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李靜瑋|流動的共同體：論族性變化的解釋路徑

摘要：族性是構成族群、民族等族類共同體的基本屬性，如認同、血統、語言、傳統文化、祖籍地、宗教、種族等。自族類共同體誕生以來，族性便是富於變化的。對其變動機制的理論解釋主要分為四種：強調內部識別的認同理論，強調外部交往的接觸理論，強調內部關係的民族國家理論和強調外來影響的現代性理論。綜合把握四種不同的解釋路徑及其內部理論流派的具體差異，有助於增進對族性變化和當下民族問題的理解。

關鍵詞：族性變化機制，認同理論，接觸理論，民族國家理論，現代性

一、定義族性

族性（ethnicity）是什麼？在中西語境中，對於族性的定義和範圍都存在大量的討論，但其概念依然沒有統一。對族性的解釋極為豐富多樣，包括族群實體、族群基本要素、民族/族群認同、某一民族的文化特點等。[①]在國內的前人研究中，族性被運用於對民族、族群等相關概念特質的指涉，且常在二者間相互轉換，因而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和可變性。[②]而在英文學術界，族性也缺少一個確定的定義，在1916年至1971年之間，「族群的」和「族群」還未列入主流人類學教科書的索引目錄，至於族性一詞，也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對美國民族熔爐政策的早期討論中才出現，這一時期，它被描述為一種難以為熔爐政策所消解的「東西」。[③][④]正因這種複雜性，它成了一個可以得到廣泛運用的重要概念。作為一個內涵豐富的民族研究術語，它所涵蓋的時間可以追溯至原生特質產生和逐漸穩定的過去，也可以延伸至都市化和全球化的當下，既包括了內部認同，又牽涉到跨族交往以及相關影響，可用來統合現有關於民族和族群研究的理論和案例研究，以幫助理解作為共同體的民族/族群及其與周邊民族、國家、區域之間的關聯及發展。

族性概念是在學科的分叉與地域的交織中被碎片化的。首先，這種情況源於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法學等不同領域在民族這一論題上出現的複雜交叉。不同學科的考察視角使其表現出的具體特徵存在著較大差別。其次，族性本身在不同語言翻譯上的語境轉化使這一概念難以與此前的語義完全對應。其在新進入的語言系統中旁涉的近義詞也往往與此前存在出入，故容易導致借義和語義泛化。最後，在各學科的研究中，族性也並非一個一開始就受到足夠重視的中心概念，而是在概念生成的時間序列中，隨著二戰後的現代性、全球化和群體認同而誕生的新問題。以人類學中的族性一詞為例，這一詞的泛用被認為來自於後現代主義人類學中存在的解構主義。從英文詞義演變的角度而言，族性是過去「部落」（tribal）一詞的延伸，但在演化的過程中，它又成為一種具有廣泛涵蓋力的母題（the parent concept），學者們長期關注於族性一題的各個子方面，如認同、文化政治、親屬關係、婚姻等經典命題，卻沒有對族性本身進行充分的重視。[⑤][⑥]

在對其變化進行討論前，首先依然需要對族性進行明確的定義。且以綾部恆雄對族性（民族性）的綜合性定義和其關注的幾個方面為例，進行初步的概念分析。綾部認為，族性是「二戰後，由被稱為人種、民族、國家、宗派等範疇的人類集團之間的急劇多樣化、流動化和相互交往中所產生的，一般小於這些集團規模的，並且不屬於共同來源而共有文化同一性的人們以及他們的意識」。這一概念包括了人群和人群特點兩類基本的定義，而在分析族性的時候，綾部認為需主要關注其四個方面，其一，具有古典民族意義上的文化同一性的共同體族性，其二，跟對個人的民族統一性做出規定的民族性，其三，對集團的邊界做出規定的民族性，其四，作為利益集團而明顯化的族性。[⑦]

這一概念之後，可見在民族與民族主義研究領域裡幾大理論的影響。首先是時間點（二戰後）的問題。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歐內斯特·蓋爾納對現代民族的經典論述視之，二戰後是民族產生的重要時間點，也是現代性進入的關鍵時期。其次，「人類集團之間的急劇多樣化、流動化和相互交往」是共同體產生的緣由，對此，弗雷德里克·巴斯曾從族群邊界的角度進行過論述。第三，在族性的四個方面，除了第一個方面與民族傳統上的文化意義相連，其餘都是現代性發生後的事件和屬性，即從國家、政治生活、現代民族和語言使用問題等方面出發，對民族屬性進行的強調。以語言為例，安德森認為，語言可以產生能內部溝通的精英階級，通過印刷術和語言學家的工作，語言被標準化和確立下來，而那些精英階級所使用的優勢語言，則可以通過國民教育和其他途徑，在近代國家中確立其作為國語的地位，並推動民族主義的產生。[⑧]

