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人篇--毛澤東是怎樣把小說當歷史讀的？

　　史學界有這樣一句名言：「歷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說都是真的，除了名字。」據說是英國19世紀著名的史學家、文壇怪傑卡萊爾說的。按照我們正常的邏輯來看，歷史，一是指已過去的事實，二是指對過去事實的記載，不管是哪個含義，都是一門和真實掛鉤的嚴謹學科;而小說作為一種文學樣式，本質上屬於藝術的範疇，內容完全是作者發揮想像力的產物，自然而然都是虛構的。但是，作為一位享譽全球的大學者，卡萊爾怎麼會提出這麼一句和我們的常識完全相反的奇怪理論呢?

　　其實，這句話與其說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一個比方。歷史研究的意義固然在於求真，但是由於歷史事件是過去發生過的事實，本身就具有不可復原性，再加上種種原因，比如歷史時空隔膜的存在、歷史記錄者主觀認知能力與價值旨趣的差異性、歷史事實本身的複雜多樣性、擁有話語主導權的統治者有意無意對歷史史實的掩飾或歪曲等等，歷史本相就會變得迷霧重重，誰也無法保證史書對歷史記載做到完全的真實可信，所謂「求真」、「客觀如實」、「據實記事」只是一廂情願式幻想而已;而小說則不一樣了，虛構固然是其本質所在，但是這些虛構皆是作者通過對生活的整理、提煉和安排而成，在構思及寫作的過程中儘可能地去除了政治謊言、道德謊言、商業謊言、權貴謊言、愚民謊言等等，使之呈現純粹的藝術性，一方面全面地反映社會生活中各種角色的價值關係的產生、發展與消亡過程，另一方面也最為深刻地揭示和展露出生活乃至人情人性的本質，故而，小說雖源於現實，卻也高於現實，用藝術的手法展現出了比史書和實錄更高的價值。

　　對於一生都酷愛讀史和研究歷史的毛澤東而言，他不一定聽到過這句話，但是如果用這句話來形容毛澤東讀史和研究歷史之方法，正可謂是恰到好處。毛澤東歷來都非常重視歷史的真實問題。他不僅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閱讀各類史書著作，以求對中國歷史建立起根本性的把握，而且還能以歷史學家的眼光來對所讀之書作認真考證，既不迷信史籍，也不拘泥於前人的結論，最終以其淵博的學識、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分析概括能力，達到辨別史學真偽的目的他。而在他的這些讀史方法之中，其中一條便是「把小說當歷史讀」。毛澤東認為，小說能夠反映出比史書更加真實的歷史。比如，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對其他人談到，他把《水滸傳》「當政治書看」，把《紅樓夢》「當歷史書看」，而對於「二十四史」這類歷來都被視為最為權威的「正史」的史學著作，毛澤東讀後，卻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謂實錄之類也大半是假的。……一部二十四史，寫符瑞、迷信的文字，就佔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書里都有。像《史記·高祖本紀》和《漢書·高帝紀》里，都寫了劉邦斬白蛇的故事，又寫了劉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雲氣，這一切都是騙人的鬼話。……洋洋4000萬言的二十四史，寫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將相，人民群眾的生產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隻字不提，有的寫了些，也是羌統地一筆帶過，目的是談如何加強統治的問題，有的更被歪曲地寫了進去，如農民反壓迫、剝削的鬥爭，一律被罵成十惡不赦的「匪」、「賊」、「逆」這是最不符合歷史的。（《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陳晉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52—953頁）

　　1964年春，毛澤東在《賀新郎·讀吏》一詞中更是這樣直言不諱地形容他在讀史之中的感受：「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一個「騙」、一個「假」字，這就是毛澤東對這些正統史書的評價。與之相反，對於《紅樓夢》、《金瓶梅》、《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聊齋志異》這類歷來被封建統治者斥為「異端邪說」、在古代正統文化界上不了檯面的文學小說，毛澤東卻格外重視。這五部中國著名的古典小說，早在青少年時代，毛澤東就已經讀得爛熟。在其後來半個多世紀的生涯中，他還一直對之保持著濃厚的閱讀興趣，並時常很有興緻地和身邊的同志談論和評說其中的內容，勸說大家帶著歷史的眼光、從歷史的角度去閱讀和分析這幾部著作。

