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頓科學人性化的理想與現實

06-14

作者簡介：黃瑞雄，1963年生，廣西師範大學副教授，現為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郵編：南京210093

薩頓科學人性化的理想與追求，實質是要使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協調，使自然科學與人文精神、人文價值相統一。這一理想的實現既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又具有現實可能性，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這種可能終將成為現實。

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是舉世公認的著名科學史家，他為創立科學史學科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因而被人們稱為科學史學之父。他具有非常廣博的知識，並掌握包括阿拉伯語和漢語在內的十四種語言。有人稱他為20世紀世界上學識最淵博的人之一。他將自然科學知識和人文學科知識和諧地集於一身，成為罕見的科學家與人文學者相結合的典範。薩頓終生追求的理想仍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本文就其理想及現實困難和可能性進行一點粗淺的探討，但願能成為引玉之磚，得到同仁指教。

1 薩頓的理想與實踐

薩頓一生的最高理想與目標是要使科學人性化，其實質是使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協調發展，使科學與人文精神、人文價值有機地統一起來。他指出：必須把科學和我們的文化的其他部分結合起來，而不能使之作為一種與我們的文化無關的工具來發展。〔1 〕他又稱這種理想為新人文主義，這是一種以科學為基礎的人文主義，他明確指出：「我們必須使科學人文主義化，最好是說明科學與人類其他活動的多種多樣關係——科學與我們人類本性的關係」。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貶低科學，而是使科學「更有意義，更為動人，更為親切。」〔2 〕他認識到科學能給人類帶來福祉，也能帶來災害。因此主張既要重視科學的物質價值，更應重視科學的精神價值。如果僅看到前者，即使科學比現在再發達一百倍，我們也不會生活得更好。他肯定科學在人類精神方面的巨大作用，認為科學的統一性顯示了人類的統一性，強調科學與人文主義結合的必要性，並認定只有他倡導的新人文主義才能使歷史的精神與科學的精神的融合、生命和知識的融合、美與真的融合。新人文主義，按照他自己的解釋，是相對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而言的，後者本質上是針對過去的，而前者則更多地面向未來，但二者都是對各種知識的綜合運用，以增加人類之間的理解。〔3〕。薩頓還曾經總結出貫穿於其所有研究和著作中的四條指導思想，即統一的思想、科學的人性、東方思想的巨大價值，以及對寬容和仁愛的極度需要。〔4〕其中，強調科學人性化是其核心觀點。

基於其廣博的見識和強烈信念，薩頓進行了卓著的綜合性理論研究和實踐，取得了英雄般的成就。他從1910年起投身於科學史研究， 1912年創辦了目前國際上最權威的科學史刊物《愛雪斯》（Isis），並擔任主編長達40年之久。1936年，他又主持出版了《愛雪斯》的姐妹刊物《俄賽里斯》（Osiris），專門刊登長篇研究論文，他是國際科學史學術團體的主要發起人，他在哈佛大學為創設科學史課程作出了巨大努力，使這門課的地位日益鞏固提高，哈佛大學也已成為世界科學史研究中心，一流科學史專家輩出。在《愛雪斯》的最初幾期，薩頓發表了一系列解釋性和宣言性文章，他指出該刊物之所以獨一無二，將不在於所選擇的領域，而在於把方法論上的、社會學上的、哲學上的觀點和純粹歷史上的觀點系統而全面地結合起來，使歷史的探究「達成其完整的意義。」〔5〕為此他採取切實行動，以公正的態度迅速地進行《愛雪斯》編輯班子的組織工作。到1912年9月他就獲得了彭加勒、阿侖尼烏斯等各學科領域的眾多著名專家學者的支持，體現了其使科學史家廣泛了解自然科學各分科史，並吸取自然科學、歷史學、社會學和哲學等學科專家意見的意圖，也反映出其意識到過分專業化的危害性，故而強調對分科史予以綜合的重要性。薩頓一生勤奮著述，成績斐然：共寫了15部著作，300篇以上的論文和評註，編了79份科學史評價性文獻目錄。

