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做夢，就怎麼讀詩

前一陣子感覺人人都在看「詩詞大會」，連我晚上去客廳喝水，都能看到姥姥目光炯炯盯著熒熒發亮的電視機。姥姥說對比賽本身興趣不大，倒是蠻喜歡答題後的講解。想起之前看到有人在網上發帖子，說特別著急想要懂得如何欣賞詩詞，求問鑒賞的速成方法。

在我看來，「鑒賞」和「速成」本身就是悖論，而且和這世上的很多事情相比，讀詩反而應該是毫無壓力的事情。它的本質和去看一場驚心動魄的電影，又或者是聽一首溫柔的夜曲或是猝不及防迎來一陣溫柔的風是一樣的。撩人心弦的事情千百種，詩是其一。非要說一個鑒別的方法，大可以真的去試試讀詩。讀出聲音，感受每個字在舌尖打轉的形狀，直到它們不再只是文字，直到它們變成真的。反正所謂古人也和我們沒什麼區別，科舉盛名、七情六慾、相遇和別離，自古至今人類命中該有的，他們一個都沒有少嘗，什麼情緒都躲不過。

今天與你分享《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中關於五位盛朝詩人的介紹。讀張九齡也好，讀李白或是杜甫也罷，跟著字句膨脹開來的想像力去看去讀，就和在夢境里追逐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一樣，把事物鋪展成不可能的形狀，看國王和囚犯一起跳舞，看大海在頭頂飛起來，去追逐月亮，怎麼做夢，就怎麼讀詩。

張九齡（678—740）起自遙遠的廣東，在702年（此時沈佺期為主考官之一）的進士考試中，以第二名及第，後來得到張說的提拔。張九齡是唐代時期南方人進入權力中心的最著名例子，於734—736年間曾一度擔任宰相。張九齡的詩歌並不比他的政治成功遜色多少，二百五十首存世詩中的大多數（幾乎都為五言詩）都是對自然景色的描寫。張九齡最優秀的作品能捕捉到自然風物的精確視覺效果，特別是在將出乎意料的景物並置在一起的對偶句中。比如，描寫瀑布的「灑流濕行雲，濺沫驚飛鳥」，或者《林亭詠》中的「苔益山文古，池添竹氣清」，再或者旅宿淮陽亭時所作的「暗草霜華髮，空亭雁影過」。張九齡詩作中一個特別大的類別是「登高」詩，描寫山頂、多層建築、城樓和高塔上所見之風景。最重要的是，他在創作稱頌自己的故鄉（常常被北方人忽略）、以試圖糾正傳統地域偏見的作品（如《荔枝賦》）方面出類拔萃。由此，他在《荔枝賦》的序中盛讚荔枝「狀甚環詭，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他很驚訝，「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之知，固未之信」。或者另舉一例，在張九齡的一些詩作中，傳統上象徵悲傷、孤獨情感的南方猿啼，成為令人熟悉的當地一景。

孟浩然（689—740）一般被歸類為「田園詩人」。當然，所有試圖為詩人劃定排他性界限的標籤都是值得懷疑的。不過孟浩然的大多數為人所知的詩（他沒有賦作存世）都以自然風光為中心。孟浩然以工筆做詩，通常在詩中包含人的存在與王維詩中的畫面形成對比。孟浩然「名片式」的作品都描寫了故鄉襄陽（湖北）周邊，不過他的行旅詩也同樣出色。孟浩然的絕句《春曉》：「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這是最膾炙人口的唐詩之一，原因之一在於它是自宋末開始作為蒙學材料的詩歌選本《千家詩》的開篇之作。要注意的是，這首詩並不僅僅是一首抒情小品，講述了清晨起晚，聽到鳥聲陣陣，而回憶起前晚的風雨，聯想到它在暗夜中摧折了多少鮮活的花兒（雖然它主要是一首抒情小品）。《春曉》也是一幅縮影，刻畫了人類對塵世生命膚淺而不確定的感受：我們對自己的存在與消逝的所知，就如對自然界中花朵零落的所知一樣。孟浩然不是一位會經常使讀者迷失在他的風景中的熱情詩人，他是一位情緒多變的作家，也許是當時主要詩人中最為怪僻孤清的一位。雖然他參加過一次進士考試未中，晚年僅在張九齡的幫助下擔任過一任地方小官，但他為當時大多數更年輕的詩人所知，所景仰，這些年輕詩人中包括了代表唐代詩歌藝術頂峰的王維和李白。

