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局歷任主要領導人

　　蔣介石：獨攬大權　　1948年4月，「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蔣介石、李宗仁被選為「總統」和「副總統」。當時解放戰爭正向縱深發展，國民黨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危機日益加重。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正式宣告下野，由李宗仁接任代「總統」，但是蔣介石並沒有退出歷史的舞台，他在背後仍控制著政局。同年11月，李宗仁因不堪當蔣介石的傀儡，也從南寧飛往香港，接著從香港「赴美就醫」。這樣，當時一個「總統」宣布下野，另一個則宣布在美「遙領國事」。　　但是，當時退踞台灣的蔣介石，為準備復任「總統」加緊活動。1950年2月3日，逃台的「國大代表」聯名請蔣介石「儘速復行視事」。2月12日，「監察院」通過提案，指責李宗仁代「總統」居美「遙領國事」乃「措施錯誤」，提出「國民大會」彈劾。接著，國民黨非常委員會致電李宗仁限他3日內返回台灣，否則以自動放棄代「總統」職務論，非常委員會敦請蔣介石復任「總統」。3天過後，李宗仁仍然沒有返台。台灣當局「立法院」立即開會通過要求蔣介石復任的決議。3月1日蔣介石在台北「復行視事」，繼續行使「總統」職權。　　蔣介石雖然「復職」，仍未根本上解決「法統」問題。因為按「憲法」規定，「總統」任職為6年，他與「國民大會」一樣，到1954年將滿期，須重新選舉「總統」，而第一屆「國大會」則在1953年期滿時須重新選舉產生第二屆「國民大會」。如前所述，國民黨當局利用「解憲」和「增額國代」的辦法解決了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合法性」。1954年召開的「一屆國大」二次會議上蔣介石順理成章地「合法」被選為第二屆「總統」，陳誠為「副總統」；並通過罷免「副總統」李宗仁案。　　「一屆國大二次會議」使蔣介石如願以償的當選了第二屆「總統」，形成了「將陳體制」，並將其「法統」得以繼續維持。　　1960年2月，台灣當局又召開了「一屆國大三次會議」，旨在選舉「總統」和「副總統」。雖然此時台灣政局與50年代相比相對穩定，經濟也有上升，但按國民黨憲法第47條規定，「總統」只能連任一次，所以這第三任「總統」就不應再由蔣介石出任，蔣介石第二屆任期將於5月29日結束。但蔣介石又動用他在「戡亂時期」「總統」的特權，對「臨時條款」進行修訂，修改後條款規定：「行憲首任總統，不受憲法第47條連任一次限制，連選得連任」。於是3月21日，一屆三次「國大」蔣介石又以1482票的高票「合法」當上了第三屆「總統」，陳誠當選為「副總統」。據此，蔣介石憑藉「臨時條款」一直可以「連選連任」地把「總統」的職位擔任下去，直到1975年去世。這就是蔣介石成為終身「總統」的全部奧秘。但蔣介石既要當「總統」，又要故作姿態，表現出「謙讓」和「民主」的作風。1966年2月，當召開「一屆國大三次會議」要選舉總統前夕，蔣發表了如下一段精彩的演說：「我本來希望國民黨同志不要提名我為候選人，因為德才兼備，對國家有貢獻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後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恐慌。我今年已經80歲，再連任一次還不能反攻，怎能對得起國家？此次國民大會仍是反攻前的最後一次會議，我們必須把握時局發展的樞紐，俾完成歷史使命。此外，我本來希望民、青兩黨亦能推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可是他們很客氣。一黨提名未始不是一種缺憾。」　　在此次「國大」，蔣介石繼續擔任第四屆「總統」，同時他推舉技術型官僚出身的嚴家淦為「副總統」。外界認為嚴家淦能平步青雲，被蔣介石看中升任「副總統」職位，靠他兩個特點：一是沒有權力欲、領導欲，不必擔心他會僭越專權；二是他不刻意突出自己，是個性圓滑通達、不過分堅持己見、能妥協折中的政治人物。因此，蔣介石在提名他時說：「嚴家淦同志的長處正是我的短處；我的長處正是嚴家淦同志的短處。」　　1975年4月，蔣介石去世後，嚴家淦繼任「總統」職位，他自己知道自己是個「過渡性的人物」。在他擔任了3年零20天期滿後，明確表示不再參加「總統」競選，而向國民黨中常會建議，讓蔣經國出任「總統」。蔣經國1978年5月起擔任第六屆「總統」，1988年1月去世後，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而在蔣經國最初擔任「總統」的一段時間裡「副總統」。1990年3月，「一屆國大八次會議」，李登輝被選為第八屆「總統」，李簇為「副總統」。

