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路攝影 - 與唐師曾談新聞攝影 - Welcome to China photography

與唐師曾談新聞攝影1970-01-01 08:00對話人：-- 唐師曾：新華社攝影記者-- 曾璜： 中國特稿社corbis/ sygma 圖片編輯與唐師曾談新聞攝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他總是帶著外出歸來後孩子般的喜悅滔滔不絕的講故事，全然不顧別人的提問，總是從新聞攝影談起，最後扯到他的冒險生活，也許就是因為他天生精力旺盛，攝影只能說是他龐大的人生夢想中的一個小小的部分，而且照他自己的話說"我就把攝影當作簡單工具用，它就是一塊橡皮，一支鉛筆"。鉛筆和橡皮的理論聽起來很刺耳，這個鴨子顯然從來沒把新聞攝影當回事兒，興趣本不僅在此，不過用這種眼光看新聞攝影倒是可以給我們一些新的啟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攝影專業研究生 記錄整理（一）"攝影就是一張薄薄的紙，承載不了太多的重負。我從來沒有把它看得有多高，也沒把它看得那麼低。"唐：我想給你念一首詩，是我不久前在金三角學來的，是一首拉祜族民謠：想你想你咋個想你，請個畫家來畫你，把你畫在枕頭上，晚上做夢還想你；愛你愛你咋個愛你，請個畫家來畫你，把你畫在吉他上，抱著吉他還愛你；恨你恨你咋個恨你，請個畫家來畫你，把你畫在砧板上，千刀萬刀剁死你；恨你恨你咋個恨你，請個畫家來畫你，把你畫在地板上，路上行人踩死你；請注意這個「咋個」，這個詞有一種撕心裂肺的無奈，一種男女廝咬在一起的難以割捨感覺，是一種語言難以表達的境界，我就喜歡「咋個」的這種感覺。攝影對我來說就有這種感覺，而這些東西又恰恰是攝影沒法表現的，攝影連這麼簡單樸素的民謠都沒法表現，它還能表現什麼！攝影就是一張薄薄的紙，承載不了太多的重負。我只是覺得攝影好玩，所以才喜歡，所以才放棄大學教書職業當攝影記者。我從來沒有把它看得有多高，不過也沒像其他人那樣把它看得那麼低，要不然我就不會以此為業了。其實人類許多美好的感覺都是無法表達的，連語言都無法表達，攝影也大可不必懷著「一圖勝千言」的雄心壯志了。曾：那你覺得新聞攝影應該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呢？唐：攝影首先應當真實，應該處在一個真實的地位。無意中欺騙過讀者的攝影記者應該懺悔；惡意欺騙過讀者的攝影記者應該引咎辭職；利用工作之便惡意製造假照片，並參加攝影大賽牟利的歹徒應該判刑。我認為照相本身有兩個特徵，一是真實性，二是瞬間性，這兩件事都必須依賴時間空間。在廣闊的空間和無限的時間中，我選擇一件好玩的事，用好玩的角度拍一張，就開始了攝影採訪。廣袤大地、茫茫人海，直到廣闊的宇宙，目力所及之處都是空間。我在無數個漫長的歷史長河裡，拿起相機快門喀嚓這麼一按，從時間的斷面上選擇一個切片，這就是一個短暫的瞬間，無數瞬間構成永恆的時間。空間就是我口袋裡的地圖，時間就是我手腕上的大鐵表。對我來說，時間就是歷史，空間就是地理，這兩個構起來就是人的生活，我就在這個兩維空間裡面走。所以我一年四季從不摘下手腕上的大鐵表，書架上擺滿各種最新版本的地圖。我的恩師蕭乾自稱「未帶地圖的旅人」，教導我出門不僅帶地圖還要帶表。至於照相不照相，從來沒刻骨銘心地仔細想過。我在大學教國際關係時熱衷攝影，花掉全年工資買一個鏡頭，對攝影懷著一種職業的「敬業態度」。進新華社後雖然以此為業，但仍然懷著當初在北大時對攝影的「業餘熱情」。而且2000年已經是信息世界、信息時代，存在無數種說話的方式，把某一種說話方式看得最高，那肯定有病。「最」是封建社會的「至上」，是封建社會等級森嚴的典型特徵。把攝影師分成什麼國家隊、民間隊，什麼一圖勝千文，我不同意。該文字就用文字，該攝影就用攝影，該用語言就用語言、該用形體就用形體、該沉默就沉默。我反對這些既得利益、惟我獨尊的劃分。因為從公元前6世紀佛教就說眾生平等了。我在北大開始信仰共產主義，我希望自己成為里德、斯諾、卡帕、蕭乾、方大曾那樣的國際主義戰士，反對一切不平等。上個星期我和一位德高望重的文藝評論家喝茶，他對攝影的評價很激進，比如他老說「解構、解構」，我總是聽不懂。經他解釋，「解構」就是分解、打破、推翻的意思。他說有些新聞記者把自己的生活局限在人民大會堂里，端著相機找了半天，找一個奇怪的角度，按上一個奇怪的鏡頭，把被攝者的奇怪的姿勢、奇怪神態拍下來。而「牛群一個說相聲的，一會兒就弄出一大堆這樣的照片，馬上就把人民大會堂的皇家攝影師們解構了」。不久前中國攝影出版社陳申社長讓我給一本關於《瑪格南》的譯著寫序，我就像被「電」了一樣，〈瑪格南〉把我幹了將近20年的新聞攝影「頓時」解構了。