鑒於族性定義的多樣性及其在不同語言中存在的差異，以下討論的族性綜合了前述對於族性的不同定義，並側重中文語境中對其屬性涵義的強調。即將族性看成構成族群、民族等族類共同體的基本屬性，如認同、血統、語言、傳統文化、祖籍地、宗教、種族等。[⑨][⑩]這些屬性一方面來自共同體依靠代際沿襲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在新的環境下延續、變化、創新及消亡。

二、族性如何變化

即便在流動性極強的都市中，帶有原生性的族性也是容易從人們身上觀察到的事象。原生性的普遍存在，成為原生主義者（primordialist）將族性視為穩定不變的重要論據。按照斯大林對民族的定義，族性應包括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方式及表現為共同文化特點的心理素質這四類特點。[11]這一定義在我國的民族識別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和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相比，其概念強調原生性，具有較強的客觀主義色彩，卻沒有體現族性本身的動態性和主觀性。[12]在族性原生性廣泛適用的同時，不應忽略的是，族性並非靜止的概念。從根本上說，靜止的族性相當於實施嚴格內婚制的種族群體。但在二戰後，種族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質疑，其生物學意義也被證明是不成立的。即便避種族不談，強調原生符號的新浪漫主義（neo-romanticism）所圈定的族性也未能禁足於各民族傳統的祖居地，而在跨族婚姻、移民、政權更替等情況下，族性也顯然不是靜態的。根據學界所關注的不同方面,族性的變化規律可從以下四類理論進行討論:

（一）認同理論

認同是當代社會科學中常用的術語之一，在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領域都得到廣泛運用，並衍生出社會認同、國家認同、民族認同、自我認同等分屬不同學科理論體系的子概念。從族性認同及其變化的角度出發，相關的認同理論可分為原生論、邊界論和工具論三派。[13]原生論注重在群體的內部尋找族性，且將族性視為相對穩定和與生俱來的。邊界論和工具論則認為族性的邊界產生於群體和異族互動的過程中，而族性本身也是可以變化的。其中，以科恩為代表的工具論將具體情境中的族群接觸視為族性變化的決定因素，故也可視為接觸理論下的一類觀點：

其一，以格爾茨和范·登·伯格為代表的原生論。在持原生論的學者看來，群體認同是在語言、種族和宗教的基礎上形成的原生紐帶。[14][15]相對於工具論對族性不穩定性的強調不同，原生論將認同視作與生俱來，且非理性的特徵。在這一觀點之下，以格爾茲為代表的文化歷史原生論者並沒有將族性紐帶與社會事實中的其他方面孤立出來，而是將其視為與理性的公民紐帶互通共存的另一重屬性。因此，儘管族性常常在家規、習俗、宗教等帶有非理性特徵的影響下使人做出符合小共同體利益的行為，但這種自我意識又常常為更宏大和理性的公民性所掩蓋。[16]相比之下，范·登·伯格的社會生物學派則是以生物表徵為族性的論證基礎，通過血緣構建的核心家庭——擴大家庭——世系群——氏族——方言群體——族群亞類——族群等概念，論證族性認同拆合的內部邏輯。[17]在二者的論證中，族性本身是不變的，變化的是其所處的社會情境以及相應的個體行為。

第二個派別，即以弗雷德里克·巴斯為代表的邊界論。這一派認為，族性具有排他和內部歸屬的雙重性，通過對這些屬性的觀察與描述，可以劃定族體之間的邊界。由於在場景中的靈活性和相應更寬泛的解釋力，族群邊界理論得到了較為廣泛的運用。即便在多元文化的都市場景下，這種吸收了原生論和工具論優點，並規避了靜態性和理性人陷阱的理論也得以普遍適用。^[18]在邊界論中，族性的變化機制可以從表徵和邊界兩方面考察，其一，那些處在表徵範疇的族性，即成員文化、邊界標誌、甚至群體內部的組織形式都是可以被替換的，其二，邊界的維持機制、促使排他性和歸屬性發生變化的歷史傳統和外部條件則是相應變化的緣起與關鍵。[19]

第三類，以科恩為代表的工具論。在他看來，族性是以起源為基礎的文化識別符（culturalindentifier），是爭奪社會資源時的一種手段和工具。族性本身不易變化，但不同場景中，在族性的動員之下，人們會判斷應當進行內部團結，還是將一些情況下的他者也納入自己的群體範圍內。此外，科恩還認為，由於交換和貿易通常涉及到群體之間的權力問題，而群體關係又會影響到貿易本身以及群體之間的權力，至少在部分程度上，貿易決定了族性的特點。[20]

