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長篇小說:在突圍中向著更深處掘進

  2014年,長篇小說作家們大多懷著突圍的焦慮和衝動,以期獲得創新。突圍固然重要,但絕對不要輕易放棄陣地。突圍的目的最終是為了擴大陣地,是為了更好地掘進。

  2014年的長篇小說收穫了不少好作品,無論是表現的內容還是寫作風格都是千姿百態,難以一言以概之。全年有數千部作品問世,我的評述顯然僅僅限於我的閱讀範圍。

  寫實突圍

  當代文學具有強大的寫實傳統,不得不承認,有時候我們的理論過於神化寫實傳統,甚至將其當成一種不可侵犯的東西,逐漸便形成一種思維習慣,它約束了作家想像力,而且也培育起一種寫實性的閱讀習慣,批評家依照寫實性來評論小說,習慣於尋找小說與現實的對應關係,彷彿對應關係越緊密,作家的寫作就越成功。現在,我們應該從寫實的堡壘中突圍出來。不少作家意識到了過於依賴寫實性所帶來的問題,他們的寫作有著從寫實性中突圍的嘗試。

  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是一部寫實突圍的成功之作,它向我們展示了在寫實性的疆域之外,還有著多麼廣闊的文學空間。這部小說同時也在挑戰讀者能否跳出寫實性的閱讀習慣,否則你就難以讀出小說中的奧秘。范小青的構思建立在一個奇異的想像上,小說以一個妄想狂的精神病患者為主人公,他妄想自己有一個弟弟,這個弟弟也是妄想狂,他妄想自己是一隻老鼠。范小青讓妄想狂的妄想體從他的頭腦中分離出來,從而構成了兩個互相依賴的人物,一個是主人公「我」,一個則是「我」妄想中的弟弟。「我」丟掉了弟弟,又去尋找弟弟。「丟掉——尋找」成為了小說的基本線索,也建構起一個關於主體性的故事。弟弟作為一個象徵,寓意著當代社會在片面追逐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情景下,人們喪失了自己的主體性,一切都被物質、經濟和權力牽著鼻子走。從這個角度說,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認真想一想是否丟失了「弟弟」——自己的主體性。范小青突圍寫實的成功還在於,她並沒有將小說寫成遠離現實的荒誕小說,而是將荒誕性與現實性融為一體,這是一種充滿理性思考的荒誕,具有真實可感的現實場景。范小青由此進一步深化了主題,當最後「我」回到王村時,王村的地幾乎都被徵用,一片荒蕪。小說警示人們,主體性是與我們的家園聯繫在一起的,失去主體性就會失去家園,這既是安居樂業的物質家園,也是安放靈魂的精神家園。

  賈平凹具有很強的寫實功力,但他一直嘗試將一些非寫實的元素引入到寫實性的敘述中,以此開拓小說的精神空間。《老生》同樣採用了這種方法。小說講述的是百年歷史的長河,但賈平凹只截取了4個時段的4個故事,作者設計了一個在葬禮上唱喪歌的唱師,他身在兩界,長生不老,串起了漫長的4個時段,見證了幾代人的命運和時代變遷。賈平凹還將他閱讀《山海經》的體會糅進敘述之中,這也是他突圍寫實的一種嘗試。必須承認,突圍就是一種冒險,像賈平凹的各種非寫實的嘗試,勢必也使得他的講故事的本領施展得有些憋屈,這大概也是他的小說引起爭議的原因之一。

  張好好的《布爾津光譜》說不上是突圍,因為作者本人就有一種非寫實的文學本能。這部小說帶有浪漫主義的特點,它的色彩效果顯然不是寫實敘述能夠帶來的。這部小說的浪漫主義特點來自於作者採用了一個亡靈的視角,而且還因為作者的敘述有詩化和童話化的傾向。我將張好好的敘述稱為主體意識流的敘述,其特點是,在小說中,人物的言行是非意識流的,而作者則以意識流的思維進行敘述。

  觀念突圍

  文學貴在獨創,但獨創性不是無根之水和無緣之木,它只能是在現有文明的基礎上進行發展和突破。因此,獨創性首先就是一種觀念突圍,既有的文學有可能形成一定的觀念和模式,這些觀念和模式是我們繼續前行的前提或保證,但如果完全囿於既有的觀念和模式,我們就只能在原地踏步。觀念突圍對於作家來說應該是一種常態,問題在於是否找准了突圍點。

