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與中國禮儀之爭:曾頒布禁止天主教傳播令

06-14

康熙年間，由於禮儀之爭，康熙帝與羅馬教廷發生衝突，終至頒布了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的命令。這是清代中西關係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康熙初年，欽天監漢官與在華西方傳教士發生了一場「曆法之爭」。通過這場爭論，康熙帝認識到西方科學的先進性。他大膽起用傳教士，利用他們的知識為朝廷服務。傳教士們為清廷觀測天象、推算節氣曆法、製造天文儀器、編纂天文書籍，為西方天文學的東傳，和中國天文學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他們還設計和製造火炮，為平定三藩之亂立下功勞。並充當宮廷教師，為康熙帝講授西方科學。這一切使康熙帝十分滿意。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頒布了著名的「寬容敕令」，公開解除禁令，允許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因此，天主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中西文化交流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然而，禮儀之爭的爆發，卻使局面迅速逆轉。

什麼是禮儀之爭呢？這還得從明朝末年談起。明朝末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傳教。他在實踐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那就是以學術叩門而入，用西方的科學技術、工藝美術引起士大夫直至皇帝等統治階層人物的支持，在天主教教義和儒家學說之間尋找共同點，合儒、補儒，以適合中國習俗的方式傳教。這種傳教方法就是「適應策略」，它是由中國的社會發展程度和國力強盛的現實所決定的。它的核心就是尊重中國文化、適應中國文化，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這兩種異質文化中尋找具有同一性的地方、由此及彼的契合點。為了便於在中國傳教，以利瑪竇為首的一批耶穌會士順從中國禮儀，對於教徒的敬天、祀祖、祭孔均不禁止。利瑪竇去世之後，耶穌會內部就產生了爭議。爭議的焦點是:儒家經典中的「天」、「天主」和「上帝」是否和拉丁文的Deus具有同一意義？敬天、祀祖、祭孔是不是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動？這就是中國禮儀之爭。

為了統一認識，1628年，在華耶穌會士在嘉定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不僅有耶穌會士，還有徐光啟等數位著名的中國教徒。會議決定沿用利瑪竇的看法，不以祀祖祭孔為迷信，禁止以「天」和「上帝」稱呼Deus，保留「天主」譯名。這是一個折中性的決議。

嘉定會議未能真正平息耶穌會內部的意見分歧。其它傳教會的入華又使禮儀之爭風波再起。1643年，多明我會士黎玉范上書羅馬教廷，提出17個問題，質疑耶穌會在華傳教的方式。1651年，耶穌會派衛匡國赴羅馬申訴。經過一番討論，1656年3月，教皇亞歷山大七世發布通諭，肯定了耶穌會在華傳教的策略。1659年，羅馬教廷聖職部下達指令，明確指出:「只要中國人不公開反對宗教和善良風俗，不要去嘗試說服中國人改變他們的禮儀、習俗方式。……一般來說，人們都珍惜及熱愛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認為他們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好。這是人之常情。……不要因為中國人和歐洲人的方式不同而藐視中國人的方式，反而還要儘力做它們習慣的事情。」這道指令反映了亞歷山大七世尊重不同文化傳統的精神。可是，後來的教皇又摒棄了這種精神。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擔任福建代牧的法國外方傳教會士顏當突然下令，禁止轄區內的中國教徒祀祖敬孔。因此，禮儀之爭進入了高潮，在中國和歐洲引起激烈爭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閔明我等耶穌會士聯名上疏，一方面表明耶穌會士對中國禮儀的看法，一方面請求皇上頒諭，證明中國禮儀與宗教無關。收到奏疏的當天，康熙帝就硃筆批示:「這所寫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親、敬師長者，系天下通義，這就是無可改處。」耶穌會士收到之後，立即派人送往羅馬。

教皇格勒門十一世無視康熙帝的看法，於1704年11月作出了關於禁止中國禮儀的決定，並派遣多羅出使中國，解決禮儀之爭。

1705年，多羅抵華。康熙帝接見了他，對他以禮相待。康熙帝耐心地向多羅解釋中國的禮儀，說明祀祖、祭孔、敬天決不是迷信。他明確指出:「中國之行禮於牌，並非向牌祈求福祿，蓋以盡敬而已。此乃中國之一要典，關係甚巨。」並強調:「爾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與中國敬天之語雖異，但其意相同。」可是，多羅頑固堅持禁止中國禮儀的立場，並召顏當入京，讓他向康熙帝論述教廷有關禮儀之爭的決議。顏當只會福建方言，不懂北京官話。他與康熙帝的對話只能通過翻譯進行。康熙帝問他有關「天」與「天主」的問題，顏當的回答令康熙帝很不滿意。康熙帝認為「顏當這等人敢談中國經書之道，像站在門外，從未進屋的人，討論屋中之事，說話沒有一點根據。」

面對傳教士內部的激烈紛爭，康熙帝諭令凡在華傳教士均須領取清廷的信票，聲明永不返回西洋，遵守利瑪竇的規矩，順從中國禮儀，方可留居中國。否則絕不準在中國住，必驅逐出境。多羅頑固不化，死硬對抗。1707年1月，他在南京發表公函，公布了教皇禁止中國禮儀的文件，要求傳教士們無條件地執行。結果，他被驅逐出境，拘禁於澳門。

儘管如此，康熙帝仍然希望教廷能改變態度，撤消禁令。他先後兩次派傳教士出使羅馬，表明自己對中國禮儀的態度，急切地期待著教廷的回復。多次在官員的奏摺上批示:「有西洋消息么？」

然而，羅馬教廷一意孤行，重申1704年的禁約，要求所有的在華傳教士宣誓，表示無條件地服從。為此，教皇第二次派人出使中國。

1720年，教皇特使嘉樂抵華。康熙帝一直將他當作貴賓對待，多次接見他，與他進行說理與辯論。康熙帝對待禮儀之爭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不願意因此而造成中西方的決裂。

1721年1月，傳教士將教皇的禁令譯成中文，進呈御覽。康熙帝閱後憤怒地批示道:「覽此告示，只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從此，康熙帝對天主教的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羅馬教廷嘗到了自己造成的惡果。

康熙帝雖與羅馬教廷決裂，頒布了禁教令，但是終康熙朝並沒有實行嚴格的禁教。清廷所驅逐的還只是未領票的傳教士。凡有一技之長，履行手續向清廷領取信票之後，便可留居中國。同時，康熙帝並沒有改變招徠西洋科技人才為清廷服務的方針。

但是，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成為鴉片戰爭之前清王朝的一項基本國策，被此後的雍正、乾隆、嘉慶、道光所繼承和嚴格執行。清代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由於耶穌會士堅持利瑪竇的「適應策略」而出現過可喜的局面，又由於禮儀之爭而跌入低谷。1939年，羅馬教廷終於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對中國禮儀作出了新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