認同理論不以複雜多變的群體特徵為切入點，而是從個體與群體的認同出發，在自我與他者，我族與他族的概念判斷中，有效地探討了人們的身份歸屬問題。該理論對分析族類群體特徵的動因、機制及歷史變遷都有著較強的解釋力。在族群認同理論進入中國後，中國學者運用相關理論對本土的問題進行了研究，並完成了許多成果。如在對羌族認同形成的研究中，王明珂用歷史人類學方法，通過分析川西羌族的歷史，認為其認同形成於其與漢族、藏族之間的互動過程。[21]祁進玉基於其對分布在甘肅、青海、北京等地土族的田野調查，認為土族的認同轉變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並使人們的身份認同變得混亂和模糊。[22]

（二）接觸理論

接觸理論主要通過對族類共同體/文化之間交往和接觸的研究，探討族性/文化變遷和相互關係的機制，被認為是能夠有效改善群際關係的策略。[23]這一視角之下，對族性變化的論述主要有兩類觀點。其一是以族類個體為單位的社會心理學觀點，其二是以文化為單位的文化人類學觀點：

社會心理學的族性研究源自二戰美國社會中存在的種族衝突問題，為了解決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矛盾，許多學者對其作出了深入的研究與討論。心理學家奧爾波特其代表作《偏見的本質》通常被視作這一理論形成的標誌。「簡單說來，偏見是在沒有充足證據的情況下，把別人往壞處想（think ill of others）」。^[24]族性認同是偏見產生的前提。通過對族性特質的分類——認同——比較，出於自尊心理的驅使，人們常常會相信，自己所屬的群體擁有高於其他群體的屬性。因此他們對內部人員的主觀評價常常要優於外部人。[25]族際接觸產生的問題在奧氏之前早已有之，早期的研究成果通常認為，群際接觸能有效地減少族與族之間的偏見，並改善人們在種族或特定族性問題上的消極觀點。從奧爾波特的偏見理論出發，圍繞族際接觸的效力、最優條件、作用機制等問題，社會心理學領域產生了各種分支理論。如將接觸劃分為擴展、想像、替代、模擬等類型，以及綜合出地位平等、共同目標、群際合作、制度支持四個積極接觸的指標等，以進一步解析群際關係和族性相關問題。[26]相比認同理論，群際接觸並未將考查重點放在內部的族性特點及認同，而是更注重族類共同體對外部具差異性族性的認同變化，以及這種變化的發生機制及改善路徑。

文化接觸理論的文化人類學觀點主要來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博厄斯歷史特殊論學派對文化變遷的討論。在這一學派興起之前，族性中的語言、宗教、文字被視作進化論中具有先後時間秩序的遺存，或是傳播論中從發源地出發，向其他地域不斷擴散的元素。和民族主義的產生相一致，這一學派也將族性的變化看成是人類外部環境變化的結果。但族性的變遷並不只發生在現代性進入之後，而是像人類對環境的適應一樣，長期保持著吐故納新。從類型上劃分，族性變化的主要類型有創新、傳播、涵化和進化等，相應類型的作用又與其同周邊共同體的互動關係有著密切關聯。和此前的人類學理論相比，博厄斯學派的理論建立在文化特質——文化系統的研究之上，且以格式塔心理學中的整體論為理論基礎。[27]這一理論對具體族性研究的重視體現了弱小民族文化的價值，也與強調民族平等和民族多元文化的語境是相符。

心理學層面的接觸理論和文化層面的接觸理論既有互通之處，又存在著明顯的層次差異。因此，對於群際接觸理論的反對者而言，個人和群體層面上的接觸效應並不存在一致性。頻繁的群際接觸可能改善個人和他者之間的關係，減少族性差異帶來的偏見和衝突，甚至減少族性差異本身。但個人心理狀態的變化並不能與族性的變化相互等同，當問題上升到族性的層面，共同體將面臨認同維持和同化危機等麻煩，繼而使群體內部更注重族性差異的維持，並對外族產生恐懼。[28]這種批評也解釋了個人行為和群體決策之間呈現出的區別化，即在重大民族問題發生後，儘管一部分獲得正面接觸的族類共同體成員願意接納與問題相連的族裔，但在群體的決策上，多數人依然傾向於反對移民，以減少文化同化的可能性。

