸又是何等的正義，膽量，勇敢，這些表現英雄的辭彙就儘管應用吧，一點也不過分。

消息一出，王鐸一家人惶惶不可終日，王鐸鎮定自若。好在崇禎皇帝沒有聽楊嗣昌的， 「上亦不加罪焉」，王鐸幸運地逃過一劫。事隔數日，經筵秋講，這等所謂的經筵，實際上就是在皇帝面前念自己的政治論文。他說：「白骨滿野，敲骨吸髓……驅民為賊，天下大亂，致太平無日。」

這個論文受到了皇帝的怒斥，王鐸時年47歲，干支戊寅，虎年，即崇禎十一年，距離崇禎在煤山上吊還有六年。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不妙，此後的王鐸，開始了他苦難的歲月。

四

公元1640年，崇禎十三年，干支庚辰，屬龍，九月王鐸受命南京禮部尚書。上任途中，農民起義聲勢浩大，王鐸不得不帶領全家開始流浪，漂泊於河北、湖北、江蘇一帶。其實，從這時候起，他已經脫離了朝政。49歲開始了他極其苦難的生活。此前，十一年，兩個幼女先後夭折。此後十四年，老父病故，四個月後老母仙逝。屋漏偏逢連陰雨，十五年，結髮35年的妻子病故於江蘇桃源一隻小舟之中。葬妻已經成為奢侈，胡亂埋於草地。客死他鄉，屍骨難以返里。在這種折磨之中，王鐸依然能堅持活著，已經是大不易的事情了。然則，老天爺並沒有放過他，翌年，三妹和幼子、三子死於逃難途中。

王鐸真正體會到什麼叫作國破家亡了，國家千瘡百孔，親人一個一個相繼死去。他在巨大的悲痛中還沒有倒下去，似乎是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支撐著他。到底是什麼力量，使得他能夠繼續他的生命，是人類的求生本能，還是別的，斷難猜測。有人說藝術源於人生的苦悶，還舉出了王羲之的《蘭亭序》、顏真卿的《祭侄稿》、蘇軾的《寒食詩》為例子。不錯，這三部法書都是人生的諸多不得意所成就，而王鐸，在這個時期，書法活動也頻繁。雖然到不了每日必寫的程度，卻有長篇巨制流傳至今。比如，崇禎十五年的《贈張抱一行書詩卷》、《贈張抱一草書詩卷》，都是獨一無二的法書作品。

在懷慶期間，似乎他的日子有所好轉，多虧了張抱一的贊助。這時候，他與小福王朱由菘有來往，還有能力照顧福王的生活，這給本來流浪的王鐸日後的命運埋下了伏筆。這個伏筆改寫了書法史，也改寫了歷史，更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的思考。而此時，他若是繼續流浪下去，或者像他的所有親人一樣死去，那麼，的確，一個受人永遠敬佩的偉大書法家就成了。他的家鄉會有個莊嚴的紀念館，隆重的，又是虔誠的。像蘭亭之紀念王羲之，像湄州之以蘇軾為榮。因為他於書法史太重要了，幾乎是出現了奇蹟。在所有書體已經高峰聳然而立之後，他提供了書法另一境界的可能。可是，親人相繼去世，他還活著。這讓我們想起了一句電影台詞：死去的已經死了，我們還得活下去。

公元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回天乏力的庄烈帝朱由檢，亦即我們通常說的崇禎皇帝，在煤山，現在叫景山，史書記載叫作萬歲山，自縊身亡。自殺前，他寫下遺書——「御書於襟」：我德薄藐小，上天來懲罰我。「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

無論他過去多麼無能，又怎樣的缺乏治理國家的能力，又是怎樣的小肚雞腸，又貶謫黃道周等一系列的忠臣，又是怎樣的打擊了魏忠賢等宦官再度寵信另一批閹黨，他再有缺點，再有錯誤，這個死，真也動人心魄。讓我們不得不承認，他還是有高貴血統的，死得像個男人，死得像個皇帝。比起樂不思蜀的阿斗，比起以書畫著稱、獨創瘦金體的宋徽宗趙佶，比起晉愍帝的苟活，怎麼不讓人肅然起敬呢？

