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0日10:16看歷史-楊東曉[導讀]強國、和平、統一、共和、民主、法治……這些至今仍熠熠生輝的名詞，裝飾著總統們華麗的誓詞，也裝飾著民國的夢境。然誓言歷歷在耳，承諾卻屢屢成空。「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目錄：孫中山： 理想主義者的治國困局孫中山誓詞：「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中華民國元年元旦。」袁世凱：搖擺中的共和在清帝退位後第二天，袁世凱即通電南京臨時政府贊成共和：「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之所公認。今由帝政一躍而躋及之，實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國無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為帝政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黎元洪：法與刀在給北洋恩師薩鎮冰的私信里，他如是表白：「誰無肝膽？誰無熱誠？誰不是黃帝子孫？豈甘作滿族奴隸而殘害同胞？洪有鑒於此，識事體之大有可為，乃誓師宣言，矢志恢復漢業，改革專制政體，建立中華民國。」此後，他也果真一力維護法統，棄專制而向共和。馮國璋：「和平統一」夢1919年12月28日，馮國璋因傷寒在北京逝世。臨終前，馮國璋遺言：「和平統一，身未及見，死有遺憾。」他至死仍不能釋懷的依然是國家的和平統一。徐世昌：武夫時代的文治夢想以文人總統倡行「文治主義」，而在武人專政、南北紛爭的現狀中，曾被目為「東洋和平的一線光明」，「各國國民的真正親善種子」。曹錕：賄選與穢憲以賄選上位的曹錕，試圖以頒布第一部《中華民國憲法》而法統重光。然而，多年之後，毛澤東反問：「憲法，中國已經有過了，曹錕不是頒布過憲法嗎？但是民主自由在何處呢？」蔣介石:一生未完的民主課在蔣介石最初的就職承諾中，「民主」出現了20次，超過了 「憲法」、「民生」、「人民」，甚至他最關心的「戡亂」，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詞。但最終的結果顯示，他一直在奮鬥，但從未懂民主。李宗仁：「末代總統」的三個願望李宗仁在上台之初給了自己三項重大任務：一是和談；二是謀求「體面的和平」，同時要在內部進行民主改革，獲得民眾支持；三是尋求美國幫助，穩定通貨膨脹。但直到他的「代總統」職位結束，這三個願望一個也沒能實現。————————————————————一，總統的誓言之孫中山：顛覆滿洲，維護共和1912年1月1日，孫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首期臨時總統，誓曰：「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這誓言，距今已然百年。也正是由此，民國開啟了它命運多舛的歷程。總統的誓言，不應當僅僅看作是一種個人承諾，更應該是看作他所代表的國家政權對國民的承諾。由孫文開端，歷任民國總統無不給國民許下了莊嚴的承諾。袁世凱在誓言中，要「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黎元洪在誓言中，要「嗣後一切設施，自應謹遵法律辦理」；馮國璋在誓言中，要「府院一體，內外同心……但求利國，不計其他」；徐世昌在誓言中，要「適用民生主義，悉力擴張實業」；曹錕在誓言中，要「以法治為根基，以守法為要議」；蔣介石在誓言中，要「向真正的民主而學習」；而李宗仁，這位生不逢時的「代總統」也同樣做出了「進行民主改革，獲得民眾支持」的承諾。強國、和平、統一、共和、民主、法治……這些至今仍熠熠生輝的名詞，裝飾著總統們華麗的誓詞，也裝飾著民國與國民的夢境。然而，誓言歷歷在耳，承諾卻屢屢成空。「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這是時人對時局的悲諷之議。屢屢成為空頭支票的誓言，最後變成民國動蕩的政治現實。「我不否認我們中國是憂患重重，我更不否認我們建國前途，是十分艱巨，民主的基礎條件，還是薄弱。但是時代的力量，已使我們向民主憲政前途里程碑邁進了一大步，儘管橫在面前的還有洶湧的波濤，而我們必須邁步前進，則是任何困難所不能阻撓的。」這是1948年5月20日，蔣介石就任總統時的誓詞。而此時，他應該已經知道，這個時代已在棄他而去。那些華麗的誓言，在現實中已成鏡花水月，它們的主人，在歷史中也只是過往一客，但這個國家，仍將向著誓言前行。轉播到騰訊微博
