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楚辭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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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楚辭學研究述評

　游國恩

　一楚辭學研究的歷史進程　　（一）1900年到1930年的楚辭學研究　　 20世紀前30年的楚辭學研究者由前清的遺民和本世紀同齡人組成。他們從學術淵源上有密切的聯繫，而從研究思路、方法及成果上又有顯著區別。可以說，由二者延續、展開和變化便構成了20世紀楚辭學研究的基本框架。　　前清遺老是這30年楚辭學研究的主體。主要有俞樾、梁啟超、王國維等近20人，時間跨度長。如俞樾為上個世紀21年出生，卒於本世紀7年。其餘的多卒於30年代前後。本世紀的同齡人主要有支偉成、衛仲＠①、聞一多、姜亮夫、郭沫若、陸侃如、沈雁冰、詹安泰、游國恩及劉永濟等等。其中，支、衛、聞、游4人同齡，皆生於1899年。從學術成就看，本世紀鮮見出其右者。由學術發展的視角說，以漢代王逸和宋代朱熹對楚辭研究的不同風格為標誌歸為漢學和宋學，和乾嘉學派一起影響著楚辭研究的發展和深入，而前30年已競相爭美。這30年的楚辭學是乾嘉到西學東漸間的過渡，還以前者為主流。如俞樾宗法於王念孫父子。朱季海、姚奠中、湯炳正、徐復、殷孟倫等都參加過章太炎的國學講習會。1998年去世的湯炳正還一直擔任中國楚辭學會的會長。王?運上承王船山，向下授學於廖季平，廖學生康有為。康學生梁啟超是學術研究的革命派，影響很大。當然也有調整的，如劉師培，早年服膺章太炎，後又分道揚鑣，他的門人有許維?、聞一多等人。王國維的學生有姜亮夫，胡適的學生有陸侃如。還有家學現象。馬其昶其孫馬茂元、姜亮夫女姜昆吾、孫作雲子孫心一、張汝舟子張葉蘆。地域、師承和家學構成了楚辭學社會文化結構和鮮明特色。　　前清遺民以外，聞一多、游國恩、姜亮夫、胡適、謝無量、陸侃如等可以稱為學院派。他們早期受的是舊式教育，具有小學文獻功底，擅長考據之學，經過五四運動，思想解放，又學習西方文化思想，接受西方文化學、人類學、神活學乃至哲學等新思想、新方法，有意突破乾嘉藩籬，努力從事楚辭學研究，可以說學貫中西。並隨著教育的改制，聚匯於高校，初以清華、北大為中心，然後遍布全國各地。在學院派走紅、文化熱興起時，乾嘉傳統也得到了很好的發揚，並有集大成的努力，以致於後來影響到全國範圍的總集編寫熱，所以，學院派新潮代表了當代中國楚辭學的成就和研究的方向。　　（二）1931年到1949年的楚辭學研究　　 30年代開始，聞一多、游國恩、姜亮夫、胡適、於省吾、詹安泰、饒宗頤、郭沫若、劉永濟、陸侃如漸次成為楚辭論壇上的主力軍，姜亮夫、饒宗頤等堅持到80年代以後。稍遲的郭沫若由於環境、視角等原因，亦成為本世紀有重大影響的學者之一。這些學者多有師承，有的如胡適、陸侃如等還從國外獲得過博士學位。又多為作家出身，如胡適、聞一多、郭沫若、周樹人、沈雁冰還是現代文學的直接創造者。且大多為教師身份，如游國恩，輾轉數省，歷10餘所院校，桃李滿天下。是本世紀楚辭學研究的創造者，也是播火者。　　在本世紀學者當中，胡適和郭沫若最為引人關注，影響很大。他們都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學術影響，在很多領域內取得突出成就。由於歷史的原因，胡適被看作是資產階級學者的代表，而郭沫若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代表。胡適寫過一篇《讀楚辭》的文章，此文刊1922年9 月《讀書雜誌》（《努力周報》增刊），認為《楚辭》有五大可疑，「我想，屈原也許是25篇楚辭之中的一部分作者，後來漸漸被人認作這25篇的全部作者。」只是部分懷疑。屈原的25篇作品自漢代以來幾乎每篇皆有人懷疑全部或部分為偽作。19 19年以來，學界對儒家思想注入學術研究普遍存在反感，承乾嘉餘韻批判舊注是時代提出的要求。直到陸侃如在游國恩的《楚辭概論》的序文里仍稱「疑古是我們的主張，考證是我們的方法。」當時和胡適持相同看法的還有聞一多、游國恩等人。胡適稱楚辭為文學名著，主張脫離依傍名教的位置進行文學的研究。其貢獻十分清楚。但由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把胡適定位為屈原否定論的代表，批判糾纏了好幾十年。直到90年代初，胡明《胡適整理文學遺產的成績與偏失》（刊《文學遺產》1991年3期）才有相對科學的評價。　　對於楚辭，每個時代皆有時代的解讀。漢末借其忠貞用心，以維護漢室。宋人讚美屈原，是用為民族鬥爭的動力。元雜劇貶斥屈原，反對愚忠，骨子裡是反蒙古統治。40 年代，全民抗日，屈原再次作為旗幟舉起來。郭沫若此時不在前線，也不寫詩或研究甲骨，而是寫下了《屈原》、《虎符》等6個大型歷史劇，並將自己的楚辭文章結集為《屈原》出版。郭沫若研究屈原以解釋屈原的生年（用天文曆法）等文獻功夫見長。但由於劇本《屈原》把屈原寫成革命英雄，宋玉為沒有骨氣的小人引起爭議。抗戰勝利後，藝術創作的屈原又回到了學術研究的屈原的軌道上，考據文獻學再次走熱。有的還有意將屈原研究成果歸納起來，作兩千年楚辭研究集大成工作，以游國恩《離騷纂義》長編和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等為代表。　　