薩頓的理想有著深刻的產生背景，以下的「科學人性化面臨的現實困難」部分也可視為對此的說明。近代科學產生以來，科學一直以指數級速度迅猛發展著。至今，原子彈爆炸已屬常事，人類登月亦早已實現，高新技術日新月異，如克隆技術、智能電腦已經出現。人們往往來不及從人文價值及其可能的後果進行考慮，就對無以計數的科學成果加以利用，由此而產生了大量的道德倫理、生態環境等直接威脅人類生存的危機。人們對科技價值一直進行著激烈的爭論，當前尤甚。眾多的人文學者指責科學負有「原罪」、「性本惡」，認為科學終將毀滅地球、毀滅人類，因此，主張限制甚至從根本上反對科學的發展。而另一部分人尤其是科學家則堅持認為科學一直給人類帶來巨大利益，而且認為解決危機，拯救人類必須靠科學，因此，主張科學研究無禁區，科學不僅不應限制，而且應以更快的速度加以發展。當然，尚有不少人對科學的後果漠不關心，只顧自己的眼前利益，瘋狂地濫用科學成果。在薩頓看來，「我們這個時代最可怕的衝突就是兩種看法不同的人們之間的衝突，一方是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這些所謂人文學者，另一方是科學家」。〔26〕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對立至今還在加劇，人類的前途與命運更加不可預測，更加難以掌握。科學技術的繼續發展是必然的，為避免人類毀滅悲劇發生，必須使科學有控制地發展，使科學人性化，使之成為完全為人類服務的事業，這就是薩頓理想產生的根本原因。眾多的有識之士包括薩頓本人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不凡成就，但這距離理想的實現還很遙遠。因此，薩頓的理想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薩頓的追求無疑是十分可貴的，他未竟的事業應該成為人類努力實現的目標。

從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及其現實關係進行考察，薩頓科學人性化理想的實現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困難：

（1）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嚴重分裂甚至對立。科學作為最富有革命性的力量，是一切社會變革的根源，科學發現不僅極大地改善了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而且變革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傳統觀念，變革了人類的精神狀況。但是，科學發展、分化的結果，卻使分別代表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知識的科學家與藝術家、歷史學家等各行其是，自命不凡、互不相容。正如薩頓指出：「確實，大多數的文人，而且我也要遺憾地說還有不少科學家，都只是通過科學的物質成就來理解科學，都不思考科學的精神，既看不到它的內在美，也看不到它不斷地從自然的內部提取出來的美。」〔6〕薩頓認為，現實中存在著下述三種對待科學的錯誤態度。其一，一些古典學者和文人墨客思想僵化保守，自命為古代與近代文化的衛道士，對科學發展所帶來的新的美好的物質和精神世界視而不見，似乎自己不屬於這個時代，這些人自甘落後於不斷發展的時代，是不足取的。其二，一些科學家和發明家，只關注物質的東西，對非物質的東西則不屑一顧，因而難以領略人文知識真善美的魅力，甚至認為藝術家和歷史學家都是一些毫無用場的夢想家。其三，不少文人即所謂的人文主義者則傲慢地宣稱，他們比科學家更重要，作用更大，因為他們的研究對象是生命中永恆的要素，而科學家們所關心的只不過是毫無意義的、瞬時即逝的事物。在薩頓看來，科學的精神價值是科學的生命，而「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者必須理解科學的生命，就像他必須理解藝術的生命和宗教的生命一樣。」〔6〕

除薩頓外，尚有許多科學家和人文學者也深刻地洞察到了兩種文化的分裂對立。世界著名物理學家湯川秀樹就曾對科學日益脫離哲學和文學之類的文化活動深懷憂慮。與薩頓所不同的是，他將之歸因於科學家將人文學科的主要思維方式即直覺和想像思維忽視了，使之淪落到了次要的地位。因此，「現代物理學家似乎已經失去了從他們的前輩那裡繼承過來的預見能力。」〔7〕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他看來，如果不是為了擴大和加深我們的世界觀，即不是回到自然哲學，達到精神世界的最深處，則對物理學等科學的愛好就毫無意義，他之所以研究物理學，正是由於存在這種可能性。湯川秀樹十分強調科學目的與人生目的的結合、與人類目標的統一。