歷史在這裡停頓，或者說，我們在看這些文字的時候，不得不喘口氣。

這是重重的一筆，讓愛新覺羅氏也不得不給予這個頭號的敵人以皇帝之禮厚葬之。

倪元璐（公元1592-1644年），與王鐸是同科進士。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的消息傳到浙江上虞，史書記載：「元璐整衣冠拜闕，大書几上」，曰：「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屍，聊志吾痛。」「遂向南坐，取帛自縊而死」。倪元璐也上吊了，追隨那個他並不讚賞的皇帝到九泉之下而去了。如果真的有魂靈，他肯定還會在黃泉路上與皇帝討論朝政，爭辯是非，黃道周給他撰寫墓志銘。而「至性奇情，無愧純孝」，則是黃道周在他生前對他的評價。那評價來自皇帝升黃道周官爵的時候，他的辭疏「七不如」所云。

黃道周（公元1585-1646年），這是個敢跟皇帝吵架的人，是個從來就不怕殺頭的人。似乎他總是頂撞皇上，在他的字典上就沒有害怕那兩個字。

一次皇帝召對於平台，本來有很多大臣，可是，弄起來就成了皇帝與黃道周的對話了。話不投機，皇帝已經怒了，他還不依不饒。他說，我今天要不和陛下說清楚，就是臣子我辜負了陛下；如果陛下今天殺了我，那毛病就是你的了。皇帝說你一生的學問，到這裡為止成了謬論了，快滾蛋吧！

黃道周起來又跪下說：「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為忠耶？忠佞不分，邪正淆矣，何以致治？」

「你是非不分，忠奸不辨，怎麼能治理國家呢？」這話說得像是在辱罵。

楊嗣昌在旁邊起鬨觥火道：「太過分啦！太過分啦！放肆！放肆！」

其後，黃道周終於遭貶謫於江西，後來還一度入獄。

崇禎駕崩之後，黃道周其實尚在南方，為保駕南明小朝廷，竟親自徵兵，企圖光復大明。在婺源與清軍交戰時被俘，押解至南京。

面對死亡，才是對一個人的終極考驗。參透了死，才會有生命的質量。不用說，黃道周是不會投降的。在給他專門預備的單間牢房裡——現在叫作小號兒，他在做他要做的事情。他有許多書畫應酬，不能因為自己的死而食言。在小號里，他完成了答應給別人的書畫創作。接下來，他還給自己撰寫墓志銘。這讓我們馬上想起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在李希烈給他挖的墓地里，他面對死亡，自撰墓志銘以伸其志。誰能說倡導氣節，倡導風化沒有用呢？作為人的品質，除了自身之外，一個民族的精神，終究是可以傳承的。

黃道周臨刑前破指血書：「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勿憂」十六字，泰然赴刑。走到「東華門，坐不起」，說：「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

黃道周岸然赴刑，其形象光彩照人，給我們後來人以強烈的震撼，時間停頓了，這是公元1646年，順治三年三月，一個讓我們久久駐足的時間……

王鐸不在現場，他已經於前一年的閏六月抵至杭州。

五

我們還是將畫面切回到公元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五月十一日，這是個再普通不過的日子。因為有了馬士英等擁立監國數天的小福王朱由崧稱帝，這個日子就不那麼普通了。這個轟動全國的舉動，讓還沒有從亡國的噩夢中醒來的明朝遺老遺少們又看到了一絲曙光，儘管那根本不是曙光，只不過是大明朝轟然倒塌的結束曲的餘音而已，卻仍舊顯得那麼鄭重其事。

朱由崧稱監國的時候，念及王鐸的救助之恩，已經推舉王鐸為東閣大學士。而王鐸這時候正在蘇、杭一帶，也就是說，他還沒有與朱由崧重逢，東閣大學士的頭銜已經塵埃落定。當初，王鐸怎麼也不會想到，朱由崧會成為皇帝。現在，他成了皇帝的臣子，他從恩人成了紅人，真是「人還未到，已聞其聲」了。

歷史就是這樣，你不要預支情節，不要過早地論斷是福還是禍。

公元1644年，詔以明年為弘光元年，崇禎十七年還在繼續，似乎可以證明，大明朝仍然是合法政府，帝國的機器還在運轉，因為一切的官職官位的來由，都可以在幾百年的祖制中找到根據。在此年度，與崇禎十七年並行的，還有兩個年號，一個是李自成大順的永昌元年，另一個是大清順治元年。

