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書生：毛澤東的日常生活與特別保障體制(5)

　　二是形成了專門的保障團隊和相應的規章體制。

　　毛澤東乘專列出行時，通常使用三列列車，即主車（主席的專列）、前驅車（也叫壓道車）、後驅車（也稱尾車）。這一安排早在出訪蘇聯時就已經實行。1949年12月到次年3月，毛澤東訪問蘇聯，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開出的專列即由前衛車、主列車、後衛車3部分組成。前衛車由5個車皮組成，上駐50個士兵和一些鐵道工作人員；後衛車也有5個車皮，除有50個士兵擔任警衛外，還有毛主席給斯大林七十壽辰準備的禮品等。主列車由10個車皮組成。有一個連兵力在前幾個車皮內作警衛，毛澤東、汪東興、葉子龍等人乘坐一節公事車。這節公事車內共有4個房間：毛澤東用中間的一間，汪東興等隨行人員用後面的兩間，前面還有一間做會客室。陳伯達、師哲同用一節公事車；滕代遠、羅瑞卿用同一節公事車；其他人都乘頭等卧車。主車還包括餐車、行李車等。專列到達滿洲里後，換乘蘇聯的火車。蘇聯方面準備的專列有前衛車，但沒有後衛車。主車編排以3個車廂為1組，互不相通（《汪東興：跟隨毛主席第一次出訪蘇聯》）。

　　為了保障專列的運行，鐵道部於1950年成立了專運處，處長由鐵道部任命，全處四五十人，包括列車、調度、餐車、檢車、醫務等全套工作人員。專列平時停在車庫裡，專列人員就住在車上，每天檢查車輛，維護衛生。使用前，中南海的警衛部隊要先期登上3列專列，在有關部門的配合下進行安全檢查，隨後布置警戒。按照體制，「專列分大列和單包。大列有十幾個車廂。又分高級專列和一般專列。高級專列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國賓或中央五大書紀。一般專列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友好國家來訪的各種團體及國內領導同志的集體活動。比如蘇聯紅旗歌舞團來華訪問或人大代表集體參觀官廳水庫都是乘坐一般專列。單包又是一種。單包只是一節車廂，掛在其他普通列車後。副總理及中央各部部長都是坐單包。比如林彪擔任黨中央副主席之前也是坐單包。至於中央副部長及省委副書記，便只能享受普通軟卧的一個包廂了」。1950年代之初，除毛澤東外，其他四大書記還沒自己的專列，所以許多時候專列要頻繁出動，領導人一下車就要返回再接別人。1955年以後，五大書記每人都配備了自己的專列，並且都擁有固定的車組人員。車上的列車員都要嚴格執行紀律，客廳和首長休息的主房間不能隨便進出，就連衛士長住的副房間及衛士住的小房間也是不叫不能去（參見《紅牆內外》第五章）。

　　1949年以後，毛澤東每次外出要使用多少輛汽車？目前所見到的最早資料，是當時任中央前委司令部警衛員的梁守謙回憶，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等人從西柏坡進北京時，共用4輛車，第一車輛和第三輛都是吉普車，毛乘坐第二輛中卡汽車（機要員王耀山說是毛在延安時乘坐的美式吉普），最後一輛是警衛戰士坐的大卡車（《在毛澤東身邊》，第057-058頁，069-070頁）。毛澤東入住香山後，每次出行都保持了開道車、尾車前後夾護的組合，也就是說為了安全保衛的需要，起碼要3輛汽車。但有時情況突變，也有例外。如1950年夏，毛澤東到頤和園去划船，被群眾認出來，岸上圍滿了人。毛澤東中途在玉華山莊上了岸，讓開到十七孔橋等他的周西林撲了個空。毛澤東先坐警衛車走了。缺少前後夾護車，著實讓警衛們都嚇壞了（《毛澤東和他的衛士們》下冊，第777-778頁）。1959、1966年毛澤東兩次回韶山，第一次是3輛車，第二次是4輛車，多了一輛為毛澤東運書和生活物資的大卡車。在中央重要會議期間，中央領導人用車保障規模則更大。鄔吉成曾記載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的中央領導車輛保障情況：毛澤東、林彪用車的配置都是固定的，有專門的班子負責。其他領導人則由會議總警衛服務班子負責：其中周恩來用車包括吉姆一部、伏爾加一部、上海一部。帶路車一部、主車一部、隨車一部、卧車一部、嘎斯 69（吉普車）一部、備用車一部，共6部。陳伯達，吉姆一部、伏爾加一部，加一部伏爾加。康生，吉姆一部、上海一部、嘎斯69一部（《紅色警衛》，第164頁）。「固定的」毛澤東、林彪用車配置數量是多少？《紅色警衛》一書沒有說，我們亦無從知曉，但超過周恩來是無可懷疑的。