　　《金瓶梅》寫了明朝的真正的歷史

　　《金瓶梅》，蘭陵笑笑生作，共100回，大約成書在明代隆慶至萬曆年間，是中國第一部由個人獨立創作的、以描摹世態人情的長篇社會世情小說。它以《水滸傳》中「武松殺嫂」一段為引子，詳細刻畫了集官僚、惡霸、富商三位一體的封建惡勢力代表西門慶由發跡到暴亡的罪惡生活史，並聯繫上至朝廷奸臣權相，下至官紳市井無賴的廣闊社會生活畫面，表面上寫北宋末年宋徽宗年間，實際上反映的是作者所處的明朝「當代史」，深刻揭露了明代後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會現實。在明代，它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一起，被列為「四大奇書」。

　　毛澤東非常看重《金瓶梅》的文學價值、史學價值與社會學價值，建國後，他曾親自拍板對《金瓶梅》在全國進行小範圍解禁，並多次推薦各省的省委書記閱讀。1956年他將《金瓶梅》和《水滸傳》放在一起，認為將這二部書合在一塊便可以了解完整的明代歷史：

　　《水滸傳》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小說，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魅力毛澤東》劉繼興編著，新華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頁）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次談話中，也從歷史的角度將《金瓶梅》與《東周列國志》加以對比，他認為《東周列國志》「寫了當時上層建築方面的複雜尖銳的鬥爭，缺點是沒有寫當時的經濟基礎。」而《金瓶梅》則不然，「在揭露統治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寫得很細緻的。」(《魅力毛澤東》劉繼興編著，新華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頁)

　　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這樣講道：

　　中國小說寫社會歷史的只有三部：《紅樓夢》《聊齋志異》《金瓶梅》。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看一看，這本書寫了明朝的真正的歷史。暴露了封建統治，暴露了統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細。（《魅力毛澤東》劉繼興編著，新華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頁）

　　毛澤東之所以如此看重《金瓶梅》，並多次予以高度評價，就在於《金瓶梅》作為我國社會現實主義小說的開山之作，具有高度的寫實性。相比之前的中國長篇小說，內容或者再現帝王將相的風雲業績、或者褒揚草莽英雄的心秉忠義，或者描寫仙佛神魔的奇異行徑，都與普通大眾的現實生活相去甚遠。而《金瓶梅》則以家庭日常生活為題材，通過極為細膩的寫實手法描繪市井平民真實日常生活，以西門慶為主角，一方面安排和描寫了他那個以金錢財富為軸心，以主從貴賤為秩序的家庭結構，使其成為社會圖式的濃縮;另一方面，又通過西門慶的種種社會經濟活動，把讀者引向時代生活的大千世界，展現了在晚明商品經濟的急劇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人們去朴尚華，窮奢極欲的生活方式。小說中的人物，沒有對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也沒有對政治理想的英勇獻身，有的只是對財富和享樂的無休止的追求和對實現自我慾望的歇斯底里的奮鬥。於是，《金瓶梅》把一個時代的全部醜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可謂是痛快淋漓地繪製了一幅中國16世紀的「清明上河圖」。總之，《金瓶梅》通過廣鏡頭的傳神描寫，形象地揭示了晚明歷史的本質風貌。

　　《紅樓夢》寫的是很精細的社會歷史

　　《紅樓夢》，原名《石頭記》，我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之一，共120回，前80回為曹雪芹所著，後40回一般認為乃高鶚續作。小說以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愛情婚姻悲劇為主線，描述了賈家寧、榮二府由盛而衰，終於一敗塗地的全過程，展現了以賈寶玉、林黛玉為代表的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不被社會理解以及與社會格格不入的悲劇，刻畫了一群「小才微善」的青年女子被摧殘、被扭曲、被毀滅的悲劇性命運。此書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偉大作品，作者不僅對社會生活展開了極其廣闊豐富的描寫，而且根據家族的興衰的藝術升華，對封建科舉制度、包辦婚姻、等級制度及社會統治思想等都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代表了我國古典文學創作的最高水平。

