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鷹:郭敬明《小時代》之病

從電影《小時代》看「郭敬明」

肖 鷹

題記:郭敬明電影《小時代》被極度放大,是時代之病。

在這個不太炎熱的夏季,青年作家郭敬明的首部電影《小時代》毫無懸念地火了。某報連續多次發文批評電影《小時代》,其中一篇題為《小時代和大時代》的署名文章預警式地批評說:「今天,充斥耳目的如果都是《小時代》們,或者因為票房有利可圖,就無條件地縱容《小時代2》、《小時代3》的出現,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引導社會思潮,小時代、小世界、小格局遮蔽甚至替代大時代、大世界、大格局,個人或者小團體的資本運作或許成功了,但是一個時代的人文建設和傳播卻失控了。」

對於該報的批評,郭敬明在媒體公開以「它能激起討論的慾望,我覺得這是很了不起的事」來回應。這就是說,一些主流媒體鄭重其事、苦口婆心的批評,在郭敬明的電影營銷那裡,都化成了求之不得的「激起討論的慾望」的「很了不起的事」--營銷發酵劑。

看電影《小時代》,熟悉美國影視的觀眾會聯想到美國電視系列劇《慾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緋聞女孩》(Gossip Girl)和電影《希德姐妹幫》(Heathers)等青春肥皂影視劇,在這些影視劇中,青春男女的帥氣與亮麗、富有和權勢都是被「炫」的題材。不能說《小時代》從小說到電影,是對美國前輩同行的亦步亦趨的「拷貝」,然而,毫無疑問是「郭敬明式的小剪刀」對這些海外前輩的「流行元素」的剪輯、拼貼。《小時代》影片開始是以富二代大學生顧里在如奢侈時尚店一樣的私人衣帽間秀展名貴時裝開始的,而它的結尾也是一場被渲染得神乎其神、但結果卻馬虎潦草的時裝秀。概括講,《小時代》雖然極盡渲染炫耀之能事,但其實不過是拙劣模仿、潦草拼貼的「青春慾望秀」。

在《小時代》中,四位女大學生雖然出身殊異,但都以時尚雜誌為「人生導師」,追求名牌時裝,愛戀強勢帥氣的男性。《小時代》讓電影中的四位女生表達這樣一個共同幻想:做女人的最高夢想就是依身於一位集權勢、財富和帥氣為一身的「成功男人」。電影中的男主角、時尚雜誌《ME》主編宮洺,就是這樣一個成功男人。宮洺的首次出場式是:當他從豪車出來,用標準男模特的身材,秀出的是彷彿掌秘密財富帝國的黑幫首領的氣勢,在他不可一世的身影背後,是前往求職的林蕭為這個成功男人的「魅力」所徹底震懾的身姿。

因為崇拜時尚雜誌《ME》,更因為被宮洺的「強勢男性魅力」震服,成功求得主編的周末女助理職位的林蕭,為贏得這位男老闆的認可和歡心而放棄尊嚴,以甘受奴役的姿態傾心伺候這位以潔癖和怪戾向僱員炫示權力的老闆。在林蕭的身上,導演讓觀眾看到的是女性在權力和財富面前的根本的卑賤,這種卑賤並沒有因為美麗而改變,相反女性的美麗是被作為奴役的內容附屬在女性身體上的。

郭敬明向媒體公開表示,從中學時代拼力爭獲「新概念作文大賽獎」開始,他就不僅抱有「出人頭地」的少年夢想,而且非常早熟地對文學寫作具有明確的商業眼光,他是一開始就自覺將自己的寫作與市場綁定的少年作家。

作為一個自覺而精明於商業寫作的「早熟作家」,郭敬明的寫作,自始至今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過度仿襲;其二,物質崇拜;其三,病態自戀。在電影《小時代》中,這三點被集中強化表現出來了。在電影中,那個可以在「一棵樹都不能移動的中心建立一座玻璃私人樓房」的《ME》雜誌主編宮洺和氣質非男非女、行為詭異的專欄作家周崇光,實際上二位一體地表現著「郭敬明式的拜物和自戀」。