（三）1950年到1966年的楚辭學研究　　建國以後的楚辭學研究大致是30年代以來的繼續，但又發生了重大變化，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年到1953年，主要是關於楚辭作者的討論。這在三四十年代已經有過，如聞一多對廖平「屈原沒有這個人」的嚴肅批評。這次討論從朱東潤在《光明日報》1951年連續發表的 4篇文章而起。他認為王逸的書和《漢書》所錄屈原作品數目不同，《漢書》中又未錄王逸的書，在漢代以前的典籍中沒有關於屈原的記載，所以認定楚辭和《詩經》一樣，來源有些不清楚。楚辭應為淮南王劉安作。郭沫若、宋雲彬馬上發表文章反駁。郭沫若在文章後還寫有措詞嚴厲的附記，暗示朱東潤觀點出自何天行。但朱東潤臨終也沒有改變自己的看法。與此同時，何其芳在《人民文學》（1953年6 月號）撰文懷疑《卜居》、《漁父》、《悲迴風》為偽作。由於建國後屈原被政府認可為人民詩人、民族詩人和愛國詩人，因此任何的懷疑都受到批判，幸好沒有批判到最早的懷疑論者漢代的劉向和王逸那裡去。有些費解的是批判時總是和胡適聯繫在一起，可能是為了加強力度。曹道衡就此在《光明日報》（1956年4月1日）發表評論文章指出應從客觀事實出發，要聯繫立場、觀點和方法考慮，不能把疑古都看作是胡適影響。本世紀對楚辭的研究大致也是這樣，經歷了懷疑、否定、重審、發展這樣一條路子。　　1953年到1957年為第2階段。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號召紀念屈原、哥白尼、拉佈雷、何塞?馬蒂四大文化名人，從而掀起了對楚辭研究的熱潮。而郭沫若以研究楚辭並作為愛國主義資源進行全面開發的學者作家成了《楚辭》研究的革命舵手。早在1920 年，郭沫若寫劇本《湘纍》就主張自由地表現自我，讚美屈原的反傳統。1926年，隨軍至長沙，在汨羅江舉行了追悼屈原的儀式。30年代寫《屈原研究》，40年代創作五幕劇《屈原》。1947年他還將聞一多比如屈原。建國後，他更是把屈原看作是愛國主義的典範，並組織全國文聯於1953年6月15 日在北京討論如何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繼續研究屈原的作品。1953年，中國派代表團出席巴黎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時，郭沫若是團長。紀念四大文化名人活動就是他倡導的。當時舉國沸騰，宣傳研究屈原成為黨的文化事業的任務和工作。自此楚辭熱幾乎長盛不衰。當然，還主要限於文化藝術或知識分子階層。 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楚辭研究論文集》，基本上代表了解放後到1957年的研究成果水平。　　1958年到1966年為第三階段。在《楚辭研究論文集》中，唐?、何其芳等人的文章已採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而孫作雲更引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的說法。兩個標準對於楚辭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從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到1958年的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將游國恩、林庚、姜亮夫等划到了胡適的那條資產階級線上進行了無情的批判。　　宋玉的研究歷來受到冷落，從《史記》的記載中就已經體現出來。繼抗戰時《屈原》劇本爭論後，1953年，郭沫若和鄭振鐸、陸侃如又一次進行了爭論。受當時政治氣候影響，爭論不了了之。50年代末，毛澤東提出要善於辨別風向，推薦了宋玉的《風賦》。1959年廬山會議時，毛澤東批判彭德懷時引用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將其作為顛倒黑白的典型。因此，《光明日報》連續登載了有關評介文章。1977年前關於宋玉的文章共21篇，而這兩年達12篇之多。1962年至1964年間，楚辭研究領域漸漸平靜，有一些成果問世。隨著1964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楚辭研究就風光難再了。　　（四）1966年到1999年的楚辭學研究　　1966年文革開始前，學術研究已難展開。毛澤東對建國以後的文化工作部門大致持否定態度。文革開始後，屈原被列入「四舊」，武漢東湖行吟閣中的屈原像被推入水裡。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送給他一套朱熹集注的楚辭，於是人們開始談論屈原，但說不上研究。不久，四人幫發動評法批儒，以屈原為法家的代表，於是屈原被說成是改革家、法家、反儒的英雄。應當承認，屈原確實主張法度，並為之付出了努力。評法批儒使楚辭得到了一定的普及，余則帶有政治運動性質。　　文革以後，楚辭研究走入正常化軌道。從1978年起，大致由撥亂反正、紀念文章、舊稿新刊幾類構成。1979年以後開始活躍，每年報刊論文皆超過百篇。1978年出版的楚辭著作有胡文英《屈騷指掌》（中國書店）、譚介甫《屈賦新編》（中華書局）。譚書認為楚王朝派別鬥爭激烈，有木派和草派，屈原幼年種過菊，主張廢嫡立庶等等，學界斥為誑語。發表的論文有23篇，孫作雲、陳子展、郭在貽、李修生、殷光熹、肖兵等率先發論，往後便高潮迭起，重點仍是屈原與《離騷》。　　 1982年由湖北省社科院等發起，在屈原故里秭歸舉辦了第一次屈原學術討論會，18 個省120多人參加會議。