崇禎十七年六月初，天氣極其炎熱，人們的情緒變得焦躁起來。儘管夜間偶爾有風刮來，溽熱的空氣卻沒有什麼改善。王鐸也在這時候正式進入內閣，以馬士英為首輔，王鐸為次輔。在明朝，似乎輔政之職位極其顯赫，也的確是大權在握。馬士英之任首輔，當然是擁立之功，自不待言；而王鐸之坐次輔的交椅，多少讓人覺得有點兀然。可見，當時在懷州，王鐸對朱由崧的襄助，很可能是生死攸關，絕非生活幫助那麼簡單。

從朱由崧正式即位到出走，可以算是一周年。在這一年的時間裡，在南京苟延殘喘的南明王朝都幹了些什麼呢？這已經不那麼重要了，而作為次輔的王鐸又有什麼作為呢？

早在王鐸進入中央政府之初，就曾經與當時陰險狡詐的首輔溫體仁不和，不得不改到南京任職。現在，他作為次輔，又在南京了。此情此景，他是不能夠達到內心平和了。不得不想當初，不得不觸景生情。就在他任次輔的時候，他做的一件大事情，就是擬旨削了溫體仁贈謚及官蔭。

很顯然，在南京苟延殘喘的南明政權，不能夠勵精圖治，不能夠面臨當前的大敵。既是在大敵當前，也無能力面對而重整旗鼓。眼看日薄西山，落日的徵兆歷歷在目，末日即將到來。所謂的朝廷，不過是安慰噩夢醒來那驚悸的心緒而已。他們還有相當的工夫在這裡內訌，以為這還是鼎盛時期。大規模的內訌是關於「擬定北部降賊大臣的罪名」，表面看上去是敵我分明，其實是堅定了北部已降大臣的「降」的決心。這不僅僅對北部大臣是一個錯誤，對南明政權內部，再次哄然，波瀾再次涌動。王鐸對北部已到南京的大臣是保護態度，與他持一樣態度的被削籍，王鐸則再次受到特別的禮遇而免遭大禍

南明弘光元年三月一日，距離朱由崧從南京出走的五月十日還有兩月余，有從杭州來的一個人，自稱是「太子」。因為「真偽」之爭，從而引發了一場規模巨大的內訌，一度鬧到了兵諫的程度。王鐸「主偽」派佔了上風，將「太子」關進了監獄。

五月十日，朱由崧跑了，馬士英也跟著跑了。

看來，朱由崧對王鐸，只是感謝而已，絕非那麼看中。與馬士英比起來，他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儘管當時馬士英擁立福王朱由崧的目是險惡的，要控制這個不那麼爭氣的皇帝，可是，在緊要關頭，朱由崧還是帶走了馬士英，將王鐸留在了南京。救命之恩大，還是擁立之功大，當然是當官的事情比命大了。皇帝也罷，官吏也罷，莫不如此。

留下，等於是送死，就是留給敵人，讓敵人殺了算了。

話雖直露，理卻不蒼白。

你是死是活，就看造化了。

如果王鐸在流浪的許多年裡像他的親人一樣死去，他仍然可以是個受人景仰的傑出書法家；如果他跟著朱由崧一起逃走，像朱由崧一樣在混亂中被殺死，他依然可以保持他的晚節，是赫赫有名的書法家；如果在清兵入城被亂軍誤殺，他也是耿耿一名士，作為書法家也是節義千秋。可是，這些如果都沒有發生，所發生的，是在朱由崧逃走後，內訌的傳統還在繼續。沒有來得及逃走的散兵游勇與憤怒百姓一起，將「太子」從監獄裡救出來，皇袍加身，齊呼「萬歲」。將本來已經換上了百姓的衣服，準備逃走的王鐸捆綁，遊街示眾，毆打與辱罵，鬚髮被打光，慘不忍睹。這憤怒多半來自於朝廷的潰敗倒塌，將這些沒有來得及逃走的人交給了敵人。這情緒這憤怒程度，難以遏制。

六

「三狂人」之倪元璐死了，黃道周死了，而王鐸還活著。

他為什麼還活著，是貪生怕死之徒嗎？這樣說可能會有歷史的偏差。在數次重大的歷史關頭，他都在抗爭，為了信條，他不惜丟掉作為一介書生，一個普通的農民的孩子已經得到的顯赫位置。

