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印度政治發展對中國的啟示

● 丁學良20 世紀中期以來中印各自的政治、經濟發展，都為對方提供了一面反光鏡：印度的弱項，往往是中國的強項；中國的弱項，往往是印度的強項。在中印這樣的「規模巨大」國家，建設堅固的代議制民主制度遠比高速經濟發展更困難，印度在政治發展方面的經驗，值得中國研究和汲取。 ( http://www.tecn.cn )一、規模巨大的印度對於像我這樣的一個並非印度問題的專家，而且常年在海外的大學裡從事比較政治社會學教學和研究的華人知識分子來說，規模巨大的印度是一個重要的「認知刺激源泉」：這個國家曾經和正在演發的中長程趨勢，有力地刺激著我們審察和反思在政治社會學領域中一些廣為人們關注的假設、認識和理論，以便看看它們是不是經得住長時段的檢驗，具有多大尺度上的延伸解釋力量(「延伸」是指超越於特定時間框架里特定地方的、具有更普遍意義的認知成分)。「規模巨大」正是關鍵：只有規模與中國旗鼓相當，或至少相距不遠的國家，其發展經驗才能夠拿來與中國作最有意義的參照比較。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把此中的道理點撥得頗為明豁---為什麼中國革命的領袖有關中國革命經驗的理論總結，其意義要超過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中國人口比德國多十倍，比俄國多三倍，革命經驗之豐富，沒有哪一個能超過。」2而我們可以很放心地聲稱，印度經驗的豐富性，與它的龐大性恰成正比。 ( http://www.tecn.cn )二、值得中國人反思的印度經驗1、低經濟發展也能啟動民主實踐經濟發展水平與政治進步程度的關係是什麼？最為公眾關注的政治社會學假設或認識之一是：「一個國家除非經濟上已經相當發達，否則不能啟動競爭性的議會民主制度；若是冒冒失失地啟動，它的議會民主制度也將是短命的」。20世紀中後期的世界史，相當程度上證實了上述假設或認識，像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孟加拉這幾個人均收入不高的國家在1970年代末期以前，確實有過先嘗試民主選舉制度然後又被軍事獨裁製取而代之的曲折經歷。但是，這種驗證只是局部的而非普遍的，印度則是證偽上述假設或認識的最重量級的國家。1947年印度獨立以後，就選擇了議會民主制，當時它的人均GDP收入約為597美元3。在十個主要的亞洲國家中，印度的人均收入位居倒數第三，低於平均數。然而到現今為止，印度的議會民主制已經連續實踐了60年。「六十甲子乃一周」，足夠穩定長久了。這期間，只在1975年中至1977年初不到兩年時間裡，強制實施過「國家緊急狀態」。印度的經驗有力地說明，人均收入較低的國家，並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啟動民主實踐的進程；啟動以後，也並不註定地要大倒退到可怕的軍事獨裁。一個國家裡各種各樣的社會因素、文化傳統和其他的政治因素，能夠發揮獨立於經濟財富水平的扶助作用，使得該國的民主體制生根發芽，穩步發展。 ( http://www.tecn.cn )2、民主體制不宜延至「全民大覺醒」才起步政治社會學中另一個廣為公眾了解——需要說明的是，廣為了解並不等於廣泛接受——的假設或認識是：「一個國家的教育普及率對該國的政治發展影響至關重要；在一個文盲眾多的社會裡，民主政治是沒有什麼希望的。」與知識和信息傳播相關的硬體設施的狀況，對民主政治的運轉也是極其重要的。那麼，這條假設適合印度嗎？ 1965年度——更早的可靠資料筆者尚未查索到——小學、中學、高等院校的入學人數占各自入學年齡組的比率，印度分別為74% 、27%、5%，中國分別為 89% 、24% 、1%。從中可見，初等教育中國顯著高於印度，高等教育印度遠遠高於中國，中等教育兩國之間的差別不大4。根據40年以後、也就是2005年發布的資料，印度15歲及更大年齡人口中的識字率為 61 .0%，高等院校的入學人數占該入學年齡組的比率為 11 . 5% ；中國分別為 90 . 7%和 15 . 4%，均顯著地高於印度5。而在與知識和信息傳播相關的硬體設施方面的狀況（2004-2005年期間的資料），包括：每千人擁有的電話線長度、每千人擁有的固定電話和行動電話、每千人中的互聯網使用者人數、擁有電視機的家庭比率，印度和中國相比，均大為落後：41 比 241，85比 431，32 比 74，37 比 80 6。 ( http://www.tecn.cn )顯然，印度全社會較低水平的教育普及率和較落後的信息傳播硬體設施，並沒有阻止這個龐大的國家實施定期的全國選舉。部分研究比較政治發展的學者從中發現並認為，印度相對而言穩定、持續的民主體制建設，得益於它1947年起步時的民眾教育普及率不高，這可能使得國家最重要、最困難的政治事務基本上局限於該國受過良好教育——多半是英國式的教育——的政治精英圈子之中，只要他們之間達成了妥協，事情大體上就能「擺平」。筆者以印度的經驗作參照，覺得台灣的政治發展恰好相反：1980年代末台灣開放競爭性政治過程時，島內居民中的文盲率已經降到 8%以下，每十萬人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重達到 2300人，與法國和丹麥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相當7。所以，台灣島內居民的政治參與意願太廣泛、太高漲，每一個機構、每一級層次都要辦競選，每年選舉不計其數。這樣一來，雖然島內幾乎每周都有政治節目，熱鬧非凡，卻難免亂象叢生，綜合成本太高。亨廷頓在他的名著《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里早就著力地論證：政治體制的制度化太落後於政治參與的步伐，則很容易引發政治生活的無次序化8。由此，筆者覺得印度對發展中國家的啟發乃是：民主體制的建設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覺醒」的時候才起步；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會的動蕩不安，因為那時候人人皆要「當家作主」。 ( http://www.tecn.cn )3、社會文化多樣性下的民主化並不必然分裂國家政治社會學裡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假設或認識，是關於民主政治與國家整合之間的張力（tensions）或衝突。一部分學者論述道：一個國家的民族或種族、宗教或文化越是繁雜多樣，則該國在經歷民主化的過程中，越是可能發生國家的分裂。