郭敬明本人在媒體採訪中,也公開承認他的拜物和自戀,而且強調這是他寫作和事業成功的主動力。郭敬明及其追隨者都堅稱,他們生活的時代就是由物質慾望、權力崇拜和情色幻想構築的世界。在郭敬明的文學字典里,是沒有平等和尊重的。在電影《小時代》中有這樣一個鏡頭:正在應試助理的林蕭,因為陡然見到霸氣凌人的年輕老闆宮洺再次出現在眼前,而倉惶摔倒在地,而這位在電影中被塑造為神一樣的成功男人只用君主看奴婢一樣的眼神睇視趴在地上的林蕭,然後以雄視天下的姿態昂然而去。這就是郭敬明為電影中的女人塑造的成功男人形象。

郭敬明不僅過早地被書商蓄意定型打造為「青春文學」暢銷書作家,而且他自己也全身心投身於文學消費市場的寫作,過人又精明地將自己「全面消費符號化」。更有甚者,伴隨文學市場追捧的,是文學主流的權威力量對郭敬明不付責任的追捧。2006年5月,郭敬明的《夢裡花落知多少》被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嚴重抄襲,判處向被侵權作者賠償20萬元並公開道歉。但是,在他堅持「只賠償,不道歉」的背景下,由中國作協副主席王蒙和一位活躍批評家兼北大教授的聯名推薦,他被中國作協隆重邀請為會員。

在「功成名就」的今天,從18歲的文學少年已經成為擁有億萬資產的書商老闆,郭敬明「最深刻的人生」的記憶,仍然是他初出名時,在一個典禮上因為服裝簡陋被工作人員蔑視的事件――這個事件不僅成為他富有之後「瘋狂地買各種奢侈品,帶著一種快意的恨在買」、在生活中和在作品中極度炫富的理由,而且也成為他在貧寒與富貴之間划出尊卑界線的理由。一個少年成名、青年得勢的「80後中國作家」,心胸如此狹隘,志氣如此委瑣,實在與這個全球化的大時代相悖。

31歲的暢銷書作家和書商老闆郭敬明對媒體說:「我本來就是一個教養很好的人。」一個嚴重抄襲而拒不道歉(更無悔改),在小說中販賣粗俗的品牌崇拜和女性歧視,是「教養很好」嗎?歷十數年之功,從一個追求出人頭地的文學少年,成長為一個「做大了」的圖書出版商。郭敬明的教養和視野為什麼竟然並沒有隨其名氣和財富的增長相伴?這是因為,郭敬明們在其成長的時代,缺少的正是文學和文明的教養。這個時代賦予他們自我物質擴張的無限慾望,卻沒有給予他們精神提升的教養;授予他們高超的市場競爭中的掘金術,卻沒有讓培養他們理解世界的胸懷。很遺憾,我們在郭敬明們的「成長-成功史」中,我們看到的是教養和教育的社會性失勢。

郭敬明今天成為一個通吃市場的「消費符號」,能以他的「小時代」遮蔽「大時代」,顯而易見,是一個缺少文學理想堅守和寫作品質甄別的文壇,首先打造了這個「文學奇才」,而當下的國內文化消費市場則無度地放大這個「文學奇才」,使之成為一個永遠不會長大的「青春消費符號」。歸根到底,是慾望放縱的消費主義和抵制教育的反智主義在20世紀末期以來的合流,打造了郭敬明式的「超級消費符號」,同時也賦予它們對於道義價值的「免疫力」和對文化批評的抗拒力。

今天,面對這個一切批評都被他當做營銷「正能量」的「郭敬明」,應當反思的是,我們的大時代中究竟為什麼會有這個「小時代的郭敬明」滋生土壤。其實,在一個市場經濟常態化的社會,《小時代》這樣的電影出現是正常自然的,因為市場經濟本身是鼓勵慾望、鼓勵幻想,並且以之為發展動力的。我們現在面對的真正問題是,「小時代」為什麼並不「小」,而是無限膨脹,乃至於主流媒體發出擔憂「小時代遮蔽大時代」的呼聲。面對郭敬明的《小時代》,真正要檢討的是,一個明擺著的技藝低劣、思想醜陋的電影,為什麼在這個大時代爆發出漫天「火花」。

批判郭敬明的電影《小時代》是治標之舉;要治本,必須反思大時代對於青年作者成長的文化導向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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