　　嚴家淦：「過渡總統」　　嚴家淦(1905—1993年)字靜波，江蘇吳縣人。少時曾就讀於木瀆小學，1926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1931年任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材料處長。1939年調任福建省政府建設廳長、財政廳長，因設計推行「田賦徵實」制度，名噪一時。　　1945年出任戰時生產局採辦處長，辦理美國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借款案。未久赴台，就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長兼交通部特派員。同年，嚴家淦到了台灣。1946年，嚴家淦轉任財政處長兼台灣銀行董事長，籌劃建立台灣財政金融制度。1947年，嚴家淦出任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長。　　1948年一度內調籌備設立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委員。協助陳誠，主持「幣制改革」，發行新台幣以穩定台省金融。1950年復為陳誠擢任「經濟部長」兼「美援會」副主任委員，嗣任「財政部長」，初建財經班底。1954年，嚴家淦出任台灣省主席，主持台灣省政3年。　　1956年4月，台灣當局創立了「國民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嚴家淦任主任，蔣經國任副主任，主持實際工作。1957年轉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美援會」主任委員，「經濟安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次年回任「財政部長」。　　1963年12月，國民黨中常會討論「行政院」改組問題時，蔣介石提出了換人方案，同意陳誠的請辭，並提名嚴家淦，繼任「行政院長」。是年，嚴家淦上任「行政院長」，兼任「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1963年12月14日，國民黨中常會，正式通過了嚴家淦「內閣」組成名單。嚴家淦代替陳誠，為「太子」登基擔負起了「護航」的任務。　　1964年3月，嚴家淦提名蔣經國為「國防部」副部長併兼任「政務委員」。是年，大陸經濟全面好轉，同年爆炸了原子彈，兩岸強弱懸殊更大。嚴家淦對外稱，「中共核爆炸絕不影響反攻大陸政策」。　　1966年被蔣介石擢為「副總統」，仍兼「行政院長」。1967年兼「國防研究院」副院長，長期主持台灣財經事務，策劃和制定多項重大財經法案，為台灣經濟建設的主要設計師之一，財經系統也成型壯大。1969年6月，台灣「行政院」改組，「院長」仍由嚴家淦兼任。1972年再度當選「副總統」，「行政院長」則由蔣經國接替。　　1975年4月，繼蔣介石之後出任「總統」，旋即領銜推舉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暨中常會主席，拱手將最高權力轉移至蔣經國手中，時稱「蔣嚴體制」時期。在嚴家淦擔任總統的3年中，除了扮演「憲法」上的「元首」角色外，對於重大決策決定，都與蔣經國密切協商，共謀解決之道，使政治體系的運作，並不因權位的名實不符而生齟齬之感。嚴家淦登上「總統」寶座後，沒有人歌功頌德，他在蔣介石生前是默默無聞的「副總統」，蔣介石死後又成了默默的「總統」。他小心謹慎，本分地充當好「過渡總統」的角色。在接下來的三年里，名在嚴家淦，權在蔣經國，這種「嚴蔣體制」使無為和有為得到了絕妙的結合。因此，當一屆六次「國民大會」來臨之際，嚴家淦以國民黨中常委的身份給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張寶樹寫了一封信，提名蔣經國為國民黨第六任「總統」候選人。　　1978年1月7日，國民黨中常會舉行臨時會議，同意嚴家淦建議，決議向十一屆二中全會提案，提名蔣經國為第六任「總統」候選人。對於嚴家淦的讓位和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蔣經國也表示感激之情，稱讚嚴家淦。蔣經國在讚揚嚴家淦的同時，制訂並通過了「卸任總統禮遇條例」。根據此規定，卸任「總統」享有7項待遇責任：邀請參加「國家大典」；依現任「總統」月俸按月致送終身俸；供應房屋及其設備；供應交通工具；供應處理事務人員及事務費；供應保健醫護；供應安全護衛。嚴家淦卸任後，蔣經國對他一如既往，仍予以重任，由嚴家淦主持黨內若干重要會議，並就重大決策徵詢嚴的意見。　　1978年5月，嚴家淦卸任」總統」，任中常委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以國民黨元老身份提供建言。1978年7月，蔣經國核定由嚴家淦繼續擔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會長。同年10月，國民黨中常會決定以嚴家淦為召集人，成立由7名常委組成的「提名審核小組」，負責對參加增額「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黨籍候選人審核、提名。　　1979年，嚴家淦被推為台灣「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1986年3月任「十二人革新小組」召集人，對政治革新要務進行研議。同年因患腦溢血住院，從政壇隱退。　　1993年12月24日晚10時，嚴家淦因心臟衰竭，病情轉危，經急救無效而病逝於台北「榮總醫院」。終年90歲。