  儲福金的《黑白·白之篇》是一部勇於向自我挑戰的小說。作者擅長寫圍棋,上一部長篇小說《黑白》就是以圍棋為主題,將他對於圍棋如人生的思考都寫透了。新作再寫圍棋,如何實現突圍?儲福金過去借圍棋寫人的命運,這次反其道而行之,在這部小說中,他借人的命運寫圍棋。《黑白·白之篇》通過一群圍棋手的命運,表達了作者對圍棋之道的理解。在他的理解中,圍棋之道又和人生之道、寫作之道三者合而為一。這樣的寫法,固然會犧牲人物形象的豐富性,但也讓我們看到,只要作家勇於在觀念上突圍,同樣的題材也能有新的表達。

  在觀念突圍中,西方現代思想成為作家們的重要資源。寧肯的《三個三重奏》就有這種影響的痕迹,但他的思想是從中國現實土壤里生長出來的,西方影響只是點燃炮仗的引子。小說的故事具有暢銷價值的傳奇性和揭秘性,一個大型酒廠的老闆精心培育了一個親信,將其安插到官場的核心層,從而獲得權力最大化。但寧肯不想將它寫成一部官場小說或反腐小說,面對現實中的官場和腐敗他有自己的思考。所以,一個企業家與一個官員合謀貪腐的故事,被寧肯拆解為兩個關於情慾的故事,寧肯透過情慾看到的是政治慾望,於是他將官場內幕隱藏到背後,寫情慾與政治慾望以及政治權力的互文關係。

  劉醒龍的《蟠虺》則將一個關於文物考古的故事裝在一個偵探小說的套子里,表達的卻是知識分子良知的主題,這讓我們看到了作家獨闢蹊徑後的「柳暗花明」。東君的《浮世三記》則是在小說觀上的突圍。這部小說看似講了3個世俗的故事,但東君完全截斷了故事與現實的關聯,人們的談吐言辭、一顰一笑,只與內心和身邊的人事相關。東君不在意故事的意義,而是表現出一種自我賞識的態度,我以為這是一種賞識故事的小說觀,賞識故事便會在韻味和文字上下功夫,東君以這種方式書寫世俗人生,也讓讀者在清朗的心境中體會文學的魅力。

  戰爭突圍

  為什麼要特彆強調戰爭突圍?因為戰爭題材一直是當代文學的重要題材,但也是讓人們備感失望的題材,雖然作品不少,然而真正令我們感到驕傲的沒有幾部。檢討其原因,就是我們的戰爭敘事形成了思維定勢,要從中突圍並不容易。不過,2014年的一些戰爭敘事小說讓我們看到了可喜的突破。

  何頓的《來生再見》是寫抗日戰爭中的常德會戰,他以一個當代年輕人與當年戰爭中走過來的老兵對話的方式,將現實與歷史銜接起來。作者從意識形態化和英雄主義模式化等幾個方面突圍,提供了一種平民化的英雄敘事和去神聖化的抗日敘事,是一種真正人民歷史觀的戰爭敘事。

  范穩的《吾血吾土》以新的視角去書寫抗日戰爭,他將中國遠征軍老兵與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相融合,表現知識精英的家國情懷。作品視角特別,氣勢也絲毫不弱於那些正面強攻的作品,同樣具有史詩性。

  海飛的《回家》講述的是鄞州抗日根據地的故事,反映殘酷的戰爭卻用了一個非常溫馨的標題。戰爭分明與回家是相對立的,但海飛並非要刻意寫一個反戰小說,他尋找到了對立中的辯證法。那些傷兵們渴望回家,但在回家途中,戰火燒到了跟前,他們不得不投入戰鬥,戰鬥的目的最終還是為了回家。回家是一個非常動人的和平主題,這部作品也開拓了抗日戰爭敘事的視野。海飛坦言,他的構思受到了一部美國軍人回家紀錄片的啟發。年輕一代的作家更願意從西方文化中汲取營養,從而在觀念突圍上走得更遠,這並不是一件壞事。

  思想掘進

  長篇小說是非常有分量的體裁,其分量不僅僅在於故事時空上的廣博,而且更在於其思想的厚度和深度。一部長篇小說,如果思想單薄的話是站不住腳的。關注一個年度的長篇小說時,必須關注作家們在思想上又有了多少掘進。