上個月cctv的《美術空間》讓我幫忙做一期《尋找方大曾》，方大曾這樣的攝影記者的照片一出來，立即把我以外更大範圍的美麗的新聞照片「解構」了。實際上也把中國對新聞攝影的傳統解釋「解構」了。曾：但實際上16年前你就是從這個領域裡開始的。唐：這就像否定之否定，我喜歡拿這本書《modern times》為例，這是一本講國際政治的書。國際政治是歷史的一部分，《morden times》是我在上學時讀過的一本書。這裡邊有幾張照片，比如像這張蔣介石與羅斯福坐在一起的照片，就是我們熟悉的《開羅宣言》。50年前中國由於參與世界範圍的反法西斯戰爭，成為戰勝國而國際威望奇高。收回台灣，參與戰勝日本，還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成為亞洲、太平洋、印度洋地區的頭號強國。這些照片對我觸動特別大，因為我學的是歷史，我發現「四人幫」時代我們學習的許多歷史全是瞎編的，跟世界上大多數歷史書寫的都不一樣，至於跟歷史事實就相差更遠了。比如這個，這是一張十月革命時期的照片，這張照片誰都看過，但列寧旁邊站的托洛茨基就沒人知道了，2000年的照片不應該把誰切下去。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開始時期的一張名照。曾：1998年西德國家博物館組織一個有關歷史上假照片的攝影展，其中就有這張照片，但是那張照片作假是用斯大林替換了托洛茨基，這個影展也有幾張來自中國，由於政治原因作了修改的照片。唐：我在北大當學生學的是國際政治，國際政治是歷史的一部分，但「四人幫」之類出於錯誤的哲學理念，惡意篡改歷史。作為學生，我認為這種寫書的方式不對，違反我信仰的歷史唯物主義。因為我是共產主義者。於是我停止看這類照片、這類書，包括類似的緊跟形勢隨意演繹歷史的電影、電視作品。我認為這是浪費時間、浪費金錢、浪費國力。所以在北大當學生時就想用照片寫歷史，希望以攝影為生。但即使如此，我也知道照片就是這麼一張薄薄的紙，要達到哲學的宏大，數學的精確，光學的迅捷，文學的浪漫，都是不可能的。歷史上也確實存在過「一圖勝千文」的時候，但那不是你我這樣庸才可以製造出來的，所以過分強調攝影本身就有問題，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主要是文字構築的，而不是照片，照片才出現100多年，而且可能是短命的。即使從感光材料的技術角度講，無論從理論到實踐，攝影都不可能和金字塔以及金字塔上的象形文字相比。曾：那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這一點的？唐：從時間上講是1989-1990年前後。或許還要更早，因為我在新華社拍攝的主題是突發事件，這類照片最珍貴，也最受限制，但最終恍然大悟還是海灣戰爭。這是因為這類題材大多不許拍，而且靠照片不可能完整、真實地表現海灣戰爭。曾：實際上一開始我就有一個問題，而且你也沒有回答，wpp在今年四月份頒獎之後有一個討論叫做immergence of the photojournalism looking for the future（面臨危機的新聞攝影及其出路），就是在討論我們現在這個領域新聞攝影所面臨的尷尬的局面。《生活》雜誌最近也停刊了，而美國《國家地理》發行量近些年來也下降了三成，由10年前的1100萬份左右到今天的約700萬份。那麼你怎麼看現在大家都在討論的新聞攝影死亡的問題？唐：第一、從歷史的長河講，2000年前後比攝影更好玩的東西突然形成氣候，如電視、互聯網。這是從時間上講。第二、從空間上講，全世界的攝影普遍不景氣，中國也不景氣，新華社攝影則更不景氣，而我自己則不景氣到家了。1998年由於再生障礙性貧血差點死過去。用《易經》解釋就是「絕」卦，「絕」《易經》中是比「死」卦還壞的態勢。但也有好的一面，就是「窮則思變」嘛！攝影圈一直流傳著十幾年前發生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故事，當時只有新華社記者才可以在人民大會堂里肆意徜徉。說一次採訪開始後，一位德高望重的新華社攝影記者突然發現一個背相機的生疏的面孔怯生生跟在後面。於是這位老先生提高警惕走過去盤問。年輕人誠惶誠恐地向新華社老前輩報告：「x老師，我是《中國婦女報》攝影記者陳鍊一，我也辦了證件，請您多關照。」老前輩斜著眼長嘆一聲：「咳！現在怎麼什麼人都能進來了。」十幾年過去，攝影記者陳鍊一不僅榮任攝影十佳，還當了《北京青年報》總編室主任，《北京晨報》副總編，「什麼人」把幾張報紙辦得虎虎有生氣。現在早已不是封建社會，勞動人民只能坐在屋裡坐井觀天，聽皇帝老子的最高指示。現在任何人都可以坐在家裡上互聯網，老子不出門，就知天下事。現在任何人都可以買張飛機票飛離地球轉一圈，世界變得越來越小。