王維（701—761）在二十歲的時候（721）就通過了進士考試，他位居中國最著名的四五位古代詩人行列。王維的名氣現在主要來自於幽靜怡適而去人格化的田園詩，描寫蘊藏了宇宙終極真理的靜謐景物，這一題材後來大多數都與他聯繫在一起。這些詩中最著名的篇什寫於位於長安南郊山腳輞川別墅（得自宋之問），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二十首五言絕句是與好友裴迪唱和之作。《木蘭柴》即為一例：「秋山斂余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大自然在王維筆下絕少有特寫近景，往往是通過廣角鏡生動地提示每一處風景。這些詩中簡單的遣詞造句（這是王維吸引如此多譯者的原因之一）頗具吸引力，看上去卻質樸無華，這經常遮蔽了其在格律上的高度複雜性。王維在中年轉向佛教，故取摩詰為字——「維摩詰」是梵文 Vimalakīrti的音譯，是佛教中理想的在家居士，也是許多流行佛經中的重要人物，這在許多王維詩作中都有明顯體現。王維也是在佛教學者中非常著名的《六祖能禪師碑銘並序》（紀念禪宗六祖惠能）的作者。在當時，王維並未被歸類為田園詩人，他的名聲很大程度上來自他的樂府詩。王維創作了各種體裁的詩歌（有四百首存詩），但是他的律詩和絕句是今天讀者最熟悉的。王維也以音樂家和畫家聞名當世。在繪畫領域，王維被尊為中國山水畫的創始人之一。雖然王維偏好隱逸生活，卻仍多年為官。756—757年，安史之亂中，王維被迫與安祿山合作，這一污點使得平亂之後，他的仕途被關閉，也導致後來的一些學者在欣賞其詩作時，仍不免質疑他的道德操守。

在中國文學史的長河中，有兩位最熠熠閃光的詩人——李白（701—約762）和杜甫（712—770）。李白比杜甫年長十一歲，長於四川，出身不明，不過可能祖上兩三代有西域（中亞東部）背景（但李白自己聲稱是皇家同宗的遠房一支）。李白很早就以詩歌名動天下。杜甫出生於長安地區一個聲名顯赫但已經有些衰落的家庭，他的先祖有三世紀的西晉名臣杜預（222—284），八世紀晚期的詩人杜審言是他的祖父。杜甫身前寂寞，在身後才獲得「詩聖」大名。他並未出現在《河嶽英靈集》中。《河嶽英靈集》成書之時，杜甫還默默無聞，或者名聲並不大。而李白則完全不同，他是《河嶽英靈集》中最耀眼的詩人之一。

李白的天才在於他對以前文學傳統的整體把握，以及將它混合起來（而並不打碎它）以形成一種獨一無二的個人風格。這一點可以說是所有偉大詩人的共同特徵。李白的特別之處在於，他顯示了一種意願，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衝動，以熱情洋溢（有時膽大妄為）的方式來把玩文字與形式。在他的遣詞造句中，這一點很明顯，不過它更體現在李白於探索意義和聲音之間難以轉譯的互動關係時特別令人拍案叫絕的措辭中。李白是中國詩人中最具音樂性、文采最出眾、最具魅力的一位，是文學中的莫扎特。李白的語言天賦，再加上不可抑制的豪放性格——雖然有時略失之莽撞輕率——使他成為唐代的拜倫，年紀輕輕就聲名鵲起，並老而彌堅。李白並沒有走科舉考試這條常規之途，而是選擇了更自由而充滿不確定性的私人舉薦。742—744年，李白曾作為文學侍從供奉翰林院，結果甚為糟糕，晚年的他加入永王幕府，不幸，永王與剛剛登基的肅宗在757年發生了爭奪帝位的鬥爭，兵敗之後，李白幾乎把命丟掉。