之後，湖北、湖南、天津、遼寧相繼成立了屈原研究會。1984 年端午在成都舉辦了屈原學術討論會。1985年，中國屈原學會成立大會暨第四次學術討論會在江陵舉行，姜亮夫為名譽會長，四川師範大學湯炳正為會長。1986年在浙江富陽、1988年在湖南汨羅、1990年在貴陽、嗣後又在山西臨汾等地先後召開了年會。1998年在深圳召開了本世紀最後一屆年會，議題為總結、回顧與展望。是年湯炳正先生去世，會長由北京大學褚斌傑先生擔任。　　二楚辭學研究的成就　　（一）文獻學方面　　文獻學研究的成就在本世紀楚辭學研究中為最。成績卓著的應推游國恩、姜亮夫、聞一多等人。游國恩研究楚辭可以說盡了畢生之力。著有《楚辭概論》、《讀騷論微初集》、《楚辭論文集》、《屈原》，主編有《離騷纂義》、《天問纂義》等。《楚辭概論》是游國恩青年求學時期的著作，已經注意到用歷史的眼光對楚辭進行整體和比較研究；對於楚辭真偽問題，他以為《九歌》、《漁父》、《卜居》等不是屈子所作，與胡適觀點近似。在《讀騷論微初集》里，又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認為應從古代學術思想的派別中去明了楚辭的產生。1957年出版的《楚辭論文集》仍集中於楚辭文體、作者身世、篇章內容、名家注釋展開研究。30年代，他在山東大學時對《離騷》、《天問》兩篇就彙集前人舊注，附上按語，寫成長編。他在第一部分《離騷纂義》將完成時逝世，《天問纂義》由他的學生據遺稿補輯而成。注重方法和集成是游國恩的主要學術特徵。和他齊名的是姜亮夫。姜亮夫著有《楚辭通故》、《重訂屈原賦校注》、《楚辭書目五種》、《詩騷聯綿字考》、《陳本禮楚辭精義留真》、《楚辭今繹講錄》等。從20年代開始，歷時60餘年。他的《楚辭通故》分10部56類，計3570條，180萬字，圖譜400餘幅，運用多種學科方法研究，這是一部努力集大成的工作。姜亮夫受學於王國維，其學風亦頗多相似。他不僅重視版本、文獻歷史，也注重音韻等，所以發明頗多。80年代初，他還受教育部委託開辦「楚辭講習班」，後結集為《楚辭今繹講錄》。黃靈庚認為《重訂屈原賦校注》成就明顯，失誤也不少，考校異文悉錄劉永濟《楚辭考異》和聞一多《楚辭校補》，失誤達百餘條。聞一多是本世紀楚辭研究大家之一，著有《楚辭校補》、《離騷解詁》、《天問釋天》等，還注意到敦煌舊鈔楚辭殘卷。他注重楚辭背景、詞義、文字的闡發，注重突破疑難問題，以發明創造見長。他稱屈原為人民詩人，研究具有時代氣息與高度。但是他的膽子也很大，遇到不好解處就說是錯簡或別的什麼字，所以也未必盡然。如他說顧兔為蟾蜍，學界稱絕。可他說《湘君》中的宜修為齲齒笑，一入《桔頌》中就講不通了。　　本世紀最早的楚辭學著作是俞樾的《讀楚辭》（1906），主要考證有關名物、制度、史實等，正句讀、審字義、通假借，分析特殊文法與修辭。他還有《楚辭人名考》。劉師培、李翹於文獻研究也頗具特色。李翹的《屈宋方言考》具有集前代研究大成之評價。陸侃如著有《屈原評傳》、《屈原集》、《屈原與宋玉》等，致力於屈原、宋玉的生平及其作品真偽、作年的研究。劉永濟著有《屈賦通箋》、《箋屈余義》、《屈賦音注詳解》等，考證仔細，皆注意先審音後考證，用力頗深。陸、劉二位亦是本世紀有重要成就的楚辭研究學者。像林庚《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王力《楚辭韻讀》、詹安泰《離騷箋疏》、廖序東《楚辭語法分析》等亦是具有鮮明特色的著作。當代青年學者以此聞名的也很多。如郭傑的《屈原論稿》、李大明《楚辭文獻學史論考》，還有劉毓慶、方銘、陳桐生、黃震雲等皆有高質量的著作問世，說明青年學者已步入學界前沿，漸成為生力軍。　　在文獻研究中有些問題一直糾纏不清。如屈原的生年、放逐次數等，近來也有新的意見。認為楚辭未必有錯簡和一定押韻，依靠《離騷》開頭八句推其生年是孤證，又太濫，難以成立，屈原應是經歷了三次放逐，等等。在以文本文獻研究處於困難狀態的時候，陸續發現的地下文獻給楚辭研究注入了活力。這些文獻主要有：1957年和1960年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等。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號楚墓出土的竹簡。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五星占及帛畫等。1976年陝西臨潼縣出土的利簋銘文。1977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發掘出的竹簡。1978年湖北隨縣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編鐘、磬、鼓、瑟、琴、笙、簫等器物。1982年江蘇盱眙出土的楚漢窖藏品等。此外還有雲夢出土的秦簡、阜陽出土的漢簡。長沙三國大量竹簡尚在整理之中。　　出土的文獻激發了楚辭熱的升溫，也確實解決了不少矛盾和懸疑。一是發現了唐革的《唐革賦》（銀雀山），一般認為唐革就是唐勒，對宋玉作品的可靠性提供了文獻支持。二是發現了《離騷》、《涉江》殘句（阜陽），根據墓主為夏侯陰子夏侯灶推出，入葬時劉安還只是10歲左右的小孩子，不可能作楚辭，從而批評屈原傳說論是無稽之談。儘管夏侯灶的年齡推斷尚未精確，但當不影響結論的成立。三是大量楚墓的發現（江陵望山等），以及竹簡上記述的司命、雲君等文字為楚辭的篇章及其卜筮等文化行為、招魂的方式習俗提供了可信的歷史資料。四是樂器、禮器的發現（盱眙、長沙子彈庫），為楚辭中的名物、音樂和禮儀的描寫提供了實物見證，也滿足了人們的直觀感覺需要。