我們必須習慣用世界的眼光、用《國際歌》覺悟面對世界。從今年7月開始，公安部邊防局簡化私人護照的審批手續，改革開放使曾經封閉的中國成為世界大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員。所以今天的照片不僅受到傳播形式，比如電視、互聯網的挑戰，還受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挑戰。我攝影的目的是目擊歷史，這就要求我的工作深入人心，讓真實的歷史深入人心。我並不計較照片美麗不美麗，我認為美麗不美麗是美學範疇，莫奈、列賓、米開朗基羅，才涉及美麗不美麗。那是美學最講究的。舉個例子，我自己作為一個以此為生者，也以為新聞就是坐在人民大會堂里用奇怪的鏡頭拍決定全國人民命運的兩會，使用奇長或奇短的鏡頭拍一些重要人物的奇怪姿勢。這已經弄得當過幾年人大代表的老手學會怎麼配合攝影記者。每年都有攝影記者以去年那個姿勢為基礎，在今年「創新」新的姿勢。攝影記者就這麼把自己做死了，不是攝影死了，攝影師自己把美好的攝影做死了，所以也把自己做死了。咱倆聊天的前一天，cctv讓我幫忙做一個4個小時的晚會，紀念特區成立20年。總撰稿是何東、主持張越、方宏進，我負責講述照片里的故事。開會的時候，我們共同發現，就在中國改革開放、經濟起飛的20年里，竟然找不到令人滿意的有關深圳、汕頭、珠海、廈門四個特區的檔案照片。幾千張選來的照片千篇一律 ，要麼是以各種時空表現小平南巡、要麼是以各種時空表現今天的高樓巨廈。明顯缺少普通「人」在這20年中的具體變化。是cctv的照片採集方式有誤，還是我們的檔案徵集系統本身就排斥真正有價值的檔案照片，還是根本就沒人拍真正的紀實？我認為人與動物的最重要區別就是思想。有思想的人就像一個會游泳的人，他可能被大水沖向任何一個地方，但每當他要淹死的時候，都知道怎麼換口氣，而不至於隨波逐流。沒有思想的人就像不會游泳的人，衝到哪兒是哪兒。有思想的人就像指南針磁鐵，不管到什麼地方都指向北方。否則就是到了北極，也是一根棒槌。（二）"有人撰文評論我『拍的不如寫的好，寫的不如說的好，說的沒有做的好。』在此我永遠感謝這位知音的過獎。」曾：攝影界流傳著一種說法，說你說的比寫的好，寫的比拍的好……但是我不這麼認為，我總是向別人介紹你的好照片，特別是這次看了你從伊拉克拍回來的照片，從我個人來說，我並不認為你拍的不好。唐：最關鍵一點——我堅決要強調的是我一直堅信：「我做得好。」由於我做得好，所以我就不在乎我說得好不好，寫得好不好，拍得好不好，別人看得好不好。因為那些都是皮毛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而我幹得如何，才是最根本的。往往當我開始干一件事的時候，還沒有多少人注意那件事。如我是新華社最早買bp機的記者，1987年我就有了「126呼5566」。我還是全中國最早配備無線電話的攝影記者，那是新華社社長鑒於我戰功卓著，給我特批的獎勵。再比如可可西里，我去可可西里的時候還沒什麼人知道「可可西里」是什麼東西，「可可西里」這四個字還不知道怎麼寫呢。法國伽瑪圖片社要買這批照片，讓新華社巴黎分社李根興問我「可可西里」怎麼寫，翻譯到法文就成「hoh xil"。那時候的可可西里才是真正的「無人區」，用不著人類去保護，野生動物俯首可見，生來自由。我回來後把拍攝的300個反轉片全部交給新華社，領導表揚我之後，反轉片泥牛入海，沒消息了。後來據說是攝影部搬家搬丟了。我很難過，那是我身體最強壯時的記錄。我背著沉重的器材：萊卡m4、萊卡m5、三台尼康fm2、300毫米2.8、500鏡頭和其他大小鏡頭、幾百個膠捲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野外住了4個月。我找過很多人，請求幫我找到這３００個膠捲。這些照片好還是不好，我自己都沒看過，沒法評價。但這是屬於全人類的寶貴財富，是關於可可西里被人類污染前的最後一批膠捲。儘管10年前我就在沒有污染的可可西里，我拍了３００個膠片，儘管這300個膠捲被人弄丟了，儘管只有極少數的編輯和領導看到過這些幻燈片。但即使永遠找不到了，我也認為我是最好的，因為我做得好，當時還沒有職業攝影師進可可西里，我是第一批進去的職業攝影師，我在帳篷裡面住了四個月，曾經到過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把300個反轉片全交給了新華社，我已經完成了我的職責。至於以後這些照片壞了，沒有了，都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事。另外比如在野外拍大熊貓的時候，沿著萬里長城步行的時候，海灣戰爭爆發的時候，都不是這件事發生之後組織派我去的，都是事件發生之前我已經預見到拍攝主題，而且已經移動到這些主題的附近，「事先進入陣地「。