李白存世的一千首詩和八篇賦充分展現了他在各種詩歌領域的出類拔萃。李白是所有唐代詩人中樂府詩的主題和標題最豐富多彩的一位，並特別以對傳統母題的深化和轉向而著稱。在某些情況下，李白對某一主題的處理之生動集所有前代詩人之大成，而在另一些情況下，他的處理又帶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全新視角。他的樂府詩格律多變，經常體現出諧元韻（Assonance）和尾韻（Rhyme）的泛濫，比如《蜀道難》和《遠別離》便是兩個極好的例子。這兩首詩太長，因此無法全文引用，但是我們禁不住想要摘錄《蜀道難》的片段在這裡。在《蜀道難》中，李白在參差不齊的句式中，以令人呼吸艱難的風馳電掣的速度，描寫了蜀道之難：

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岩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

上面提到的許多文體特質（有時會讓人聯想到賦）在李白的古詩中也很明顯。李白經常在他的古詩中加入令人驚異的聲音元素，來增加整首詩的語義內容。《元丹丘歌》這首寫道士朋友元丹丘飛仙之抱負的詩作便是這些特徵的最好體現。這首詩平聲字佔了絕對優勢（五十四字中的四十一字），這促就了全詩快速步調和「海拔高度」，而韻律的不規整則給主題增添了一種獨特感：「元丹丘，愛神仙。朝飲潁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三十六峰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知爾游心無窮。」

李白的五十九首五言《古風》則較為沉穩。《古風》寫於他生命中的各個場合，繼承了阮籍的《詠懷》和陳子昂的《感遇》隱喻而內省的傳統。《古風》（其一）經常被視為以一種典型的自信風格，表達了李白詩歌的精神，其開篇有：「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然後以數行詩句對中國詩歌史進行了凝縮而有選擇的審視，最後申言「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不過我們最好不要過度詮釋這首詩中李白祖述孔子的志向，或者試圖將這種志向運用在李白的所有作品中。

李白很多詩歌中的另一個重要元素，是他對道教意象的深度使用，這些意象通常取自《上清經》和《靈寶經》中的經書（見第十章）。道教是李白的終身興趣（用曠達豪放的賀知章［659—744］的話來形容即「謫仙」），他於744年受道篆，加入道士行列。道教這一精神追求，在李白早期被朝廷所詔用過程中甚至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一直到晚年，李白都對道教學說情有獨鍾。李白所接受的文學影響明顯是多方面的，他大量吸收前輩詩人留下的養分。在樂府詩方面，使李白受益最多的是鮑照（414—466）；在典雅的風格方面，謝朓（464—499）是李白的良師；而富有衝擊力的意象方面，道教（還包括佛教）經文的作用至為關鍵。

與其詩作比起來，李白的賦很容易被忽略，卻同樣也是皇皇巨著。《明堂賦》和《大獵賦》繼承了漢代大賦的壯美。《大鵬鳥賦》亦是如此，該賦中《莊子》開篇的大鵬鳥被人格化為李白自己的象徵，拜見了上清派一代宗師司馬承禎（647—735）——李白以「希有鳥」喻之。這一大膽甚至有些放曠的自我標榜在李白的作品中很常見，但是並無冒犯之意。李白的其他賦作較短，也更為抒情，在形式和風格上與他的一些古體詩類似（比如《劍閣賦》可比之於《蜀道難》），這表明對李白而言，體裁之間涇渭分明的界限並不重要。補充一句，李白經常也被讚譽為絕句這一詩歌最簡短格式的大師，這突出了李白能自由出入在各種詩歌類型中的高超技藝。