五是星占書和帛畫的出土推動了屈原生年和南方神話的研究。這些地下文獻、文物為我們展示了南方燦爛的文化和科學技術，豐富了中華文明史。在這方面郭沫若、譚其驤、湯炳正、饒宗頤、湯漳平、肖兵、趙逵夫等皆有論文發表。張正明等還以此研究楚國的歷史。據統計，研究論文有60多篇。但是這些文章有的有明顯的毛病，就是考證的主觀性強烈。如郭沫若認為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中大司馬邵剔敗晉幣於襄陵就是《史記?楚世家》所載前323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的事情，為什麼沒有說，就難以服人。湯炳正認為，陝西臨潼出土的銘文「歲鼎克」就是歲貞克，意思是歲星正當11月晨，出東方，也就是歲貞陬，最後說就是「攝提貞是孟陬兮」之意。這兩者之間是否如此相等，讓人犯疑。考據學是我國傳統的學術研究方法之一，如果論據和結論之間不一致，勢必失去人們的信任。現在人們對楚辭研究的一些成果尤其是近30年的頗有微詞，原因就在於此。　　（二）文藝學方面　　本世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把屈原及其作品定位在文學史範疇，所以文藝學研究是研究的主流，但整體成就卻不及文獻學。在文藝學研究中重點是《離騷》。據統計，從19 06年劉光漢在《國粹學報》上發表《宗騷篇第五》的論文算起，本世紀關於《離騷》的文章已近800篇，著作20多部。其成果又主要集中在1978年以後。內容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1.《離騷》的題義論有31篇。2.《離騷》的寫作時間和地點論有29篇。3.《離騷》的藝術結構及表現方法論有78篇。4.《離騷》的辭意的考辨、新解、發微、補釋、質疑有96篇。5.思想性與自我形象論的有63篇。6.從美學角度研究的有21篇。7.用比較方法研究的15篇。8.探討求女意象的14篇。整體上看是在深化、細緻，思辯性強，認識在提高。但大多數有重複現象，缺少新東西。　　 20世紀楚辭文藝學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聞一多的《讀騷雜誌》、肖滌非的《離騷之用比》、梁啟超的《屈原研究》、《楚辭解題及其讀法》、沈雁冰的《楚辭》、游國恩的《楚辭論文集》、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林庚的《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聶石樵的《屈原論稿》、翟振業的《離騷自我形象》、湯漳平的《楚辭論析》以及相關的論文集、鑒賞集等。這方面的研究著作當有上百部，論文更多，在許多方面達成了共識。　　1.屈原的形象和地位。忠貞愛國的評價自古有之。人民的詩人說主要出自聞一多，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詩人說主要形成於解放後，以1953年第11號《文藝報》社論為代表。但各自的說明角度、程度略有差異。《文藝報》認為屈原代表歷史的正義。郭沫若認為他不忘民生和君國的思想主要體現在個人遭遇上。林庚認為，他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對於屈原愛國主義問題在80年代初期引起爭論。緣起是曹大中在1983年4 期《湖南師範學院學報》上發表了《屈原??愛國詩人之我見》一文，提出先秦政治思想家、臣子、庶民可以離開本國而並不認為是不愛國，如孔子、孟子、墨子乃至於蘇秦等，所以他認為先秦沒有愛國主義思想，只有愛國行為。曹大中的文章發表後立即受到強烈的批評，認為曹大中是屈原否定論的一種。實際上古今環境氣氛不同，未必一定要用今人之觀念去框架古人。秦楚皆出自高陽，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無論贊成者還是反對者都缺少一種歷史深度。稍有異議，便廣泛不容，某種意義上影響了研究的深入。　　 2.屈原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屈原是千載文人之首，1922年梁啟超在東南大學文哲會作演講時作如是說。他還提出要從純文學和文學發展史的角度去研究屈原作品。一致的看法是，屈原及其楚辭是中國文學的源頭之一，代表了當時中國文學的最高成就，在今天仍具有典範意義。魯迅認為，其影響在《詩經》之上。陸侃如《屈原與宋玉》指出，屈原和宋玉皆是中國文學之祖。林庚認為，屈原繼承和發展了《詩經》的傳統，吸收了先秦散文的文學語言，創造了一種新的詩歌節奏，一直影響支配到後來的五、七言詩，成為中國詩歌史上民族形式的主流。姜亮夫認為，對屈原作品不能一概而論，《離騷》、《遠遊》、《漁父》、《卜居》、《九章》，從正反方面表現了屈原的愛國愛民的真實思想，而《天問》是學術文章，《九歌》是表達感情的、聶石樵認為，屈原在豐富多彩的藝術創造中體現了他的進步的美學觀點。黃震雲《楚辭通論》認為，楚辭中以《離騷》和《招魂》最為精美。其他的今天看來或思緒錯亂或重複羅嗦，反正與二者相去甚遠，當是非常心理狀態下的產物，因此應區別對待。　　 3.屈原的行為形象。普遍認為，屈原主張美政，體現在內政和外交方面。充滿了美好的理想，主張三皇五帝之道和天下一統，反對暴秦、黑暗統治和小人，具有高潔的人格，並為之不屈不撓、堅決地奮鬥到最後。思想核心是愛國愛民。對此，重複論述較多，還有代聖人立言的傾向。