我在青藏高原打報告的時候，海灣戰爭還沒影呢，我是根據敘利亞的哈馬規則推斷出中東要打海灣戰爭。憑藉我豐富的國際問題知識和無私的膽量，我說服新華社社長穆青、副社長郭超人同意我單槍匹馬潛入巴格達。由此趕上20世紀鋼鐵含量最大的一場戰爭——海灣戰爭。能在穆青、郭超人手下當記者是我百年不遇的幸事，並不是每個好青年每天都能碰上這樣的好人。此外，8年前我闖入以色列邊境後，曾經寫文章推斷當時的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巴拉克日後可能會當以色列總理，有關部門懷疑我信口開河。但我堅持把這個論斷髮表在外交部《世界博覽》上，並收入我的一本書——《我鑽進了金字塔》。去年，巴拉克終於成了以色列總理，這足以說明我具備基辛格、布熱金斯基的國際政治遠見。我不是超級大國的國務卿，我喜歡當一名在世界各地自由流蕩的攝影記者。曾：你在你的一本書里很早就談到過你的攝影理念：我來了、我看見了、我拍下了。看來，你現在還是這樣認為的。唐：對　「i ｃａｍｅ　，i　ｓａｗ，i　ｃｏｎｑｕｅｒｅｄ。」這句話我在攝影界講得很早，在我加入新華社不久的1987年我就開始說這句話，當時新華社高級記者鄭震孫送給我一件紅色的佳能攝影背心，我就把這句話寫在攝影背心的左襟上。以後我穿壞了王景英給我的第二件紅色攝影背心，黃文給我的第三件攝影背心，我把自己當作紅袍愷撒的化身。其實說這句話的人比我更早，早到公元前，這個偉人就是凱撒大帝，公元前愷撒在佔有埃及豔后克雷奧巴特拉之前就這麼說了。紅袍愷撒「conquered 」原意是：統治了、佔領了、打贏了。我把愷撒「 congquered」的原意偷換了。我崇拜紅袍愷撒，喜歡他的哲學理念。在攝影方面我只要iｃａｍｅ　，i　ｓａｗ，i　ｃｏｎｑｕｅｒｅｄ就行了。我沒有時間充分考慮這件事美不美。但我也曾經走進一段美麗的誤區，過分地追求美麗。第一次對我進行迎頭痛擊的是《中國青年報》的賀延光，當我把那些美麗照片給賀延光看時，他不屑地說怎麼凈拍些大美人啊。我當時臉紅到脖子，一直紅到腳後跟。這是第一個對我進行這方面教導的人，一直到現在我都感謝他。現在我認為美不美那是美術家的事，我不是畫家，我要的是真實，在有限時空里的盡量的真實，所以我最近買了一個萊卡，而且就買一個３５ＭＭ的鏡頭，不買２０毫米的，我希望盡量不變形。萊卡到目前為止好像還比較可靠，還有它的鏡間快門沒什麼聲響，我盡量不用大燈小燈一大堆，以及駭人的大鏡頭，讓人以為照相館的來了。我盡量不驚動人，萊卡最吸引我的是它有一種上個世紀的那種夕陽武士的一種情調，很「簡單」地來了。曾：我還記得15年前，你從新華社攝影部領到第一台尼康相機的時候，抱著它大喊大叫的衝進我的辦公室，到處展示你的尼康。幾個月前當你買了第一台萊卡，，又忙著四處打電話，恨不得讓全世界都知道你有萊卡了。照你老婆的話說，現在把老婆踢到床底下，抱著萊卡睡覺，可１５年前你可是抱著尼康睡覺的。唐：那是我26歲時的事，當時的尼康讓我走進了一種境界，一種崇尚速度的美好之中。當時自己很年輕，體力很好，可以背一頭騾子的重量，以為鏡頭越大越好。我喜歡md-4馬達的咆哮，那種尖叫的帶有「施圖卡」飛機俯衝的意味。我現在開始懷疑自己當時不是為了照像，而是為了表演自己有體力。此外讓人一看，羨慕這哥們還有在足球場里轉悠的特權，還能在靠近大人物的主席台上走走，覺得自己很自豪，很光宗耀祖。現在想起來很不好意思。我不是反對用大炮鏡頭，我的經驗是越簡單的鏡頭越容易靠近被攝對象。我需要簡單。比如徒步前往大水塘（東南亞某著名優質罌粟產地）的山坳時，一個人背著一兩個大鏡頭，兩個機身，再背著一個筆記本電腦，還有兩壺水、乾糧，雨傘，沿著泥濘的小道，看著雲端里的山坡上有一片銀白色的光，那是盛開的罌粟地，你往上爬的時候，會碰到蚊子、螞蟥、毒蛇、瘴氣，你還得帶防瘧疾的葯，這時你想背著這個大鏡頭幹嘛，還不如背一罐冰鎮可樂。那時你就會想弄一個萊卡，什麼f3、f4、f5h還有什麼eos，重到讓我發瘋。我需要的是一台不用充電的照相機，萊卡不用充電，我需要一台節省膠捲的相機，萊卡節省膠捲，我需要一台不引人注目的相機，萊卡不引人注目。我不能還沒走到目的地，就讓人家誤以為是背著40火箭筒，先發制人地給我一槍。這時候你會看到一個平和、傻帽的唐師曾，拿著一個酷似海鷗２０５的傻小子，信馬由韁走上壩子。和藹可親地向主人討一瓢涼水，接過主人腥臭的大煙貪婪的品嘗，然後笨手笨腳地幫大嫂用鐵絲刀收割大煙，再掏出萊卡按下快門。這就是工作性質決定攝影裝備，決定攝影思想。一個坐著賓士車在輝煌的殿堂里拍照的人，他需要越來越大的鏡頭，工作中需要攝取越來越多的表演性質，反之他還原為一個人的本色的時候，成為一個草民的時候，他肯定將生存放在第一位，「生存第一，生存的感覺次之。」