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西方畫皮，推薦《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佬」》

06-14

感謝程巍先生抹去歷史灰塵，為我們還原了那個刻意編造的歷史敘事。《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佬」》是近年來難得的一本好書。當然，這是對中國人而言。對於那些依然若明若暗地抱著種族主義鬼魂的中西方人士，這本書是不受歡迎的。但我認為，它的某些片段倒是可以成為中國孩子們的課文，或者成為課外必讀參考書。

婦幼皆知泰坦尼克號的沉船故事。好萊塢大片一拍再拍加3D，歌頌、弘揚西方文明臨亂不驚、婦孺優先的高貴氣質。網上更有文章呼應謳歌，輪船沉沒時，船上有錢、有權、有地位的英美精英，把生存機會留給婦女兒童，平靜地接受與船同亡的命運，用性別原則(所謂海上規則)取代了等級、階級，展現了西方人的紳士、克己、奉獻、甘願犧牲等等崇高精神。很多普通人接受了這種長期形成的固定結論，但是，發表言論的是國內一流大學新聞學院的主要領導。肩負教書育人的高校頂級專家很容易將這種錯誤謬論傳輸給學生。

灕江出版社2013年出版程巍先生的專著《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佬」——種族主義想像力》，資料和數據大都采自當年英美媒體的報道，澄清了很多鮮為國人所知的基本事實。

泰坦尼克號上一共有2200多人，生還人數700多人，1500多人遇難。按頭等艙、二等艙、三等艙的劃分，頭等艙生還比例超60%，二等艙生還比例不到50%，三等艙生還比例不到30%。生還的700多人中，男性、女性人數大致相同，男性略多些。這一數據與所謂「婦孺優先」顯然不符，相反，明顯體現了等級原則。

從生還的男女人數差不多的角度說，「婦孺優先」或「女性優先」確實可以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體現，因為船上全部女性人數比男性少。從性別看，女性整體生還比例確比男性高。但是，藉此展開的宣傳鼓噪，泰坦尼克神話存在著誇大和虛假。首先，在救援還沒有完成時，英美媒體最初報道，生還的六七百人全部都是女性和兒童，從而使得「婦孺優先」成為媒體筆下的主流。其次，即便在女性生還者中，也是頭等艙、二等艙的女性乘客更多，三等艙的女性和兒童的生還比例很低。第三，當得知真相，即生還者中男性比女性略多時，英美媒體轉而開始歌頌和讚美英美盎格魯薩克遜男性的騎士風度、奉獻精神，有意忽略和掩蓋逃生的男性乘客，尤其是頭等艙男性乘客的不光彩行為。例如，頭等艙一位美國男性富豪曾用賄賂船員的方式登上救生艇，在救生艇尚有一半空座時便趕緊逃離將沉的輪船。泰坦尼克號上共有20條救生艇，按滿員算，可承載一千多人，在逃生過程中，只有一條救生艇在海中傾覆。事實上，除兩條救生艇少量超載外，其他救生艇都沒有滿員。更令人憤怒的是，生還者中居然還有頭等艙乘客的寵物狗!有的頭等艙富豪還帶著大件行李!泰坦尼克號沉沒後，面對大量落水人員，並未滿員的救生艇，只有一條回來搭救落水者，其他救生艇都遠遠地觀望，聽著落水者的呼救聲、呻吟聲持續一、二個小時，直到很多人在冰冷的海水中活活凍死。

因此，泰坦尼克號沉沒時所謂「婦孺優先」原則，在海難發生後被誇大了，同時被嚴重誇大的還有盎格魯薩克遜男性虛假的高尚精神。這種誇大的宣傳技巧是英美兩國當時一次成功的危機公關策劃，一次將壞事變好事的大型虛假新聞宣傳，從根本上挽救了保險業、造船業、旅遊業。舉例來說，由於突出了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高尚精神，發生海難的責任基本被免於追究，死難者的賠償被忽略，生還者中只有極個別提出了賠償要求，獲賠數額很低。換句話說，面對媒體的集體捧殺，生還者還好意思要求賠償嗎?這一危機公關還用有錢有地位的精英甘願為保護、拯救不分等級的婦女兒童而自願犧牲的虛假神話，沖淡緩解了英美社會當時尖銳的階級衝突。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得不佩服英美精英面對巨大災難的緊急應變能力。但是，我們應該知道，那是一個虛假的神話，是遠離真相的謊言。