　　蔣經國：加速民主改革　　蔣經國(1910年4月27日—1988年1月13日)，男，字建豐，浙江奉化縣人。蔣經國系蔣介石的長子，曾任「中華民國」第六—第七任「總統」(1978年—1988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國防部長」、「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等職。　　蔣經國為蔣介石原配妻子毛福梅所生。蔣經國1910年出生於浙江奉化；1922年到上海讀書；蔣經國15歲時，也就是1925年積极參加五卅運動，後受吳稚暉啟發，同年10月前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同學中有比他大六歲的鄧小平。蔣經國1927年畢業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其間曾正式加入蘇聯共產黨。國共關係惡化後，遭史達林扣留下來當人質。由於涉及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的黨內鬥爭，曾被下放至西伯利亞，其間與白俄羅斯姑娘芬娜(後改名蔣方良)結婚。　　1937年3月25日離開莫斯科攜妻帶子回國。次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39年擔任江西省第四區(贛南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據說政績卓越，有稱其為「蔣青天」者。1944年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組訓處處長、青年軍編練總監部政治部中將主任。1948年金圓券改革，蔣經國至上海進行經濟管制，與孔宋集團發生正面衝突，工作受阻。　　1949年蔣經國奉蔣介石之命進行中央銀行外匯黃金移存台灣事宜。國民政府遷台後蔣經國於1950年擔任總政戰部主任，負責政工改制工作。旋兼任總統府資料室主任(國家安全局的前身)，正式統籌台灣的情治工作。同年7月擔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進入黨內決策核心。1952年主導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現名「中國青年救國團」)成立，增加其在教育機構與青年學生的影響力。1954年擔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此後蔣經國歷任要職，包括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56年)、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1957年)、國防部副部長(1964年)、國防部長(1965年1月3日)、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1969年6月)、行政院長(1972年5月29日)等職。　　蔣經國曾在1966年訪韓、1967年訪日。1970年第四度訪美時在紐約遭到台灣青年黃文雄、鄭自才企圖刺殺未果。　　1972年，出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1975年，繼蔣介石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1978年經由第一屆國民大會選舉，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1984年連續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1988年因糖尿病引發多重器官衰竭，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職務在司法院長林洋港監誓下，由「副總統」李登輝依憲宣誓繼任。　　由於1978年美國宣布將與中華民國斷交，次年發生美麗島事件，國內外政治局勢出現重大變化。而後為了因應國際情勢的演變，及解決國內政治改革的需求，在蔣經國執政晚年逐步開始自由化的改革，先是未犟力鎮壓民主進步黨突破黨禁宣布組黨，繼而於1987年宣布解嚴、開放赴中國大陸探親，次年開放報禁。　　蔣經國主政台灣時期，台灣經濟發展迅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並使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蔣介石逝世後，台灣社會由追求經濟的富裕，轉向追求政治的民主。