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30萬難民：非國籍、非公民、非人口
雲南馬關縣下馬溪村，難民楊國榮一家圖/南方周末記者 麥圈
特殊的身份將難民們的生存空間限制在邊境線上的村子裡,他們自稱「籠中鳥」圖/南方周末記者 麥圈
雲南馬關縣克嗎山，難民在此已勞動生活了30年圖/南方周末記者 麥圈
緬北軍事衝突，大量邊民湧入中國境內，讓難民問題進入公眾視野。但大多數國人不知道的是，30萬印支難民已在中國生活了30年。
這是一個幾乎不為外界所知而自身異常沉默的群體。他們不是越南、寮國或者柬埔寨人，也沒有中國國籍。他們在中國境內真實存在並將繼續存在下去。
目前在中國境內生活的主要是印支難民。據民政部部長李學舉主編 《民政30年》，所謂印支難民，是指印度支那三國越南、柬埔寨和寮國產生的難民。1977年，越南當局開始從越南、柬埔寨和寮國輸出大量難民，迫使數十萬人傾家蕩產，背井離鄉，形成震驚世界的難民潮。
僅1978年4月至1979年6月，通過雲南省的河口、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東興及憑祥口岸湧入的越南難民即達25萬多人。到1980年代初，共有28萬多人進入中國。
中國政府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接收了全部的難民，對他們的安置從1978年開始，到1990年告一段落。至2005年，居留在中國的印支難民及其子女共26.5萬人，分布在廣西、廣東、福建、雲南、江西、海南六省（區）196個安置單位，其中越南難民佔到99%。
按照國際通行慣例，難民一般被安置在專設的難民集中營中，但中國實行的是社會融合安置，根據他們在原居住國的氣候條件、地理位置、語言風俗以及原從事工作的性質，他們被安排和國人共同生活。他們中絕大部分被安置在華僑農場、農墾農場、林場、漁業社和農村，部分被在機關、學校、醫院和商業部門。
被迫來華的難民在民族、文化和宗族淵源上和中國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這是他們得以和諧融入當地社會的主要原因。不可否認，這種安置獲得了國際上普遍性的讚譽，並被稱為「人道主義的典範」。
如今30年過去，不同地域生活的難民面臨不同的現實。不同時期到達中國的難民獲得了不同的安置方式，此後30年他們的命運各不相同。
一般來說，1979年越南「排華潮」中來華的難民被稱為「難僑」，他們目前已基本解決身份問題；而邊境戰事後湧入中國的難民，他們大多被安置在滇越邊境的難民村和農場中，身份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難民和難僑對外統稱為難民。由於沒有可依照的統一的執行規範，對他們的劃分並不清晰，有很多偶然因素。即使是同一天抵達的難民，安置在華僑農場可能就解決了身份，而安置在難民村身份就被懸置至今。
通過觀察，我們得以了解三十年來他們的生活變化、融入當地的過程以及難民安置難題的得失，其中種種可資借鑒。
難民南來
「當時我們被作為中國人趕走，在這邊我們又是難民，你說我們是越南人還是中國人？」雲南河口市岔河難民管理區189大隊，布依族老村長王德培已被這種不確定身份帶來的焦慮困擾了30年。
他的老家在越南老街省勐康縣。他說，1979年邊境發生戰事，作為越南的少數民族，他們被驅趕，「回來本國」。
從衣著和語言上來看他和當地人沒什麼不同，但他並沒有中國國籍，真正的身份是難民。189大隊坐落在公路邊一處朝西的山坡上，距中越邊界直線不過數公里。這個建制因附近公路路樁上的數字而名。由於毗鄰邊境，雙方邊民往來頻繁。他父母二十多歲時才離開中國。即使在越南，他們的語言也是漢語，潛意識裡他把中國看作「本國」。
和雲南農家一樣，很多難民的客廳里供奉著「天地國親師」牌位。天、地之下，便是「國」，他們早已把這裡當成了他們的國家。
189大隊有92戶480多人，村裡所有的住戶都是難民。難民村的管理仿照行政村，設置村長、副村長、會計和婦女幹部，這些幹部由難民們自己選舉產生。
這裡是岔河難民管理區的集中安置點之一。區長徐錦奎介紹，民政每年給予幹部三五百元補貼，「讓他們自治管理，小的事情自己能夠調解解決，大的事情則可以找管理區」。
因為身份是難民，他們其實沒有選舉權。這裡是雲南省目前僅存的專職難民管理區，區里共有510戶2900多名難民。
河口市位於雲南紅河州東南，與越南山水相連，邊界線長達193公里，古書云「屹峙南陲，制臨交趾（今越南），山川環屏，道路四達」。其隔紅河、南溪河與越南老街、谷柳相望，是國家一級口岸。