　　三是按照毛澤東本人的意願隨時行止。

　　日常生活中的毛澤東並非循規蹈矩之人，常常由著性子來。在「行」這個問題上，坐汽車時還可以，坐船，乘飛機和火車時就沒有那麼簡單了。因天氣等原因，飛機和艦船的行駛不可能總能滿足毛澤東的要求。「1957年7月1日，毛澤東計划去杭州，但氣象預報說，這條航線上當天的雲量是10個，即飛機將在雲中飛行，極可能出現雷雨襲擊」。空軍司令劉亞樓得知後，及時對毛主席講了這個情況，力勸他改變行程。但毛澤東堅持要按時起飛去杭州。劉亞樓趕緊找到專機機長蔡演威，擔心地問：「這種天氣有把握嗎？」「沒問題！一定會保證毛主席的安全！」蔡演威自然知道在雷雨中飛行的困難，但想到劉司令之所以來問他，肯定是毛主席堅持出行，因此十分堅定地回答。早晨8點30分，蔡演威駕駛的「伊爾-14型4202號」飛機起飛。剛飛到德州就開始穿雲過霧，經徐州時下起了小雨，快到南京時又下起了大雨。劉亞樓不時來到前艙詢問情況。「杭州周圍地區各個備降機場，都做好了讓我們飛機降落的準備，我們會盡全力使飛機安全降落到杭州！」 飛到杭州，大雨不斷，且處在積雨雲和雨層雲中。當飛機降到距地面60米高度時，機場大雨瓢潑，能見度不到1公里，但蔡演威自信而機敏地操縱著飛機，令機組其他人員心中安然，從而有條不紊地配合著。高度30米時，因為跑道上有積水，為讓飛機減少震動，蔡演威又以比正常著陸稍快的速度著陸（紀從周《毛澤東專機長蔡演威的傳奇人生》，《老人報》2012年9月5日第A29版）。

　　毛的固執險些釀成航空事故，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後來中央決議不再讓他乘飛機的原因。乘坐專列雖然不會有安全問題，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則會打亂預先行車計劃，給鐵路調度部門增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葉子龍在回憶錄中說：「我們按毛澤東的指示行動，他說走就走，他說停車就停車。每當停車時，或請當地領導上車彙報工作，或下去走走，都是毛澤東下令」（第232頁）。謝靜宜為了讓毛澤東的行為看起來更合理些，說「想停就讓火車找個支線停下來」。然而筆者所見的資料卻並非完全如此：

　　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說，「記得有次專列正在急馳，他突然指著遠處一個村子，吩咐我：「通知停車。我要到那個村子裡去看看。我要討一碗紅燒肉吃，看能不能討到？我立刻去打電話。先打給上級有關部門，然後再去。等毛澤東來到那個村子，不要說討一碗紅燒肉，就是討一隻烤小豬也早準備好了（《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五章）。

　　一次，毛澤東的」專列經山東江蘇往西南，進入河南蘭封縣境。毛主席習慣躺在床上看書，隨行的羅瑞卿、滕代遠希望毛主席看一會書能入睡，怕車晃的厲害，便命令停車。毛主席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完全沉浸入書中，把最後幾頁讀完，才像剛從水面探出頭一般長吁一聲，揉著太陽穴走到車窗前。離車300米有個小村子。毛主席下車後向村子走去，一邊活動活動身體「（《毛澤東與他的衛士們》下冊，674頁）。

　　1959 年6 月，毛澤東離開故鄉韶山乘專列北上，當專列行駛在湖南空曠的山野中時，毛澤東突然吩咐停車，走下火車，深深地吸了一口山野清新的空氣。目光停在一個石崗上。鐵路道基下有條小路，向右婉蜒著，伸向石崗。毛澤東沒有走這條路，而是踏著野草碎石從左邊向石崗走去。他走的是沒有路的野地，布滿帶刺的荊棘。有人勸他走那條小路，可毛澤東說：「路是人走出來的。」然後他問身邊的衛土：「你們怎麼辦？」「我們跟主席走。」(《毛澤東遺物事典·接見艾德禮時穿的補丁褲子》)

　　很多情況下專列說停就停，急切間也不可能馬上找到支線，所以就直接停在鐵路幹線上。為安排專列的運行，鐵道部隨行的調度官員與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沒少爭執。作為一個正在領導現代化建設的大國領袖，毛澤東沒有去想自己的行止給鐵路部門的行車計劃及正常行車秩序帶來混亂，反映了那個時代認識上的缺陷。

　　還有一個情況值得說一下。1950年代，毛澤東乘坐飛機出行，往往由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相陪；乘坐專列出行，往往由鐵道部長滕代遠相陪。有一次到了徐州，滕代遠患低血糖，連火車都下不來，以後改由副部長武擎天相陪（王鶴濱《紫雲軒主人-我所接觸的毛澤東》，第408-第410頁，第447-第448頁）。1960年代，這種交通部門首長相陪的方式很少採用了，除了自稱「大警衛員」的公安部長羅瑞卿之外，一般都由相關部門負責協調調度的負責幹部陪伴。