這段期間發生的中壢事件(1977年)及美麗島事件(1979年)，反映此股趨勢的隱隱胎動。根據相關文獻的記載，面對來自海峽對岸、國際局勢和島內本土化潮流的壓力，蔣經國很早就意識到，只有持續發展經濟、落實政治民主，建立更開放的社會，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才得以繼續維持。民國七十年代(1980年代)，蔣經國加速民主改革的年代，從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及報禁、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到國會改革。　　蔣經國開始思考解嚴以及國會改革問題萌芽較早，據稱曾交待馬英九研究「戒嚴」(martiallaw)的意義，以及國際社會對台灣戒嚴的觀感。1987年10月7日下午，蔣經國在總統府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Mrs.KatherineGraham)，正式告知對方「中華民國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台灣的「民主改革「踏出了歷史性的一步。此後，《動員勘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動員勘亂時期集會遊行法》與《動員勘亂時期人民團體法》的草擬工作，曾遭遇黨內質疑大幅度開放自由權利是否合宜的聲浪。蔣經國之回應是，「解嚴後當然應該更寬，不能更嚴，否則就是換湯不換藥。」國民黨必須持續改革的基調因此確定。　　1987年7月15日，《國家安全法》開始施行，同日台灣與澎湖地區正式解除實施了三十八年的戒嚴(金門與馬祖則在數年後解除戰地政務。蔣經國「法統在法不在人」的決定，確定了台灣朝向民主改革不可逆轉的方向。隨後又解除實施了三十多年的報禁。　　蔣經國是大多數台灣人民所認同的政治領袖，也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任「總統」中，唯一符合政治家定義的「總統」。　　正面評價：解除戒嚴令，使台灣社會恢復實態憲政，促進「政治民主化」。大量啟用台灣本省籍官員(如李登輝、林洋港)，使國民黨逐漸本土化。「行政院長」任內推動十大建設讓台灣取得令人矚目的經濟成長。創設「救國團」，灌輸青年愛國觀念，並給予青年戶外活動參與社交的空間，培養團隊精神與接觸大自然的機會，推動團康舒解苦悶有效減少青年自殺率。關心基層民眾的生活，並實際走訪台灣各鄉鎮以了解地方實際需要，勤政愛民，成為台灣走透透的始祖。在集權政權中罕見的以統治者自身的清廉為表率，藉以維持政府的清廉，發揮政府團隊的廉能政治。　　負面評價：縱容特務政治，助長白色恐怖。

　　李登輝：一生唯有賣國不變　　李登輝祖籍福建省永定，一九二三年一月生於台灣台北縣三芝鄉。淡水中學畢業後，入台北高等學校。後留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讀農業經濟，一九四六年肄業。回台後進入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一九四六年參加中共外圍組織讀書會。一九四七年一月加入共產黨。同年三月參加「台灣自治青年同盟」。是年十一月參加「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一九四九年四月被捕，叛黨後獲釋。一九四九年畢業後留校任教。一九五二年獲愛荷華大學經濟碩士學位。同年返台後任台灣省「農林廳經濟分析股股長」、合作金庫研究員，台灣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一九五七年後任「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技佐、技正。一九六八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博士學位。　　一九七二年他出任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一九七六年當選國民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一九七八年六月任台北市「市長」。一九七九年當選國民黨中常委。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任台灣「省主席」。一九八四年二月至一九八八年一月任台灣「副總統」。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去世後，繼任台灣「總統」、國民黨代主席。一九八八年七月當選國民黨主席，任「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安會」主席。一九九0年三月當選為台灣第八任「總統」。