作為中越邊境前沿，1979年前後，河口接納了大量難民，他們被採取了集中和分散的兩種安置形式。據該市民政部門提供的數據，目前其境內共有難民1111戶5851人，佔到了全市8萬人口的7%以上。
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當年大批被迫離開越南的難民湧進雲南。1979年至1985年止，雲南省共接待印支難民6.41萬人，除部分轉移安置外，雲南共安置印支難民4.5萬人，分布在該省9個地區15個縣市的農村和24個農林場中，189大隊是其中之一。
30年前189大隊所在地還是一片荒山。布依族老村長王德培說，1979年10月份，他和家人跑到河口橋頭鎮的接待站，在那裡集中過渡近一年後，1980年8月他們被分配到了189難民隊。
這裡原本屬於橋頭鄉，響應國家安排，該鄉專門為難民辟出一塊安置土地。最初時全村人都在路邊的簡易棚中居住，政府為他們統一建設房屋。每個月國家給每人分配一斤肉、15公斤大米以及蔬菜，直到1984年10月。
那時候不管來自東南西北，不同的民族互相幫助，開荒、蓋屋，在新的土地上建設家園。小小的難民管理區，就混居著漢、苗、傣、壯、瑤、布衣、彝和京族共八個民族。
熱帶叢林里充滿瘴氣。「人們經常打擺子，小孩每年都有兩三次。」王德培說，三年後大家完全適應了這裡，荒山也被開墾成田地，之後他們開始自力更生。
因為時間的原因，他們被作為難民而安置，也就是說沒有戶籍。這個問題一拖至今30年，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魔咒。
籠中之鳥
2007年4月，南溪農場難民六隊的隊長黃阿門終於拿到了身份證。即使這樣一張小小的卡片，他也等了28年。
外人可能無法想像沒有身份證的難處，但對難民們來說，身份證便意味著生計。
河口民政局難民辦主任儂德良說，沒有身份證，便無法信貸、無法出門打工、無法考取駕照，同樣升學、就業也是問題。「存摺？長什麼樣子，從來沒辦過。」189村民羅富雲說。辦存摺也需要身份證。記者在難民村未能問到一戶有存摺的居民。
羅富雲早在1997年就外出打工，那時候出門前需要到市公安局辦一份證明，被稱作「通行證」。但這並不能保障暢通無阻。他在廣州做了兩年皮鞋，因為沒有身份證，大廠不能去，由朋友擔保才能留在小廠子里。
如今他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但畢生沒有過儲蓄。
不僅不方便，在收容遣送制度廢止前，有人外出打工還會被遣送回來。「外面不了解這邊的管理體制。他們說中國30年沒打仗，沒有難民。」作為隊長，黃阿門就曾接到浙江派出所的電話，詢問該隊是否有何姓村民。
因為沒有身份證，除了聯合國難民署的周轉金項目可用來發展生產外，他們在本地信用社無法借貸，只能找本地親屬幫忙。購買農具、耕牛、拖車等生產資料並不容易，發展生產也會受挫。
沒有身份證同樣意味著沒法辦理駕照，造成的結果就是「黑車」橫行。一位村民提到，「沒辦照被交警抓到一次是200元，就要解釋半天，有時一天被抓幾次，就解釋幾次。」
黃阿門說，在2007年領到身份證後，外出打工的年輕人逐年增多，也更為方便，但問題依然存在：這個身份證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雖然是公安部門頒發，但這些證件並沒有全國聯網。」河口民政局難民辦主任儂德良說，這種身份證在省內能管用，在外地查不到。
189隊里的一位年輕人認為，自己不過是「籠中之鳥」。因為外出打工、做生意，都因沒有身份受阻，他認為自己被困在了土地上。
即使這份賴以棲身的土地也日見掣肘，成為難民貧弱的原因之一。最初劃撥安置土地時，中國已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劃撥出來供他們安置的土地本來不多，成為難民發展的先天制約。
羅富雲家只有一畝地，土地少，他租了當地人兩畝地，每畝每年600元租金。田地種香蕉每畝能收穫3000元，拋開成本每畝不過1000元的收成。
對民政部門和農場來說，難題還包括：「難民被當做外國人，觸犯刑律還好處理，違反治安管理條例則要報州級審批處理，一些小事往往就不了了之。」河口民政的一份彙報材料上說。
而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國策也無法強制適用在難民身上。2002年河口民政部門對難民管理區實行計生管理以前，一家人有五六個孩子是常見的事情，近幾年情況才有改觀。