著名科學家和作家C.P斯諾也以其敏銳的眼光，觀察到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文科學知識分子和科技知識分子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日益分化，形成兩種不同的文化。他指出，整個西方社會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為兩個極端的集團，「一極是文學知識分子，他們趁著人們不注意把自己看作獨一無二的『知識分子』」，「另一極是科學家，特別是有代表性的物理學家。二者之間存在著互不理解的鴻溝——有時（特別是在年青人中間）還互相憎恨和厭惡，當然大多數是由於缺乏了解。他們都荒謬地歪曲了對方的形象。他們對待問題的態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難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礎。」〔8 〕人文學者和科學家之間由於互抱偏見，前者認為後者持著淺薄的樂觀主義，沒有意識到人的處境，而後者則認為前者缺乏遠見，特別不關心自己的同胞，深層意義上的反知識熱衷於把藝術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間。斯諾指出，這種只抓一點不及其餘，互相曲解和攻訐是相當危險的。

（2）機械論和還原主義的僭妄、自然科學日益抽象化、日益遠離人性。機械論和還原主義方法由於對近代和現代科學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幾乎獲得唯我獨尊的地位。人們妄圖以此取代其他一切學科的方法，由此也導致了科學與人性的分裂。自17世紀以來，物理學一直被視為其他科學效法的典範。正如弗·卡普拉所指出的，物理學家們皆以牛頓的數學、笛卡爾的哲學，以及培根的科學方法論為基礎，在近300 年以來一直持著機械論的世界觀，並以此發展完善了經典物理學的概念框架。笛卡爾——牛頓觀念於是便佔領統治地位。這種觀念的主要特徵是還原主義、心物分離以及個人中心、重理性輕直覺、重物質輕精神等。還原主義把世界視為由一些基本零件構成的機器，故任何複雜的事物現象，皆可以分割的方法予以分析把握。〔9〕這樣，物質世界乃至整個宇宙都被視為由許多相互獨立的客體所構成，甚至人亦被視為由零件組裝而成的機器。因此，不管是對自然還是對人的研究，即使再複雜，也總能通過將之還原為基本構件，並尋找構件之間的機制的方法加以理解。這種方法論常被等同於科學方法，於是便出現了英國科學史家亞·沃爾夫所指出的狀況：「牛頓力學的非凡成功甚至給諸如心理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各個不同的領域裡的工作者也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們都試圖在解決各種問題時以力學或准力學為楷模。」〔10〕還原主義和機械論的方法無疑會使科學非人性化，因為以此法進行科學研究，必然要求排除一切主觀人為因素，即科學的認知主體與客體是絕然分離的，此時的人只是一個旁觀者，只是觀察儀器和思維機器，或者被分析的機器，於是科學實驗與理論創造皆同人的主觀因素與人性無關。

雖然牛頓及其力學機械論隨著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崛起而受到考驗和批判，但是，實際上受到批判的只是牛頓的力學而非機械論本身。國內科學思想史家林德宏曾明確指出，愛因斯坦進行了一場偉大的物理學革命，其巨大功勛不可磨滅。但是，由於他把自然界的複雜屬性歸結為其簡單屬性；他所要建立的統一場論是一種物理學還原論，認為生命機能可歸結為物理過程；他的理論不具有有機的、系統的觀點；他也未能正確看待科學認知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互滲互動關係，這都表明他所持的仍然是一種機械論觀點，可將之稱為「物理學機械論。」〔11〕另外，從愛因斯坦與玻爾之爭，以及前者堅持認為「上帝不擲骰子」，否認非局限性聯繫和隨之而來的或然性的根本作用等事實，弗·卡普拉斷定愛因斯坦雖然發起了20世紀的科學革命，但卻未能超越笛卡爾心物二分的哲學。〔12〕著名科學家普利高津則認為，機械論就是一種還原論。牛頓經典力學機械論主要特徵有二，即機械決定論和可逆性。普氏認為，凡是對自然界作靜態的、可逆的、嚴格決定論的、簡單化的、把觀察者與自然界作截然區分的描述，都屬於機械論。因此，不僅牛頓，而且愛因斯坦也抱有機械論思想。〔13〕。雖然，「相對論改變了客觀性的經典概念。但是，它留下了經典物理學的另一個基本特徵，就是要得出對自然的一個『完備』描述的雄心。……在這個意義上，相對論仍然是經典物理學的一個繼續。」〔14〕換言之，愛因斯坦的雄心也就是牛頓雄心的繼續。