一九九零年十月任「國統會」主任委員。同年十一月兼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會長。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八日再次當選國民黨主席。一九九六年三月連任台灣「總統」。一九九七年八月在國民黨「十五全」上再當選主席。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續任「國統會」主任委員。　　李登輝這十二年，從執政初期信誓旦旦地要堅持「一個中國」，到「台獨」言論的逐漸暴露，以至拋出「兩國論」，淪為「台獨」同路人，可以說，他一直是和「台獨」勢力遙相呼應，到最後乾脆「擁抱」在了一起。　　李登輝推動分裂路線，主要是通過「修憲」、「製法」，不斷出台新政策等方式逐步進行的。一九九一年他主導出台了「國統綱領」，即包含兩岸是「對等政治實體」。　　一九九三年他出台了「階段性兩個中國」言論，並推動台灣「重返聯合國」。　　一九九四年，台灣「陸委會」又拋出「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稱「一個中國」是歷史的、地理的、血緣的中國，政治上的一個中國並不存在，又稱兩岸是「對等政治實體」，並將「政治實體」解釋為可指國家。同年，李登輝又授意「修憲」，將「總統」改為直選，並實現政權的「台灣本土化」。　　一九九五年五月，李登輝訪問美國康奈爾大學，挾洋自重，製造「兩個中國」活動達到一個高峰。　　一九九六年十月，李登輝出台「戒急用忍」政策，限制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　　一九九七年，台「行政院新聞局」發表《透視「一個中國」問題》說帖，稱「一個中國」是「口頭吞併」台灣，因此不能再講「一個中國」，而只能講「一個分治的中國」。李登輝還於同年推動通過「精省」方案，為行政區劃的「台灣化」拉開了序幕。此後，又以修改法律的形式將台灣「領海」確定在台澎金馬及其附屬的島嶼。　　一九九九年，李登輝先是出版《台灣的主張》一書，主張要將中國分成七塊，七月他又對德國媒體公開宣稱兩岸是「兩個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其分裂中國的圖謀徹底暴露。

　　陳水扁：「台獨」急先鋒　　國民黨統治結束前，陳水扁已成為台灣在野黨陣營中聲望最高、最有實力的人物。2000年3月18日，陳代表民進黨擊敗國民黨候選人，當選為台灣當局領導人。上台後，陳雖一度對其激進的「台獨」主張有所收斂，但他從來就沒有放棄其「台獨」思想。兩年多來，在「四不一沒有」的幌子下，他不斷地運用執政資源大肆進行「漸進式台獨」活動。今年7月以來，伴隨島內外形勢的變化，陳水扁在兩岸政策上的談話日趨強硬，8月3日，陳水扁一改其偽善面孔，悍然拋出海峽兩岸「一邊一國」論。陳水扁激進的「台獨」宣示是對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公然挑釁，必將對兩岸關係造成嚴重的破壞，影響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和平。那麼陳水扁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是如何從一介草民登上台灣最高領導人地位的？　　1951年2月18日，陳水扁出生在台灣省台南縣官田鄉西庄村一個世代貧困的農民家庭。父親陳松根是佃農與長工，母親李慎為不識字的家庭婦女，陳在家中四個孩子中排行老大。　　在陳水扁成長過程中，家庭經濟狀況一直不好，常會出現寅吃卯糧、入不敷出的窘境。據陳回憶，小時候，家中的米錢、菜錢、小孩上學的註冊費都是向親友借支、告貸而來，家中積欠的債務總是在好多年後才能還清，陳母用粉筆將借債和利息都寫在牆上，但經常是剛擦過了又馬上寫滿，所以家中牆上總是寫滿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數字。最難忘的是母親為他準備的便當盒，只是幾塊沒有選擇的「地瓜簽」或是沒有蛋的菜脯團，讓他在同學面前拿著便當盒總得遮遮掩掩，怕人看見。直到大學三年級時，陳才用自己從法學院獲得的一萬二千元全額獎學金給家中買了一部黑白電視機。但這種拮据的生活，即使到了陳大學畢業還未結束。據陳妻吳淑貞回憶說，就是由於陳家家境太差，作為醫生世家的吳父最初一向不同意這樁婚事。結婚後好多年，陳都一直在掙錢還家中的借債。　　然而，家境的貧寒並未能妨礙陳水扁學業，從小學到大學成績一直優異。1963年6月，陳水扁以第一名成績從隆田國小畢業，並獲得「縣長獎」，被保送至曾文中學初中部(現為麻豆國中)。1966年6月，陳水扁以初中第一名畢業直升至曾文中學高中部，次年台南一中。1969年6月，陳又以高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並於同年8月以第一志願考取台灣大學商學系工商管理組。　　1969年底，台灣舉行「第一屆中央民代」增補選舉，受著名「黨外」人士、已故前民進黨主席黃信介競選演講的影響，陳水扁決定棄商學法，並不顧家中反對而退學。