1924年，廣州陸海軍大元帥府大本營，孫中山在閱讀文件的情形。圖/FOTOE強國孫中山誓詞「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孫中山： 理想主義者的治國困局顛覆滿州專制既成，而「圖謀民生幸福」，於民國第一任總統則是一個更大的難題。民國之難建，民主之難行，民生之多艱，讓孫文不得不考慮「舊經驗、舊手段」。清宣統三年(辛亥年)陰曆十一月十三日，上午11時，滬寧線上海站在禮炮聲中開出一趟花車專列，火車上掛滿了象徵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這是程德全、宋教仁為即將誕生的中華民國設計的國旗。專車經蘇錫常各站時，都有上千組織起來的民眾高呼著「共和萬歲」、「總統萬歲」列隊迎送。下午5 時，車到南京下關，政學軍商以及各國駐南京領事早已在車站等候。車上被眾人簇擁的那位剛由美國經英、法等國以及香港，從上海入境的男子緩緩走下車來，炮台、軍艦同時鳴炮二十一響。孫文，他將開啟民國紀年。 改朝換代這是改朝換代的一天，公元1912年1月1日。是夜10時，孫文已來到如今的江蘇省政協大廈，這裡曾是朱元璋的「漢王府」、太平天國「天王府」、兩江「總督府」，從1912年元月1日開始，又成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駐地。這裡已被定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數百位各省及海陸軍代表，在昂揚的軍樂聲中觀禮，孫文就在這種西方式的歡慶氣氛中，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一期臨時大總統。沒有穿中國式的長袍馬褂，孫文身著長長的燕尾服般的西式禮服宣誓如下：「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中華民國元年元旦。」這一段極短的誓詞，成為「中華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極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嶺」(唐德剛《民國前十年》)。從這天午夜起，中國數千年「帝制」的政體模式，開始轉入「民治」時代。誓詞的第一句繼續了他1894年在檀香山茂宜島募款組織興中會時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這項任務看來就要達成了。全國22個省，已有17個省通電起義 脫離清政府。而「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這句誓言則要艱難得多，民國之難建、民主之難行、民生之多艱，這位在海外時間多過在中國的理想主義者孫文馬上就要一一面對。轉播到騰訊微博
20世紀初，宋慶齡和孫中山的合影。 無米下鍋就在就在的頭一天，1911年12月31日夜，他對助他反清的興中會成員日本人宮崎寅藏說，「你能給我借上500 萬元嗎？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總統了但卻身無分文。」(李菁《天下為公：孫中山傳》)1 月8 日，他便開始了舉債建國的艱難行程。這一天，他批准發行了1億元的中華民國軍需公債，然而臨時政府剛成立一周，中國人還不明白大清帝國與中華民國有何不同、皇上和總統有何區別，這種國債尚無法取信於民，因此幾乎沒有什麼人願意購買。而在此前16年的時間裡，給了孫文無數錢財當經費的華僑們，口袋裡也快掏空了。從1911年10月至1912年初，他們又約捐款240萬港元。但這些款項大多匯往閩粵僑鄉，而不是南京政府。中華民國這第一筆公債最後只賣掉7%。不要說建國所需，就是對於政府一年的開支也是杯水車薪。按照實業總長張謇的預算，臨時政府一年的財政支出包括軍費、中央行政、外交經費、其他共2 億兩；而海關稅、鹽稅、江浙粵給中央的補貼最多不過1億出頭，還有8千萬兩的財政空缺——最嚴峻的是，正在與北方割據力量抗衡的軍隊如何養？儘管財力匱乏，但革命軍寧肯沿著寧滬線行軍，也不去無償徵調本可利用的、歸列強經營的鐵道和火車；革命黨的資金捉襟見肘，卻不干預用於支付外債及賠償賠的關稅徵收。這是近代史上少有的溫和起義，它是由一群知識分子領導的，這群知識分子的組織者和頭領孫文，以多年來在借力海外的經驗告訴自己，沒有外國人的支持，他們在中國任何事也幹不成。然而這一次，外國人只宣布中立，沒有一個國家給他資助。轉播到騰訊微博
