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評價與學術評價中的CSSCI

作者：沈固朝

引文索引作為一種檢索工具，利用研究之間的相互引證關係為學者們提供跨越時空的豐富文獻，客觀、系統地反映出科學研究工作和成果的繼承性和發展性。在這個意義上，引文索引被科研管理部門作為學術成果質量的定量評價工具。引文統計分析結果與使用多項定量、定性評價指標的評估結果有較高的相關性，但也有其局限性。論文分析了CSSCI用於期刊評價和學術評價的利弊，討論了以影響因子來評估研究者個人業績的問題，指出了產生問題的強制性根源。作者呼籲要正確認識引文索引在期刊評價和學術成果評價中的作用。

2017-2018年度CSSCI來源刊目錄的發布再次揭開了潘多拉匣子，各種問題和評論如預料撲面而來。無論是調侃式的吐槽、無奈的嘆息還是冷靜的分析，都從一個個側面重複著多年的「老問題」。國內有多種評價工具，無論哪一種，發布其目錄都會引發學術界大小不同的「地震」，這在國際上是少見的。筆者近年利用接待來訪和期刊界大小會議，多次呼籲全面和正確看待期刊評價工具。所謂「全面」，就是既要看到評價工具的有利一面，也要看到不足一面。所謂「正確」，就是要客觀地評價引文索引的作用，既不誇大，也不貶低。但這種呼籲只是一種期望。正如編輯朋友們調侃，說得不錯，可沒有用！筆者藉助此文再談一下對這些問題的一得之見。

引文索引的本質是檢索工具

說引文索引是檢索工作而非評價工具，不是旨在為種種問題開脫，而是說明這類工具一開始就不是為評價而設立的，無論是期刊評價還是學術評價。CSSCI與其他評價工具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只能用自身產生的數據，如果要進行評價，還需要搜集其他數據，建立其他指標，特別是定性指標。可以說，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長期以來主要是在進行數據加工，在少數情況下依據用戶要求承接過一些引文分析項目，但它尚未從事過真正意義上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

很多人將引文索引視為評價工具，忽略了引文索引的特殊檢索功能，這實在是使用這類資料庫的一大損失。文獻之間的引證和被引證關係所揭示的研究專題之間甚至作者之間存在的某種內在聯繫，不僅指明了與讀者需求最密切的文獻線索，而且包含了相似的觀點、思路、方法，反映了科學交流活動，顯示了科研成果之間、刊載文獻的期刊之間以及文獻所屬學科之間的內在聯繫，使許多論文有機會聯繫起來，構成論文網、著者網、文獻網，這是引文索引最初及至現在的最重要價值所在。

依筆者之見，引文索引作為評價工具，到目前為止還主要是一種基於形式的量的比較（如論文的聚類度、相關度、規範化、價值的持久性等等），而非對期刊學術價值的質的評價。還需要指出，來源期刊的選擇並非全部都是定量方法。

期刊影響因子在評價學術期刊、推薦學術論文方面所提供的參量，是具有統計上的借鑒意義的，但只是作為影響力大小和變動的參照，不宜作為期刊質量高低的標準。

被視為學術評價工具的引文索引

筆者將學術評價分為宏觀或中觀的評價，以及微觀的、對個人學術成果的評價。引文索引資料庫可在宏觀和中觀層面上服務於學術研究。但在微觀層面上，難以對個別學術成果的學術價值進行評判，只能通過被引用情況了解個人的學術影響力，為內容評價提供某種借鑒。引文索引能否用於學術評價，不是個「能」或「否」的簡單答案，要看用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應用。在宏觀或中觀層面上，依據引文資料所做的學科分析是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如果用於個人學術成果的評價，一定要慎之又慎。論文是否收錄在某核心期刊上可以成為衡量學術水平的參考指標，但不宜作為硬性指標。

創新力應是衡量學術論文價值的根本標準。一篇沒有創見的文章，對社會進步和科學技術發展不起作用，也無法提供科技領域新的內容。當然，強調學術評價的定性的創新力標準，並非要否定定量的影響力標準，而是想說明，當我們不得不藉助影響力指標輔助學術評價時，不能忘了學術研究的根本目的在於探索真理，解決問題，提升創造力。將影響力作為借鑒，只是從易操作的角度而言的，不能忽視由此帶來的急功近利的副作用，特別是當學術評價與利益分配捆綁在一起的時候。