（三）民族國家理論

在西方政治學界，民族國家（nation-state）是一個常用於分析現代國家的概念。該詞最早出現於17世紀中葉的西方，又因世界各國在民族-國家關係和相關問題上的實踐，得到廣泛討論。[29]在現代國家的語境中，族性的外延不僅涵蓋了民族這一具有原生性的文化單元，也與國家關聯甚密。由於採用自上而下的政治學分析視角，和前面兩類理論所區別的是，在概念的使用上，民族國家理論更傾向於將族性與明確的民族身份等同，而非關注其認同的伸縮性。在這一理論視角下，族性的變化並非獨立於國家之外，而是作為其擁有能動性的子單位，接受國民性的整合。在大量跨國民族和移民並存的背景下，族性的變化與國民性的關係更為複雜。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以及群體與國家的認同關係中，國家總是通過各種政治過程得以體現。[30]

因一國一族的案例相對罕見，國民性的整合常會引起不同模式的族性變化。第一種是以一類主體或精英民族的族性為尊，通過各種政策對移民及少數民族進行族性同化的大統一模式，這種模式通常出現在世襲君主制的封建社會中，如沙皇俄國時期，少數民族被視為異族，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擠，只有作為主體民族的俄羅斯人種獲得特權；第二種是不直接通過政府。使民間的族性相互融合的民間熔爐式，例如在二戰時期，在南歐人、東歐人到來，及國民種族多元化程度加深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強調國內不同民族的美國特質，並試圖淡化民族和人種屬性在社會及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第三種是多元文化主義所倡導的，保留原生族性、主張族性多元平等的馬賽克式，例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推行，以保護境內所有民族權力及平等地位為目標的文化多元主義政策。[31][32]這幾種模式所體現出的民族——國家族性整合分屬不同的關係模式，當這些關係發生變化時，不僅族性會發生相應變化，國內眾多民族的關係也會受到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使國——族之間的關係經歷劇烈變遷。如在1951年對外開放後，尼泊爾因其自君主制到共和國的政治轉變，自一個傳統、隔離、恐外且專制的印度教國家，成為了一個擁有外貿渠道的民主制，及2008年之後的共和政權。而其內部國民性與族性的關係模式，也從大統一型逐漸向馬賽克式轉變。[33]

國家的類型決定了國族整合中族性變化的形式。格羅斯認為，在國與族的整合上，公民國家的政治制度可以賦予不同的人群相同的社會紐帶，使其從親屬意義上的血緣關係過渡到與民主制度相聯繫的領土區劃制度。這種過渡是由公民權的出現為標誌的，究其根本，公民權是以地緣為基礎，其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卻區別於鄰居/鄉親等區域化的概念，連接了貫穿領土邊緣和中心的部落/民族和國家，呈現出更高層次的特點。[34]這種政治制度上的先進性具有前提條件，即主體民族和少數民族都接受國家制定的基本規則，並遵守國家的治理與對民族關係的調適。與此相反的情況出現於部族型國家，在這類國家中，國家權力往往掌握在以血緣和民族為基礎的少數群體手中，其統治權力的轉移也是由血統決定的。在此背景下，國家的治理和民族的權利要求常存在著長期且難以化解的衝突。[35]

民族國家理論的另一重優勢在於，由於以國家作為單位，族性變化的廣泛比較得以可能。在經歷了數次民族主義浪潮之後，過去促成東帝汶、巴勒斯坦等國獨立的外因已經趨弱，世界版圖內的國家格局逐漸穩定，同時，國家的內部結構也在發生變化，移民及相應的民族矛盾將成為新時期內的重大論題。[36]這一背景下，對民族理論工作者而言，作為社會科學深入認識、辯證分析的重要途徑，比較法是描述事象，解決問題的必要方法。馬戎認為，中國民族問題的研究，有四個重要的參照系統。一是中國自身的民族關係史，二是歐洲傳統的民族觀及其演變，三是馬列主義民族理論及其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四是亞非拉其他發展中國國家從民族到族群的發展和演變以及其他非西方殖民國家。在具體的歷史場景中，蘇聯、西歐工業化國家、美國等移民國家、印度、印尼等前殖民地、非洲的「部族社會」國家在民族政策上所採取的措施及相應的族性變化尤其值得參考。[37]

（四）現代性理論

現代性的概念起於十八世紀歐洲的政治經濟變革，其相關理論通常來自西方世界對現代化後果的批判和反思。[38]回到族性本身的定義上，其現代性的內涵常常被語言、宗教、教育等子論題所分散，但對各子論題的論述也反證了族性變化。從進化論的角度看來，民族主義的出現本身便標誌著族性從地方社會到現代國家的場景轉換，因此，對民族主義產生背後現代性的闡釋，亦可視為族性形成機制的一種解釋，這一機制在蓋爾納和安德森的經典論著中得到了論證：