　　《紅樓夢》自問世以來，便受到熱烈歡迎，產生了極大地影響，而關於這部小說的研究，更是構成一門專門的學問——紅學。縱觀其發展歷程，大致經歷了從最早的評點派，到後來的索隱派，以至胡適、俞平伯考證派的「新紅學」幾個階段。此外，對於小說內容的解讀，紅學家還有「寶黛愛情主線說」，「色空觀念主題說」，以及「封建社會百科全書說」等等，可謂是派別林立，眾說紛紜。對於中國古典文學深有造詣的毛澤東，自然也與這千千萬萬的廣大讀者一樣，對《紅樓夢》有著異常的喜愛之情，他認為，《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中「寫得最好的一部」，不看完《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三部小說，便「不能算中國人」，並多次對身邊人談到，《紅樓夢》他「至少看過五遍」，而且只有「看過五遍才有發言權」。而說起研究方法，毛澤東與這些傳統紅學家相比更是顯得自成一家，其中的獨特之處就在於毛澤東將《紅樓夢》當作一部清代社會史來讀——要把「紅樓夢當作一部歷史來看」。在毛澤東看來，把《紅樓夢》當故事讀，是讀小說的初淺層次;只有把《紅樓夢》當歷史讀，才是讀到了小說的較深層次。

　　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演講中，毛澤東告訴人們不要以為《紅樓夢》寫的只是哥哥妹妹你情我愛的事情，其實「《紅樓夢》是一部很好的小說，特別是它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陳晉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6頁)明確表達了他對《紅樓夢》的評價，以糾正人們的偏見。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當劉少奇談到自己已看完《紅樓夢》，說該書「講到很細緻的封建社會的情況」時，毛澤東接著發揮說：「《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歷史看，它寫的是很細緻的很精細的社會歷史。」 (《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陳晉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6頁)1964年8月18日，毛澤未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的談話時指出：「《紅樓夢》我至少讀了五遍。……我是把它當歷史讀的。開始當故事讀，後來當歷史讀。」(《跟毛澤東學史》薛澤石主編，紅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13頁)1965年又同表孫女王海容說：「你要不讀點《紅樓夢》，你怎麼知道什麼叫封建主義?」(《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陳晉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7頁)

　　1962年1月30日，在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用《紅樓夢》來形容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時代：

　　十七世紀是什麼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個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雙園裡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跟毛澤東學史》薛澤石主編，紅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13頁）

　　在毛澤東看來，《紅樓夢》全書雖然在表面上寫的是四大家族的衰敗史，實際上包含了中國封建社會走向衰敗的整個歷程。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學)的談話》中多次談到《紅樓夢》：

　　《紅樓夢》里有這樣的話：「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篷窗上。」這段話說明了在封建社會裡，社會關係的興衰變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潰。

　　《紅樓夢》中就可以看出家長制度是在不斷分裂中。賈璉是賈赦的兒子，不聽賈赦的話。王夫人把鳳姐籠絡過去，可是鳳姐想各種辦法來積攢自己的私房。榮國府的最高家長是賈母，可是賈赦、賈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跟毛澤東學史》薛澤石主編，紅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13頁）

　　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時說：

　　什麼人都不注意《紅樓夢》的第四回，那是個總綱，還有《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蘆僧判斷葫蘆案》，講「護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跟毛澤東學史》薛澤石主編，紅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14頁）

