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敏：全球化時代必然要求意識形態和政治規範全球化

　　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的歷史，就是從部落到國家、又從國家到全球的歷史。

　　16世紀後期全球海上航線的建立，為人類社會進入全球化時代準備了必要的交通條件；19世紀60、70年代世界市場的形成，標誌著人類社會正式邁入了全球化時代。自那時以來，日趨增多的超國界經濟活動，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動等多種形式，將世界各國愈益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逐漸形成了經濟資源配置的國際化和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經濟全球化呈加速度發展態勢。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關貿總協定基礎上成立的世貿組織（WTO），就是經濟全球化發展到較高程度時必然要建立的權威性經濟組織形式。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個人們耳熟能詳的馬克思主義原理不僅適用於一個國家之內，在世界範圍里也是適用的。它意味著，經濟活動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勢必要求意識形態和政治規範的全球化與之相適應、相配合。

　　迄今為止，我國主流思想界一直迴避乃至忌諱談經濟全球化對思想和政治領域的決定性影響，這是一種不敢正視現實的鴕鳥式態度。縱觀人類社會進入全球化時代一個半世紀以來的歷史進程，意識形態和政治規範的全球化，一直在和經濟全球化相輔相成地同步推進著，這是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

　　所謂意識形態和政治規範的全球化，不是指世界各國都通行同一種意識形態和政治規範，而只意味著世界各國的文化交融、政治合作越來越頻繁，作為人類文明共同財富的普世價值以及與其相應的政治規範越來越得到世界性地公認。聯合國的成立及其在世界事務中不斷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普世價值以及與其相應的政治規範的現實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包括中國在內的50個國家於1945年6月26日在美國舊金山簽署了《聯合國憲章》；此後，聯合國又相繼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些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經典文獻，無疑是意識形態和政治規範全球化的標誌性成果。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創始國和常任理事國之一，又在1997、1998年分別簽署了世界人權宣言的兩個國際公約。這個眾所共知的事實，表明中國對意識形態和政治規範全球化持明確的順應和認可態度。

　　《聯合國憲章》「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以「促成大自由中之社會進步及較善之民生」。

　　《世界人權宣言》表達的普世價值及其思想理念主要是——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

　　「人人得有單獨的財產所有權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權」；

　　「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有權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治理本國的權利」；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權力的基礎」。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進一步以國際法的形式，確定了簽署國在保障人權、自由、平等、民主等普世價值方面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則，成立了權威性的協調和監督機構。儘管某些國家在批准和加入「公約」時，根據本國利益或實際情況作了個別保留，但對「公約」的基本價值理念和組織原則都是贊成的、認同的。

　　現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已經簽署、批准或加入了人權宣言的兩個公約。這意味著，意識形態和政治規範的全球化已成為世界範圍的人類社會發展大趨勢。它不以任何政治、軍事集團和權勢人物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正浩浩蕩蕩、勢如破竹地開拓著人類現代文明的發展通道和美好未來。

　　有人把《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倡導的普世價值，看作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並予以激烈地排斥、批判和否定，動輒就氣勢洶洶地聲稱「絕不搞西方國家那一套」，這顯然不是一種科學、理性的態度和做法。中國古代道家所幻想的「夢蝶」，儒家所倡導的「有教無類」，墨家所呼喚的「兼愛」，就內蘊著「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始胚胎。更應該看到，胡錦濤2005年9月4日在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這一勝利，挽救了人類文明，避免了歷史倒退，廣泛傳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價值」。他和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福田康夫2008年5月7日在東京共同簽署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助關係的聯合聲名》中又表示，要「進一步理解和追求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和普遍價值」。溫家寶2007年3月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答記者問時也強調說：「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顯然，普世價值是意識形態全球化的必然結晶，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財富，我們應該虔誠地領悟和踐行才是。

　　亨廷頓出版於1991年的《第三次浪潮》，以「通過公正、誠實和定期舉行的選舉」選出政府及兩個具體指標[ 一是是所有候選人都可以自由競爭選票，二是所有公民都有權利參加投票。]來定義民主，揭示並概述了從1828年美國總統選舉到1990年的「三次民主發展浪潮」。亨廷頓所分析的這個過程，大體上與意識形態和政治規範全球化的孕育及發展相吻合，是意識形態和政治規範全球化在民主政治發展方面的實踐表現。

　　在亨廷頓所說的從1972年到1990年的「第三次民主浪潮」中，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從44個增加到了76個。亨廷頓曾擔心此次民主浪潮之後會出現類似於前兩次民主浪潮之後的反民主逆流，但世界政治的實踐發展完全打消了他的憂慮。從1991年到2010年，世界上又新增加了40個民主國家[ 參見胡峻玲《世界民主在過去40年的發展圖》，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11年2月7日。]，使全世界民主國家的總數達到116個之多。如果把像俄羅斯那樣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政黨競選但一黨獨大、沒有真正反對黨的「准民主國家」也算在內，世界上民主國家的數量還要多出不少。顯然，在當今世界加入聯合國的194個國家中，民主國家和准民主國家的數量約佔70%，處於絕對的主導地位。

　　當然，世界民主浪潮自1828年迄今將近200年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遇到過多次曲折、挫折甚至倒退。但是，猶如「九曲十八彎」的黃河終將流向東方的大海一樣，世界民主發展的總趨勢是任何力量也無法改變的。特別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現在，經濟全球化和意識形態、政治規範全球化的加速度發展，強勁地推動著世界民主政治大踏步地向前邁進，使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從1945年的30來個猛增到了2010年的116個，半個多世紀的絕對增加數是此前一個多世紀的將近3倍。這個現象明確地向世人宣示，人類社會業已跨入了全球化大發展的新時代。這個新時代的基本特徵，不僅是經濟全球化所推動的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和物質財富成倍增長，還包括意識形態和政治規範全球化所推動的人權觀念普遍蘇醒、民主政治迅猛發展。能否全方位、立體式而不是片面性、單線條地順應全球化時代的發展大趨勢，是當今世界各國所有政權、政黨和政治家都難以迴避的一道嚴酷考題。對這道考題回答得是否及格，將直接決定著世界各國政權、政黨及政治家的前途和命運。

　　「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能夠順應時代大潮並為民族振興和人類進步做出卓絕貢獻的人們，必將贏得人民和歷史的尊敬！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黨校教授、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