2009年02月10日， 南京，國民政府辦公樓中的國務會議廳，懸掛有孫中山畫像和其手書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橫幅。 借貸無門人稱「孫大炮」的孫文，素以極具鼓動性的演講聞名， 16年來，憑著他激情澎湃的演講，在海外華僑中間不止一次地募集到各次起義所需的款項。正因此，他在上海登岸時，岸上的人就有一種戲劇化的期待。清廷沒錢了，隆裕太后知道，但全國人民不知道，而孫文沒錢，卻無人知道，所有人都認為他帶回了巨額資金。但孫文卻再一次充滿激情地對中外記者宣稱：「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但是，現在既已建國，公債發行失利後，孫文也只能將眼光投向曾經多次資助過他反清的日本。多年來一直支持孫文的日本三井物產會社提出了用大冶鐵礦換貸款的條件，而日本政界胃口更大，開出以「轉讓」滿洲換貸款的協議。日方對漢冶萍公司的慾念使孫文不寒而慄。為了發展日本國內的重工業，日本曾13次向漢冶萍貸款。此次，當日本東京三井物產會社常務董事山本條太郎，向日本外相及首相徵求意見時，日本當即決定以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為條件，貸款500 萬日元給南京臨時政府。就在孫文就職一周那天，一份《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契約書》送到孫中山和黃興手裡。最主要的條款是中日股金各半，股權相同。漢冶萍公司創辦人盛宣懷立即受到來自南京政府以及日本的共同施壓，精明的盛宣懷於1 月29 日審閱草約時，將第十條中的「以上所開新公司華日合辦，已由中華民國政府電准……」中的「已」字改為「俟」字。一字之差雖然避免了南京政府的尷尬，但一直秘密進行的交易還是被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披露了出來。結果輿論迫使孫中山廢約。他回復章太炎的質詢時寫道：「此事弟非不知利權有外溢之處，其不敢愛惜聲名，冒不韙而為之者，猶之寒天解衣付質，療飢為急。先生等蓋未知南京軍隊之現狀也。」1912 年2 月3 日，日本財界、政界代表森恪與宮崎寅藏、山田純三郎在拜見孫中山時毫不掩飾地提出轉讓「滿洲」的問題，這是孫文、黃興在萬不得已通過輪船招商局以局產為抵押向日本借款1000 萬日元時碰到的最大尷尬。究其原因是早在1898年，化名中山樵的孫文在東京拜訪內田平良，提出「原來吾人之目的，在於滅滿興漢，至革命成就之曉，即令滿蒙西伯利亞送與日本亦可也。」那時的孫中山一心地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認為滿洲並不是中華之地。但時至1912年，臨時大總統對12年前的觀點已有變化。而最為逼迫的他則是：如果在陰曆年底得不到1500 萬元，就只有把政權讓給袁世凱。而孫文的革命同志中間，也有人開始動搖了對他信任，有人認為他不切實際、理想主義，嚴復則認為他「粗率」。為了刺激美國採取一些資助，孫文將與日本的談判披露了一點給美國人，但美國這次卻不為所動。所以，對日本談判不得不危險而謹慎地操作下去。日本尚在期待進一步獲利的同時，英美各方看到日本撇開了盟友自顧自地發財，大為不悅，於是為著自己的利益，共同出面阻止了貸款談判。國內外的壓力，終於廢掉了日後會造成更大麻煩的貸款條約。但孫文，則不得不考慮如何讓這個新生共和國生存下來的其它途徑了。轉播到騰訊微博
2009年4月27日，孫中山先生的巨幅畫像亮相北京天安門廣場，迎接「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到來。當日，遊客們紛紛在此高興地拍照留影。圖/CFP 辭職讓袁窘迫的財政危機只是這位臨時大總統所遇困窘之一，更為嚴峻的是政治形勢。孫中山不得不重新掂量自己下船時宣稱的「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言論了。治國一月，種種艱難局面讓他深感非得具有「舊經驗、舊手段者不可，而袁總統適足當之」。 十多年來以「驅逐韃虜」為要務的孫文，雖然一直在思考「建國方略」並系統地構思過未來中國的方向，但是對於建立和鞏固政權卻毫無經驗，所謂秀才遇到兵，孫文這樣的洋翰林，怎能斗得過訓練新軍、掌握北洋六鎮的袁總理呢？