普利高津還進一步指出，即使是量子力學也仍然保留了若干經典物理學機械論的痕迹，最顯著者是沒有引進時間箭頭，即認為時間是可逆的，它與相對論一樣，仍因襲了牛頓物理學的靜止的、只存在而沒有演化的宇宙。量子力學因其機械性較弱可以視為從機械論向非機械論過渡的中間環節，普氏有時甚至將其視為經典力學的一個分支。〔15〕

可見，笛卡爾——牛頓的觀念繼續深刻地影響著現代科學以及人們的思維方式，後果是使人類知識進一步被肢解，人們對之難以從整體上把握，科學家觀察自然的模式仍被認為是純粹客觀的，與人的心靈模式、觀念、思想和價值毫無關涉。

致使科學遠離人性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科學日益抽象化。這一事實早已為人們意識到。薩頓對此明確指出：「科學的結果總是抽象的，並且傾向于越來越抽象，從而似乎失去了它們的人性。」〔16〕著名科學家普朗克也曾指出物理學正趨向於日益遠離人的感覺、遠離人性。湯川秀樹對此持肯定態度，他認為當前的物理學理論涉及到了一些無法測量的量。而且從這種高度抽象的理論中得到的數學關係，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直接驗證，這就導致了脫離直接經驗的抽象傾向。本來，物理學從本質上要求與現實世界保持聯繫，但是物理學家們卻只是醉心於抽象的理論和實驗數據，只關心數字化的實驗數據是否與從高度抽象化的公式中推算出的結果相符。湯川秀樹指出這是一種可怕的現象，因為這種科學的目的與人生目的、與人類發現真理的學習動機相違背，因此亦致使建造巨大的粒子加速器等日益龐大的設備、使用效率更高的電子計算機變得毫無意義。他認為，物理學如果繼續這樣發展下去，將令人感到空虛和妄謬。〔17〕

（3）科學成果不當使用導致非人性化。科學發展給人類帶來物質利益，但這也具有使科學家人性墮落的危險性。薩頓對此感受就十分強烈，他指出，大多數科學家越來越遠地偏離其內心和天國，不再成其為科學家而成為專業狹窄的技術專家和工程師、政客甚至商人。這些技術專家一旦迷戀於自己的世界，人情味就可能喪失殆盡，表現出一種可怕的冷漠和麻木不仁，德國的某些專家在二戰期間成為納粹的幫凶與同謀就是例證。更為甚者，「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裡，根據納粹政策的詭詐估價的需要，許多不同的學術領域在不同時間被發動起來；物理人類學和生物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所有分支都是這樣——直到工程師竟去建造毒氣車和焚屍爐。」〔18〕這種為毀滅成百萬人命提供方法和途徑的科學家，其精神上排斥人性達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曾一貫標榜「為科學而科學」的科學家尚且如此，那些像希特勒一樣的政治、軍事寡頭對科學成果的惡意濫用就更難想像了。同類的事例還有原子彈在廣島、長崎的爆炸，使無數無辜的平民被傷害。至今核戰爭爆發的危險依然存在，全球生物完全毀滅的「核冬天」仍然有可能出現。此外，生態破壞、環境污染、高科技犯罪等社會問題也在不斷加重，這些都使人類深為憂虛和悲觀，科學似乎已經成為人性的敵人。