但我們從作品和史乘來看，屈原在鬥爭時缺少方法和策略，對形勢的判斷有些情緒化，以致未能聯合團結「獨清」以外的人，這也是悲劇原因之一。　　（三）社會諸學科方面　　 1.語言學研究。代表著作有於省吾《澤螺居楚辭新證》、朱季海《楚辭解故》、湯炳正《屈賦修辭舉隅》、劉永濟《屈賦通箋》。以及廖序東、薛恭穆的語法、王力的韻讀、李翹的方言研究等。劉永濟的《屈賦通箋》每篇都有題解、正名、審音、通訓和評論，綜各家學說予以論定，比較審慎；並對《楚辭》中19個疑難問題一一予以詳考，堪稱力作。朱季海的《楚辭解故》訓釋時還就楚俗研究頗費功力，多有精當之處。　　 2.心理學研究。主要著作有金開誠《論作為藝術思維經驗的屈辭超現實想像》、姚益心《屈原創作心理初探》、毛慶《屈騷藝術新研》等。　　3.神話學研究。楚辭神話學研究早期以聞一多為代表。近期肖兵突出，他著有《楚辭與神話》、《楚辭新探》、《楚辭文化》、《楚辭美學》等。截止1998年，對他進行介紹的文章有33篇。此外還有龔維英、林河等。神話學研究存在著想像豐富、結論或然現象。　　4.考古學研究與地理學研究。考古學研究已見於前述文獻學研究。地理學方面比較著名的著作有饒宗頤《楚辭地理考》。何光岳則注重實地調查，著有《屈原的故鄉、北行和東遷》等。　　5.哲學和歷史學研究。哲學研究主要是研究屈原的死亡問題，宇宙本體及其思想、人格等。歷史學方面主要有張正明《楚文化史》、何光岳《楚淵源史》等。趙逵夫以《屈原和他的時代》展示了大楚辭的研究格局。　　 6.民族學和民俗學。民族學研究方面的著作力圖理清南方楚國民族的歷史構成，文化方面的個性，楚民族特徵等。但同時又存在著沒有從中華民族歷史高度去分析的偏失。比較有影響的有張正明《屈原賦的民族學考察》等。對於楚辭文化風俗進行考察的主要有周勛初《九歌新考》以及李炳海、郭傑、江立中的研究等。　　7.天文學。由於楚辭學者懂天文的不多，所以這方面研究薄弱。主要有孫長敘《哈雷彗星與楚辭九歌》等以及郭沫若對屈原生年的研究等。　　8.文化學。劉師培、王國維、梁啟超率先提出南北文化不同說。劉師培和章太炎還主張楚辭完全是南方文化。這種觀點與他們的反清復國的思想有關。當代持此觀點的還有張正明等人。交融論出自王國維，以為「屈子南人而學北方之學者也」。魯迅亦這樣認為。肖兵提了四方文化聚合論，泛太平洋文化論，此外還有楚辭性文化、情結一類的探討，不能說無益。楚辭出自華夏文明，當然是華夏文化，不能過分強調地域性。在文化研究方面用力研究的當推聞一多，成績卓著。相比之下，宏觀研究有些疏闊。　　（四）美學方面　　楚辭學界認為，釋道儒美學和楚辭美學構成了中國古典美學的基本框架。但三教之前的美學不是空白，楚辭也難以和三教伯仲，所以這種說法有些誇大了楚辭的作用。美研究方面著作有高爾泰《屈原的美學思想》、袁行霈的《論屈原的人格美》等，涉及到人格、語言、心理等許多方面。　　（五）楚辭學史　　游國恩的《離騷纂義》已具有學術史特徵，之後亦有史的文章出現，但不多。近年來則有趙沛霖《楚辭研究論衡》及丁冰、王延海、張來芳、李大明、易重廉等的楚辭學史。不少系拼湊之作，有些像楚辭著作例說。究其原因，學識之外，主要原因是倉促寫定。另外還有就某一問題研究的如黃中模《屈原問題論爭史綱》等。當代的楚辭學史研究有周建忠《當代楚辭研究論綱》等，資料相對完備。　　（六）比較研究　　一般認為，楚辭的比較研究從《管錐篇?楚辭》開始。細究起來，梁啟超對《詩經》、《楚辭》的比較等等已廣泛地運用了比較的方法。比較早的還有茅盾、馮雪峰對楚辭和但丁的比較研究等。還有李嘉言及郭維森、徐志嘯、湯炳正等分別與但丁、《浮士德》、《約伯記》等比較。其中和但丁比較的同題文章有8篇，未免給人狂轟濫炸的感覺。　　三楚辭學研究特點熱點方法和誤區　　百年來的楚辭學研究熱了又熱，成績斐然。　　1.人才隊伍與成果數量。從百年的歷史看，很多大家都參與了楚辭學研究，有的還為之耗費畢生精力。當代研究隊伍更為壯觀，老者年且90，少者20左右，幾乎每一個綜合大學都有人治楚辭學，已出成果的約在30 0人以上。從地域上看，根據《清史稿》及《四庫全書》關於學者籍貫和版本搜集情況統計，北京、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兩湖為先，進而甘肅、上海、廣州、吉林等。本世紀研究成果數量一時難以確切統計，僅1979?1999年出版的專著就有200多部，論文近5000篇。對於只有數萬字文本的楚辭來說，無與倫比。　　 2.研究領域。由於楚辭研究的展開和深入，一般的紀念介紹的文章已很少，研究向新深細方面發展。如對楚辭心理學、美學、民俗學、文化學、民族學，比較研究、研究史的研究等成了新的天地。然其重點仍是集中在傳統的學術範疇內。如生平（生卒年、流放次數、路線、地點、職事、列傳等）、作品篇數與真偽，作品的具體問題像《天問》中的歷史、科學、繪畫等的文化蘊含等。在研究史與比較研究、影響研究方面也有新的進展，不斷爆發出熱點，如屈原否定論批判、愛國主義、屈原之死、浪漫主義、外來文化與方法運用等，使楚辭學研究不斷增色。　　3.學術風氣。楚辭研究的學術風氣整體是好的。一是認真投入，努力開拓，不斷深入。二是態度熱情，積极參加爭鳴。三是注意及時總結。四是資料信息豐富。如馬茂元主編《楚辭研究集成》、張正明主編《楚學文庫》（18冊），王麗娜等對海外楚辭學界的介紹。五是楚辭學研究模式的建立嘗試等。楚辭學的熱烈氣氛和持久不衰，引起了人們對思想方法的討論。比較早的提出新途徑和方法，和胡適一起主張把楚辭從漢儒舊學中解放出來，率先放在世界範圍內作為純文學研究的是梁啟超，郭沫若則希望從中尋覓出有價值的社會歷史信息。游國恩在他的《楚辭概論》中將歷代的楚辭注家分為四派：訓詁派、義理派、考據派、音韻派。其中的三派在唐以前已經形成，只有義理派在宋以後為多。他認為：1、訓詁派以王逸為宗，次有揚雄，代表著作有《離騷經章句》、《天問解》等。