徐錦奎介紹，近幾年只准生兩胎，罰不了款可以變通措施比如取消低保；而農場直到2007年才開始計生管理，作為企業他們難以強制管理，超生不過罰款五六百元。一個對比是，本地超生一般罰款過萬。
由此人口數量劇增。徐錦奎介紹，難民管理區人口從最初的530人如今已飆升至1276人。與此同時，土地不變，目前189隊人均佔有土地不到半畝，而本地農民人均佔有五畝以上。
越南新娘
羅發梅今年17歲，會講清脆的漢語，在越南讀過八年級，她決定嫁到189大隊來。
她和「丈夫」，24歲的王富克今年初認識，四個月後決定在一起，他們沒有領證。羅發梅家在越南勐康縣東中坡村，和中國相鄰，有這邊的手機信號，她用的也是中國的手機號。年初她在村子裡碰到了前去探親的王富克，兩個人在國境兩邊用電話煲粥談起了戀愛。
她初中畢業後曾在河口市打過工，洗碗掃地，每個月六百元左右。而一河之隔的越南，中級公務員每月的工資也不過如此。
羅的經歷並非特例，189村有三戶這樣的越南新娘，而羅發梅說，她有四個同學嫁到了中國，同樣沒有領證，其中三個是因為這邊生活要更好些。
南溪農場難民六隊離邊境直線距離不過二公里。農場綜治辦主任馬寶成介紹，因為地域原因，光南溪農場有近20位越南新娘，原因無外乎男方「又是難民，又沒錢」。
2003年，河口民政局向上級請示後得到批複：難民和難民結婚，可以辦理結婚證，但子女依然是難民身份；難民和公民結婚，子女則可以入中國籍。
這種情況下，難民女子嫁出去、嫁給當地人的很多；而男性則囿於經濟和身份問題，更多找本地的難民女孩，而越南新娘正是在這種困境下派生的新的難題，並成為惡性循環的一部分。
一個明顯的趨勢是，越南新娘越來越多。後者成為這裡的「三非」人員：非國籍、非公民、非人口。而他們的子女，出生後同樣是難民。
這種跨境婚姻對管理部門來說也造成難題。中越邊境上僅有界碑，並沒有隔離帶。管理區徐錦奎區長說，即使今天送走明天也會走回來，便只能由其生活在一起。走不出的難民村
在189隊村頭，是189難民小學。這是一所特殊的小學，在橋頭教育管理部門那裡，難民區的189小學並不是橋頭的九所小學之一，而是八所小學之外的「另外那所小學」。
這所學校的老師對公民和難民有著清晰的概念，因為學校花名冊上會標明誰是本地公民。全校140多名學生中，本地公民只有20來個。
小學教導主任張國昌說，雖然和其他小學的課本相同，但這裡不掛國旗，不唱國歌，也就是說，並沒有國家認同感的教育。只是在2007年後，本地學生才開始戴紅領巾，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
張國昌介紹，因為難民子女沒有戶籍，不能參加高考，父母並不關心學生學習。「想到沒前途心就冷了，所以學習風貌並不是太好。」
三十年來河口定居的難民中，只出過一個大學生。這被看作是一個奇蹟。而他的出現，也是因為投親靠友轉為中國戶口。至於其他人，管理區區長徐錦奎掰著手指頭，只數出一個高中生，一個中專生。
2006年6月，王一民（化名）從西南民族大學畢業，成為那個「奇蹟」。但到今天他心底都是虛的：「戶口本上父母一欄上，並不是我父母的名字。」
初二時，因為沒有戶口便不能參加高考，他父母託人找關係把他的戶口落在了親戚家中。他在家中最小，父母決定讓他多讀書。更改戶口意味著從初二後，他就成了中國人，雖然當時他並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高中後我開始有了國籍意識，開始想自己到底是中國人還是越南人。」他說，雖然有了戶口，但一想到戶口本上連父母都更改了，便會有難過的感覺；而他的父母卻因此而欣慰。
更多難民子女，在經濟和戶口的雙重原因下，無法逃脫輟學的命運。十六歲的黃玉華去年小學畢業，便沒有再去讀初中。「因為家裡沒錢。」黃玉華說，身形纖弱的他稚氣未脫，沉默訥言。他不知道義務教育階段免費。他輟學還因為家裡需要勞動力，早上他去地里幹活，中午放牛，晚上把牛牽回家。
他的媽媽也是越南新娘，因為過來的早，被算作難民。他的成績不錯，最後的成績是：數學95分，語文87分。
他一直以為自己是中國人。只是在前年，聽出去打工的人回來談起，難民身份「為外面的人看不起，一是沒文化，二是難民」。
很不幸，他兩者都是。
雖然同在雲南，但與河口不同，雲南文山州馬關縣難民早期就有了戶口和身份證。這帶來的便利之一，是在升學上不再有制約，難民中走出不少大學生。但是他們的戶口同樣沒法隨人一起遷往大學，依然被留在村子裡。
22歲的鄒興勇目前在昆明讀書。在雲南機電職業技術學院的校園裡，年輕的他和其他學生沒什麼不同，除了他難民的身份。