在這個重要方面，印度的足跡同樣令人注目，它提供了一個樂觀主義的確證。 ( http://www.tecn.cn )讓我們來引用一段歐洲老一輩的發展經濟學家、資深的印中觀察家 Gilbert Etienne的評論：「印度社會的巨大差異是非常明顯的。印度的語系語言複雜，語種繁多。那些使用人數眾多的所謂『正式語言』，包括從源於梵文的印歐語系語言，到南印度的達羅毗荼語系語言，等等，足有一打以上。此外，宗教門類齊全：印度教教徒佔全國總人口的 81 . 3%，為印度的第一大教；其次為伊斯蘭教，教徒佔總人口的12 . 7%；基督教教徒佔總人口的 2 . 4%；錫克教教徒佔總人口的 2% ；佛教教徒和耆那教教徒佔總人口的 1 . 2%……如此紛繁複雜的政治、宗教、種族、語言和文化組成的『拼圖版』，為印度各黨派和政治勢力在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革中爭權奪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時，也是產生新的衝突的根源。儘管如此，歷史留下的文明特徵、印度教、種姓制度以及對於國家概念的認同等等因素，確保了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某種連續性，即使連續不斷的入侵者也沒能割斷這一點。」9中國的第一大民族漢族佔全國人口的 92%，印度的第一大種族印度 -阿利安族佔全國人口的 72%；中國各種次要的宗教信仰團體（即除了信仰道教和佛教之外的信仰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等等的群體）占人口的比重低於 10% ，印度這類信仰團體占人口的比重接近 20%；中國居民在語言文字上的一致程度也高於印度10。所以，就社會文化的多樣性與政治國家的整合統一的關係而言，印度的實例對中國是富於鼓勵意義的。 ( http://www.tecn.cn )4、議會民主體制有害於第三世界經濟發展並非定論政治社會學和發展經濟學中有一派觀點認為：雖然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都是議會民主體制，但是這種體制在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成績卻不佳。換句話說，議會民主體制有礙於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通常多數學者用authoritarianism（筆者多年前曾提議將它譯為「專權體制」而取代「權威主義」的誤導性譯法）這個術語稱呼它們——反倒有助於第三世界國家高速度的經濟增長。 ( http://www.tecn.cn )上面這種觀點曾經遭遇過多方面的批評，比如，有些學者指出：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都不是生活在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制度下；大多數專權體制的政府領導的經濟發展，從長期表現看也都乏善可陳。但是，這方面的反駁總是顯得不夠堅挺實在，主要原因便是，印度這個實行議會民主制規模最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在過去的經濟發展表現的不夠出色。根據國際學術界很推崇的麥迪森估演算法，從1952年至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長率是 2 . 3%，印度是1 .7%（這一估算與其他的獨立估算大致一樣）。根據阿瑪泰亞?森與他的同事的推算，從1980年至1990年，中國的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長率是8 . 6% ，印度是3 .7%：改革開放政策一下子就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幅度明顯提高11。從1990年代初開始，印度決定放寬國家的管制，認真推動改革和開放，告別其多年施行的部分地受蘇聯經濟體制影響、更多地源於本國獨立初期意識形態的那一套低效率的經濟制度和政策。於是，自1990年代初以來，印度的經濟發展速度加快，1990年至2003年印度的年均GDP增長率為 5 . 9%，其中，2003年的增長率為 8 . 6%；2004年為 6 . 9% ；2005年為 7 . 6%12。雖然印度已經迅速提升的經濟增長速度還略低於中國，但考慮到印度經濟體中投資的素質較高13，比如，根據一項精細的研究報告，印度經濟體的年度利潤率從1980年的 11 . 5%增長到1999年的 16 . 5% ，這20年期間的平均利潤率達到 14 . 3% ；相比之下，中國經濟體的年度利潤率從1980年的 13 . 5%下降到2003年的 8 . 5% ，中國在1978年至 2003年這25年期間的平均利潤率是 10 . 9% 14。綜上，印度近年的大趨勢正在一步一步地糾正「議會民主體制有害於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的過往假設和認識15。 ( http://www.tecn.cn )三、印中雙向借鑒對人類的意義筆者以上四點評論，並不是暗示印度近年來已經徹底擺脫了它那些為人所熟知的弊病，頓然變成了世界範圍內「高、大、全」的發展樣板。當然不是！我們翻開主要的英文報刊雜誌，差不多每一兩天（期），都會有關於印度的正面或負面的長篇報道分析，印度的成就和困難就像中國的成就和困難一樣，都是規模巨大的、引人注目的。區別只不過在於，印度的弱項，往往就是中國的強項，比如，在道路、橋樑、廠房等基礎建設上，在外國直接投資（FDI）額、製造業、產品出口額、初等教育、識字率、政府扶貧、嬰兒存活率等方面；而中國的弱項，又往往是印度的強項，比如，在民主體制發展、表達自由、文化多元、宗教寬容、社會和諧、高等教育品質、軟體設計、金融市場、服務業等領域。 ( http://www.tecn.cn )20世紀中期以來，印度與中國各自的政治經濟發展，都為對方提供了一面反光鏡，從中可以看到本身的已經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困難或挑戰。印度裔的大經濟學家和哲學家阿瑪泰亞?森說得好：假如印度的學者和政府官員因為中國政治方面的種種問題，而不認真研究和吸取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的成功經驗，那就是對自己的國家失職16。筆者願意追隨他的邏輯而這麼說：假如中國的學者和政府官員因為印度在經濟方面的種種問題，而不認真研究和吸取印度在政治發展方面的寶貴經驗，那就是對自己的國家更嚴重的失職。