　　毛澤東把第四回作為《紅樓夢》的總綱，意在說明它點明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統治結構。書里雖然只寫了賈府一家的衰敗史，其實是寫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封建官僚政治的衰敗史，預示了封建制度的最終滅亡。同時，毛澤東也非常清楚地認識到，曹雪芹雖然塑造出了賈寶玉這樣的封建家庭的逆子，但這並不說明曹雪芹主觀上就有反對封建制度的思想。1964年8月24日，在關於坂田文章的談話中，毛澤東說：

　　曹雪芹在《紅樓夢》里還是想補天，想補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紅樓夢》里寫的卻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說是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他的創作發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裡衰落的。康熙有許多兒子，其中一個是雍正，雍正搞特務機關壓迫他的對手，把康熙的另外兩個兒子，第八個和第九個兒子，一個改名為狗，一個改名為豬，再一次說明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是導致封建制度滅亡的重要原因。（《毛澤東讀〈紅樓夢〉的獨特視角》，劉倉，《黨史博覽》2007年07期）

　　毛澤東將曹雪芹寫《紅樓夢》比作「想補封建制度的「天」，極為形象地表現出曹雪芹明知封建制度不可避免地會走向衰亡，但在感情上難以接受的矛盾心情。這個分析，與恩格斯評論巴爾扎克的話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就看出了他所心愛的貴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寫了他們不配有更好的命運。這一切我認為是現實主義最偉大的勝利之一。」

　　毛澤東把《紅樓夢》當歷史讀，另外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階級鬥爭。毛澤東認為，《紅樓夢》就是「一部形象的階級鬥爭史」。作為政治家，在毛澤東「一分為二」的思維方法中，有統治階級，便有被統治階級。四大家族之所以具有「統治的歷史」，根本上是存在著「奴隸主」和「奴隸」這兩個對立的階級關係。於是，他非常注重對小說中的人物做階級的劃分統計。1961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毛澤東作出了這樣的分析：

　　書中寫了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統治階級，約佔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壓迫的，犧牲的很多，如鴛鴦、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釧兒、晴變、秦可卿和她的一些丫鬟，賈寶玉對這些人都是同情的。（《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陳晉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2頁）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的談話中，毛澤東在提出「第四回總綱說」後，又再次將這樣的觀點表露了一遍：

　　《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鬥爭激烈，幾十條人命。統治者二十幾人(有人算了說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隸，三百多個，鴛鴦、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講歷史不拿階級鬥爭觀點講，就講不通。（《跟毛澤東學史》薛澤石主編，紅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14頁）

　　正是這「幾十條人命」，帶給了毛澤東很深的印象，成為他用階級鬥爭觀點來分析小說的重要依據。而第四回之所以會成為毛澤東理解這部小說的一把根本的鑰匙，大概就是因為「護官符」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維護其不平等的統治秩序和地位的牢固形式和法寶，反映了他們利用這一法寶對財富的剝奪和佔有，對平民百姓的肆意欺壓。小說的描繪也正是這樣。儘管被薛蟠打死的馮淵的家人苦苦申訴：「薛家原是金陵一霸，倚財仗勢，眾家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望大老爺拘拿凶狂，剪惡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盡」，也半點無用，因為新近補授應天知府的賈雨村從門子處獲知薛家就是「護官符」上之「雪(薛)」。在「護官符」的威嚴下，欲燒三把火的新官為討好四大家族而殉情枉法，使冤者自冤，凶者卻無所顧忌地逍遙法外。

　　毛澤東用階級鬥爭觀點來讀《紅樓夢》，得出的另一個看法是借愛情寫政治。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同部隊領導同志的談話中說到：

　　曹雪芹把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寫出來。真事就是政治鬥爭，不能講，於是用弔膀子(愛情)掩蓋它。「（《毛澤東品國學》盧志丹著，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頁）

　　從小說的情節內容來看，寶黛愛情的產生及其悲劇，始終伴隨著四大家族內外的政治氛圍。諸如林家的敗落，江南甄府、賈府的抄家，以及四大家族上通朝廷、下結官府、相互之間榮損與共等等，這一切都融進了寶黛愛情悲劇的故事演進之中，十分自然地滲透了相應的政治內容。毛澤東的這一分析，可謂是穿透了小說愛情描寫的表面情節，直接抓住了其問題的實質所在。