薩頓堅信科學人性化是可以實現的，並認為科學史不僅是唯一可以反映人類進步的歷史，而且是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橋樑。他聲言：「科學的歷史，如果從一種真正哲學的角度去理解，將會開拓我們的眼界，增加我們的同情心；將會提高我們的智力水平和道德水準；將會加深我們對於人類和自然的理解，即達到人文主義的目標。」〔3 〕「使科學工作人性化的唯一方法是在科學工作中注入一些歷史的精神，注入對過去的敬仰——對作為一切時代的善的見證的敬仰。」〔27〕直言之，科學史是科學人性化唯一可行的途徑。薩頓所持的這種歷史觀和科學觀無疑是有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把科學視為歷史的中心，以為科學是根治社會弊病的萬能藥方，這無疑是失當的。但是這並不等於可以否定他倡導科學人性化，極力協調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關係的積極意義。事實上，至今這種努力與追求更加迫切需要，並且具有其現實可能性，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科學本身內含人性因素。作為一種人為的和為人的事業，正如薩頓所言，自然科學和人的科學是互相滲透的，科學、藝術和宗教都是人類對自然界的反作用。自然的研究者是人，儘管這種研究被要求儘可能客觀化，但是，它仍是以人類的經驗和價值觀來觀察解釋的，「我們的確成功地消除了許多我們的錯覺和偏見，但是由於必須由人的頭腦把這些結果聯繫起來並給予解釋，這些結論必須帶有人的特性。」〔27〕從這種意義上說，自然科學就是關於人的科學。「科學正如同藝術或宗教一樣具有人性。它的人性是暗含的。」〔14〕「沒有同人文學科對立的自然科學，科學或知識的每一個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樣是人的。」〔27〕科學中蘊含有不可言喻的美，科學理論為人所建立並系人類獨有的成就，「由於它們的人性，它們以天然物體不可能有的方式觸動我們的心。」〔14〕科學史最重要的任務正是要發掘科學的人性因素，而不能僅僅關注科學成就本身。「科學史家必須解釋科學的發現和理論的進化的那些條件；他也必須把那些科學家作為有血有肉的人向讀者介紹，並且儘可能真實地講出他們一生中的坎坷沉浮。偉大的科學成就是罕見的，偉大的科學家更為罕見。」〔19〕偉大科學家的理想、高尚品德和奉獻精神等是科學人性的有力體現。科學家在長期的科學研究過程中形成的科學精神，是人類精神的寶貴組成部分，其主要特徵是求實、批判和創造，它本質上與人文精神一樣，都是出於對人類前途與命運的關懷而產生，兩者之間不僅不存在衝突，而且相互滲透、相輔相成。科學精神是科學具有人性的又一重要體現方面。因此，科學不是缺乏人性，而是缺乏發掘，通過弘揚科學的人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人們的誤解和偏見。

（2）科學認知過程內含人性因素。科學日益抽象化的結果，雖然有導致其越來越遠離人的感覺、遠離人性的一面，但是，「無論科學可能會變得多麼抽象，它的起源和發展的本質卻是人性的。每一個科學的結果都是人性的果實，都是對它的價值的一次證實。」〔27〕從另一方面看，科學越是抽象化就越要求人們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這也就使科學難免人為因素，因而給科學人性化提供了機會和可能。科學理論是對自然界的反映，同一事物可以多種方式方法描述，不同的人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候，所作的描述不盡一樣，人們可以選擇那些符合人性要求的方式。例如，量子力學創立初期，存在兩種等價的形式，一是海森伯、玻恩等人建立的矩陣力學，另一是薛定諤的波動力學，由於後者採用的方法是解微分方程，不僅為大多數物理學家熟悉，且波動方程表現出科學史上罕見的完美性，符合科學家奉行數學美的「教義」，故最終是符合審美要求、較有「人性」的薛氏理論為人們所肯定和選擇。