王逸之後，當推洪興祖《楚辭補註》、戴震的《屈賦注》。2.義理派由王逸開其端，洪興祖補註和朱熹的《楚辭集注》為代表，推崇屈原的人品與忠君愛國之心。王夫之的《楚辭通釋》也是義理派的代表作。作為明末清初之人，他與宋人一樣，為民族傳統觀念所困擾。明清之際注騷者多，往往藉以自白，如黃文煥。其師黃道周被人斥為偽學入獄，便藉以發冤屈株連之嘆。 3.考據派著作甚多。如梁代劉杳的《楚辭草木疏》、清代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等。 4.音韻派。比較早的是晉代徐邈的《楚辭音》，南朝諸葛民的《楚辭音》等。但只有隋代道騫的《楚辭音》還有85行殘存於敦煌石室，後被盜走，現藏於巴黎國民圖書館。宋代黃銖曾作《楚辭叶韻》，朱熹用此法注《詩經》。此後，叶韻說一直為學界所推重。明人陳第是第一個打破叶韻說的，他認為叶韻說不正確。同一個字在同一個時代和地域，讀音是一致的、統一的，不可以隨便規定協音，至今不協韻，乃是古今語音變化的結果。他研讀《楚辭》，發現其作品古音聲調諧和，或同於《詩》、《易》，或同於周、秦漢、魏的歌謠與詩賦，於是作《屈宋古音義》，以與《毛詩古音考》相發明。舉出屈宋作品凡韻與今音不同者有234字，逐字推出基本來的音，列為古音目錄。每字下面，又排出屈宋作品中的詩句，然後引錄他書作為證據，眉目清晰。陳第的研究，為我國古音學奠定了基礎。之後清代人如蔣驥《楚辭說韻》等用類似方法寫出著作者達20餘家。比較重視方法的還有姜亮夫。80年代初，他受教育部委託，為全國部分大學講師以上的學者講習楚辭，於第四講中專門談到方法。他的綜合研究的方法是從全部社會科學的角度出發，既要對全書進行綜合研究，又要對每個選詞進行綜合研究，才能得到較正確的解釋。就整個楚辭研究看，傳統的研究思路仍是立足之本。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及外來文化理論的吸收運用，豐富了楚辭學的研究與發展。研究方法的變化和豐富還體現在學科建設上。楚辭學作為一門學科已得到學界一致公認，由此還出現了一批探討楚辭學建議的文章，甚至有的認為楚辭學應分為三個學科、七個學科、九個學科、十五個學科等。其名稱有楚辭文獻學、楚辭文藝學、楚辭傳播學等，想像豐富，但只是簡單地把楚辭和有關學科相加而得。究竟為什麼建立這些學科，目的是什麼，是否存在，多沒了下文，未免務虛。實際上倒不如說運用哪些視角來研究，或者直接做出成績來。　　20世紀的楚辭學熱點很多，影響大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1.關於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運用。最早的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楚辭的是郭沫若。1924年以後，他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進行楚辭學研究，探討屈原時代的社會發展形態、階級關係、階級鬥爭的形勢，並在此基礎上探討屈原思想、行為和文學革命的成就。通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等認定屈原代表奴隸利益，因此是進步的革命的正確的藝術家。屈原是以科學家的態度進行真理的探索。一般認為郭沫若是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去分析屈原的作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著眼於文學的角度來研究楚辭的應推游國恩。他與姜亮夫皆是用綜合的方法，但姜重在文獻學，而游則重在文學史方面，側重點不同。文化大革命前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觀點研究屈原的還有何其芳、詹安泰、唐＠ ④等人。至於文革後，學界較普遍地採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研究屈原。1949年到1988年左右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楚辭學研究的時代。這或許是後人難以理解的。　　2.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梁啟超在《屈原研究》里稱《九歌》是楚辭中最浪漫式的作品。到了30年代，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提出「革命的浪漫主義」概念，稱「屈原研究》中提出「革命的浪漫主義」概念，稱「屈原是兼有北方理性主義與南方浪漫主義的雙重文化遺產。」1958 年大躍進運動，把浪漫主義作為文學藝術界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前進的基本方向，而屈原則是開創者和典範。1960年，根據毛澤東革命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文藝方針，在全國形成一個共識，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思想。後來周揚與何其芳在有關的報告或文章中都加以強調，1959年郭沫若《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中又進行了較細緻的闡釋。