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鄧公南巡散落的「歷史珍珠」

從長期看，歷史是人民決定的。從短期看，歷史是由偉人書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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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改革開放40周年。

春節過後就是春天。26年前的那個春天，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1992年，88歲高齡的鄧小平南巡，將改革推入「不可逆」的歷史軌道，其歷史意義無論多高的評價都不過份。

不過，在一段時間內，鄧公南巡沒有任何媒體報道，直到深圳特區報負責人「冒險」發出「東方風來滿眼春」一文（參見本號文章「東方風來滿眼春」）。

儘管南巡已是家喻戶曉，但其實大多數人並沒有讀過南巡的「完整版講話」，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值此改革開放 40 周年之際，重溫這位老人的歷史忠告（完整版），21年 後依然令人熱淚盈眶，是閃光的歷史珍珠。

在武昌火車站，鄧小平對時任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說：

你拿出筆來記下我的話，我有幾點意見請你轉告北京。

· 第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證明只有改革開放才能救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中，改革開放是主題、是主線。

· 第二，發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爭論什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嗎？反正我是搞不清楚。到農村去搞什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姓資姓社的爭論，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不要再進行所謂的爭論了！不爭論！這要作為一條制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不能動搖，要管一百年，對，一百年不動搖。

· 第三，能發展多快就搞多快，不要阻擋。目前的經濟工作沒有新意，沒有進取心、創造性，多數人不懂經濟。沒進取心就是沒有歷史責任感！

· 第四，這兩年改革開放的話不硬了，旗幟不鮮明了！這不對，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現在中國的實際情況，不發展或發展慢了都不行。而怎麼發展呢？辦法只有一條那就是改革開放，國家需要改革開放，人民需要改革開放，誰不改革誰下台！對，不改革開放就下台！下台！

· 暫時就這幾點，沒有了……你去吧。回去就向北京報告。就照我說的，原汁原味發給北京！你去吧！記住，回去就向北京報告！

· 要記住，書記大人，你也一樣，不改革開放就下台！

鄧小平對江西省委書記毛致用說：

· 我是個退休老頭子，耳朵也不好使，（彙報）你就免了吧。

· 不過，我倒可以作為一個老百姓跟你書記大人進點言：我離開江西二十年整了，這次來走走，好像這裡變化並不太大呦。你的南邊就是廣東，你看廣東就是熱氣騰騰的，發展很快，人家成天就是改革開放，你這裡我看是有點冷冷清清。

▲鄧小平南巡途經江西鷹潭

· 你給你們省委一班人講，也可以給北京講，就說我說的，改革開放是大局、大方向，發展才是硬道理。不發展或者發展緩慢的空談，只能誤國。尤其是你這江西，底子很薄，資源不多，不努力改革開放行嗎？你們什麼時候改革開放真有成績了，你們彙報我樂意聽，現在，還是那一套就免了吧。

· 對了，書記大人，記住，發展才是硬道理！你應該多向廣東學習而不是向北京學習，誰不改革開放誰就得下台。你可以把我這話向北京報告。

在深圳迎賓館，鄧小平說：

· 人老了啰嗦，不過，我也啰嗦不了幾天了。今天就給你們大家多啰嗦幾句吧。

· 蘇聯垮台有很多因素。其他不講，不顧人民死活，而老百姓為了基本生活品還成天排隊，我看就是一個主要因素。號稱是發達社會主義，結果折騰了七十多年，連老百姓的肚子都喂不飽，說得過去嗎？說不過去。中國怎麼辦？中國就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老百姓的生活解決好。我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決不能動搖，一百年也不能動搖。（眾人熱烈鼓掌）

· 這兩年，除了四小龍外，泰國、印尼、馬來西亞也迎頭趕上。四小龍和東南亞諸國的人有中國人聰明勤勞嗎？我看未必。我跟李光耀講過，華人實際上在經濟上可以做另一個猶太人。華人在政治上一盤散沙，沒有核心，但有市場取向的功利和敏銳，有龐大的市場和網路。李光耀也同意我的觀點。我們落後的關鍵還是我們從五十年代起，不抓經濟而抓階級鬥爭，搞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我這裡不是說社會主義搞錯了，但我也不能說我們完全搞對了。老百姓生活什麼都要票，什麼糧票、布票、煙票、酒票滿天飛，什麼都得排隊。長此下去，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 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我看除了實事求是這一條外，我今天還不能講得很清楚。我看也沒有幾個人說得清楚。說不清楚就不要去爭論，成天去爭論姓資還是姓社就是浪費時間。所以，我說，要把不爭論作為一條原則定下來，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呀！（又是一陣熱烈掌聲）