而前所述，杜甫可謂寂寞生前事，燦爛身後名，在他去世後的兩代內，杜甫的詩名開始鵲起，在十一世紀達到頂峰並一直延續到今天。杜甫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一千多年來，提到作為詩壇大師的杜甫，便不能不提到杜甫作為人格之典範，反之亦然。文學史的最大諷刺之一是，希望能經時濟世的杜甫為自己的仕途失意而自責不已，最終卻成為詩歌作為「為自身」的獨立事業的形象代言人。杜甫未能通過736年的進士考試，747年赴長安應制舉，仍以失敗告終。751年正月，玄宗接連舉行了三個盛典。杜甫進三大禮賦而得到玄宗的注意，命待制集賢院，空等數年之後，僅得任地方小官。安史之亂爆發後，756—757年，杜甫（與許多當時更重要的人物一起）滯留在淪陷的長安，不過後來他成功出逃，加入了肅宗的隊伍。作為忠誠的獎賞，拜左拾遺，但不到一年就被革職。杜甫的最後十二年是依靠各種朋友和當地官員度過的，先是在成都附近，後來在長江中上游各地。杜甫近一千五百首存詩中的大多數——包括他絕大多數著名作品，都是寫於安史之亂期間以及之後。

人們經常說，只有在杜甫的詩里，才能找到當時文學對粉碎了盛唐的安史之亂的反思。這是一種誇大之辭。這一時期的其他詩人也進行過類似思考，但是他們都沒能像杜甫那樣令人難忘地捕捉到事件帶來的悲苦。如律詩《春望》和《月夜》，和古詩《哀江頭》《哀王孫》《北征》和《羌村三首》都顯示了作為忠誠的國民、堅定的官員、忠實深情的丈夫與父親的杜甫。《羌村》其一以極大的溫柔，描寫了757年9月末，杜甫風塵僕僕意外還家。為了保護妻兒的安全，杜甫於一年多前將他們安頓在鄜州羌村（在今陝西富縣南）：

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杜甫創作於759年的「三吏三別」（《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令人動容地刻畫了戰爭給平民老百姓帶來的傷害。在這些詩篇中，杜甫採用了普通人的視角，即在戰亂中最受衝擊的老百姓的視角。杜甫對從人類到動物（如《病馬》和《縛雞行》）所有生物遭受的創痛都抱有深深的同情，這是杜詩最引人注目的特質之一，而杜詩的另一特質是有時他會對過於嚴肅的自己開一些玩笑。

杜甫在晚年卸下一切事務，專務創作，對複雜詩藝的關注越來越深。正如這一時期那句著名的「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這讓我們想起濟慈的名言：「詩歌應該以某些精美的過度而帶來驚奇。」760年以前，杜甫的優秀詩作大多數都是古詩，而他生命最後十年中的詩藝成就，則經常體現在近體詩中。在這些律詩和絕句（尤其是七言詩）中，杜甫有時候在遣詞造句、象徵、音律和感情方面，展現出令人咋舌甚至望而卻步的複雜性——其內省沉鬱接近於傑拉德·曼尼·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晚期的十四行詩。其中《秋興八首》是最為著名的例子。杜甫對生活苦樂交織的真摯感，是所有其他中國詩人都未曾到達的醇厚境界。雖然杜甫用各種詩的體裁創作了大量震撼人心的詩作，但他並不擅長作賦，杜甫存世的七篇賦都比較晦澀矯飾。

《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

（美）梅維恆 主編

馬小悟 張治 劉文楠 譯

新星出版社 2016-07

本書全面描繪了中國文學傳統的各類景象，且以世界文明史、文學史為參照。年代跨度自遠古迄當代，而敘述對象還包括了中國港澳台地區作家、海外華人的文學作品。首次按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為主題劃分篇章，而第一篇章總括介紹中國文學的關鍵要素。每篇章內容以時間為序，獨立成篇，其中涉及到的話題包括：相關作品的歷史背景、流行文化的影響、佛教的衝擊、女性的角色、與少數民族文學語言的交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