如果始終盯著工具，而忽略了工具的使用，則是本末倒置。能否跳出這個怪圈，從使用的角度，也就是說從體制這個根本性地問題上作一番思考?這裡所說的評價體制是由評價客體、評價主體和規則制度組成。不少人說，有工具比沒有工具好，畢竟來源期刊目錄中的絕大多數是被學界認可的高質量的期刊，取消工具豈不亂套?筆者的理解，這個「套」就是我們現在習慣了的評價體制和科研管理體制。評價體制中的問題不解決，被這些問題放大了工具的缺陷是難以克服的。當然，「規則」的改變已經開始，例如，在成果評價方面，延長評價周期，關注「代表性成果」，改評價標準「一刀切」為分類指導與分層次考核相結合；在評價主體方面，加強學術評價中的匿名評價、雙盲評價、迴避原則，細化專家庫中的「小同行」以避免「外行評內行」，等等。希望這種改革能夠真正觸動體制這個「套」，產生抑制學術生態失衡的實效。

走出困境，首先要走出認識上的種種誤區。

第一，淡化核心期刊意識。核心期刊是一種客觀存在，可當它成為追逐的目標和行動的自覺時，就變成了指導一切工作的「指揮棒」。去除「指揮棒」作用，首先要淡化「核心期刊意識」。就CSSCI而言，就是利用多年的數據積累發揮向用戶推優擇優的作用，突出檢索工具的角色，加強統計分析的功能，為作者和讀者的閱讀與投稿提供依據，為科研管理提供信息服務，為優秀學術成果的傳承和傳播提供檢索的便利，為辦刊提供有益的建言，能夠利用豐富的數據回答諸如期刊在學科中處於什麼水平、發展趨勢如何、讀者關注什麼、與同類優秀期刊相比差距在何處、該怎麼獲得優質稿源、怎麼找到學科內的優秀作者等等刊物真正關注的問題。

第二，走出「定量=客觀」的誤區。客觀的數據不等於用在評價上也一 定是客觀的。文獻計量學所揭示的文獻分布規律是期刊在百花齊放的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但在不良的學術生態和行政干預下，高學術價值論文向少量刊物集中的規律有可能受到人為因素的扭曲，使得刊物質量的升降與好稿源被切斷與否發生了某種聯繫。而好稿子的發文空間受到擠壓所催生出的種種弊端，如果不加以控制亦會使數據失真，在一定程度上反過來影響數據的客觀性。因此，文獻計量學家很早就文獻計量工具用於評價時指出，只有當人們對文獻計量學指標的自身缺陷有了足夠的認識時，也只有在這些指標與其他更多的定性評價信息相融合時，文獻計量學指標才能成為科研績效評價的有效工具。

第三，不要將高引用與高質量完全等同起來。被引次數上的微小差別，不能說明論文質量上的高低。文獻被引用反映的是某種影響力，高影響力可能與高質量有關，但不能一概而論。在一些案例中，被引用越多，也許越象徵著一種否定的評價。不常被引用的文獻亦不能認為不重要。要解釋某一成果的學術影響力本身就是很複雜的，沒有同行的介入，沒有對內容的認真分析，是很難得出質的判斷的。

第四，正確對待評價後的排名。所有的排行榜都是動態的，與其提心弔膽地關注「會不會掉下去」，為保持或提升排名而傾力攻關、買論文，甚至不惜冒學術不端之險「做數據」，不如把精力放到內涵的提升。「看淡」影響因子需要自信和勇氣，需要跳出「怪圈」，看穿影響力和「排座次」這個表面的東西及其所帶來的負面效果，始終如一地走「好文章——好刊物——好評價」的路線，始終扣住需要解決的社會實踐問題，依照辦刊本身的規律潛心做好組稿、審稿、選題策劃、規範化等工作，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把評價需要的數據「做」上去，解決「入榜」問題後再吸收好稿源）。

本文原載於《澳門理工學報》2017年第3期，經作者授權發布，發布時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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