次年8月，陳水扁以唯一志願、全系最高分被錄取入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在大學期間，陳水扁非常活躍，曾先後任台大法律系刊「法訊」總編輯、法學院刊物「台大法言」社長。大學三年級時，陳以全台第一名的成績通過律師資格考試，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律師。1974年6月，陳水扁以第一名成績自台大法律系畢業。　　1975年2月，陳與中學時的校友、同鄉吳淑珍結婚。從1977年直至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前，陳在台北市華夏海事商務法律事務所工作，致力于海商法案件代理，並成為台灣海商界頗為有名的律師之一，曾出任陽明海運等公司的法律顧問、長榮海運公司的訴訟代理律師，並與曾擔任過「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的陳長文博士在法庭上交過手。而「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張俊雄找上陳水扁，請求其擔任黃信介的辯護律師，直到此時，陳的人生才發生重大轉折，一頭撞進了政治圈。　　1979年12月10日，以黃信介領導的《美麗島》雜誌社為代表的部分島內「黨外」人士，因在高雄市舉行抗議國民黨當局專制「戒嚴」統治的示威遊行遭到鎮壓，釀成「美麗島事件」。由於對陳棄商從法有重要影響的黃信介成為涉案人，在此案進行「軍法大審」時，陳毅然出面擔當黃的辯護律師，從此走上政治的不歸路。　　1981年11月，陳水扁以台北市第一高票當選第四屆市議員，並與謝長廷、林正傑號稱市議會「三劍客」。1983年起，陳還先後擔任「黨外」雜誌《鐘鼓鑼》、《政治家》、《自由時代》、《蓬萊島》社長。1984年7月，陳以《自由時代》雜誌社長身份受邀赴美參加海外「台獨」團體「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這是陳第一次接觸台灣人在美國的團體。回台後，陳於9月份成立了「組黨促進會」，以推動「黨外」勢力的組黨運動。同年10月，《蓬萊島》雜誌因刊登文章論及國民黨學者、東海大學教授馮滬祥升等教授論文《新馬克思主義批判》涉及「以翻譯代替著作」而引發名噪一時的「七字官司」，被處有期徒刑一年，附帶民事賠償新台幣200萬元。為抗議司法不公，陳宣布辭去台北市議員職務，拒絕上訴。而同年12月，陳還被選為「台灣人權促進會」第一屆執行委員。1985年9月28日，在「七字官司」上訴期間，陳水扁以所謂「台灣第一勇」獲「黨外」共同推薦參加台南縣長選舉，但在國民黨開放競選、海山兩派雙強夾殺的策略下以高票落選。在落選後的謝票過程中，陳妻吳淑珍遭遇車禍導致終生半身癱瘓。1986年5月，陳出任「黨外公政會」台北市分會會長，先後參加了中山國小「台北市問政說明會」和要求當局解除軍事戒嚴統治的著名的「5·19綠色行動」。6月，陳因「蓬萊島案」被判入獄8個月。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成立。同年底，吳淑珍「代夫出征」參選「增額立委」併當選。　　1987年2月，陳出獄擔任「輪椅立委」吳淑珍的「特別助理」，並在「立法院」率先成立了第一個「國會議員」專屬辦公室。為培養自己的人脈和親信，陳還成立了「財團法人福爾摩沙基金會」。在此之餘，陳曾重操舊業，做起了律師。　　1987年，在民進黨紀念「二二八」事件的當天，陳公開宣誓加入民進黨。3月，民進黨召開臨時「全代會」，陳以高票當選民進黨第一屆補選的中央委員會執行委員，並被推為「四一九行動」總召集人。同年底，陳首度當選民進黨中央常務執行委員。自此時起直到1998年7月，陳連選連任民進黨第二至第八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務執行委員，在黨內扮演舉足輕重的決策角色。1992年1月10日，在陳水扁領軍下「正義連線」正式成立，並逐漸發展成為民進黨內最重要的派系之一。1998年7月，在民進黨八屆一次會議上，陳及其領導的「正義連線」一舉奪得5席中常委，成為民進黨中央最大的派系。2002年7月，陳水扁兼任黨主席，「正義連線」與「新潮流系」結合佔據了黨中央的核心。　　1989年，陳水扁親自披掛上陣，參選「立委」，年底陳以高票當選最後一屆「增額立法委員」。1992年底，陳當選連任第二屆「立法委員」。在六年的「立委」期間，陳曾先後任兩屆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並於1992年3月以首位在野黨「立委」當選「立法院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1990年10月16日，陳水扁公開宣布，將調整問政方向，不再「為反對而反對」，同時以政策辯論取代政治抗爭，為民進黨走向執政邁出了第一步。憑藉其法學素養，以「做什麼、像什麼」為座右銘，在六年任內，陳水扁成為「立法院」中睡得最少、起得最早、發言排隊總搶第一、質詢鋒芒最厲的委員，特別是成為首位在野黨「國防委員會」召委後，專揭軍方和「國防部」的弊案，成為最令軍方、「國防部」和「國安局」官員最頭痛的人。