  曉樺的《世紀病人》喚醒了我們的青春記憶,可以說是一個思想標本,因此不容忽視。曉樺在上世紀80年代曾是詩人,謳歌著理想和青春,《世紀病人》則讓我們發現,他始終沒有放棄他的文學理想。《世紀病人》就是他的精神成長史,面對世俗的喧囂,其文學理想似乎不合潮流,但他孤傲地堅守著,因此,這部小說也可以說是一名孤傲者的精神自白。

  孫顒繼承了海派文學的啟蒙敘事一脈。他的《縹緲的峰》既寫了上海的高樓大廈,也寫了上海的里弄,並通過兩家人的恩怨勾連起從「文革」至今的社會思想變遷。海派文學啟蒙敘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面向未來的眼光。小說主人公、優秀教師賴一仁投身商界,開發軟體,就因為他發現在現代化的時代,創造比立言更加重要,互聯網必將推動世界發生巨大變化。這樣一種面向未來的眼光,使孫顒的啟蒙敘事有了更加積極的意義。

  王躍文不僅是官場小說作家,他的寫作路子很廣,而且是有溫度的,這一點在他的《愛曆元年》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小說中兩位年輕人的愛情雖然在社會風雲的侵蝕下出現危機,但最終他們經受了考驗,共同提議將他們相愛的那一天定為「愛曆元年」。我以為,這個詞語就是王躍文最偉大的創造,他寫這部小說也是期待今後我們每一個人都記住自己的「愛曆元年」,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的世界就會是一個愛的世界。徐兆壽的《荒原問道》是一部理念小說,作者是一位學者,與其說他在寫小說,不如說他在寫精神自傳,他在不斷地追問:知識分子的「道」在哪裡。

  寫實掘進

  雖然我推崇寫實突圍,但這並不意味著寫實就是該拋棄的寫法。恰恰相反,寫實傳統仍有強大的生命力,2014年,不少作家堅持寫實傳統,繼續向縱深掘進。因此,寫實突圍與寫實掘進是齊頭並進的事情。

  徐則臣的《耶路撒冷》顯示了「70後」作家在寫實方面的成熟和老練。作者儘管在小說結構上作了一些創新性嘗試,但小說最終是靠寫實性敘述來支撐的,因此它被稱為「『70後』小史詩」。嚴歌苓具有強悍的講故事的能力,她從來不依賴形式上的花活,而是充分發揮寫實的魅力。她有著跨文化的優勢,能將東西方文學不同的寫實方式巧妙地化為我用,形成了一種左右逢源的寫實能力。嚴歌苓的《媽閣是座城》寫賭場生活,懸念叢生,細節逼真,情感動人。閻真的《活著之上》帶有閻真特有的自省,延展了《滄浪之水》對當代知識分子的拷問。

  寫實傳統的優勢尤其表現在鄉土敘述上,但正因為如此,要在鄉土敘述上有所掘進也是很艱難的事情。關仁山的《日頭》、劉慶邦的《黃泥地》和葉煒的《后土》都是值得一提的鄉土敘述小說。《日頭》是關仁山「土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仍然圍繞土地寫農村的變遷,新作將更多的筆墨花在寫新農民的精神裂變上,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小說中還有不少魔幻內容,可以看出關仁山也有著寫實突圍的焦慮。但真正成就這部小說的還是他對鄉村的逼真書寫。劉慶邦的《黃泥地》繼續講述家鄉的故事,但在小說中,劉慶邦對農民的心理有著更深入細緻的刻畫。「黃泥地」的標題表達了作者的嘆息:傳統鄉村清明、淳樸的人際關係就像陷入了黃泥地中,拔也拔不出來。葉煒的《后土》完全承繼了上世紀30年代的鄉土文學傳統,敘述平緩,細節綿密,地域文化色彩濃厚。

  荊永鳴在《北京時間》里,還是以他特有的「外地人」的眼睛看北京,他看到了時間流逝中的變與不變,看到了和解與寬容。寫實的荊永鳴也因此提供了都市敘事的另一種角度。劉心武寶刀不老,其刀刃便是準確到位的寫實功底。在《飄窗》里,他透過飄窗看外面的世界,飄窗雖然是個人化的小視角,卻非常接地氣,從這裡看到了人生百態。作家寫小人物,卻懷著大悲憫。

  總的來看,長篇小說作家們大多懷著突圍的焦慮和衝動,以期獲得創新。但戰場上最忌盲目行動,所以應該在知己知彼的條件下選擇突圍,同時還要知道,突圍固然重要,但絕對不要輕易放棄陣地。突圍的目的最終是為了擴大陣地,是為了更好地掘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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