這並非孫文一人所想，也同樣是不少初掌政權，力不從心的革命黨人的想法。於是，請袁世凱出山，以總統職位換取民國生存，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思路。《民立報》的讀者早在1912年1月6日就獲悉了孫文就職的第二天給袁世凱的電報，孫文表示「於議和之舉，並不反對」，還聲言「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推功讓能，自是公論」。10天後的1月15日，南方革命軍的議和代表伍廷芳接到孫文電報，「如清帝實行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而這位被孫文認作應該首推的袁氏，看上去很有耐心，一周都沒有給南方任何迴音。於是，伍廷芳又收到孫文電報，命其將議和的最後解決辦法轉告袁世凱。那就是「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時知照駐京各國公使，電告民國政府，現在清帝已經退位，或轉飭駐滬領事轉達亦可。二、同時袁須宣布政見，絕對贊同共和主義。三，文接到外交團或領事團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後，即行辭職。四、由參議院舉袁為臨時總統。五、袁被舉為臨時總統後，誓守參議院所定之憲法，乃能接受事權。」(《總理全集》「文電」)。這就是民國政府無奈地向袁氏攤出了以政治妥協換取共和國體的底牌。孫文亮出底牌近一個月的時間裡，袁的態度仍不明朗。怒不可遏的孫文再一次致電伍廷芳時，命其揭露袁世凱在議和過程中的陰謀，並怒斥袁世凱為「民國之蠹」。一個「和」字之下，孫文在催，而袁氏在等，以靜制動。然而歷史就在此時發生了一系列緊鑼密鼓的急轉彎。宣統帝溥儀2月12日下詔退位。就在孫文拒絕日本對於「滿蒙」要求11天後的2月14日，臨時參議院接到孫文的辭呈並推薦了袁世凱。孫文結束了自己45天的臨時大總統之職。15日，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在南京以全票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第二期臨時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屢請不就的袁氏本不願做革命黨的總統，他希望承清廷之命，召集國會來選舉他為總統。可是隆裕太后沒有走出袁氏心中最完美的這步棋。袁世凱於是也通過時下最時興的方式「通電」全國，接受了革命党參議院的選舉結果。孫文的辭職咨文中寫道：現在「清帝退位、專制已除，南北一心，更無變亂」，「本總統當踐誓言，辭職引退，速舉賢能。」譚人鳳和《民立報》館於17日，收到孫文對於讓袁的解釋，孫文認為「建設之事，自宜讓熟有政治經驗之人」「吾黨不必身攬政權」。 鞏固民國如果說孫文和他的臨時政府的任職內，前45天為「驅逐韃虜」而殫精竭慮，那麼在他解職後袁未到崗的45天里，就是在為維護共和政體給袁設局。3月10日，袁世凱如願地在他最熟悉的、根基穩固的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在京郊不遠處的農民聽說，又換上一位新皇上，袁皇上。共和，在這個四萬萬人口的老大帝國、亞洲第一個共和體制的中華民國還是一個生僻的詞。革命黨人對孫文的讓位不無意見。2月9日下午，一位湖南籍的參議員在參議院審議臨時約法草案時，透徹地表達了一個有代表性的看法：「現在滿清的君主專制雖然已經推翻，但是我們把建設的事業，委託他們官僚，他們能夠厲行我們黨的主義，替人民謀福利嗎？」二，總統的誓言之袁世凱：發揚共和，滌盪專制[導讀]共和還是帝制，始終是擺在袁世凱面前的兩條路。他以共和夢始，以帝制夢終，這不僅是一個人的悲劇，更是一個國家的悲劇。轉播到騰訊微博