畢竟現代世界史昭示，在一個巨大的國家裡建設堅固的代意民主制度以確保該國長治久安，較之在一個巨大的國家裡建設堅固的道路、橋樑、廠房等等硬體設施，遇到的困難和風險更多，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需要更高的智慧，其長時段的收益要廣泛得多。對印度的民主建設經驗的概況，還是資深的印中觀察家 Gilbert Etienne說得貼切： ( http://www.tecn.cn )「儘管出現了很多的暴力衝突和各種矛盾，印度卻表現出驚人的『消化』哪怕是最嚴重的危機的能力。與中國、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不同的是，印度沒有經歷過整個國家危在旦夕的階段。印度是近50年來亞洲最穩定的國家之一。解釋這種現象有以下幾個因素：首先，民主體制是確保國家穩定的安全閥門；其次是妥協的藝術，印度人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最終總能走出困境』；第三個因素是國土面積廣大，民族、宗教複雜，社會無秩序狀況很少超越地區的界限；最後，高層行政部門和按照英國傳統非政治化的印度軍隊（這一點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相比，的確是個例外），在數次國家動蕩中經受了考驗，鞏固了印度的民主政體」17。 ( http://www.tecn.cn )筆者相信，21世紀國際文明社會最大的希望之一，便是中國和印度持續地分享對方的民主建設和經濟發展的經驗。有了這兩個巨型國家在政治和經濟領域裡更加全面的和均衡的進步，全人類才會有更加值得稱許的未來。 ( http://www.tecn.cn )(作者：香港科技大學教授，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客座高級研究員)1 本文發表於2006年5月26-27日由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與「中國改革開放論壇」聯合舉行的「中印發展比較國際研討會」。本刊使用時進行了整理。 ( http://www.tecn.cn )2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8頁；冼維月：《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3頁。 ( http://www.tecn.cn )3 這是1950年的數字，按1990年國際美元計算，同年中國的人均GDP收入是614美元。引自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中譯本，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頁。 ( http://www.tecn.cn )4《世界銀行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中譯本，北京，中國財政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頁。5《世界銀行發展報告》，Database: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datastatistics .6《世界銀行發展報告》，Database: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datastatistics .7 《走過從前，回到未來》，台北，《天下雜誌》1988年版，第88、94頁；The Economist Book of Vital World Statis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p. 208-209. ( http://www.tecn.cn )8 Samuel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4-5.9 吉爾伯特?艾蒂安：《世紀競爭：中國和印度》，中譯本，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頁。譯文稍有語詞修整。 ( http://www.tecn.cn )10 Freedom House Data Charts – 2005.11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 http://www.tecn.cn )112-142.中文譯本即將發行。12 世界銀行 「2005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LATimes front page report table, 1 May 2006.13 Jeremy Warner, 「Excitement, Confusion and Fear: The Reaction to the ChinesePhenomenon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The Independent, 27 January2006; Diana Farrell and Susan Lund, 「Putting China』s Capital to Work」,Far EasternEconomic Review, 26 May 2006.14 Emma X. Fan and Jesus Felipe, 「The Diverging Patterns of Profitability, Investment and Growth of China and India, ( http://www.tecn.cn )1980-2003, ADB Working Paper-09-05-2006.15 陳志武：「印度比中國強在哪裡？」，北京，《財經時報》2006年 4 月 25 日。16 前引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的著作。17 前引吉爾伯特?艾蒂安著作，第56-57頁。來源：中國與世界觀察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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