　　五、醫療保健制度

　　戰爭年代因條件所限，中央領導人的醫療保健不得不因陋就簡。進城以後，圍繞著毛澤東的醫療保健工作建立起3個層次的體制。日常保健通常由指定的保健醫生、護士長進行，對其日常飲食及微小病症進行診療。如果出現明顯病症，或因需要派專家為毛澤東會診。保健醫生王鶴濱曾記得在1953年秋，蘇聯臨床醫學專家瓦西林柯為毛澤東會診時，毛澤東講起他在延安時有一段時間身處空曠廣場時，會有恐懼的感覺，瓦西林柯論斷為「恐曠症」，在一旁的解放軍總後衛生部第一副部長兼國家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認為只是臨時性的感覺，怕確診為「恐曠症」引起毛的思想負擔，因此一個勁兒代替毛澤東接話，毛澤東後來大發雷霆之事（《紫雲軒主人--我所接觸的毛澤東》第524-528頁）。1959年5月，也是醫生會診後，要求毛澤東不要再無限制地吃肥肉和豬油。在毛澤東確有重大疾病時，則成立由全國有關領域水平最好的專家們組成的醫療小組。第一次成立醫療小組的時間是1971年～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訪華前後一年多的時間裡；第二次是1974年到毛澤東逝世。第一次的醫療組，組長是李志綏，副組長是徐濤、卞志強、胡旭東。組員有吳潔、周光裕、吳階平等。第二次醫療組的成立，具體時間是1974年的6月中旬（參見《76年以前，毛澤東的簡樸生活！》）。毛澤逝世前的搶救工作，是以陶壽祺、吳潔、方圻、姜泗長等著名專家組成的搶救組進行的。保護毛澤東遺體的工作，衛生部副部長兼保健局長黃樹則牽頭，吳階平、林鈞才等著名專家參加的小組負責（參見《師哲、葉子龍、汪東興等135人聯合聲明》）。1949年以後，擔任毛澤東醫療保健工作領導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傅連璋外，還有1950、1960年代擔任衛生部保健局副局長、衛生部副部長的黃樹則，1957年起任衛生部保健局局長、1965年起任衛生部副部長的史書翰以及長期擔任保健局局長兼中央保健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王敏清等人。具體負責日常保健的有保健醫生王鶴濱（1949年8月-1953年）、徐濤（1953年-1957年5月）、李志綏（1957年6月起，據徐濤、吳旭君說，他從1975年1月到1976年6月「實際上已經不擔任毛的保健工作了」，見《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的回憶〉》第二部分）；護士長有吳旭君（1953-1974年）、俞雅菊（1975-1976），1950年代還有男護士朱寶貴。

　　六、娛樂保障體制

　　1949年以後，毛澤東的娛樂活動主要有跳舞，看戲，看電影，看電視等。

　　1. 跳舞

　　在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上溯到延安時期。這種方式在中央機關遷至西柏坡後依然保持。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後，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導人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開始是每周一次，一段時期以後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參見王凡、東平《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一開始，舞會組織者主要是想從部隊文工團抽調演員參加，她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參見王凡、東平《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1953年，有關方面考慮到對進入中南海的演員都要進行嚴格政審，而他們的流動性很大，臨時抽調不是個長遠之計，遂以公安部的名義，致電解放軍各兵種和大軍區，抽調演員組建中南海文工團。彭德懷不贊成電文上要求被調者「相貌周正」這類的話，說政治影響不好，毛澤東也批示不贊成成立文工團，此事遂暫時擱置。半年以後，負責領導人保衛工作的羅瑞卿再次提議此事，從全軍陸續調來七八十人，成立中央警衛團領導下的文藝團體。一部分人是器樂演奏員，另一部分人是聲樂、舞蹈演員。但這個文藝團體從來沒有正式命名，當年的演員們回憶起來，都叫它中央警衛團文工隊（參見《在毛澤東身邊》第227-234頁）。1958年，全軍大精簡，規定只有大軍區級單位才可以保留文工團（參見王凡、東平《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中央警衛團提升為正軍級是很晚的事兒，當時的團長張耀祠才是個副師職幹部，中央警衛團文工隊只好解散。此後，仍沿用過去調各部隊文工團員伴舞的老辦法。空政文工團的舞蹈演員陳惠敏、劉素媛、孟錦雲，海政歌舞團的徐寶鳳等人在一段時間內都成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固定舞伴。「文革」開始後，從底層到高層，各單位的周末舞會都被作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獨在中南海舉行的舞會照常進行，有時還是化裝舞會，還有著名京劇演員如譚元壽、馬長禮等人的清唱，其名義是讓毛澤東休息休息（參見閻長貴口述，周冉整理《閻長貴：從江青秘書到秦城囚徒》，載《文史參考》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