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獎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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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此篇講稿為作家王蒙近期在北師大香港浸會大學的講話全文下半部分，接2012年12月3日《學術家園》講壇內容，從諾貝爾獎談到莫言本人及中國現當代文學。演講者:王蒙簡　介:當代著名作家、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國務院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曾任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常委。閱讀提示:　這個獎起了一個推薦的作用:常常有這種情形，有時候這個諾貝爾文學獎它特別喜歡挑選這個和公共輿論差別特別大的作家。　任何人的個人和他的時代，和他的語境，和他的人文環境是分不開的。　文學就是要給一個比較寬泛的解釋，這樣就可以避免許許多多的過度解讀，避免許許多多的作繭自縛，也可以避免許許多多的可以避免的衝突。　文學更深，文學更有想像力，語言符號更容易進入我們思維的過程。諾獎在傳播學上的意義我們更多的應該從傳播學的意義來研究這個獎。因為這個獎起了一個推薦的作用:常常有這種情形，有時候這個諾貝爾文學獎它特別喜歡挑選這個和公共輿論差別特別大的作家。因為瑞典的這幫老頭他們要表現他們的認真、他們獨具慧眼的風格。它經常推薦的一些人本國人不知道他是誰。比如說1985年它獎給了法國的一個作家西蒙，西蒙是一個特別好的老頭，我得到不止一次機會和他一塊吃飯。他話很少，謙虛低調，但他寫的一些被認為很古怪的東西，而句子又很難懂的，據說別人又不太愛看也看不懂的那種作品。所以像西蒙這個你不知道怎麼回事。但是給他一推大家就都知道了。我還知道有某一個作家，因為他是我的朋友，我就不說名字了。他的作品在某個地方出版了，七年過去了賣掉幾十本。忽然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了，三個月賣了五十萬本。它是一個名牌，它是一個推手，它是一個巨大的傳播和推薦，但不是文學本身。我們看看文學史，對文學獎記載得非常少。托爾斯泰是大作家，得過什麼文學獎，誰知道？沙皇給他獎？不可能，因為他直接寫小說罵沙皇。巴爾扎克是大作家，他得過什麼文學獎？只有李白得過文學獎，這是《三言二拍》上寫的，就說皇帝給他發一個牌子，憑這個牌子到各個酒肆，洋的說法就是酒吧，可以免費喝酒。哎呀，中國皇帝多麼風雅呀，他這個獎對文學介入的程度肯定超過諾貝爾文學獎。因為你喝酒喝了感情激動呀，你血壓變得都不一樣，你荷爾蒙都不一樣了，你光那一百萬歐元怎麼能介入創作，那隻能存在銀行里了。所以李白得過獎，但曹雪芹沒得過。曹雪芹不但沒得過，而且曹雪芹生活很差，他的晚年就是「舉家食粥酒常賒」，他窮得只能喝粥，而且我估計不是皮蛋瘦肉粥，頂多一碗棒子碴。我還喜歡舉個例子，這個例子我在台灣也說過，在內地大陸年齡大一點的可能有印象，有一廣告，是河南的一個廣告叫新飛冰箱。那廣告詞有特色:新飛廣告做得好，不如新飛冰箱好。我覺得他這思路非常好，所以就說各種大獎搞得好，不如文學本身好。文學本身不好，你光靠得大獎有什麼用呀。無非就是預支，或者超支這個獎的信譽。為什麼是莫言？還有一個問題，我說:為什麼是莫言？因為出現了一些各種稀奇古怪的說法。為什麼是莫言呢？比如我一個朋友，德國著名的漢學家，也是我作品的譯者，叫顧彬。顧彬就說莫言寫得不好，所以他能得獎就是因為葛浩文，他是猶太裔，美國的一個漢學家，他是和台灣的一個女性結婚了，後來離開了。