這樣，屈原的浪漫主義研究就顯得十分熱烈，而屈原在文學史上的定位就是偉大的浪漫主義作家。福克瑪認為：革命的浪漫主義更加令人確信的根源，乃是經濟上的主觀主義，以及個人崇拜的社會促進因素所導致的唯意志論（見《文學教條主義在中國》第194頁）。　　3.屈原的思想　　一般認為，屈原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但因為屈原的思想具有複雜性，因此又有著種種不同意見。還有的認為是道、法、陰陽家等等。詹安泰認為，這些思想都有，又都不合。屈原的政治思想受儒家吳起影響，本質上是儒，但又吸收了魏、秦等國的進步思想。馬茂元則認為主要是法家思想，又以儒家進德修身的人生哲學為出發點。梁啟超、劉師培認為是道家，游國恩則認為是受道家和陰陽家的影響。錢穆則說，戰國時代除韓非以外，尚有屈原，亦為代表貴族意識的學者。聶石樵指出，法家出於儒家而獨立，屈原的思想是由儒到法的正在發展的過程中的思想。郭沫若在他的書中認為屈在奴隸解放運動中，自覺地接受了進步的儒家思想。林庚認為，只是和儒家思想有共鳴關係罷了。50 年代末期，大家普遍強調屈原是法家，文革中，又變成尊法反儒。尊法是實，反儒則過於勉強。從他的全部作品看，沒有完整的某家概念。屈原就是屈原。　　 4.楚辭的文化淵源　　 1905年，劉師培在《南北文化不同論》中認為楚辭代表南方文化，重創造力、想像和幻想，與北方重現實不同。王國維認為屈原是學地方之學者。章太炎寫過《詩經始論》一文，強調文學上從北方到南方，從《詩經》到楚辭發展的連續性。謝無量還比較二者優劣，認為《詩經》劣於楚辭。郭沫若依據新的考古成就論證南北文化都是商文化。姜亮夫認為楚文化是周文化的分支。梁啟超則認為，南北文化相互吸收、交融，產生了楚辭文化。陸侃如提出屈原和宋玉是周代中期文學的代表。楚辭學研究確實也有不少問題，亦常常受到非議，尤其對楚辭學界的批評更為激烈。一般認為，楚辭學界在學養功力上都偏弱，在方法上強調舊學多，運用新方法的成功者又少，在信息交流上，呼籲者多實幹者少，這主要指當代。存在問題主要有文風問題，如搜異獵奇，隨意編造，基本功差，文章的材料與觀點不相干，信息資料陳舊等等。黃靈庚認為，「五四」以來不少是大師，可他們的助手生不逢時，功底很不行，第三梯隊亦嚴重先天不足，靠自學途徑上來的學者，或許對樸學的套路不很熟悉，對文獻的考訂就顯得不夠沉穩、謹嚴。我認為，楚辭學的成就應當充分肯定。問題主要出自以下幾點。一是成功願望的影響。楚辭是長線，一時難以做出成績。可是，受功利、慾望等原因驅使，又有意無意借考證之名去編造發現，甚至對過去的有價值意見肆意否定，而彼此又睜一眼閉一眼，就多少有些虛假繁榮。二是社會因素的驅使。楚辭的「熱點」很多，但許多與學術研究本身無關，而是與政治、歷史、外來文化關係有關。三是楚辭本身的原因。文本數量少，註解多，這樣形成的糾葛也多。一些學養差的便乘機湊熱鬧，隨便玩玩楚辭的也不是沒有，對楚辭的學術研究，一窩蜂予以炒熱。今後，在屈原的文化品格和美學貢獻方面還需要下大力氣去研究，努力從時代高度進行完整科學的把握，在弘揚這份優秀的文學遺產上要更加註重科學性。　　四海外楚辭學研究　　比較早地介紹國外楚辭學研究情況的是聞宥。他在1953年6月13 日的《光明日報》以《屈原作品在國外》為題介紹了國外楚辭學的研究情況。搜集資料比較全的是馬茂元主編的《楚辭資料海外編》（1986 年3月出版）。徐公持、奚東、王麗娜、張嘯虎等皆有專論或譯著問世。擇要敘述如下。　　（一）日本　　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據《戰後日本中國史研究》等資料看，以《詩經》、《論語》最為突出，《尚書》、《易》、《左傳》、楚辭研究也很有成績。據《楚辭研究資料海外編》所附目錄統計，1951年至1980年間，日本發表的楚辭研究論著有150種之多。日本人有的認為他們的祖先是楚人，從民俗、生活習慣等許多方面看古代的楚人和現代日本人很像；還認為，屈原流放的地點在日本，因為很多的日本地名、線路和楚辭的表述一致。但更多的不是這種尋根性而是學術意義的。據稱，楚辭傳入日本是太平二年（公元730年），在《古事記》等古老的日本史書中就出現了《漁父》的辭句，《日本書紀》中又有《河伯》的辭句，《萬葉集》中的反歌就源於亂辭。可能楚辭傳入日本的時間早於太平時代。　　楚辭傳入日本後，日本人進行了翻譯解說，即和訓本。比較早的是秦鼎《楚辭燈校讀》、龜井昭陽（1773??1836）的《楚辭＠②》等。本世紀比較早的是西村碩園的《屈原賦說》為最。翻譯本還有鈴木虎雄的譯本等。從規模和深度上看要推《屈原賦說》為最。該書上卷十二篇為名目、篇數、篇第、篇義、原賦、體制、亂辭、句法、韻例、辭采、風騷、道術。下卷十篇為名字、放流、自沉、生卒、揚靈、騷傳、宋玉、擬騷、騷學、注家。但目前只存前半部分，是日本楚辭學研究的權威性著作。本世紀以來，日本的楚辭學研究取得了顯著成績，出版專著30種左右，論文約300篇。主要注釋有淺見?齋的《楚辭師說》、岡田正之的《楚辭》、橋本循《譯註楚辭》、青木正兒《新釋楚辭》。尤以青木正兒的著作較有質量，他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著作還有多種。另外還有專門研究的著作：橋川時雄《楚辭》、藤野岩友《巫系文學論》、星川清孝《楚辭之研究》、竹治貞夫《楚辭研究》、目加田誠《屈原》。《巫系文學論》主要討論楚辭的起源，認為是巫和祝有關的宗教文學。由於屈原的努力，成為立足於表現人的自覺意識而帶有強烈個性的文學。藤野則認為楚辭有自敘性質，一是人稱，二是世系，三是生活，與《尚書》中的祝辭相似，認為是非宗教文學。