袁世凱，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曾是北洋軍閥的領導人，在辛亥革命，成為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圖/CFP共和袁世凱誓詞「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達國家於安全完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此志願，率履勿渝。俟召集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辭職，謹掬誠悃，誓告同胞！」袁世凱：搖擺中的共和本刊記者│何書彬共和還是帝制，始終是擺在袁世凱面前的兩條路。他以共和夢始，以帝制夢終，這不僅是一個人的悲劇，更是一個國家的悲劇。1912年2月12日，外有革命黨施壓，內有袁世凱逼宮。隆裕太后和清帝頒詔退位。退位詔乃是立憲派領袖張謇所擬，其中說到：「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袁世凱審閱過詔書，又在末段增了一句：「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延續兩千多年的帝制嘎然而止，中國進入共和時代。 誓詞在清帝退位後第二天，袁世凱即通電南京臨時政府贊成共和：「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之所公認。今由帝政一躍而躋及之，實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國無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為帝政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2月14日，孫中山正式辭掉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並舉薦袁世凱；2月15日，南京參議院全票選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至此，清廷和南方的革命黨人都把政權交給了袁世凱。袁世凱興緻勃勃，2月16日下午，他把海軍上將蔡廷斡叫至官邸，讓蔡為他剪辮子。（芮恩施《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然而在僅僅兩天前，蔡廷斡還在抱怨袁世凱太「頑固」，他對《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里循說：「袁世凱討厭至極，他連辮子都不肯剪掉。」（莫里循《清末民初政情內幕》）。等到袁世凱的辮子一掉，蔡廷斡就把這個「獨家消息」告訴了莫里循。袁世凱的副官唐在禮目睹了整個剪辮過程，他觀察到：「在剪的時候，袁自己不斷哈哈大笑，談話中顯出異乎尋常的高興。」（唐在禮《辛亥前後我所親歷的大事》）這種極其開心的表現，在袁世凱的一生中都非常少見。3月10日下午3時，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儀式在北京石大人衚衕前清外務部公署舉辦，袁世凱宣誓效忠民國：「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蘄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志願，率履勿渝！俟召集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解職。謹掬誠悃，誓告同胞。」蔡元培代表南京參議院接受袁世凱的誓詞並代孫中山致祝詞。袁世凱謙虛作答：「世凱衰朽，不能勝總統之任，猥承孫大總統推薦，五大族推戴，重以參議院公舉，固辭不獲，勉承斯乏。願竭心力，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華民國成強大之國家。」早在革命黨人與清廷相持不下時，黃興就以南方民軍司令的名義致電袁世凱，把袁比擬為中國的華盛頓。如今帝制既倒，共和初建，時人對袁世凱更是倍加推許。1912 年5 月，有記者問孫中山：「先生讓總統之位與袁世凱，是由於個人之意乎？抑以為如此更換更有益於國家乎？」得到的答覆是：「兩者皆是。因袁君鼓動共和久矣。」轉播到騰訊微博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幣，印有袁世凱頭象。 約法在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同時，袁世凱也不得不經受時人質疑的目光。時任美國駐華公使的芮恩施這樣描述袁世凱的剪辮：「蔡將軍用力一剪，就把袁世凱變成了一個現代人。但是袁世凱的內心並沒有從此發生很大變化。」