實際上，自1912年以來，關於泰坦尼克號的神話一直在中華民國的教科書里存在將近40年。一代代中國學子、無數中國人都被這個神話洗了腦。雖然1949年以後的官方教材中已沒有了這類洗腦課文，但是，近年來，又有人翻印民國時期的教材，或在其他學校的自選教材中加入這樣的課文，使得這個神話與謊言再次向孩子們灌輸，或以其他方式加以大量傳播。

1912年泰坦尼克號沉沒時，辛亥革命爆發不久。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由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泰坦尼克號沉沒兩個月後，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供初小、高小學生使用的《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第一冊編入了《鐵達尼郵船遇險記》，以最快的速度，照搬了英美媒體關於泰坦尼克沉沒的各種神話和謊言。雖然在讚美西方的時候盡量裝作客觀描述的樣子，與之配套的《新國文教授法》即教師教課重點的指導書中明確強調：教師要重點講解歐人「不肯苟且偷生」、「捨身盡職」、「守法」等高尚精神。事實上，英美媒體在泰坦尼克海難的報道中突出的是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高尚精神，也就是說，只歌頌英美，對於三等艙里的義大利等其他國家的乘客，不僅沒有讚美，反而頗有微詞和貶低。中國的教科書則將讚美自覺主動地放大到了所有歐人。教科書封面上赫然印著「教育部審定」字樣。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曾規定學生在校內一律用「密斯」、「密斯脫」互相稱呼。當時北大的激進分子中還有人要求廢除漢字。雖然蔡元培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北大也聘請了辜鴻銘這樣熟悉西方、批判西方的「老頑固」，我們仍然可以明顯看出蔡元培的傾向性。

1924年，商務印書館另出《高小新撰國文教科書》，繼續留著《鐵達尼郵船遇險記》。1926年，中華書局出版「新學制適用」的《小學高級文體公民教科書》，第四冊中也有關於泰坦尼克號海難的課文，內容與商務印書館教科書的課文大同小異。實事求是地說，中華民國教育部審定的教科書中，關於泰坦尼克號海難的課文還算克制，除了讚美西方人，沒有太多的發揮。說白了就是沒有趁機詆毀中國人。也許，這可算是中華民國教育部的一種自我剋制。與之相比，教科書之外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關於泰坦尼克號遇難的文章則大加發揮，除了讚美西方人，還藉機大肆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劣根性。

如果泰坦尼克號沒有沉沒，無數西方人可能永遠不會知道這條巨輪上有八名中國人。海難發生後，兩名中國人遇難，六名生還。這個事實觸動了英美媒體的神經：當時美國《排華法案》禁止中國人入境，為何泰坦尼克號上會有中國人?媒體立即得出結論說，這是中國偷渡客。還有美國媒體分析說，兩人遇難、六人生還，中國人75%的生還率是船上各國乘客中最高的— 事實上，船上有一名日本二等艙乘客，而且生還。為什麼中國人的生還比率這麼高?英美媒體自說自話地想像出各種結論。有的說，中國偷渡客在船從英國開出之前就事先躲到了救生艇里。這種說法的荒唐在於，如果泰坦尼克號沒有發生海難，正常航行到達紐約要七天。中國偷渡客事先躲進了救生艇，至少要準備七天的食物和飲水，還不說如何解決七天里的大小便。還有媒體匯總生還者口述說，中國人不顧「婦孺優先」的規定，從其他人身上搶奪救生衣，強行跳入救生艇，或者扮成女人混入救生艇。總之，英美媒體對於這八名中國人進行了大量的栽贓和污衊。為了襯托英美男性捨生忘死的高大形象，中國人的貪生、欺詐、狡猾、陰險、自私的猥瑣形象成為民族性格、種族品格對比的必要陪襯。