竹治貞夫則注重《離騷》的結構分析，認為是囊括現實世界與夢幻世界的宏大的傳奇故事。前半部是抒情，後半部是幻想式的敘事。他還撰有《楚辭的日本刻本及日本學者的楚辭研究》，介紹評論18世紀後期到本世紀初的注釋和研究情況。星川清孝則從政治文化、文體語言以及接受史的角度系統研究楚辭，認為哀悼色彩、神遊觀念是楚辭的特色，楚辭的內容和形式都對後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日本學界比較重視考古資料及其文獻考證，然後進行綜合分析。如赤冢忠《殷代的祭河及其起源》、林己奈夫《中國古代的神巫》、花房卓爾《中國對諫爭及諫爭論的發展》、岡奇敬《楚辭世界的再現??長沙馬王堆發現古漢墓》等，注重實際，不尚空談。此外還有桑山平龍《關於楚辭中的鳥》、山田敬三《魯迅其人的屈原影子??其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等。　　自60年代起在日本出現了懷疑屈原存在的文字。主要有1968年鈴木修次、高木正一、前野直彬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等。1983年至1984年，中國學者發表了近40篇文章進行了批駁。1972年，田中訪華受贈楚辭以後，在日本學界引起了反響。1974年，淺野通主持召開了一次「關於楚辭的座談會」，與會者有星川清孝、藤野岩友、松本清張等。記錄發表在《國學院雜誌》75卷1月號上。分為5個方面：①楚辭的宗教基礎。②南方農耕民族的文學。③古墓壁畫和楚辭的世界。④楚辭的傳入。⑤楚辭研究的動向及其課題。今後研究意見是：研究天字系列，如《天問》、《天對》、《天論》等，正確認識中國古代關於天的思想，以日本古典著作反證楚辭，研究楚辭中提到的不同民族。就目前獲悉的信息看，日本依然有人作文否定屈原的存在，但遭到強烈的批評。　　（二）歐美　　屈原的作品傳到歐美比較遲，據聞宥《屈原作品在國外》介紹，最早一個譯本是用德文譯的，譯者是費慈曼，1852年發表在維也納的皇家科學院的報告上，但只是節譯。 1931年德國孔好古的譯文遺稿由他的學生愛吉士整理出版。1933年，鮑潤生翻譯了《九章》，除了《惜誦》以外，《抽思》、《懷沙》兩篇，見於日本出版的《德意志東亞自然民族學會祝賀論文集》。《思美人》、《惜往日》見於1934年《輔仁大學校刊》第九號。《涉江》、《哀郢》、《桔頌》、《悲迴風》四篇見於1935年《華裔學志》第1 卷。這八篇皆是用德文翻譯的。義大利文翻譯的也有兩種：較早的為桑克諦所譯，發表於1900年。還有阿賴喇所譯本，發表於1938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外交流增加，具體翻譯研究情況已難確計。據馬茂元《楚辭資料海外編》，1951?1981年的情況是：英文15 篇，德文4篇，法文2篇，俄文15篇。孔好古在《公元前四世紀印度對中國的影響》中指出，《天問》中的月中玉兔、烏龜與幸福島、吞舟大魚等許多素材在印度文化中也有，使人剛好想到印度的詩歌。他還對《天問》全篇用字用韻及其來源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屈原所見先王之廟與公卿祠堂正和山東嘉祥的武氏祠相似，因此堅持《天問》為呵壁之作。他死後，學生愛吉士對屈原文章涉及內容進行虛構復原。孔、愛兩位還利用屈原的作品進行了大量的神話方面的研究。但孔好古的影響說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評。德國《華裔學志》多次發表文章論述屈原的《天問》，衛德明、戴密微皆認為此說不當，指出印度和中國的這種相似是文化史上的平行類似現象，與屈原的創作不相及，這類的例子在世界上甚多。在影響說以外，還有否定說的存在。如馬伯樂在《古代中國》中替屈原寫了一章，並無勝義，他還懷疑自投汨羅一事的真實性，更沒有道理。　　英國的學者從1895年1月就有專門的研究著作發表。1927 年《大亞細亞》第4卷、1 928年《皇家亞洲協會北中國支會會刊》第59 期發表了鮑潤生的《屈原的遠遊》、《屈原的生平及詩作》二文。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詹姆士、R?海陶瑋認為他們資料貧乏。1 951年，又針對中國某些研究缺乏學術性進行了批評。他惋惜司馬遷把屈原鑄成文學型而非歷史型。他還批評謝無量、陸侃如、郭沫若、游國恩等人弄錯了資料性質或事實。此外還有英國戴維?霍克思的《楚辭??南方的歌》等，認為東西方學者對屈原創作時間的考證皆徒勞無益，《九歌》是理解楚辭的鑰匙。湘君、湘夫人不過是與一個大人物溫存去了。他還把《九歌》、《天問》以外的作品分為憂鬱和巡遊兩類。　　 1959年，匈牙利F?托凱出版了《中國悲歌的起源》一書。分《周代的中國社會》、《銘文》、《屈原的時代和詩人生平》等。這部著作後又有法譯和日譯本，是用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研究屈原的重要著作。他認為屈原詩派以後悲歌出現了衰落趨勢。用馬克思主義美學原理分析屈原作品是蘇聯時代學者的共同特點，成績突出的是費德林。他的博士論文就是楚辭研究，後來還主編《屈原詩集》俄譯本。他十分贊同郭沫若的觀點，認為屈原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此外還有艾德林、林曼的研究等。謝列勃里雅可夫在《屈原和楚辭》中稱屈原代表了知識分子階層的思想和願望，很有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