但是現在好像還是和一個華人在一起，所以從他的愛情態度上也可以看出他對中國是何等親近。把這個說成是翻譯的結果，這種說法稍微勉強了一點，人生的事有很多偶然的原因，但是你要把他完全八卦化了，沒有什麼意思。翻譯當然要好，但是為什麼人家翻譯的是莫言的，沒有翻譯言莫的，是不是？那還是莫言寫得好，起碼你感動了葛浩文先生，使葛浩文願意下大功夫來翻譯你的作品。我還掌握了一個情況，大概在2006年的時候，當時我為參加全國政協的一個活動，我個人做了一個統計，現在中國的這些所謂的當紅作家，他們的作品在國外介紹的情況。我當時掌握的情況就是莫言是第一的，他的作品翻譯到國外去遠遠多於和他同時代或者年齡差不多或者比他年長的這些作家。瑞典人有陳安娜對他的翻譯，據說也翻譯得很好。翻譯得好壞，國外的介紹，這些雖然是原因，這些不是主要的。還有其他因素，這些因素我也完全相信存在，為什麼呢？因為莫言，他的早期的作品叫做「紅高粱家族」，而《紅高粱》經張藝謀先生的導演，變成了電影，而且好像還獲得了柏林的電影節金獎。所以這是文學可憐的地方，你書再寫得好啊，沒有一部電影或者戲劇立在舞台上容易接受！所以這個《紅高粱》的存在，電影的成功，電影的獲獎，首先張藝謀的成功，也給莫言帶來了一些好處。這些東西適當說一下可以，如果你要說得太多了，就是本末倒置！你非要否認莫言的成就不可，這種人中國有外國也有，就是他看不起中國的這些作家。他一方面是把「諾貝爾文學獎」看成是天上的神一樣，一方面把中國作家貶得很低。我說英國博彩公司博彩的時候，國內就已經有文學方面的，也算是頭面人物，已經在那裡打賭，說莫言不可能得獎，莫言得了獎我戒飯，我不是戒酒、戒煙，我是戒飯，就已經有這樣的觀點了。這樣又有人說，等得了獎了，趕緊提醒，人家諾貝爾文學獎發也是發給個人的，不是發給中國文學的，那個意思就是你們中國其他寫小說的人用不著跟著臭美。但是這話似是而非，表面上看起來這話說得很好，當然是發給個人的。但是任何人的個人和他的時代，和他的語境，和他的人文環境是分不開的。與莫言同時還有一大批作家，比如說王安憶，比如說張承志、張煒、劉震雲、鐵凝、賈平凹、余華、畢飛宇、遲子建、閻連科、韓少功、張抗抗、舒婷，一大批的寫作人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儘管他是一個非常個人的事情，他和他的環境，和他的社會氛圍都有一定的關係，所以說莫言獲獎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還有一個很有趣味的說法，他對中國的體制，對中國的權力機構有一些批評的意見，所以他批評了瑞典科學院。為什麼呢？就是瑞典科學院發了幾次獎都得罪了中國了，跟中國的關係很不好，而中國現在又變得越來越有錢了，和平崛起了，第二大經濟體了，你老得罪中國也不合適，你趕緊找一個體制內的作家發給他，改善一下和中國的關係。這個話讓人聽起來也不太是味，你說毫無這方面的考慮，我也不知道，我們不能光從動機上說，也不能說毫無關係。我們接著反過來說，瑞典科學院給肖洛霍夫發個獎，和當時美蘇關係的改善是有關係的，恰恰是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前後，又是在尼克松訪問蘇聯前後。在這個期間，就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後，美蘇關係出現了種種緩和的情況下出現了這樣一個情況，如果雙方正處於絕對的對峙的一種情況下，就很難發生這種獎蕭洛霍夫的事。所以我們研究討論一些文學問題、文化問題，我們就常常碰到這個，文化文學有他脫俗的一面，也有他理想主義的一面，又有他世俗的一面。你說文學是脫俗的嗎？在中國人認為詩可以脫俗，詞就俗了，曲就更俗了，小說尤其俗。小說沒有俗的內容，就完全是哲學家的小說，那得是在咱們聯合國際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以後再進修15年才能看得懂的小說。