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殺人案折射出民間借貸亂象：高利貸是始作俑者

民間借貸亂象待除

民間高利貸的解決，還是需要金融市場的改革，讓中小企業的融資途徑更加寬敞和規範，這樣就杜絕了民間高利貸生存的空間

文 《法人》記者 趙青

近日曝出的山東聊城「辱母殺人案」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因不堪忍受母親被多名催債人欺辱，22歲男子於歡用水果刀刺傷4人，並導致其中1人死亡。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無期徒刑。

當輿論就於歡刺死辱母者是防衛過當還是故意傷害、法律是否應該給予倫理足夠的尊重等問題進行關注和討論時，案件背後的民間借貸亂象也引發了外界的憂慮與深思。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民間借貸逐漸成為一種市場化的經營行為，並對民營經濟的發展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但由於長期以來的信息不透明及運作不規範，民間借貸滋生了很多問題，有些甚至演化為多米諾骨牌似的連環危機。

在山東聊城這起案件中，民間借貸演變成了高利貸，高利貸過程中又出現了暴力催收，暴力催收最終又釀成殺人命案的發生，民間借貸亂象暴露無遺。

千帆科技（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天使投資人胡仁勝在接受《法人》記者採訪時表示，就民間高利貸來說，一方面是因為很多人有借錢或融資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民間資金有投資的需求，雙方資源匹配，開始有了這個市場。

「這部分市場屬於非標準金融服務，是傳統金融企業不願意或無法服務的部分，但近年來需求越來越大，所以在政府無法監管或不願監管的情況下，開始野蠻生長。」胡仁勝表示。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系主任奚君羊教授在接受《法人》記者採訪時亦表示，民間借貸是由供求兩方面共同作用產生的，從需求來說，整個金融體系還不夠發達，許多企業沒有有效的途徑獲得融資渠道，但又迫切要獲得資金周轉，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求助於高利貸來解決融資需求。從供應方來說，由於市場上存在這樣的融資需求，並且這種需求通過正當的融資途徑難以滿足，這就為高利貸的生存提供了條件。

事實上，高利貸存在於全世界，哪怕是在金融體系特別發達的西方國家。因為融資渠道畢竟不是對所有人都敞開，只不過西方國家正常的融資渠道相對比較完善，在制度上對高利貸的限制也相對比較嚴格。而我國金融系統還不夠發達，司法方面還沒有很嚴格的限制，導致提供高利貸資金的一方使用非常規的催債方式來獲得暴利，而債務人面臨難以承受的狀況，不得不通過借高利貸來還高利貸，再加上中國老百姓(43.680, -0.03, -0.07%)對高利貸缺乏理智的對應態度，有時不考慮高利貸的嚴重後果，從而形成高利貸泛濫蔓延的局面。

胡仁勝表示，民間借貸催生的這些催債公司，收回錢是他們唯一要做的事情，為此他們可以用非常極端的手段進行催收，甚至可以去踐踏法律。在這種業態下，雙方之間訴求的差異是非常巨大的。

此外，由於經濟下行壓力，銀行對風險變得敏感，鋼鐵等行業本來就是產能過剩行業，山東聊城案中的源大工貿又是民營企業，在銀行看來，源大工貿違約的風險相對比較高。面對企業生存壓力，企業主蘇銀霞除了選擇高利貸，沒有更好的辦法。

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資深分析師李子川在接受《法人》記者採訪時指出，在現有的金融體系中，對實體的支持仍是銀行業金融機構為主，面向社會投資者與融資者的多層次資本市場正在完善過程中，尤其當面向資金需求旺盛的小微及個人群體時，金融支持力度仍有待提升，給民間「高利貸」留有了市場基礎。

胡仁勝也坦言，針對小微企業的貸款，是一個非常高風險的行為。據胡仁勝介紹，中國的小微企業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一個企業註冊以後一年內死亡的概率差不多有一半，五年內死亡的概率差不多有80%，而小微企業真正能做到盈利的，幾乎是鳳毛麟角。因為優勢資源都在國企或者大的企業集團手中，中小企業想要成功比較困難。