· 你們先別鼓掌。我得給你們一點壓力。我剛才提到二十世紀一個重大的經濟現象就是四小龍的崛起。中國怎麼辦？我看先別趕英超美，連日本我們也別去比。中國當前的任務和出路就是向四小龍學習，經過二三十年的奮鬥實現小康。前些時候，在北京、湖北、江西，我還不敢說，但這次到深圳，我有了信心。深圳的發展才不過十年，就到了今天的樣子。再這樣幹下去，四小龍就沒什麼可怕了。我想，深圳、廣東的基本任務就是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是在全國殺出一條血路，做一個表率，率先超過四小龍。我看給廣東二十年時間，趕上四小龍是可能的。

▲坐擁華為、騰訊、華大基因、平安、萬科的深圳已成創新之都

· 改革開放也不會一帆風順。現在的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姓資姓社的標準應該是三個有利：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生活水平。特區的實踐表明，改革開放不僅可以發展生產力，還可以解放生產力。所以，我發明了一條叫做不爭論。爭論什麼？一爭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開辦特區有爭論，有些人今天仍不同意。

· 農村改革也有爭論，但是農村這幾年成長最快的是水產業和水果業，這恰恰是我們計劃經濟沒計劃，政府基本不管的行業。以前，北京的老百姓為了大白菜天天排隊，由政府配發。但現在幾個批發市場一搞，大白菜緊缺排隊的現象就消失了。怕什麼，看準的就要堅決搞。

· 我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起碼有這幾點是看準了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以特區建設為標誌的改革開放路線，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為基本制度的農村改革，以發展解放生產力為主旨的市場機制。

· 說起市場，又有人講市場經濟是搞資本主義。其實，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哪是有那麼多清規戒律的主義。我提的在香港問題上搞一國兩制，反對的人就少。在主權問題，很多人可以向制度妥協，但在國強民富上，在發展生產力上，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更包容更妥協呢？還是那句真理：實事求是。中國窮，發展才是硬道理。為了發展，我們不僅在香港容忍和鼓勵資本主義，在內地我們也要容忍和鼓勵差別和市場機制。不這樣，何來引進外資，何來改革開放？

· 去香港看回歸是我的一個夢想，能去我一定去。但我已經88歲了，這次可能是最後一次外出了，時間不饒人呀！你們要堅持改革開放，就是堅持中國的未來。80多年前孫中山實現不了的理想，就可能通過改革開放實現。我今天講的，你可以回去跟下面講，也可以跟上面的北京講。我在湖北和江西還講過，誰不改革開放誰就下台！這點你也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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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巡之前，吳敬璉曾經在中南海座談會上與一些經濟學家激辯「市場經濟」，被扣上了「吳市場」的帽子。吳敬璉對於鄧小平的改革貢獻有著更深刻的理解：

· 我想，鄧小平就是比我們所有人都站得高，比黨內的許多領導人都站得高，看到了中國的根本問題在哪裡。

· 用他的話來說，中國共產黨人是追求社會主義的，但什麼是社會主義的根本，根本沒弄清楚，就以為蘇聯那套東西就是社會主義。吃了很大的虧。怎麼辦呢？鄧小平站得很高，吸收了現代各國發展的經驗，又要適應黨多年來一直堅持的社會主義，就提出了一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經濟層面說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搞市場經濟。

· 在1992年以前，黨和政府內部主張改革的人已經認識到，之所以會出現這些經濟和政治問題，都是因為改革推進不力。鄧小平比較有影響的幾次談話，包括1990年末跟中央領導同志談話，還有1991年初跟上海的領導同志談話，都講到了這個要點——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不搞點市場經濟，連信息都沒有，是自甘落後。到了1992年南方講話，鄧小平就進一步明確提出，不改革是死路一條。由此也扭轉了整個航向，回到了改革的道路上去。