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儀式上，當時以記者身份在場的梁漱溟即覺得袁世凱對如此莊重的典禮根本不重視，「既不蓄鬚，亦不修面，著軍人舊服裝，殊欠整潔，顯然蔑視此一重大典禮」；莫里循對此也有著類似的記錄：「袁世凱入場，像鴨子一樣搖搖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體態臃腫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帥服，但領口鬆開，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領口上，帽子偏大，神態緊張，表情很不自然。」袁世凱則很快感受到臨時大總統之棘手難當。1912年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凱就職臨時大總統的第二天，孫中山在南京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採用法國式責任內閣制，袁世凱遂依法於1912年3月13日任命唐紹儀為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並負責組閣，外交、內政、陸海軍、財政和交通等實權部門均由陸征祥、趙秉鈞、段祺瑞等袁派人物一手控制。這本來堪稱袁世凱的私家內閣，但從唐內閣成立的那一天起，在用人、財政、遵守《臨時約法》規定的總理附署權等問題上，袁、唐二人就不斷發生衝突。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大總統雖為國家元首，但由於實行責任內閣制，內閣代元首對國會負責，大總統就成了空有其名而無權的虛職。於是袁為抓權，唐為履職，二人爭個不休。袁派的總長們在請示時則都是直接找總統，如財政總長熊希齡在與六國銀行團交涉外債時就幾乎事事請示總統，而目無總理。錢借到了，指派用場，總統照例不顧總理。唐紹儀的內閣總理干不下去，只好辭職。但是，袁世凱的苦衷比唐紹儀一點都不少，在就任臨時大總統一年後，他在一份文件中「謹述甘苦」：「為國民一言：夫用人實行政之本，而國務院為大政所從出。本大總統為國擇能，尤深兢業，遵據《約法》，必須求同意於議會……而國會紛爭，議案叢脞，累日不能決一條，經月不能頒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國家作用，一旦不能滯停，政府措施，觸處動成違法。以雲責任，更安取裁？」什麼事兒都辦不成，讓袁世凱對《臨時約法》的意見越來越大，他開始嚮往「無論政體如何解決， 總期權操自我。」（《張廣建致郵傳部電》，《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4期）南方的激進革命黨人一直在檢舉袁世凱有「帝制自為」的野心，唐內閣倒台後，眼見著袁世凱開始超出《臨時約法》規定的範圍攬權，這種質疑的聲音更為明顯。袁世凱則在1912年6月24日發表公開電為自己辯護。「當共和宣布之日，即經通告天下，謂當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見於中國。就職之初，又復瀝忱宣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孫中山此時也為袁世凱做解釋：「故余信袁之為人……見天下事均能明徹，而思想亦很新。不過做事手腕稍涉於舊，蓋辦事本不能全采新法。革命起於南方，而北方影響尚細，故一切舊思想，未能掃除凈盡。是以北方如一本舊曆，南方如一本新曆，必新舊並用，全新全舊，皆不合宜。……故袁總統今日實處於嫌疑之地位，作事頗難，其行政多用半新舊之方針。新派以其用舊手段，反對者愈眾，其今日欲辦之事，多方牽制，誠不易於措施也。」（孫中山《在上海國民黨歡迎會的演說》1912.10.6） 搖擺外界對於袁世凱的質疑並非完全是捕風捉影，做了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對於共和制的興廢，的確正處於搖擺之中。1912年秋天的一天，顧維鈞在向袁世凱報告了他和英國公使關於西藏問題的會談情況後起立告辭，但袁世凱讓他稍待，要和他談話。袁世凱提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共和國，像中國這樣的情況，實現共和意味著什麼。顧維鈞就說，共和這個詞的意思是公眾的國家或民有的國家。但袁世凱認為中國的老百姓怎能明白這些道理，當中國女僕打掃屋子時，把臟物和臟土掃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關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潔，大街上臟不臟她不管。