程巍的調查證明，這八名中國人是有船票的正常乘客。他們是泰坦尼克號所屬輪船公司的僱員，受雇前往該公司在美國的另一條輪船上任司爐工。當時美國不允許中國人入境，輪船公司的計劃是，泰坦尼克號到達紐約外港時，由其他船接他們轉到工作的輪船，由此不必入境。由於中國司爐工的工資比歐洲司爐工便宜，輪船公司自然願意僱傭中國人。當然，輪船公司為他們購買的船票是最低檔次的集體船票。在泰坦尼克沉沒後，救援船救起生還者後，還沒到達紐約時，輪船公司發給美國政府的乘客名單中就有這八名中國人的名字和年齡等信息。由此可以證明他們根本不可能是「偷渡客」。

卡梅隆拍攝的《泰坦尼克號》影片中有幾個被人忽視的鏡頭，其中一個是，上船後不久，小李子在三等艙找自己的鋪位時，一個留著辮子的中國人也在找鋪位，手裡還拿了一本字典，對照著船艙上的英文，臨時抱佛腳地自我翻譯。這個細節有真實的背景，這八名中國人基本不會英語。因此，程巍先生認為，當生還者講述中國人冷漠、自私時，更可能的原因是，他們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麼。卡梅隆的電影在某些細節上相當真實，他具有頗高的考古素質，例如，泰坦尼克號在三等艙與上層甲板之間設置了鐵柵欄。

雖然八名中國人不會英語，但他們都是年輕力壯的水手，對於船，對於海難有一定的經驗。程巍先生根據他的調查，匯總各種口述和事實，綜合分析後，對於海難發生後八名中國人的行為給出了一個大致清晰的結論。當撞船、進水、傾斜之後，八名中國水手很快判斷清楚發生了什麼，輾轉來到了上層甲板。當時他們跑散了，七個人還在一起。當20條救生艇先後放下海面時，所有中國人都按水手的習慣聽從命令，沒有一個搶先進入救生艇。船最終沉沒前約20分鐘，船上還剩四隻救生艇，那名走散的中國人經允許後上了一條救生艇，這條救生艇上還有其他男性乘客，下到海面時，還留有一個空座。此時船已非常傾斜，沒有跑出來的人已經來不及了，四名中國人經船副允許，登上倒數第二條救生艇，當時，這條救生艇上還有五個空座。剩下三名中國人本來指望登上最後一條救生艇，但因船急速下沉，最後這條救生艇被海水打翻，他們與周圍人一起落水。船沉之後，返回救援的唯一一條救生艇，從海面上救起了抱著木板的一名中國人，他年輕，水性好，沒有很快被凍死。上了救生艇，還替換了筋疲力盡的漿手，幫著划槳。

總之，八名中國人中，五人經允許登上了救生艇，三人落水，一人落水後被救，兩人遇難。關於泰坦尼克號海難中死亡的中國人，在頭等艙生還者的口述中有各種各樣的死法。有的說他們因為躲在救生艇座位底下，被其他乘客壓死;有的說他們因搶先登艇，被船副或船員開槍擊斃等。各種口述匯總起來，中國人一會兒活，一會兒死，死亡總數甚至超過了八人。程巍先生經調查和分析證明，泰坦尼克號上的八名中國人根本沒有英美媒體上宣稱的種種惡劣行徑。但是，他們不懂英語，不知道英美媒體上對他們的種種污衊，也沒有英美媒體採訪他們，給他們說話的機會。六名生還的中國人到達美國後，經輪船公司與美國交涉，很快過境轉到了輪船公司給他們的司爐工崗位，從此再也沒有消息。

泰坦尼克號海難過去24年後，1936年10月，林語堂主編的上海《西風》雜誌刊發了署名洪皓的文章〈鐵達尼上的國恥〉，這篇文章對無辜的中國同胞，對毫無解釋機會的中國同胞進行了無情的鞭撻。這篇文章先是重複了被救者大多數都是婦女兒童的謊言，繼而讚美美國頭等艙乘客的光輝形象，還重複了樂隊演奏「上帝」的曲子與船一起沉沒的謊言，然後寫到：「可是在這時候，丟盡中國人面子的事發生了。『四個中國人鬼鬼祟祟地躲進一隻救生艇的船底去』。這是《哈柏士雜誌》上所說的。中國人不慣遵守秩序的精神，在這裡完全表現無遺。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中國又多了一個國恥!」