從小到大，這個身份並沒有給他帶來障礙，在小學是少先隊員，在初中還入了團。這算是河口難民不可想像的政治待遇。高考時，他還享受了邊境少數民族考生的加分政策。
但考上大學後，他去了派出所、公安局、民政部門，才知道自己的戶口遷不出來，因為「身份沒有確定」。他只有把戶口留在村子裡去讀大學。他目前最擔心的是，畢業時找工作有連鎖反應，有好工作卻沒法去。「要去好一點的單位，就要遷戶口。」
難民能不能參加高考？2005年，因為《南風窗》的調研項目，時為雲南大學學生的王超和四位同學參與了滇越邊境越南難民調查。他在各處得到的結論各不相同：河口教育部門認為沒有國籍不能高考；馬關縣則不存在這樣的障礙；金平縣如果有身份證便可以；該省難民辦羅崇懷主任的答覆是：「難民是可以參加高考的，沒有通不過政審的說法，只要他學習好，當地難民辦可以出示證明，即可以參加高考。」
四年過去，情況依然相同。目前，該省各級政府部門並沒有統一的難民教育政策和升學規定。
共同的鄉愁
楊國祥在1980年代遷入了馬關木廠鎮馬西村。在這個村子，只有他一戶難民。2007年，他參加了村裡關於村委會主任的選舉。至於他有沒有國籍，村支書乃至他本人都不清楚，他稀里糊塗就有了選舉權。但村裡集體辦身份證時，卻沒有通知他。他去派出所問，得到的答覆是他是難民。
幸運的是，因為分散居住，他子女的婚娶對象都是當地人。按政策，他的孫輩都成為了中國公民。假以時日，國籍戶籍問題便會隨著代際更替自然消弭無形，但獲得分散安置的畢竟是少數。
在2005年十餘天的調研中，王超對難民們的印象是，從外表和生活習慣已看不出是越南人，老一代可能不會講漢語，到第三代又基本上不會講越南話了。這是一個漫長的融入過程。
他們的抽樣調查表明，老人還有部分認為自己是越南人，中年一代有人帶著迷惘，而小孩子們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他注意到難民對自身身份的認識：「他們有強烈的心理暗示。和你交談時，他會說『我們是難民』，並帶有一種自卑，對未來並沒有抱很大希望。因為沒有國籍，他們不會對未來提要求，對生活更多是被動接受。」
相當一部分難民依然在貧困中，沒有戶籍以及三十年來此種現實限制對他們性格的塑造或是他們命運的根源。
政府從2003年12月起，針對農墾農場和管理區自然村中的難民出台了最低生活保障政策，這種補助不低於當地農民最低生活水平，對難民而言不啻福音，但並非治本之策。
其實管理部門自身也感到頭疼。「目前關於難民的管理無例可循，沒有可依照的統一的執行規範，管理都是在摸索中進行。」徐錦奎說。
難民管理區的難題是，以民政局的一個科室行使鄉政府一樣的管理職能；對南溪農場而言，則是在企業里行使政府管理職能。經費和編製問題都是他們抱怨的部分。
在雲南，難民管理逐步劃歸當地政府管理，並成為公民管理的一部分。上述兩部門都曾對記者提及，希望能將難民劃歸政府統一管理。
而在難民看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依然是戶籍問題及其派生的遷徙、信貸、就業、升學等功能，此外是國籍的認定。
難民們說，經常有中央部門下來調研，但後來均未有下文。當地反映國籍和戶籍問題的行動和計劃一直存在，並成為影響當地穩定的一個因素。河口民政的一份材料中稱，僅2003年該市便有8次上訪，其中最大的一次800多人每人集資35元共三萬多元計划上訪，後來在民政部門的耐心勸說工作下作罷。
走出難民村的王一民說，自己心裡有種不安，希望能夠為鄉親做點什麼。「雖然我出來了，但想到親戚朋友的小孩還是不能讀書，便挺難受。但看到村裡人呼籲多年也沒有效果，自己的想法也不現實。」「至於指望我去改變什麼，鄉親們也沒有了，因為不可能。」他有一種深深的沮喪感。
目前他在一家裝潢公司做財務，每個月工資2000多元，租住在300元的一居室中。小房間布置得整潔有致，電視邊礦泉水瓶裁成的花瓶中插著八支玫瑰。
如今他25歲，一年回一兩次從小長大的難民村。他在昆明並沒有多少熟人和老鄉，有時會有一種孤獨的感覺。「國籍對普通人來說不算什麼，但對我們卻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中國長大，生活，他卻無法明了自己的身份。難民從本質上講是人口的非正常遷移，而如今遊離在外，迷失的身份正是他和他們共同的鄉愁。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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