量子論的創立，使人們對主客體關係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微觀、宇觀世界中，科學認知主體與認知客體的絕對界限消失了，兩者的相互作用不可避免也不可忽略，正如玻爾所說的：「在現實存在這個偉大的舞台上，我們既是觀眾，又是演員」。還原主義和機械論在此失效了，科學中的人性因素及其影響、作用得以肯定。在這一點上，自然科學已經與人文學科相類似。科學史家丹皮爾以下一段話可視為這種情況的生動寫照：「當我們從力學的抽象觀點來考察的時候，宇宙可能完全是機械性的，但是，當我們從心靈的方面來看的時候，宇宙卻仍然完全是精神性的。由具體而來的一條光線，物理學可以從它的遙遠的發源地一直追尋到它對感光神經的效應，但是，當意識領悟到它的明亮、色彩和感受到它的美的時候，視覺的感覺及對美的認識肯定是存在著的，然而它們卻既不是機械的，也不是物理的。」「要想觀照生命，看到生命的整體，我們不但需要科學，而且需要倫理學、藝術和哲學。」〔20〕科學負荷審美、倫理道德等價值不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微觀和宇觀認識領域中主客體的關係，以及認識成果尤能證明這一點。

（3）科學領域中有機論正在取代機械論。早在1956年，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中，就確認科學發展至少有兩種不同的途徑，即機械論的和有機論的，並且他還洞察到機械論的科學觀已經過時，科學的未來發展將採取有機論的途徑。這一預見正日益得到印證。當前，不僅在微觀、宇觀且在宏觀層次上皆發生了一場思想變革，這場變革可以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結構理論為標誌，他的意圖是對包括牛頓力學、相對論甚至量子力學在內的經典物理學及其科學思想的超越。如前所述，普氏對機械論的嚴重局限性有深刻的認識，故而認為有必要進行一場新的科學思想變革，這場變革的實質就是以有機論取代機械論。他指出：「自然的過程包含著隨機性和不可逆性的基本要素。這就導致了一種新的物質觀，在其中，物質不再是機械世界觀所描述的那種被動的實體，而是與自發的活性相聯的。」〔20〕如今，這場革命已為所有領域感受到，其主要表現是要從原來注重可逆、穩定、線性、存在、機械決定論、一元、封閉和簡單性的世界，轉變為注重不可逆、動態、非線性、演化、或然、多元、開放和複雜的世界，從傳統的機械分析轉變為新的有機綜合，科學的認知主體人既是旁觀者又是參與者。在這樣一個複雜的、主客體不能絕然分開，必須予以有機整合認識的世界中，人的因素，人文精神和人文價值，亦即薩頓所說的人性成為被關注的重要因素，這也就為科學人性化帶來了契機。

（4）現代反科學思想的興起。這種思潮的實質是反對機械論的科學觀，反對對科學的濫用，故而是對科學非人性化的批判。本世紀70年代起，人們由於覺察到「科學技術拜物教」正在把人類引向災難的深淵，而對科學的惡性膨脹產生了逆反情緒，對科學本身進行反思，對濫用科學加以譴責和非難，使傳統的功利主義科學觀、唯科學主義、技術統治主義發生動搖，這就是所謂的反科學思潮。它主要從兩方面對近代以來的科學進行詰難。〔22〕首先，它針對傳統的科學哲學，要求從認識論方面重新評價知識的意義。如馬爾庫塞就批判當代科學哲學的觀點：一切物理科學的東西都可以分解為數學的和邏輯的關係，並且可「根據數學結構來闡釋自然，把現實同一切內在的目的分割開來，從而把真與善、科學與倫理學分割開來。」〔23〕而費耶阿本德則更加直截了當地提出「反對方法」，反對有普遍、永恆有效方法的觀點，主張多元方法論。另一方面，反科學思潮反對狹隘、片面的功利主義觀念，要求從社會倫理角度重新探討科學的價值。這實質上就是要達到培根曾經企求並極力論證的，使科學實現「正德、利用、厚生」的為目的，使科學方法、科學精神與道德精神統一和相互協調，使科學的發展成為社會進步的催化劑。這也就是薩頓所要達到的科學人性化的理想與目標。