周其仁是另一位長期關注和思考經濟改革的學者。他感慨地說：

中國經濟增長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為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無可更改的背書。如果用最多數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顯著改善作為評價標準，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一定會被寫入歷史。正是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制度成本，才使這個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機會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

在《鄧小平做對了什麼》一文中，周其仁對鄧小平的改革哲學進行了提煉：

· 鄧小平的貢獻，是把國家政策的方向，轉向了對促進生產力的自發合約提供合法承認與保護。這並不是這位偉大政治家一時心血來潮的傑作。

據杜潤生回憶，早在1962年鄧小平就談到:

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

這說明，鄧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認」對特定生產關係（產權與合約）的意義。當歷史把他推上了執政地位之後，鄧小平就用「這樣一種態度」來對待農民和基層創造的家庭承包責任制。

· 鄧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過「產權界定」的理論表達。可是，鄧的改革之道就是堅持產權界定並寸步不移。這套中國特色的產權界定，一直受到來自不同方向的批評。

一種批評說，鄧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經濟的最後邊界，因而背離了經典社會主義。這個批評忽略了繼續維繫一個不斷支付昂貴的組織成本的體制的巨大代價，這一點，人們通過比較改革的中國與拒不改革的那些國家經濟表現上的顯著差別，就可以獲得深刻印象。

另一種批評認為，基於承包合約的產權改革遠不如「全盤私有化」來得徹底和過癮。這種批評則看輕了制度變遷所要付出的代價：只要過時的觀念和既得利益纏住了相當多的人群，任何「激進和徹底的改革」在實際上寸步難行。

· 鄧小平不為任何批評所動。他始終堅持一點，無論如何也要容許中國人在實際的約束條件下從事制度和組織選擇的探索和試驗。任何產權、組織或合約形式，只要被證明可以促進生產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鄧小平就樂意運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動員國家機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標題下為之提供合法承認。這看起來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實用主義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來經濟學的進展，我發現在中國改革的實踐經驗里，包含著具有很高普適性的道理，這就是廣義的交易費用決定著制度的存在及其變遷。

· 鄧小平的辦法就是允許實踐、並從實際出發來觀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並不難理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廣久僱傭的 140 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國有公司的工作機會；年廣久付給工人的薪水，不低於當地國有工廠的給付水平；這些工人原本或失業，或從事其他工作但收益還不如給年廣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場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給——老闆與老闆的市場競爭加劇了，不但是顧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

· 鄧小平把企業家請回了中國。他執掌中國後不久，就高度肯定了歷史上「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容毅仁，並大膽決策划出一筆國有資本交付榮先生全權打理——這開啟了「國有資本＋企業家」的新經濟模式。鄧小平還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威，多次對「傻子瓜子」這個事件表態，不準再動用國家機器魯莽地扼殺民營企業家。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問：

允許這些企業家的存在，難道真的就危害了社會主義嗎？

▲鄧小平與榮毅仁

· 越來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確答案。隨著企業家的存在被廣泛認為是「對的」（right），創業當企業家就再次成為中國人的一項權利（the rights）。改革以來，中國發布了多個政策文件、通過了多部法律，並數度修訂憲法，逐漸承認並保護了普通人自由締約、創辦各類企業、按投資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權利。據一項權威發布，到2007年底，中國的民營經濟約佔國民生產總值50％，非農就業的70％，稅收的30－40％。這是改革前無論如何也不能想像的。

· 鄧小平的哲學，是相信每個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動力。國家要富強，要推進現代化，就必須充分發揮每一個社會成員和所有基層組織的積極性。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才產生了中國式權利界定和把企業家請回中國的改革政策。新的問題是，當改革開放釋放了個人、家庭和基層組織的積極性之後，如何協調（coordinate）十數億人口爆發出來的競爭致富衝動，就成為新的經濟體制必須解決的問題。鄧小平傾心於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是因為他認識到僅靠國家計劃之手，根本不足以應對改革開放後如何協調整個中國經濟的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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