當然，如果我現在回到可可西里拍藏羚，我也許還會選擇eos-1和1000毫米鏡頭。這沒有一定的定式，關鍵是生活的態度。目前我手裡有兩本書稿，我個人認為它們的印數都應在１０萬以上，一本是《我在美國當農民》。如果我拍一本美國畫冊我拍不過攝影家，如果我寫一本美國小說，我也寫不過作家。但關鍵是我去體驗，我孤身一人駕車環繞了美國，用我的眼光觀察，用我的思想感悟，用我的文字和照片傳播。我已經幾次穿越金三角，分別以海陸空以不同的方式，包括沿湄公河漂流，穿過雲南、緬甸、寮國、泰國……我猜世界上像我這樣體驗生命的人並不很多，所以伴隨而出的照片和文字肯定更不很多。物以稀為貴，這就決定了我勞動的價值。當然我冒險的代價很高，有時甚至包括生命，因為我是記者做法，而不是小說手法、戲劇手法。可能我拍得不好，寫得也不好，但我能進去。對我來說沒有進不去的地方，當然也不是絕對，但一般來說要是連我也進不去的地方，別人肯定都進不去，只要有一個人進去，那就應該是我。而且我不是赤手空拳進去，我得拿著我的相機進去，就是拍不了什麼，我還會拿筆寫些東西出來。但我不會肆意廉價地傳播，我想寫歷史，比如《金三角地區小國間的多邊政治和毒品問題》。這個想法是我幫公安部成功舉辦《全國禁毒展》之後萌生的想法。從展覽照片又引出新的話題。再比如我上個月重返巴格達，也不僅是攝影，我要看一眼這一地區10年來的變化。我希望考察海灣戰爭及其封鎖對伊拉克的影響、對海灣國家和世界格局的影響。（三）"凡是從事這種以生命作賭注的，真正貼近生活採訪的人，他的照片只能是這個樣子，他寫的文章也只能這樣，他不可能用很華麗的辭藻粉飾生命的死亡過程。"曾：我覺得你這次有些照片的影像和以前的不太一樣，採用了不完整構圖，多視覺趣味點等手法，視覺構成挺西方的。我認為這是比較國際化的攝影語言，但是國內有些人把它稱為"媚西"，你怎麼看。唐：現在世界大趨勢就是這樣，不是說我一個人往西走。麥當勞、交響樂、圓珠筆、電腦、大哥大、香車洋房這哪一件可以分東西。這還不用說公尺、公里、公斤、公升、手錶時間公曆之類，還有wto。現在全世界都逐漸認同同一種規則，這種規則不能說是西方的，只能說「世界的」，比如35毫米相機，你不能說這是西方的，比如說大幹板，什麼尺寸的都有，為什麼都統一到35毫米尺寸上呢，就是萊卡、柯達確定的，你不能因為他們是德國、美國的，就說親西方了。世界自有世界的價值觀，你可以不認同它，但最終你得和世界接軌。曾：但你現在的影像是怎麼形成的呢，好像給人感覺很突然。以前你拍海灣戰爭，拍可可西里，大熊貓，表現手法還不是這樣。唐：其實不「突然」，這主要是由拍什麼，為誰拍而決定的，因為我從來就是一個好的國家工作人員，我始終以我老闆要什麼為標準。10多年前，我在《中國記者》上寫過一篇文章「老闆要你拍什麼，你就拍什麼。」當時的新華社只統計發稿數字，並不考慮採訪成本、採用率和照片的文獻價值。現在改革開放，越來越多的採訪機會與我無緣。因為我過去勞累過度，現在積勞成疾，所以老天照顧我不讓我繼續透支生命。可我是天生的勞動人民，不幹活心裡悶得慌。作為一個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創造財富的病人，我不能再咔咔咔像過去那樣使用馬達，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浪費膠捲。所以我改用萊卡，吭哧半天按一下，一個重要原因是「要節約鬧革命。」此外，社會進步了，攝影記者遍地都是，我再弄那樣的照片也沒人要，連飛機票都收不回來。我10年前也有類似這樣的「媚西」照片，只是沒有地方發稿，《新觀察》的李曉斌、〈中國旅遊〉的王苗曾經用過我的這類照片。曾：我理解，你在攝影語言上被誤導了，就我對你的了解，在攝影方面，你完全沒有受到系統的職業訓練。唐：不是我不虛心，我曾經得過獎學金，美國聖巴巴拉攝影學院的獎學金，那個教授叫李保羅，但是領導認為我應該去那裡講學，而不是學習。李保羅看上我就是看了我在新華社的發稿照片，你能到這麼多好地方，但你拍照片太臭。現在有三個，第一你給我當翻譯，我陪他去了很多地兒；第二我帶你去雲南，新華社沒讓我去；第三，你跟我去加利福尼亞的聖巴巴拉攝影學院上學，我要把你訓練成最好的攝影記者。這是一個機會。還有一個機會就是瑞寧格，他是和我私交很好的朋友，1988年來北京的時候我給他當翻譯。他說你應該去上學，你有很好的天賦，你是一個社會學家，一個哲學家，你能體會到別人體會不到的東西，你能進入別人進入不了的場合，但你照片太臭。不過最後都沒去成，領導說我可以去美國當教授，而不是當學生。曾：那你認不認為攝影專業訓練對一個攝影師很重要。唐：這是十分必要的。訓練是一項事業得以正常發展的關鍵。美國的巴頓上將（george smith patton jr）曾經一針見血的指出：「一盎司的汗珠價值一加侖的鮮血。