顧維鈞就說那是自然的，那是由於她們無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們也一定愛好自由，只是他們不知道如何去獲得自由，那就應由政府制訂法律、制度來推動民主制度的發展。袁世凱就問，那會需要多長時間，不會要幾個世紀嗎？顧解釋說時間是需要的，不過應該用不了那麼久。「我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顧維鈞在回憶錄里說，「我提這段談話的意思是想說明袁世凱不懂得共和國是個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共和國為什麼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體優越。他的統治越來越趨向恢復帝制，保持舊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國需要什麼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來他根本沒有實現共和或民主的願望。」對共和制不了解的又何止是袁世凱呢？孫中山對此也只能感嘆說：「今中國國民四萬萬，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義，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謂多。」全國上下唯有一片抱怨之聲。人們發牢騷說共和政體讓社會崩潰，「民國不如大清」，就連報章上也開始鼓吹說「共和政體不合國情」。轉播到騰訊微博
清朝時的新軍操練。圖/FOTOE 獨裁如何說之前袁世凱對共和政體還是尚存疑問，那麼，在「二次革命」過後，他就愈發覺得共和制不適於中國了。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3月23日，孫中山從日本趕回上海，一怒之下，不待法庭審理宋案，即開始興兵討袁，民國打響了第一次內戰，雙方交鋒不足三月，「二次革命」即煙消雲散，孫中山逃亡日本。袁世凱則在1913年10月10日就任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當天著名記者黃遠生看到的是一個志得意滿的袁世凱，他「精神甚矍鑠，音吐甚朗，軍服燦然」。不過袁世凱正在把他共和誓詞甩到一邊。在場的國會議員韓玉辰清晰地記得，袁世凱竟然不是到國會去宣誓就職，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舉行就職典禮。念誓詞「余誓以至誠，遵守憲法，執行大總統之職務，謹誓」時。「袁先高聲讀『余』，繼讀『誓以至誠』，其聲微弱幾不可辨，又高聲讀『執行大總統之職務』，洪亮有力，讀『謹誓』二字，聲復低沉。」時未期月，袁又在11月4日發布解散國民黨令，之後又解散國會。袁世凱向芮恩施解釋他為何這麼做：「這個國會並不好，因為它大部分是由缺乏經驗的理論家和年輕的政客們組織起來的。他們要干涉政府，也要使一切事情都通過立法手續。他們真正的任務是要通過一部永久性的民國憲法，但是他們在這方面沒有取得任何進展。」袁還對芮恩施以很當真的口氣說：「我們傳統的習慣和你們西方的根本不同，我們的事情非常複雜。我們不能穩妥地運用你們抽象的政策觀念」。他接著做了一個比喻：「中華民國是一個非常幼小的嬰孩，必須加以看護，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用那些西醫所開的烈性藥物。」芮恩施在他的使華手記里寫到，袁世凱一直在「津津有味地重複說著這個比喻，目光炯炯地在我和其他客人方面搜索著同情或保留的表情。」袁世凱一步步走上了從終身大總統到皇帝的獨裁道路。 1914年5月1日，袁世凱正式廢除了《臨時約法》，公布《中華民國約法》，人稱「袁記約法」，共10章68條。該約法規定大總統任期改為10年，不限制連選、連任，並可推薦「接班人」，使袁世凱成為終身總統，還可以傳子。但又何止袁世凱開始心儀獨裁呢？二次革命後遠遁日本的孫中山痛定思痛，總結失敗原因，認為自從同盟會被改組為國民黨之後，蛇龍混雜，紀律全無，不堪當革命大任，必須毀黨造黨，於是他開始組織「中華革命黨」，每一黨員入黨時，皆須各立誓約，加蓋指模，聲明犧牲自己，服從孫先生為唯一領袖。