諸如逼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全部退職、將「國大代表」改為無給職、揭發國民黨大老李煥之女甲等考試舞弊案、「尹清楓命案」等全島矚目的事件，都使陳聲名大噪，同時在社會上塑造了其「專業、認真、負責」的形象。1993年7月，《美國新聞周刊》特別報導陳水扁，形容他是「台灣政治競技場的風雲人物」。美國《時代》雜誌曾將其列為「全球未來百位領袖人物」之一。　　1994年底，陳挾「立委」任內的突出表現，代表民進黨投入第一屆民選台北市長。結果，利用國民黨候選人黃大洲和新黨候選人趙少康之爭而出線，成為首屆民選台北市長，跨上了政治生涯中至為關鍵的一級台階。上任後，陳刻意展現「與國民黨不一樣的作風」，組成超黨派的市府團隊，推行所謂「新市府運動」。四年市長任內，陳致力於市政建設，提升行政效率，加強便民服務，取締違章建築和違規廣告招牌；強勢取締住宅區色情和電玩機、推動「青少年保護措施」以整頓社會治安；捷運提前通車解決了交通擁擠問題等，台北市也因此成為一個「以服務為導向、為目標的活力政府」，施政滿意度一直保持在70%以上的紀錄。陳水扁在台北市的成功執政被島內輿論稱為「台北經驗」。民進黨也因為有了「台北經驗」這個樣板，1997年底第四屆縣市長選舉時，終於在地方執政版圖上擊潰國民黨近50年來獨霸的局面，一舉奪得全台12個縣市、且大多是富裕的都會區的執政權，使國民黨淪為地方在野黨。陳水扁也因為在選舉中的賣力演出而掀起了「陳水扁旋風」，其重點輔選的縣市幾乎全數當選，成為民進黨內無人匹敵的超人氣明星。　　1998年底，民進黨再次推出締造出「台北經驗」的陳水扁連任台北市長。結果，陳水扁以獲68.8萬票，得票率為45.91％而敗給國民黨形象清新的候選人馬英九，但得票率仍比上屆選舉時增長了2個百分點。兵敗台北市並沒有降低陳水扁長期累積的「超人氣」，卻從反向促成了陳投身於2000年「總統」大選。1999年，在民進黨的徵召下，陳與呂秀蓮代表民進黨角逐2000年選舉。2000年3月，在宋楚瑜參選、國民黨嚴重分裂的情況下，民進黨候選人以497.77萬票，39.3%的得票率，擊敗國民黨候選人和其他獨立參選人，當選「總統」。　　陳水扁之所以能夠從一名普通的律師一步步成為反對運動的顯赫人物，並最終登上台灣領導人的「大位」，除了思維細密、做事執著、肯吃苦外，更重要的是與其政治性格務實、善於妥協、協調分不開。陳水扁自云：追求卓越、「是什麼做什麼；做什麼像什麼」是他的人生期許。陳也常對外表示：「認真做好現在的工作，下一個機會自然會到來」，其迎合社會趨勢的可塑性由此可窺一斑。這一人格特質來源於自幼家庭的貧寒培養的生活獨立性。正是在這一人格特質之下，陳懂得什麼時候能做什麼事，懂得策略對於目標的重要性，並據此能不斷地根據形勢的變化適時調整政策和策略。如他「以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來調整府會關係，親自登門認錯的方式化解與彭明敏之間的「阿婆生子」風波等都體現了這一點。　　陳的「務實」性格最重要的是表現在他對「台獨」主張的態度調整方面。為了使「台獨」主張不影響民進黨執政和自身對權力的追逐，在民進黨通過有關台灣前途的幾個重要決議案時，陳水扁均扮演了居中協調的關鍵角色。1994年參選台北市長期間，為了爭取中間選民，他一改民進黨傳統選戰策略，迴避統獨之爭，主打「快樂、希望」和「市民主義」牌，並在競選總部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當選台北市長後，他依照選前承諾在「中華民國國旗」與孫中山遺像前完成法定宣誓儀式就職。　　1998年尋求連任台北市長失敗後，陳立即針對敗選原因——省籍和統獨問題進行了檢討，於1999年初提出了「新中間路線」訴求和「建立超黨派政府」主張。在正式代表民進黨角逐台最高領導人後，在堅持「台獨」理念的前提下，他也在選民最為關心的兩岸和平問題上做出策略調整。1999年11月，陳拋出「跨世紀中國政策白皮書」，明確主張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對「公民投票」進行重新解釋，宣稱「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變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並提出兩岸為「兩個國家的特殊關係」；批評國民黨的「戒急用忍」政策，提出以「積極管理」來代替「臨時性的、消極性的政策」等等。隨著選戰的升溫，陳聲稱當選後「不宣布台獨、不搞公投入憲和兩國論入憲」；在選舉最緊張時，為了化解部分選民對其「台獨」主張的疑慮，又拋出了所謂「發展兩岸關係七項主張」。2000年5月，陳水扁正式就任台灣當局領導人後提出了「四不一沒有」的主張，隨後他又相繼拋出了「統合論」、「大膽講話」等，這些淡化其「台獨」色彩的主張，雖說帶有撈取選票、塑造政績和欺騙誤導島內民眾的明顯意圖，但客觀上也顯示了陳趨向務實的作風。　　在從政過程中，陳水扁還比較重視保持與工商界的聯繫，並培養了豐沛的人脈。