（an ounce sweat is worth a gallon of blood"比如我國消防局有戰訓處、部隊有作訓處，都是平時主管訓練，戰時負責作戰的部門。北京消防局局長是我的老朋友，他原來就是戰訓處處長。我的另外一個擔任坦克部隊主官的將軍，原來也是作訓部長。我堅信平時不訓練的記者根本無法進入特定的地點，即使進入了也無法圓滿完成應盡的義務。曾：你遺憾嗎？沒有受到攝影的專業訓練。唐：對。我很遺憾沒有機會進入正規的攝影學院學習，所以韓子善教授每次讓我到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講攝影我都戰戰兢兢。即使在北大國際政治系講中東問題、在裝甲兵學院講坦克戰也沒有這麼緊張過。我在新聞學院講課時講的根本不是攝影，而是攝影採訪的信息獲得、快速進入現場、搶佔有利位置、拍攝後快速撤離、長距離傳真等。多年的長期奔波使我失去充電的機會，這不僅無益於事業，而且會直接損壞身體健康，所以這對職業攝影師說簡直是災難。但攝影教育不一定必須通過攝影學院完成，我更主張「戰訓」、「作訓」之類的強化教育。我的好朋友陳雄是沒有經過正規攝影教育的攝影師，他的攝影是通過在《中國日報》的攝影實踐完成的。《中國日報》在訓練攝影記者的攝影素質方面很有經驗。不過也有沒進過攝影學院的天才，羅伯特·卡帕就是一位。作為對我影響特別大的人是羅伯特·卡帕，按照美學的標準，他的哪張照片特別棒嗎，士兵之死？還是其他？好像都達不到我們攝影家的美學標準，如果不說照片是卡帕拍的，那就是張廢片了，羅伯特·卡帕寫的《諾曼底登陸》你看過沒有，那才叫棒呢，《中國記者》上登過，張毓國翻譯的也棒。看卡帕寫的文章比看他的照片還過癮，不光卡帕，還有方大曾，我認為凡是從事這種以生命作賭注的，真正貼近生活採訪的人，他的照片只能是這個樣子，他寫的文章也只能這樣，他不可能用很華麗的辭藻，坐在窗明几淨的客廳里遐想。他只不過把他所做的事用照片和文字記錄、感悟、再傳播開來而已。好不好都是他們做的。結論應該是他們做得好，而不是他們的照片好和文字好。那些坐在屋看電視，看錄像，反覆地看，說泰森這拳應該打直拳，那拳應該打勾拳，都是無聊的瞎扯，真正打仗的人，只要上了拳擊場，就必須按現場的規則打，來不及權衡什麼勾拳直拳。曾：對你談到的所謂美學的問題，我的看法是，中國攝影界常常將畫意攝影的美學標準，作為惟一的標準來衡量所有的攝影門類，而你現在也誤入這個誤區，實際上新聞攝影的美學問題，20年前中國的一些新聞攝影理論家，如蔣齊生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唐：你說得對，你這樣說我很同意。但我不認為蔣老的一篇文章就能解決中國新聞攝影的美學問題。曾：我們都是和外國攝影師並肩作過戰的人。我不原意用差距，更願意用差別來表述，在你看來國外攝影記者和中國的攝影記者差別在哪裡？唐：國外攝影記者大多屬於走單兒的，國內攝影記者大多是群居的。外國攝影記者大多是浪跡荒原的，國內攝影記者大多是穴居的。我原來上班的時候總能看見成堆的攝影記者，一下就能上百，說是「集團作戰」，而我認為攝影不應該是「集團的」。尤其是動輒一兩百，「一日一日的」，老遠就能看到一大片，都有鮮明的標識，像鬧蝗蟲似的。我可能是新華社比較早整天穿攝影背心工作的人，一年四季紅背心，堅持了十多年，睡覺都捨不得脫下來。現在開始不好意思再穿。我也參加過那種活動如沂蒙金秋，一大堆人照同樣一個東西。比如《上海一日》之類也邀請我，但新華社不許我參加，當時我還對此很不滿，現在看來不參加更好。最近我乾的事可能不屬於攝影記者工作，比如我自己花錢買張飛機票，看看制裁下的伊拉克，看是主要的，拍不拍並不重要。我看到的外國攝影記者都用很簡單的相機，比如nikon fm2，很簡單的鏡頭，背著一包最簡單的裝備。穿比我的涼鞋還破的涼鞋，服裝比我的還更差勁一些，髒兮兮的大褲衩，背著膠捲，懷裡揣一瓶淡水。但我認為他們在始終關心著人類，所以這種外國記者就是我崇拜的人，連生命都隨時準備扔出去，他們的一生很簡單，用很簡單的相機，穿很簡單的衣服，過很簡單的生活。他們沒有生活負擔，沒有思想負擔，他們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曾：實際上國外除了那些大的新聞媒體，如美聯、路透、法新的攝影記者，他們的攝影器材可以和中國的攝影記者的相媲美，大多數攝影記者的器材遠不如我們。比如說1994年，我前往波黑採訪薩拉熱窩危機的時候，曾經搭過西帕圖片社攝影師盧卡的車，在他的汽車后座上，我看到的是一個尼康fm2和尼康801。可他是荷賽1993年一等獎的獲得者。我認為中國的攝影記者有兩批，他們的處境比較尷尬，一是從學攝影出來的，或者是從干攝影這方面出來的，但這批人的文化準備不夠，文化底蘊不夠，他們有很多機會，但他們不能夠意識到擺在他們面前的機會在歷史上意味著什麼，在新聞上意味著什麼，或者說對他個人意味著什麼。