人們指責科學不再是文明的道德力量、人類尊嚴的最高表現，更不是人類獲得解放與自由的力量，而是日益被當作一種技術，一種受人利用的工具而受到社會——尤其受到政治、軍事力量等社會權威的控制，科學成了社會活動的一種形式，科學思想和精神被忽視，人們關心的只是其效用，這就難以保證其在社會意義上的任何控制。更有甚者，在馬爾庫塞等人看來，科學技術已具有一種內在的意識形態特徵，成為人統治人的手段，他指出：「趨於更有效地統治自然的科學方法，開始通過對自然的統治來為人對人更有效統治提供純概念和工具。」〔24〕發達工業社會正是憑藉其組織的技術基礎的方式，傾向於極權主義，技術為不斷擴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領域的政治權力提供了很大的合法性。技術統治的後果是使人成為喪失了合理批判社會現實的能力的「單向度的人」，整個文化變成了「單向度的文化」，社會成為了「單向度的社會」。的確，現代社會是遠未完善甚至極不合理的社會，科學被政治、軍事寡頭等所濫用而蒙上了不白之冤，在社會控制的狀態下，科學家也身不由已，不可能純粹地「為科學而科學」了。對科學應予反思，對濫用科學必須反對。但是，反科學思潮在大多數時候矯枉過正或有失偏頗。一方面，像費耶阿本德主張的多元方法論，有著強烈的相對主義色彩，以致模糊了科學和非科學的界限。另一方面，這一思潮的批判予頭指向了科學和科學家，指責其遠離人性甚至成為反人性的力量，這無疑是找錯了批判對象。這樣也就難於找到切實有效地解決問題的方法途徑。譬如馬爾庫塞所主張的「大拒絕」手段就顯得十分蒼白無力，不可能成為取得實質性成果的方法。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唯利是圖而濫用科學的那些所謂政治家、軍事家等才是真正應該批判的對象，由於反科學思潮本身的局限性而未能充分達到這一認識。然而，它對科學進行反思的主張，揭示科學具有工具合理性，而不能保證價值合理性等事實卻是有益的。可以認為，它是科學人性化必要的一步，因而具有積極的意義。

總之，我們認為薩頓所追求的科學人性化理想，面臨著巨大的現實困難。但是困難與希望同在，挑戰與機遇並存，故而它又是具有現實可能性的。隨著人性的覺醒和全人類對根本利益的強烈要求和實踐，尤其是隨著更為合理的社會制度的出現，科學人性化的目標將可達到，正如馬克思曾預見過的：「自然科學往後將包括關於人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25〕主要關涉事實的自然科學和主要關涉價值的人文學科之間必將得以協調，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將實現完美的結合。

原文參考文獻：

〔1〕〔6〕〔26〕〔27〕G.薩頓：《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141、10、49、29頁。

〔2〕〔3〕G.薩頓：《科學的生命》，商務印書館，1987 年，第51、49頁。

〔4〕轉引自《科學與哲學》（研究資料），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1981年1—2期，第45頁。

〔5〕〔16〕〔19〕參見G.薩頓：《科學的歷史研究》，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29、1、2、109頁。

〔7〕〔17〕參見湯川秀樹：《創造力與直覺》，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81、40、108、32、109頁。

〔8〕C.P斯諾：《兩種文化》，三聯書店，1994年，第3、4頁。

〔9〕〔12〕參見弗·卡普拉《轉折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9年，第2—3篇、59頁。

〔10〕亞·沃爾夫：《十六、十七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179頁。

〔11〕〔13〕〔15〕參見或轉引自林德宏，張相輪：《東方的智慧》，江蘇科技出版社，1993年，第346、375、377頁。

〔14〕〔21〕普里高津，斯唐熱：《從混沌到有序》，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67、42頁。

〔18〕薩頓引Weinreich語，見《科學的歷史研究》，第18頁。

〔20〕W.C.丹皮爾《科學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20—21頁。

〔22〕參見李廷舉文《科學史上的連續和間斷》中「來自現代反科學思潮的啟示」一節。載於趙光武主編《現代科學的哲學探索》，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12頁。

〔23〕〔24〕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重慶出版社，1988.12，第124頁、135頁。

〔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1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