王鐸之降清是叛徒嗎？顯然不是。這與吳三桂反戈一擊，與王精衛之投敵，與許許多多的叛徒內奸相比，他都不是，他是接受了滿清。他與百姓一樣接受了滿清嗎？不是，因為百姓不掌握朝政，朝政在皇帝與大臣手中。

他不是個老奸巨滑之徒，狡黠詭詐、反覆無常的梟雄與他無緣。他不是個壞蛋，在歷史上，他從來不曾坑害朋友與同事；不諂媚，不世俗，不是個賣身投靠之徒；對皇帝也不俯首帖耳，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一生的英名，就因為比黃道周多活了幾年，一切都完蛋了。

這是怎樣的悲哀呢？

當王鐸以老邁的身軀，遲疑再三，來到了他熟悉的北京，眼前的景物還是原先的景物，這座城市依然在運轉。改朝換代了——他由一介書生而發跡，曾經一度叱吒風雲。他走過大街小巷，來到曾經的立身之地，也是精神寄託的地方，有什麼感想呢？他不能不想到當年的風光，也不得不正視現實的尷尬、憂傷、無奈、羞辱與悲憤。

雖然他的官職一路盤升，除次輔外，一如在明廷。可是，他卻迷醉於酒色之中，有病也不治療。「吾自知壽命不長」，「萬事無如杯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自我如此的鞭撻，也不能讓後世的人們對他這一曲變奏給予和弦。

讓王鐸感到，他再多活一天，也是不能為時勢所允許的了。更多的不是來自外界的允與不允，而是他內心的自我不允許。他不想再活下去，又沒有倪元璐卷帛自盡的勇氣。他可能更盼望清廷殺了他，可他又沒有黃道周幸運，能在法場上還那麼瀟洒地選擇自己斷頭台的位置。他自我上刑，戴上沉重的枷鎖，遊盪在朝野。唯一忠實陪伴他的，就是書法了。他生命的最後幾年間，留下了大量的墨跡。

考訂他有著錄的260餘件法書存世作品，就會知道，他在發現書法於他是難以分割之後，他就對此耿耿於懷。他要求自己，要留給世人「好書數行」，實在是有意傳世。「寂寥深山，獨坐無人；老猿一叫，陡然一驚」，這又何嘗不是藝術傑作給人的驚絕之感呢？

他的為數眾多的書法作品，還不包括散見於私人收藏。從著錄年代看，幾乎是伴隨他的一生。他痴迷在書藝之中，「余於書……沉心驅智，割情斷欲，直思彼室奧。恨古人不見我，故飲食夢寐以之。」

這是他在書法上的野心，與古人相提並論，也還不滿意。另一方面，他又對自己不那麼有信心。這是古來有成就的藝術家共同的心態——對自己的創作永遠不滿意（假如一個人沾沾自喜於自己，十分欣賞自己，怎麼看怎麼順眼，覺得自己就是那完美無缺，這個人的藝術水準一定不會有多高）。他也不是總在鄙薄自己，在鄙薄自己中完成一件又一件垃圾。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有自信，自信的程度是常人難以想像的。可是，他還有另一面，就是永遠對自己不滿意。在自信與不滿意的矛盾中，創作出傑出的經典之作。這就是藝術家特有的內心世界，是常人難以理解的。

王鐸的行草書，字體開放，內斂功夫頗深，重要在在於，蒼渾的狀態與《蘭亭序》美妙絕倫正好相反。在王羲之那座峰巔面前，終於聳立起一片高原，那高原上長滿了奇花異草，還有讓世人陡然一驚的老猿一叫。他的草書，自從有所謂「一筆書」以後，從來沒有繁榮過，不過是偶爾有一行半行的，王鐸的「一筆書」，連綿整行，往往是整幅作品一氣貫之，氣勢如虹。無論行書還是草書，高軸高到歷史上難以尋覓，長卷長到常人難以為繼。

王鐸就是在這樣的矛盾中，忘卻了世界上的一切——甚至是那最後的苟活所要產生的惡劣後果，而那後果是無法挽回的。

我想，對於王鐸政治歷程，對於他最後的苟活，隨他去吧！我們像德國人擁抱海德格爾的哲學一樣，擁抱王鐸的書法吧！那畢竟是我們藝術寶庫中獨立難得的珍品，是書法藝術的高端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