早年陳當執業律師時，就長期擔任長榮集團的法律顧問，深得總裁張榮發的信任與欣賞，第一次參選台北市長的巨額經費主要來自長榮集團資助。台北市長任內，由於被不少人看好有可能是下任「總統」，不少政商名人張榮發、王永慶、吳東進、蔡明忠、徐旭東、殷琪等紛紛與陳建立關係，其中一部分人還在2000年大選中對陳的當選發揮了臨門一腳的作用。陳水扁的「福爾摩沙基金會」和「台北市文化基金會」所打造的「政商軍團」可以和連戰的「青年發展基金會」相比，陳個人在政商界形成的關係網甚至比民進黨中央的還大。而中小企業界一直是陳最穩固的支持力量，陳旗下的「福爾摩沙基金會」的資金主要來自中小企業界的捐助。　　陳水扁一直是激進「台獨」的主張者和堅定支持者，但陳也是民進黨內較早對「中國是攸關台灣前途最關鍵的強權」有所認識的政治人物。1990年7月，陳曾以私人身份訪問北京，這趟大陸行使其認識到國民黨對中共的了解有限，而民進黨對中共的了解更不如國民黨。返台後，陳特別建議民進黨中央黨部應成立大陸事務部。同年11月，陳在「立法院」總質詢中，提出兩岸以東西德「基礎條約」模式，簽訂「兩岸基礎條約」草案，這是陳從政後的第一份具體訴諸文字的大陸政策思維。1992年5月，「國統會」討論「兩岸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之可行性」議題，陳再度提出「十大行動綱領」，這是陳對兩岸關係的進一步論述，他主張「國統會」應調整為「國家前途發展委員會」或「兩岸和平促進委員會」，性質上則以「兩岸政治性談判機構」定位。　　然而，陳水扁對大陸的認知並未能改變其頑固的「台獨」理念，陳的「台獨」色彩非常濃厚，民進黨建黨以來的三次重大「台獨」文件的通過都與他有關，是民進黨「台獨黨綱」獲得通過的推手和關鍵人物。　　1988年4月17日，民進黨「二全」一次臨時會議通過陳提出的「有條件獨立」修正案，即「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在台灣不實現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本黨主張台灣獨立，」此即「4·17決議案」。1990年10月7日，民進黨「四全二次」大會又通過了陳水扁提出的「台灣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外蒙古」修正提案，此即「10·07決議案」。1991年10月，民進黨五全大會上，陳提出在「黨綱」中增列「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之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的修正案，此即臭名昭著的「公投台獨黨綱」，從此，民進黨與「台獨黨」划上了等號。在經過數次選舉的歷練後，民進黨內對這一「公投台獨」黨綱已經出現了不同的解釋，圍繞「台獨黨綱」是否修正的爭議、相繼出現了「台獨的新世代綱領」、「台灣主權獨立、改變現狀、公投決定」等等，在不動「台獨黨綱」本文的前提下，民進黨對激進的「台獨」主張已做出了務實的調整，而在此過程中，陳水扁起過關鍵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1999年5月，為因應2000年大選和黨內是否修改「台獨黨綱」的爭議，在陳水扁的主導下，民進黨八屆二次會議通過了「台灣前途決議文」，首度以黨的文件形式公開承認所謂「中華民國」，宣稱「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變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台灣應儘速完成公民投票的法制化」等。但是，由於「台獨黨綱」的存在，民進黨的「台獨」本質並沒有任何改變，而且陳水扁本人在競選過程中，仍一再向激進「台獨」勢力表白其「追求台灣主權獨立理念不變」，高喊「台獨萬萬歲」，並在其所謂「憲政白皮書」中明確主張「未來憲法應確定台灣的領土主權」。陳水扁上台後，為緩解各方壓力，維繫「台獨」政權，開始施用其慣有伎倆，提出「四不一沒有」的「承諾」，推行「只做不說的兩國論」和「漸進式台獨」路線，兩岸關係發展始終潛伏著危機。今年以來，隨著權位的基本穩定，陳水扁的「台獨」立場日趨強硬，7月他提出「台灣要走自己的路，走咱台灣的路，走出台灣的前途」；8月3日，他更露骨地提出「台灣與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要認真思考公投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撕下了其「四不一沒有」的偽裝，徹底暴露出其「台獨」的真本質。可以看出，在集黨政軍大權於一統後，自詡為「台灣之子」的陳水扁將會更加堅持其「台獨」理念，並以各種手段在和個領域貫徹其「台獨」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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