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二流小說家在日本的爆紅

【編者按】美國二流小說家大衛·戈登寫了本名為《連環殺手》的通俗小說，在美國反響尚可。令他沒有想到的是，這本書在日本被改名為《二流小說家》大賣特賣，拿了好幾個小說獎項，甚至還迅速地被拍成了電影。前色情文學工作者戈登應邀前往日本參加電影的首映禮，享受了國王般的待遇，回到紐約逼仄的公寓後，他寫下了自己在日本的奇妙經歷。

2010年，我出版了一部名叫《The Serialist》（根據內容應翻譯為「連環殺手」）的小說。作為首作，這本書在美國反響還不錯，意思就是，會有出版商願意出版我的第二本書，但我的日常生活並沒有什麼變化：我繼續寫作，跑步，和朋友出去玩。但接著，小說日文版發行，很多事情變得奇怪了。我的書贏得了一個重要的日本文學獎項，這很好。接著它又得了個獎。隨後它又得了第三個獎。很明顯，這太不正常了：以前從沒有哪個作家同時獲得這三個獎。我收到日本出版方發來的許多報道，我除了認出了照片里自己的臉和大大的「No.1」字樣，其他一個字也不認識。我用了谷歌翻譯，但得到了一堆胡言亂語。我的書在日本都不叫《連環殺手》，而是叫《二流小說家》，因為書中有個人物是通俗小說作家。這個書名，也是我的人生寫照！

最奇怪的是，我雖然是日本文化迷（電影、圖書、藝術），但從未深入研究過，我的書中也沒有日本元素。這就像一個少年一直迷戀一位女神，而這位女神忽然說：「我也喜歡你。」我遠遠地看著這件奇妙的事發展至高潮：東映工作室把《二流小說家》改編成了電影。也就是說，一部背景設置在東京的日本電影，日本演員用日語表演，而小說原著里一個日本人也沒有，故事主要發生在紐約皇后區。他們速度很快，大概在六個月內就拍好了電影，然後邀請我參加首映禮。我的日本出版商計劃在電影上映期間出版我的新書《神秘女孩》（Mystery Girl）——早於英文版出版時間一個月。可能和國際日期變更線有點關係，來自東亞的電郵都是從明天到達的，我的日本生活肯定要早於我的美國生活。我去了。我的編輯和電視台攝製組在機場迎接我。我向你保證，我從來沒得到過這樣的待遇。我住的那家酒店，就像電影里詹姆斯·邦德住的那種，浴缸是遙控的，可以自動放水，按個按鈕，就可將窗帘打開——六十年代的未來主義。我按照要求，穿上黑色套裝，打上領帶（順便說一句，我幾乎不會打領帶，因為我在以前的人生中不需要戴領帶），前往首映禮。劇組的所有成員，包括唱主題曲的那位女士，都向我鞠躬致謝。

我迷迷糊糊地從媒體面前走過，閃光燈閃得我睜不開眼，電視台的攝像機一路跟著我。我辨不清方向，經常對著錯誤的攝像機或者虛空說話，還不小心倚在布景上。後來，我的勇敢又迷人的年輕翻譯說，哪位記者如果想讓大衛桑看他的攝影機，就揮揮手。我感覺自己就像生日派對上的嬰兒。我看電影時，美女翻譯對我耳語：「這個人就是偵探。」我感覺自己就像睡著了，夢見自己書里的故事變成了一個怪誕的新版本。最後，燈光亮起，我站起來準備離開。翻譯拍拍我的肩膀，指向觀眾席。觀眾瘋狂地對我鼓掌。我深深地鞠躬幾次，然後逃走了。在一周時間裡，我接受採訪，見批評家和書迷，跑書店。讀者讚賞我的文學觀點和我對女性的深刻理解——在美國，很少有讀者（或者女性）思考這一點。我到哪裡都有隨行人員，我簽售時有兩個助手，一個幫我翻書，另一個用紙巾吸墨。人們向我敬酒，為我會用筷子、在海報上籤了大大的名字而鼓掌。

然後我回到美國，繼續像往常那樣生活。我獨自住在到處都是書的房子里，這套房子比我在東京住的酒店套間小。我的浴缸不能自動放水。我白天默默地伏案寫作，晚上出去跑步或找朋友玩，我的朋友們幾乎從不鼓掌。別誤解了我的意思，這樣很好。但我吃著墨西哥卷餅，看著武士老電影時，偶爾會想，那個受歡迎的二流小說家大衛桑在那兒怎麼樣了呢。那兒已經是明天了。

《二流小說家》中文版由99讀書人引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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