　　《聊齋志異》可以當作清朝的史料看

　　《聊齋志異》，簡稱《聊齋》，俗名《鬼狐傳》，是中國清代著名小說家蒲松齡創作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說集。全書共有短篇小說520篇。題材非常廣泛，多數作品講述一些關於狐仙、鬼妖、人獸，狐說的離奇故事，表面上充滿了虛幻和怪異，實則是以此來概括作者所處時代的社會關係，對當時社會的腐敗、黑暗進行了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會矛盾，表達了人民的願望，反映了17世紀的中國的社會面貌。

　　與《金瓶梅》和《紅樓夢》這些以現實生活為描繪對象的小說不同，《聊齋志異》作為一部鬼神小說，所描寫的內容都是在人世間並不真實存在的妖魔鬼怪，固然也可以隱喻一定的社會現實，但是這樣的著作，也可以用來研究歷史嗎?毛澤東認為，《聊齋志異》不僅可以用來研究歷史，而且還具有很高的歷史研究價值。1939年5月5日，在延安同蕭三的談話中，毛澤東指出，《聊齋志異》表面上寫的是鬼狐，實際上是一部社會小說：

　　《聊齋》是封建主義的一種溫情主義。作者蒲松齡反對強迫婚姻，反對貪官污吏，但是不反對一夫數妻，讚美女人的小腳。主張自由戀愛，在封建社會不能明講，即借鬼狐說教。作者寫戀愛又都是很藝術的，鬼狐都合作詩。《聊齋》其實是一部社會小說。魯迅把它歸入「怪異小說」，是他在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的說法，是搞錯了。（《跟毛澤東學史》薛澤石主編，紅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09頁）

　　1942年4月，在延安同何其芳等的談話中，毛澤東更進一步指出：

　　《聊齋志異》，可以當作清朝的史料看。（《跟毛澤東學史》薛澤石主編，紅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09頁）

　　史料，是指那些人類社會歷史在發展過程中所遺留下來的、並幫助我們認識、解釋和重構歷史過程的痕迹。這些遺迹，既可以是文字的，如各類史書、檔案、文件、回憶錄，也可以是從古代遺留下來的實物，即我們眼中的所謂「文物」。就史學界而言，一般將史料區分為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前者是指接近或直接在歷史發生當時所產生，可較直接作為歷史根據的史料，後者是指經過後人運用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詮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聊齋志異》似乎和這幾個概念都掛不上邊，那麼，毛澤東怎麼會將它歸入具有嚴謹學術價值的史料範疇呢?

　　其實，《聊齋志異》成書的過程，並非是作者「妄言」、「妄聽」或「冥搜鎮日一編中」所胡編亂造出來的神鬼故事之合集，其故事來源，一部分是親身見聞，如《地震》、《跳神》等篇;一部分是承襲過去的怪異小說題材而發揮之，如《續黃粱》、《蓮花公主》等;而更多的則是取材於當時民間的傳說。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那就是作者蒲松齡很注意「調查研究」，廣采素材來源進行加工的結果：

　　蒲松齡很注意調查研究。他泡一大壺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間，請人們給他講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後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寫出四百幾十個鬼與狐狸精來呢?（《跟毛澤東學史》薛澤石主編，紅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09頁）

　　蒲松齡是我國清代初期的一位傑出的作家，跨越了明清兩個朝代，對於當時動蕩的時局有著切身的感受。再加上他長期生活在農村，與農民朝夕相處長達幾十年，非常熟悉農民的心理、願望、風俗、信仰，對勞動人民的疾苦有著非常深切的理解。這些都給他構思和創作《聊齋志異》提供了極為豐富的來源。他從社會的基本結構——家庭開始寫起，對封建家庭內的夫婦妻妾、兄弟姊妹、父母子女、公婆妯娌直到族中鄉里、朋友賓客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寫，歷史而具體地反映了一定的社會內容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微妙的關係。