那小說就沒了，那裡面寫的人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寫的吃喝拉撒睡，寫的是男男女女——各種狗男女，它都是寫的很俗。那一個文學獎更有俗的一面，文學獎怎麼沒有俗的一面呢？如果不俗的話你根本不必搞文學獎，最多發一個喝酒的牌子就可以了。你要搞文學獎，你要準備錢，你要討好各個方面，你要使它正確地運轉。所以這個俗和雅也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博雅、博雅，人這輩子都希望自己博雅，但是非常博雅的人，包括非常博雅的學校也有它未能完全脫俗的那一面，你信不信？那個顧彬先生他還提出一個，他寫自己的憤怒，他說莫言的作品煩死人！另外他又說高行建的作品如何得壞。他說，我是不願說多了，說多了你就會發現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都是光屁股的皇帝，穿的不過是「皇帝的新衣」。這個顧老弟很好的一個人，我跟他幾十年的交情了，現在我要告訴你們一句話，顧彬的皇帝新衣論對我們很有啟發，就是世界上的很多大權威，世界上的許多大美男、美女，都有「皇帝的新衣」這一面，就是都有他的破綻。比如說美國中央情報局原局長彼得·雷烏斯，多帥多忠的一個男人啊！那個女作家，就是後來跟他發生事情的那個女人，認為他是真正的男子，是英雄！是不是？但是！他有他的破綻，「諾貝爾文學獎」也有它的破綻啊！你這顧彬光看中國人得獎有破綻，那洋人得了獎他就沒有破綻？從1946年算起，結束了二戰以後，前後已經有67個人還是66個人得了諾獎，這些人裡頭，你們誰能說的上10個人，誰能說得上20個人？不知道啊，他得了也就得了，不完了嘛，你還幹嘛啊？你還追蹤？所以啊，獎是人辦的獎，得獎的是人，所以它有破綻的一面，不足為奇。我們面對的是什麼？那麼最後我再講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什麼呢？一個中國國力正在迅速地增強，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也越來越有信心，包括在十八大的報告上面啊，我覺得我今天的這個講話還包含貫徹「十八大精神這一面。現在都非常重視文化，但是這個文化呢，我們必須要看到一個事實，一個什麼事實呢？就是歐洲文化當然是當今世界上的強勢文化。英語是世界上運用最多的，最被國際上所使用的語言。可惜我很喜歡講英語，但是我的英語水平不夠，如果我水平夠的話，我想乾脆用英語跟你們講這一段。但是它又有很多的衝撞！有很多不一致的東西，你英語認為好的東西，有些我們不見得認為好。因為我很喜歡學各種語言，我們常常會碰到一種情形，比如我在新疆的時候，我喜歡學維吾爾語，維吾爾語言屬於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這種語言。他是這樣的啊，這個維吾爾人在一塊說一個笑話，笑的簡直就是都快直不起腰來了，當漢族人問他說他們說什麼呢？他們就把內容翻譯出來，其實也不好笑，說這些人怎麼這麼無聊啊！這有什麼可笑的！他們覺得不好笑。你漢族人講這些故事，維吾爾人也問說他們講什麼呢？翻譯出來他也覺得不可笑。英語也是這樣，關於好笑不好笑這是一方面。在中國文化越來越和世界文化密切關係這樣一個時刻，我們會碰到很多愉快的事情，我們也會碰到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們有時候會碰到很多不理解的事情，有時候還會碰到許多誤解的事情。Misunderstood——誤讀也不見得壞。有一次北京大學比較文學學院樂黛雲教授主持一個關於比較文學的研究，而且研究的主題就是關於「誤解」、「誤譯」——錯誤的理解。我就說一點錯誤的理解都沒有的話連愛情就都沒有啦！我不知道那次會議的討論有什麼重要的結論？