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克飛：如何看待余光中那一代文人的榮耀與污點

12月14日，余光中辭世，我先想起的，居然是二十多天前去世的前TVB掌舵人方逸華。當時，我在悼文中提及方逸華人生的最大轉折——在邵氏日漸衰微時，將重心轉向TVB，就此締造人生第二段神話。

邵氏的成功，源於大中華意識的國語片。當時的香港電影人，政治立場無分左右，都不免一腔鄉愁，因此將「大歷史」與山河之美視為最佳題材，並以此慰藉那些身在香港卻心懷故土的異鄉人。但邵氏的衰落，也恰恰因為在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騰飛後，「我城」意識漸入人心，僅僅將香港視為公司註冊地的邵氏就此難敵講述香港故事的嘉禾。轉戰TVB之所以成就了邵逸夫和方逸華的第二段神話，並不僅因電視的普及，而是因為「我城」意識隨著電視哺育了一代香港人。

香港電影人如此，台灣文化人又何嘗不是如此？無論主動赴台，還是種種因緣際會而被迫留台之人，也不管持何立場，在那兩岸相隔的歲月里，總難免觸動鄉愁。

台靜農便是一例，1946年，他應許壽裳之約，前往台灣編譯館工作，然後任台灣大學中文系主任。1949年，他曾打算重返北平，卻因為家累太重，實在買不起船票而未能如願，有生之年再也未能重返大陸。臨終前，他引用前人詩句抒懷，「忽驚此日仍為客，卻想當年似隔生」，他還有絕筆詩：「老去空餘渡海心，磋蹌一世更何雲？無窮大地無窮感，坐對斜陽看浮雲。」詩並不好，可那「磋蹌一世」的苦悶，「空餘渡海心」的惆悵，卻會讓一代人感同身受。

所以，許多人對余光中的認識雖僅是一首《鄉愁》，卻已將之視為大師。《鄉愁》甚至是我所讀的第一首新詩，在我孩提之時，便知道有這樣一首詩，有這樣一個人。

這當然與文化和認知上的差異有關。別說當年，即使今天，大多數大陸人對台灣文壇也並不熟悉，台灣文學的語境和文字，也與我們所接受的大陸文學頗有差異。人們更願意穿越文字本身，在社會性乃至政治立場上尋求自己認同的東西。《鄉愁》就這樣走入大陸，成為標籤。

余光中的鄉愁並非強說愁。生於南京的他，幼年便因戰亂逃離故鄉，輾轉避難於重慶，度過中學生活，後考入南京讀大學，誰知尚未畢業便在內戰炮火中再度逃亡，客居台灣。他的前二十年，就這樣與中國的大時代交織。可是，這「蒲公英的歲月」僅僅是個開始。

這代人的最大悲劇，就是身處這個大時代，即使生性不愛政治，也難免被政治所牽絆。一首《鄉愁》被賦予了極大政治意義，使得余光中在中國大陸成為文化象徵的同時，也成為了某種難以擺脫被操縱命運的符號。當然，當事人是否甘之如飴是另一回事。酷愛回大陸演講的余光中，鄉愁也隨之巡迴，主動抑或被動，也許只有自己才清楚。

余光中自己倒是說過：「凡是中國作家都有一點鄉愁，不管是不是到海外去。二十年後的上海就不是當年的上海了，二十年後的湖南就不是以前的湖南了。時間變化，也會帶來鄉愁，鄉愁也包括歷史文化，也不僅僅是地理，並不完全取決於空間，還取決於時間。《鄉愁》那首詩很簡單明了，看完就會背。大半人也不會去追蹤我的其他詩，所以《鄉愁》就等於我的一張名片，它壟斷我的觀感，這張名片大得把我整個人都遮住了。其實我的作品把鄉愁拿掉，還很多彩。比如說，我去大陸演講，說：『今天不講鄉愁了』，大家好像很失望。」

這算不算「成也《鄉愁》，敗也《鄉愁》」？

更讓人唏噓的是，以《鄉愁》成為象徵的余光中，其人生軌跡與被強加的政治立場並不一致，甚至曾經相悖，以至於被某些人揭批。其實，隨時勢而漂流，本是大多數人的人生常態，為尊者諱大可不必，但過分誇大也不應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邊有人歌功頌德或違心大書「我有罪」，那邊則大寫狼來了批判鄉土文學，都是時代強加，誰吃相更好看，或說沒那麼難看，還真難說。我一向不贊成無底線的寬容，可過往百年的大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彷徨與掙扎，命運之戲劇性，早已給所有輝煌和黯淡都刻上了無奈的印記。

寫過太多悼文，對這一代知識分子，最難寫之處便是無法將其人生、其作品與大時代割裂。《鄉愁》便是如此，以詩而論，它清新雋永、結構也算精巧，但若無這大時代的推波助瀾，斷難達到如今的高度。

如果我要冒充詩界內行，當然要這樣說：名氣最大的《鄉愁》絕非余光中最好的作品。可是，你無法否認，在大多數人的認知中，余光中就是《鄉愁》，《鄉愁》就是余光中。

這很容易讓人忽視余光中漫長人生中的寫作軌跡。早年的他曾是西化急先鋒，「少年時代，筆尖所染，不是希頓克靈的餘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釀也無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之後則是回歸傳統，提出「藍墨水的上游是汨羅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傳人」。

這也很容易讓人忽視余光中詩風的多變，忽視了鄉愁之上的家國情懷，忽視了他的「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別忘了，與之交集甚多的陳芳明，也曾評價他「以詩為經，以文為緯，縱橫半世紀以上的藝術生產，斐然可觀；那已不是屬於一位作者的畢生成就，也應屬於台灣文壇創造力的重要指標。從舊世紀到新世紀，從揚眉少年到慈眉老年，由於他同時經營兩種文體，任何一個時段都從未出現歉收的跡象。」雖然我並不喜歡余光中乃至許多台灣作家的散文，不喜歡過多詞語的堆砌，但余光中的「不歉收」，卻也是事實。

但如果你非要撥開《鄉愁》製造的帷幕，去探尋余光中的人生，又往往會在一樁樁論戰與公案前難以判斷。與楊絳等逝者一樣，就在去世當日，紛爭已起。僅僅讀過一首《鄉愁》的人忙不迭地在朋友圈裡點蠟燭，知識分子們則在探討那些舊事鉤沉，孰是孰非。

這是怎樣的人生？海峽這頭的人看到他人生的輝煌，海峽那頭有人盯著他人生的暗面；大多數人只看著他那首《鄉愁》，還有一些人認為《鄉愁》根本不值一提；有人說他登堂入室，有人認為他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有人將之視為泰斗，有人質疑他的為人……

要有多少個分身，才能應付這因大時代而分裂的人生？

恰好，他寫過一篇《假如我有九條命》。他寫道：一條命要用來專門應付現實的生活，一條命要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親和岳母，一條命用來做丈夫和爸爸，一條命用來做朋友，一條命用來讀書，一條命應該完全用來寫作，一條命專門用來旅行……其實，真要有九條命，用來應付人生毀譽，怕也嫌不夠吧？

原標題：《假如余光中有九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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