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的「私利」與「道德」思想

　　被譽為西方經濟學「鼻祖」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出生於蘇格蘭法夫郡（County Fife），但其實其確切的出生日期已不可考。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亞當·斯密於1723年6月5日在他的出生地可可卡地（Kirkcaldy）受洗為基督徒。　　亞當·斯密在少年時代就追隨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學習道德哲學。也正是在那個時期，自由、理性的主張在少年的亞當·斯密腦海中逐漸形成，並在日後成為他的兩部偉大著作的核心思想。在青年時代，大約25歲左右的時候，亞當·斯密完成了在牛津大學的學業，回到了愛丁堡從事教職。據說他的教學範圍非常廣泛，包括倫理學、修辭學、法學和政治經濟學。1759年，亞當·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感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書，以人類共同的天性「同情心」為起點——源於基督耶穌的慈愛和恩典——論述同情心理能夠促進形成一個人與人之間共存共榮、和諧公義的社會。這本書極有可能是亞當·斯密在早先教職時期學術的總結，但它給西方世界在促進人類福利這一社會目的方面所帶來的深遠影響卻是不可估量的。　　大約是在不惑之年後，亞當·斯密結束教職回到了他的家鄉，用長達十年的時間撰寫《國民財富的本質及其原因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並花了三年時間潤飾後於1776年出版，這就是那本成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研究起點的《國富論》。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主張人對自身最大利益（私利）的追求能在市場上形成一隻「看不見的手」，自然而然地使生產和消費達到平衡。這就是所謂的自由經濟。　　亞當·斯密經濟思想中所主張的「私利」與其早先《道德情感論》中的「同情」是否會自相矛盾呢？No。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的「私利」主張，並非等同於現代拜金主義，也絕非「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在《國富論》中，我們看不到「金錢」比「道德」更重要的痕迹，也絕沒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逗漏。相反，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經常措辭強烈地批判壟斷商的非道德活動。在偉大的《國富論》出現時，歐洲經濟依然以農業為主，瓦特的蒸汽機（1781年）還未發明，英國的工業革命尚未展開，持續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基督教信仰仍然是穩固地統治著人（包括亞當·斯密）的文化價值理念，即便是遠在美洲開天闢地、奠定現代民主憲政基礎的，也是那一大批固守著基督耶穌教導的清教徒。因此，當我們去理解《國富論》中的「私利」時，毫無疑問是以「道德情操」為前提的，因為在基督耶穌的世界裡，道德的重要性是理所當然的，不用多說，用不著身為基督徒的亞當·斯密特彆強調。儘管現代「道德」有很多演化，但推根溯源，「道德」的根本在於遵循神的教導、榮耀上帝或符合神的心意。所謂的「德育」、所謂的「講道德」或「以德治國」，如果沒有基督教的文化傳統和價值理念，無異於緣木求魚、與虎謀皮。基督教義首先否定人，即「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因此，人要榮耀上帝，就得遵守神的教導，成為有道德的人——這是人類所共有的情感，無論是在基督教世界裡，在伊斯蘭教、佛教世界，還是在儒家、道家學說為基礎的中華傳統文化里——於是就有了英國現代信託責任的道德基礎；或者，由於世人都是「罪人」（sin），都不可靠，因此需要有監督，於是就有了以制衡為核心要義的美國民主憲政和現代法治。的確，普通法系的國家才有比較完美的自由市場經濟。從這個意義上，可以這麼說，「無神論」是市場經濟、民主法治和現代文明的障礙。　　當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我們必須明白無誤地傳達這樣的信念：所謂的「私利」和「自由放任」，是天賦的自由權，是在不傷害任何他人的前提下的正當利益追求，而非你爭我奪、爾虞我詐或不擇手段的利益追求。任何忽略對人的終極關懷甚至直接傷害到他人幸福的「自由經濟」，都是對神的教導的直接悖逆。經濟學理論是如何具體描述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運用理論的經濟模式和政策手段是否符合具有基督教超驗之維的西方經濟學之真義，生搬硬套在不同道德、信仰、價值觀和法制的文化環境里所孕育出來的經濟學理論是迂腐的。　　那麼，究竟如何理解西方經濟學中「私利」與西方文化里「道德」的關係呢？我們先看一段亞當·斯密常被引用的話：「我們所期盼的晚餐並不是靠博得肉販、啤酒商或麵包師傅的同情心而來的，而是他們對他們自己的利益追求而來。我們填飽肚子的方式，不是訴諸他們的同情心，而是希望他們自愛（self-love），也不是訴諸我們的處境，而是訴諸他們的利益。」通俗地講，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人人都為己的同時也滿足了他人和社會。具體言之，肉販必須工作、生產以維持他自己的生活，這屬於肉販的「私利」，他人因為肉販的「私利」而買到了讓其生存下去的食物，實現了「利他」。兩方面都是符合道德的，因為每一個神的子民（包括肉販、也包括最卑微的乞丐）好好的活下去是神的心意。他人（我們）的生產與我們（他人）的消費，其角色是互通的，一份人的工作會成為另一部分人的報酬；或者說，你要生存下去（利己），你就得先做出有利於他人的努力（利他）。這樣，在亞當·斯密的經濟體系中，透過符合神的心意的消費與生產行為，貨幣在社會上循環不息地流通著：他人購買你因利己而生產的東西，你去購買他人因利己而生產的東西，商品經濟得以產生，整個社會漸漸地趨向均衡，最終，個人對「私利」的追求便促成了國家整體的富有和進步。　　回到亞當·斯密的那個時代，仔細揣摩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我們可以發現，「自私」的肉販做出有利於他人的努力（生產），其實就是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感論》中「同情」在經濟活動上的具體體現：先要求為別人著想，才有自己的滿足；反過來也正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筆者看來，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歷來所強調和珍視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論基礎。在基督耶穌的教導里，每一個人都有資格活著，當他人生活難以為繼的時候，其他人有必要給予關懷和幫助，也只有你幫助了別人，你才會被別人幫助，這就是「同情心」的道德。　　在早期的「自由經濟」里，沒有任何一個人的「自私自利」行為可以忽略造物主的角色。「自養」及「舍己」的教義，在《聖經新約》及《國富論》中都清楚地提到，這是政治經濟的基礎。同樣地，如果說現代經濟活動是建立在「先人後己」的道德情操基礎上，那麼，無論是中國古代「先天下人之憂而憂，後天下人之樂而樂」、還是現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都映襯了亞當·斯密經濟思想背後所蘊藏的「道德情操」，符合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真義，也即完全符合神的教導。站在21世紀回顧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可以領會亞當·斯密早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便揭示了國富民強的根本是神的教導里的「道德」。我們也可以理解，當現代人失去道德，遠離神的時候，就無法了解《國富論》共存共榮的真義。如此，無止境地追求個人利益而踐踏他人利益，諸如毒奶粉、豆腐渣工程、重金屬污染、暴力拆遷，也就見怪不怪了。有人說，中國和平崛起的基礎，需要依靠制度建設。這固然正確。但我想，沒有文化價值的更新，僅靠一群沒有信仰、沒有神的觀念的精英去搞什麼制度建設，無異於畫餅充饑。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