另外我們的攝影記者還有一批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從大學裡出來的，學外語或學新聞的或學文學的，以新華社中新社最為典型，都是從非常好的學校畢業的，但是他們這些人又常常因為在攝影方面訓練的不足，這又以新華社為代表。唐：我太同意了。總的說來，中國攝影記者擁有世界上最奢侈的器材，奢侈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大概和我們的所有制關係有關。此外，佔世界人口世界第一的中國人的性命似乎也最值錢，這麼多年了，還沒有《瑪格南》那樣的職業戰地記者。更罕見卡帕、西莫那樣在前線炸死、被機槍打死的工作狂人，或是像尤金·史密斯那樣在前線反覆受傷而不死的英雄。至於你說的尷尬，我懂你的問題，我認為先是極左後是極右，這都屬於機會主義，都是「小人乍富，見物不見人。」核心問題是沒讀懂歷史唯物主義，不重視人。我認為關鍵的是目中無「人」。我認為不會外語可以當攝影記者，不會照相也可以當攝影記者，但不會採訪不行 。攝影的功力，本在攝影之外。在別人都講攝影的時候我講通訊，我的bp機是1987年我自己掏錢買的，我把心思都用在了通訊上。而當別人開始考慮通訊，我又把心思都用在了開車上，也就是交通。當別人都有駕駛執照時，我的駕照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二級坦克駕駛員」，所以我能和以色列、伊拉克的坦克兵混到一起。曾：說到攝影採訪，大家都認為與被攝者的相處，是你的最大強項，我在《中國記者》上看到過你撰文介紹怎麼拍到毛主席的外孫當服務員，給我的印象你好像使用了一些手段，將你的真實意圖隱藏起來，我想這是一個涉及到怎樣與拍攝對象相處，尊重被攝者的職業道德的問題。唐：這裡有一個法律和道德的矛盾統一。我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是，第一、我是新華社僱員，新華社下命令要我設法拍到毛主席的外孫在亞運村當侍應生，我必須在限定的小時內拿到這張照片，我是完成新華社「黨和人民交給的光榮任務。」第二、整個亞運村派了一堆記者，但所有人都走不通。可亞運村碰巧有我同學，大學四年的同屋，還有北京市公安局辦公室主任，西城刑警隊的哥們，還有我的追星族，這些人都是我朋友，是一個合格記者多年經營的寶貴財富，是成功的必要保障。第三、我借著拍「和平團結友誼進步」的機會，拍了幾卷照片，斷定其中有毛的外孫。一直到我拍完，實際上沒有任何人告訴我誰是毛的外孫。我是根據自己的判斷，在四個人當中他應該是毛的外孫。直到全拍完，機器收起來，我問，這是不是毛的外孫。這是靠我自己知識的判斷和我以往的為人，公安局不抓我，保安不逮我，而且這小孩可以和我聊到一塊，我始終沒有欺騙過任何人。那一座樓多少服務員，我想盡一切辦法，這個長相不成，那個高了，那個又矮了，所有標準都符合的就是他。我在採訪的時候就像所有的攝影記者一樣，用專業的眼光嚴格篩選，把沒必要的篩選到取景器之外。我只不過是不僅用我的取景器，而且用我的哲學理念篩選，其實取景器就是你的世界觀。那個小夥子，所有人身上都有牌就他沒胸牌那他就可疑，而且他的體態象江青，這都是我的判斷，要是現在的孩子根本不知道江青什麼樣，他拍不了這個，分不清誰是誰，四個亭亭玉立的小夥子站成一行，就有人告訴你他就在這兩層里，兩層是8個服務員，我能從8個中識別出他來，我敢把相機中的2個反轉片都用在他身上，所以就像有職業軍人說我如果打仗我照樣是一個好軍官，我知道把我的火力全用在哪個突破口上，我不會像年輕的記者把所有的東西都拍一遍，然後回來挨著個的審，我其他都不拍，我就看準這個人了。最後，這張照片對被攝者沒有任何負面影響，沒有造成對任何人的任何傷害，我們現在還是朋友，我在書里也寫過這個故事。不久前，許延濱將軍請客，我還和李訥坐在一張桌子上，李訥大姐告訴我效之畢業後自己辦公司。我沒有因為給新華社發稿就傷害朋友。我還拍攝過毛新宇結婚，這類事件連新華社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因為我和我的採訪對象是好朋友。（四）"我記得尤金·史密斯的一句話：『我的名聲已夠我用幾輩子，我看不起那些被裝在小框框中掛在牆上被稱作藝術品的小玩藝。『我可以用我的新聞眼看到文獻，我認為這才是攝影記者最絕的東西。"曾：你怎樣決定拍或不拍？唐：我覺得好玩，一是視覺趣味性，第二是思想性，如果僅有趣味性無思想性我不拍，僅有思想性無趣味性，那適合文字表現我也不拍，既有思想性又有趣味性我才拍。但經常有許多很好的題材我下不了手，一類是很美好的，如美女，特別可愛的那種，我總不好意思靠近人家；再一類就是特別悲慘的，看著別人的痛苦，我不忍心掏出相機。曾：在你拍的照片裡面，你能把它分成幾類？