這位洪皓完全聽信了西方媒體對中國人的污衊之詞，在被西方觀念徹底洗腦的狀態下，按照西方指定的路線、口徑，為「中國人的劣根性」又做了一次登峰造極的宣揚，上升到了「國恥」的高度。然而，這位洪皓根本不提《哈柏士雜誌》的老闆夫婦就是泰坦尼克號頭等艙的生還者，根本不提這位美國富翁為何違背了「婦孺優先」的原則得以逃生，根本不提這位富翁家的寵物狗也進了救生艇!事實上，在西方媒體刻意營造的「婦孺優先」高尚精神氛圍中，任何一位逃生的英美男性，都必須絞盡腦汁地解釋自己為何沒有「與船同亡」，這位美國媒體老闆哈柏士(又譯哈潑)便是其中之一。況且，他並沒有與四名中國人在同一條救生艇上，而是早就登上其他救生艇離開了，他如何能知道四名中國人的「鬼鬼祟祟」?

泰坦尼克號海難的事後報道中，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高大形象相當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國人醜陋形象基礎上的。出於種族主義需要，中國人必須成為邪惡卑賤的對立面，才能襯托盎格魯撒克遜人的高貴品格。中國人的醜陋邪惡越是鐵證如山，盎格魯薩克遜的光輝高大便越有堅固的墊腳石。所以，英美媒體才不顧事實、歪曲事實，不遺餘力地污衊毫無反駁能力的中國人。雖然泰坦尼克號上還有其他外國人，但只有中國這個柿子最軟，只有中國人最好欺負，似乎也最該被欺負，最值得被欺負。因此，程巍認為，關於泰坦尼克號上「中國佬」的種種惡行劣跡是出於英美精英種族主義的想像，完全與真相無關。而這位中國知識分子洪皓(不是宋朝的那位洪皓)把所有板子都狠狠地痛打在無辜的中國同胞身上，把所有辱罵都狂噴在中國同胞的臉上。關於泰坦尼克號上「中國佬」的報道，洪皓以及民國時期教科書的編撰者、審定者並非不知道。但他們毫無保留地接受西方媒體的描述和結論，在認可和讚美西方人文明守法的同時，等於徹底接受了西方對中國人的污衊。他們在抄襲西方的報道時，甚至愛護備至地刪去了西方媒體上對他們自己人進行批評和質疑的內容。(蕭伯納就曾高度質疑英美媒體對泰坦尼克號海難報道中的自相矛盾，對此，英美媒體則反唇相譏地說，蕭伯納的愛爾蘭身份並非純粹的盎格魯薩克遜人)。換句話說，這些洋奴比西方人更崇拜西方人，這些洋奴比西方人更鄙視中國人。他們已經把西方的種族主義融進了自己的血液，毫無心理障礙地宣稱我們「百事不如人」(胡適語)。今天，我必須替那幾位從來沒有機會辯解的中國同胞說一句公道話：像洪皓這樣的洋奴知識分子才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國恥!

這樣的洋奴知識分子在中國近代史上絕不罕見。人類歷史上絕少見到此番景象：一國的知識分子沿著欺壓本國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指點的方向、規定的口徑、炮製的素材，毫不留情地詛咒本國、咒罵同胞，為帝國主義奴役自己的祖國和同胞嘔心瀝血，無所不用其極。與此同時，全身心地投入謳歌、讚美欺壓本國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偉大事業，恨不能絕了自己的種，以維護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文明。沒有被西方殖民三百年，成為他們痛不欲生的遺憾，為彌補這個遺憾，不惜付出畢生的代價。這不是洋奴是什麼?這不是國恥是什麼!

一百多年來，謳歌西方同時詆毀中國的泰坦尼克神話，在中國孩子們的教科書里堂而皇之地存在，一遍遍重複著西方的謊言，只是令人憤怒的例子之一。這樣的例子多得是。在這種長期性的主動、被動洗腦狀態下，一位中國教授、權威人士接受並傳播這樣的觀點，當然就是很正常的必然現象。反過來說，只有成為這種西方神話的信徒，成為被西方徹底洗腦的洋奴，才最有可能成為被西方認可的權威。的確，絕大多數人沒有意識、沒有能力去挑戰一百多年來始終偽裝成真相的神話。對此，教材、教科書的洋奴化現象「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