其一，蓋爾納的族性變化機制主要來自於對於工業化社會中「熵」的探討。在工業社會之前的農業社會，在國家醉心於侵略，醉心於討伐的時代，多數庶民們卻對自身所應具有的特點並不明確。尼泊爾山區的農民會從地緣、階級、血緣的角度考慮問題，但國家依然是一個模糊而遙遠的抽象概念，和他們的具體生活並不相關。[39]因此，儘管他們擁有相同的體貌特徵、風俗習慣和共同的歷史記憶。但這些共同性並不代表著共同體,而是構建共同體的有利條件。[40]在現代性到來，民族主義產生後，人們才有了界定「我們」和「他們」的動力。在印刷術和資本主義覆蓋全球後，民族依然處於不斷變化的進程之中。工業化社會的背景下，人群的流動多變和同質化的主流文化降低了社會中秩序的穩定性，使不能被主流文化同化，或均勻分布在社會各層級的人們經歷了更為深重的苦難。由於這種差異的普遍存在，過去的低俗文化便有可能以族性的形式轉變成高層文化，並以此來對抗工業社會中的不平等。[41]

其二，安德森對民族這個斯芬克斯式概念進行定義時便強調，它是人類在經歷現代性時的一次深刻轉變。在《想像的共同體》中，安德森對前後興起，相互關聯又彼此獨立的民族主義分別作了論證。從時間上看，第一波民族主義發生在十八十九世紀的南北美洲殖民地，殖民地的歐洲裔移民由於受到宗主國的歧視性待遇，從而將殖民地想像成自己的祖國。第二波民族主義誕生於十九世紀初的歐洲，這波民族主義汲取了上一波民主與共和主義觀念的啟示，同時又以印刷術為基礎，發展出了語言民族主義。第三波民族主義是對上一波群眾民族主義的官方式反應，即在過去民族主義運動的經驗之上，對國家內部不同的的族性進行整合、統一和收編。最後一波民族主義產生於亞洲與非洲的帝國主義殖民地，通曉雙語的殖民地精英從過去數百年的民族主義歷史中迅速獲得了族性的啟蒙，並將歷史遺留下的傳統轉化為族性。[42]

總體而言，現代性理論將現代性視為族性變化的重要變數，一些與現代性相關的概念，如工業社會、資本主義和印刷業等，成為族性生成與穩定化的前提。[43]此外，現代性理論還提供了一種考察族性重構的可能性，即在時空分離、民族跨越國家邊界流動的場景下，人們也是通過比對自身歷史、由西方世界製造出的樣本及周邊那些與己差異極大的他者，來重構和想像自己的族性。

三、小結

在各民族流動性進一步加強的當下，對於族性變化機制的理解依然重要。即便在全球化的場景中，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少數民族、移民、難民依然保有各自的族性，而在都市之中，不同族群在同一區域中互嵌共生的情景也日漸普遍。因此，對族性的理解應當從不同的路徑及相應層面入手，掌握從個別到一般的演變規律，並應用到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群體利益及減少族際衝突等實際問題上。因在出發點、關注範圍和能解決的現實問題上，前述理論各有所長，考察應建立在對族性變化諸理論之上，相互參照，以作補充。

在論證族性變化一題上，四類理論所給出的解釋各有側重，利弊不同。如圖表1所示，以微觀——宏觀程度排列，首先是以群體的內部認同為出發點，將族性視作民族身份參照物的認同理論，其次為重視與外部其他族體交往過程、條件及對外族性認同變化的接觸理論，其三是將民族視為國家的子集，在國家視角下關注其內部各民族族性變化的民族國家理論，其四則是跨越了國家邊界，引入現代化、西方影響、全球化等外部變數，對族性的產生與變化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現代性理論。四類理論中，認同理論和接觸理論的視角較為微觀，通常以民族、個體和具體文化為單位，主要植根於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關注具體情境的學科理論，有助於解析族體成員的現實情感和文化變遷動態，對民族政策的制定具參考價值。民族國家理論和現代性理論則是自上而下，以民族國家、現代社會為出發點，其適用的場景也更為寬廣。這類理論起於對宏大議題的討論，綜合了政治學、哲學、歷史學等各領域的知識，是分析國家與民族關係和民族主義的重要工具。

【作者簡介】李靜瑋（1987~），人類學博士，四川大學中國西部邊疆中心助理研究員，博士後，研究方向為文化人類學。郵箱：7659138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