也就是說你拍的照片是否都是新聞照片？唐：當然我拍的都是新聞照片，而且大多是不可重複的，是現場新聞事件照片。因為我是通訊社攝影記者，為新聞而生。我的照片都有兩個意義，第一新聞價值；第二是文獻價值。所以我的照片可以賣兩次，第一次是新聞照片，第二次是文獻照片。所有的照片都有文獻價值，但我所說的文獻價值除了它表面的文獻價值之外還有深層的文化內涵。我個人以為我的每一張照片都很珍貴，我的每一張底片耗費的也不僅是金錢，還有時間、精力、機會、還有生命……海灣戰爭……都是花多少錢都不可能重複的。有人批評我的照片是虛的，這很有道理，我應該檢討。首先，有關當局嚴禁拍照，人家不讓拍，我哆里哆嗦照一張扭頭就跑，但畢竟有一虛影。其次是我的攝影技術不過硬，還有我的心理素質差，在危險場合心跳過速。第三就是我的視力有問題，右眼在大學踢球受過傷，而且雙眼都是高度近視。我的照片不可能和那些美麗照片相比，所以我從不參加任何攝影比賽，因為我知道那都是美麗的大比賽，我不可能有戲。我也不習慣。曾：能具體說一下你為什麼不參加攝影比賽？唐：我記得尤金·史密斯的一句話：我的名聲已夠我用幾輩子，我看不起那些被裝在小框框中掛在牆上被稱做藝術品的小玩藝。我可以用我的新聞眼看到社會的文獻價值，我認為這是攝影記者絕頂重要的東西。之所以參加攝影比賽無外乎獎金，或者榮譽。我生活簡樸，不需要奢華的享受，不唱歌、不跳舞、不洗頭、不按摩……對錢的需求不十分迫切。榮譽就是名聲，我的名聲已經夠我用3輩子半，我還在意它幹嘛。儘管我沒得過獎可倒沒少當評委，這得感謝攝影界的同行們海納百川，提攜後進，給我這樣的不成器者一席之地。當然，我還得再次承認我的照片確實臭，不適合登堂入室。我只希望我的照片能夠給我寫的書配插圖。所以我總是慫恿我的朋友多寫東西，他們也確實寫出比我好的東西。比如陳雄。還有好多人肯定能寫出比我更好的東西，比如劉占坤哥。他的天賦極高，只是他把精力都放在拍照上了。我曾經和陳雄商量過，一旦坤哥拿起如椽大筆，我們倆就捲鋪蓋走人。曾：不過，我們的一些評委，特別是一些被邀請來當評委的外行們，當你的投子壓上去實際上是對其他照片的不公平。說到評選，我又想到一點，今年春天我應邀作為觀察員觀看了一個全國性的新聞攝影比賽，有幾位評委來自國外的新聞媒介，看了他們對照片的評選，我以為新聞攝影評選既不是評新聞也不是評攝影，實際上是評選怎樣用攝影這種媒介表達新聞。唐：您這裡講的「外行」當評委首先就包括我，我頂多充其量也就是個大陪審團添頭。我只是以我一貫的認真作風小心翼翼地投下我經過大腦感悟的判斷。至於是否公平，我真沒想過。我可能更注重評價記者的行動價值，評這件新聞照片後面的艱難程度，還有對人類進步的人文價值。羅伯特·卡帕哪張照片得獎了，沒有得過，卡帕一生沒有得過獎，卡帕是一種精神，他留下的不僅是一部戰爭史，更是一種精神，一種永遠不停息關心人類的精神。曾：尤金·史密斯特別看不起獎，但是他的後人卻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個獎，叫尤金·史密斯紀實攝影獎，有紐約icp（紐約攝影中心）評選頒發，挺有諷刺意味。還有一個問題，你給人的印象好像是不太重視攝影技術。唐：我認為我太重視攝影技術了，我在1984年就在《大眾攝影》上分析過鏡頭有11種介面。我是為了得到攝影而放棄攝影。你可以設想一個走單兒的記者一個人開24小時沙漠路，層層進入之後，不可能要他像一個坐著賓士來的皇家攝影師，四平八穩地拿出鏡頭前後左右圍著卡扎菲轉打轉，再找出一個什麼瞬間。不用說你還得文字採訪，而保鏢允許你拍照的時間可能就是那麼幾分鐘。我見過優秀攝影師拍的卡扎非肖像，而我是新聞攝影記者，「新聞」在前「攝影」在後。我拍攝的不是和平退休的卡扎菲肖像，而是聯合國開始制裁時的利比亞最高元首。曾：那你覺得攝影師和攝影記者的差別在哪裡？唐：攝影師以攝影為第一。我是新聞攝影記者，我以新聞為第一，攝影第二，這兩個都沒有了，我還要把事件記錄下來。曾：問你這個攝影技術的問題，是因為你對許多年輕人影響很大，特別是在校的學生，有一大批年輕人是因為想當唐師曾，進了新華社，或者是開始學新聞攝影，對他們你有什麼告誡。唐：他們應該學我做人的態度，而不應該學我的具體職業，比如我認真，昨天晚上我在電腦前錄入到"en-us">12點，今天早上我5點鐘就開始工作了。我對每一件工作都盡量認真。不屈從於利益。你看我去做一個電視節目，好像隨便說說，但我在幕後付出了幾倍的勞動。(本文系曾璜和唐師曾酒後閑聊。由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研究生任悅同學記錄整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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