　　關於《聊齋》的社會現實性價值，毛澤東還舉出其中的一篇《席方平》來加以說明。《席方平》寫誠樸的席廉得罪富豪羊某，為羊某死後買通冥間的獄吏揉掠而死。席方平代父伸冤，魂赴冥司告狀，可是從城冥到郡司直至冥王，都受了羊某的賄賂，不僅冤屈未伸，反遭種種毒刑。顯然，這是直接影射了封建社會的現實狀況。在延安同「魯藝」學員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特別讚賞席方平受鋸刑時忍而不號的氣節：

　　(席方平)老實人，雖然歷經磨難，只要敢于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原則，敢於鬥爭，問題終會弄清楚，冤案終能昭雪。（《跟毛澤東學史》薛澤石主編，紅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10頁）

　　毛澤東在讀《細侯》一節時，認為該故事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細侯》的說的是教書先生滿生同妓女細侯相愛，為籌錢為細侯贖身，滿生吃了官司。被迫遠走他鄉。一有錢的商人為得到細侯，假造滿生的絕命書寄給細侯，遂從鴇母那裡把細侯買了過來。後滿生歸來，才同細侯破鏡重圓。

　　總體上來看，《聊齋志異》這部小說的最大特點是，把花妖狐鬼等虛幻事物組織到現實生活中來，並賦予他們人格化、社會化的形象，通過人鬼相雜、幽冥相間的生活畫面來反映現實矛盾。如果說，其中的一個故事就可以代表了清代初期社會生活之一隅的話，那麼，全部的《聊齋志異》，就是再現清代初期社會生活的一幅極為詳盡的歷史畫卷。它不僅非常清晰地向人們展現了當時的世態人情、社會習俗、道德風尚、宗教信仰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種種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而且還真實地反映了封建社會官與民、官與官、豪紳污吏之間的關係，活生生地描畫出平民被貪官虐吏勒索宰割、搜刮蹂躪的真實情景。故而，它雖然不同於檔案史料或正史文獻，但卻以「口述史料」或「筆記史料」的方式顯示出其獨特的史料價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稱讚這部書「寫得好」，並一直把它當作清朝的史料來看，而且越看越愛看。

　　結語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史籍對平民百姓的記載歷來很少，如果要想了解研究下層人民的生活，則需要將目光從「上」移到「下」，轉移到專門描寫百姓生活的小說上來。在歷史研究中，如果能對小說加以重視，則可以彌補正史材料之不足。20世紀初期，隨著史學革命的發生，史學研究的對象已不再局限於帝王將相的家譜，到現在已經擴展到了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軍事史、社會生活史等領域。小說對歷史研究的重要價值也曾引起很多學者的重視。梁啟超較早地注意到了這一點：「中古及近代之小說，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記之非事實;然善為史者，偏能於非事實中覓出事實。」陳寅恪也肯定小說可以證史。據他的學生追憶，他曾經講到：「小說亦可作參考，因其雖非個性的真實，但有通性的真實。」「有些小說中所敘之人與事，未必實有，但此類事，在當時條件下，則誠有之……例如《水滸傳》中之『祝家莊』，有無此庄並以『祝』為名頗難確證，但像祝家莊這類由地主自組武裝，並收納『莊客』之事，則在宋元時，乃是現實……《太平廣記》中記述一系列短篇小說也反映中唐至五代時社會情況。」

　　其實，不僅僅小說，在文藝作品中，詩詞歌賦、小說戲劇，都含有豐富的史料，可供歷史研究所用。而毛澤東對於小說之歷史研究價值的重視，一方面既展現了他學習研究方法之靈活性，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可以從小說中讀到下層人民的歷史、了解到古代人民真實的生產和生活情形，才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讓他不厭其煩地讀了一遍又一遍。這些都充分展現出他對人民群眾深厚的熱愛和關懷之情。(文/李墨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