但是我這個「如果沒有misunderstood　連love都沒有了」變成了會上的一個名言！那文學的好處在哪呢？文學的好處即它是生活和內心的直接的表現，直接的呈現來代替主張和訴求。就是不管你是保皇黨也好，激進黨也好，社會黨也好，布爾什維克也好，孟什維克也好，黑手黨也好，你要寫出一個作品，既然是一個作品，你要充滿生活，充滿著不可摧毀的生活。只要你沒有被槍斃，你還得生活，你的言語也是生活，他充滿著感情，充滿著作者內心的情懷，而對於生活，對於情感，對於內心，我們解釋的餘地是寬闊的。你說他是保皇派，但是在巴爾扎克的小說裡面你看不出什麼保皇派，你看到的是他用解剖刀一樣解剖法國當時的男男女女，貧貧富富，各式各樣的人，「人間喜劇」沒有他不知道的事，而且他的眼睛就像B超，就跟CT掃描一樣，這是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列寧說他是一個基督教狂。因為他最後引導回到宗教上來，但他又大罵這個俄國的東正教會，非常複雜的一個人，所以對他的作品可以做多方面的解釋。剛才提到過肖洛霍夫，他除了《靜靜的頓河》以外，還有一部更著名的作品叫做《被開墾的處女地》，是寫蘇聯農業的集體化。當時被認為是拍斯大林馬屁的小說，但是等到蘇聯解體以後，我國一個著名的俄蘇文學專家叫藍英年，藍英年就發表了一篇文章說肖洛霍夫的小說實際上是寫出了蘇聯集體化的失敗:當時是殺牛宰羊，富農的反抗導致的生產力的破壞。所以文學就是要給一個比較寬泛的解釋，這樣就可以避免許許多多的過度解讀，避免許許多多的作繭自縛，也可以避免許許多多的可以避免的衝突。所以米蘭·昆德拉，原來捷克的一名作家，他現在不在捷克，他是寫《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的作家，他就說小說的存在就是對專制主義的反抗，因為小說是可以作多種解釋的，它不是說只有一種解釋，不是絕對化的，不是全稱肯定或者全稱否定。韓少功說當我對一件事情想得清楚的時候我會寫評論，我會寫論文，當我對一件事想得不清楚的時候我會寫小說，所以文學有這方面的好處。但是又不是絕對的，為什麼不是絕對的呢？伊拉克被絞死的薩達姆·海珊就寫小說，而且寫得很好。1996年伊拉克駐華大使館因薩達姆·海珊的小說中文版的發行，請我出席他們大使館的酒會。因為那天我去倫敦，所以我沒有參加這個活動，否則也可能留下一個劣跡，就是為薩達姆·海珊抬轎。就是薩達姆·海珊會寫小說，內容我就不多介紹了，你們去看看，網上都有。不但薩達姆寫小說，卡扎菲也寫小說，小說寫得挺棒的，而且他很多的見解與眾不同，他就講城市，城市裡的人就是一群蛆，他尤其抨擊足球，他說足球最可笑的是弄幾個人踢一個球，他非常像中國的軍閥韓復榘。韓復榘有一個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在濟南看見學生打籃球，他下令說以後多買幾個球給這些學生，免得他們十個人搶一個球。所以用文學來反對專制主義是不是一定很有效，我不敢說，但是即使無效也罷，有文學比沒有文學好。起碼我們有書看，好！而且我們還要警惕不要用多媒體的那種音像製品或者是網路瀏覽來代替文學。文學更深，文學更有想像力，語言符號更容易進入我們思維的過程。如果我們沒有看過任何一首愛情詩或者愛情小說，只是看見電視上面的一男一女抱著在那來回地打滾兒，這樣的人，特別是女生，你們要是碰到這樣的男生，一篇愛情詩也不會背誦，一部愛情小說也沒有看過，只看過三級片，千萬不要和這樣的人交朋友。我熱忱地向你們呼籲，只有看小說，人會顯得深刻一點，人會健康一點。　(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品▲影片《紅高粱》宣傳畫▲王蒙在北師大香港浸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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