「因此，金融機構從避開風險的角度往往不太樂意給中小企業進行貸款，除非他們有足夠的抵押物。當然，對一個中小企業主或者是創業者來說，有抵押物也不太現實。如果他們再失去抵押物就會變成社會極不安定的元素。」胡仁勝談道。

值得注意的是，聊城案中警方出警是否存在缺陷也成為了輿論爭論的焦點之一。對於警察到了又走，警方的解釋是「進一步了解情況」。警方當時既沒有帶走暴力催債人調查，又沒有將雙方隔離，其實際後果與於歡殺人之間是否構成了一定的因果聯繫，亦是學界爭論的焦點。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施鵬鵬在接受《法人》記者採訪時表示，僅就本案而論，警察的處置行為有失妥當，並未能有效地制止衝突升級，恰恰相反，放之任之的心態讓一個普通的民事糾紛上升為刑事案件。公權力並不能隨意介入民事糾紛，但一旦民事糾紛上升為治安事件，公權力便應保持一種警惕的態度，防止衝突升級。警察至少應向雙方當事人解釋法律的相關規定，要求雙方當事人應以平和的心態去面對糾紛，而不是採用違法的手段。

在施鵬鵬看來，高利貸很難用禁止性的法律條款來解決。在比較法上，雖然主要發達國家對高利貸均有一定限制甚至禁止性規定，但實際操作會比較困難。因為規避的方法比較多，證明上存在難題。民間高利貸的解決可能還需要金融市場的改革，讓中小企業的融資途徑更加寬敞和規範，這樣就杜絕了民間高利貸生存的空間。

胡仁勝亦認為，從政府監管的角度來說，一方面沒有辦法覆蓋到如此層面的金融行為，另一方面也沒有很好的辦法去管制民間借貸糾紛。

「因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種對政府金融行為的補充，無論公權力哪個部門介入，都要承擔相應的代價，而這樣的代價是政府和金融機構都無法承擔的，於是監管選擇暫時性地失明。」胡仁勝說。

「辱母殺人案」折射出的民間借貸亂象，一方面反映出現代企業對於金融服務以及融資的渴求，另一方面也說明金融機構、股權投資機構或者資本市場對中小企業沒有太多支持。

奚君羊表示，金融市場競爭不充分，金融機構獲得牌照門檻比較高，使得金融業只要為大中型企業提供融資就可以獲得充分的利潤來源。因此要解決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缺失，就需要整個金融系統提高競爭程度，適當地降低門檻，使得更多的民間資本可以進入金融領域，使得金融機構錯位競爭，尋找新的業務增長點。

胡仁勝表示：「我個人不建議過於鼓吹讓每個人都去創業。創業雖說可以滋生出一些新興的產業，但更多的是對於社會資源等共同資源的流失。在不了解行業、不了解做一個企業所需要的基本知識之前去創業，實際上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中國不可能有一百萬個馬雲，也不可能有一百萬個華為。」

「但是，對於中小企業，他們創業失敗的過程實際上是替國家解決就業的過程。從這一點來說，似乎應該對中小企業去做一些傾斜，在稅收、法律援助、政策支持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條件，讓中小企業活得稍微容易一點。」 胡仁勝說。

全國民間借貸亂象已十分嚴峻，需要各方有識之士加強探索，進一步加大力度進行金融改革，在改革創新中讓中國金融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更好地服務於扶貧攻堅和全面小康。

李子川建議，在解決如上金融服務缺失的問題時，非銀金融信息服務機構作為主體是一類不錯的嘗試，如時下發展較快的網路借貸、眾籌、消費金融服務商等。要強調的是，即使相關的金融服務機制獲得長足的健全發展，「高利貸」也不會消失。

「並非所有的『高利貸』行為都是不可取的，核心是公權力約束下的疏堵結合度的問題，應支持民間借貸合理定價，嚴防嚴懲地下資本『惡性吸血』與暴力催收的行為。」李子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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