此舉當時即招致多方非議，認為這將造就一個極權政黨的獨裁黨魁，但是孫中山分寸不讓，還訓導「同志」說：「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袁記約法」則取消了立法機關對大總統的彈劾權、國務員對大總統發布命令的副署權。規定「大總統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至此，袁世凱的兩次就職誓詞都已煙消雲散。接下來的事情世人皆知：袁世凱來了一場失足的皇帝夢。他為此起了一個「洪憲」的年號，意為「偉大的憲政時代」，但是迎接他的是眾叛親離，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孤獨和懊悔中去世，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在昏厥復甦之後，微息微嘆之間，向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說：「他害了我。」「他」是誰？世人只能猜測。無人能收拾袁世凱留下的爛攤子，中國進入軍閥混戰時代。1913年，當芮恩施初到中國的時候，他對共和在這個國度的紮根還保有信心，「中國有著可供民主種子生長的肥沃土地，但是五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毀的。中國畢竟是一個古老的君主國家，而共和政體卻是相當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現在仍然處於調整的時期。」但是當他觀察到中國曆年來因這些「調整」而經受的痛苦和迷茫之後，在1919年離開中國前，他已經換了一種心境，在《使華手記》里憂心忡忡地寫道：「倘使中國現在在信心上感到失望，那麼，它在精神發展和政治發展上的這種幻滅的後果將是災難性的，而我們在太平洋彼岸將看不到一個和平的工業化的並同情我們理想的國家，面對的卻是一個受著殘酷控制的實利主義的龐大軍事組織。」三，總統的誓言之黎元洪：誓與民國相始終[導讀]在他充滿戲劇性的一生中， 黎元洪的兩任總統皆在失敗中結束，但仍然不失為他個人的閃耀時刻。但對於民國，則是悲劇性的，黷武主義逐漸開始取代憲政，而國家也開始走向分裂。轉播到騰訊微博
世凱死後，產生了以黎元洪為總統、馮國璋為副總統、段祺瑞為國務院總理的北京政權。圖為段祺瑞的內閣成員：（右起）曹汝霖、劉冠雄、陸征祥、段祺瑞、錢能訓、段芝貴、朱深、傅增湘。圖/CFP北京城裡再次龍旗翻卷，唯有總統府仍然掛著五色旗。黎元洪及時發出通電：「天未厭亂，實行復辟。聞清室之上諭有『黎元洪奉還國政』之言，不勝驚駭。因思中華國體，由帝制而共和，根據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國民之託付，當茲重任，當與民國相終始，此外他非所知。特此電聞，以免誤解。」主筆│庄秋水1916年6月6日，正是端陽佳節。袁世凱因尿毒症去世，民國元首出現了短暫的真空。接著北京東廠衚衕副總統黎宅上演了一出好戲。一向對黎遠而敬之的總理段祺瑞，在總統府秘書長兼教育總長張國淦的陪同下，上門拜訪。丁中江在《北洋軍閥史話》里對這關鍵時刻做了一番活靈活現的描述。據說一路上段總理表情凝重，一言不發，讓張國淦如墜五里霧中，摸不清總理的意圖。到了東廠衚衕黎宅，張搶先進入內院向黎報告：「總理來了。」接著又倉皇地喘著氣說：「總統過去了。」接著主人坐在長方形楠木桌子的主位上，段、張分坐兩邊。段祺瑞忽然起立，向黎元洪三鞠躬，黎亦欠身答禮。禮畢，二人仍歸原座。段不開口，黎也不出聲，張更不敢講話了。 段臨走時向張交待說：「副總統方面的事，請你招呼！」張這才搶著問：「國務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說一面上了汽車，車子就開動了。丁中江認為，之所以演出這幕啞劇，是因段祺瑞發自內心看不起黎，畢竟清末他的官爵便比黎元洪高許多。如今袁世凱一死，卻要奉黎元洪為老大。只是護國軍以擁黎為旗幟，北洋一系內又各懷鬼胎，段祺瑞也只好暫奉黎元洪為總統了。次日上午10時，黎元洪便在東廠衚衕就職。他的總統就職典禮，可謂極為簡略。只有黎府門前懸掛著兩面五色旗，東廠衚衕的兩端停有十數輛汽車馬車外，才顯示出本宅有大事發生。典禮儀式即將舉行的客廳內，也只是臨時懸掛了幾面旗幟；廳北面放了一具屏風，庭中站了一隊軍樂隊，沒有前來祝賀的外國使節和各界精英。唯有段祺瑞及內閣閣員見證了這一時刻。10時10分，黎元洪穿著軍服在數名幕僚和軍官的簇擁下，來到廳中站在屏風前，向排列侍立的閣員鞠躬。各部長也向黎鞠躬三次，接著黎元洪發表了就職宣言，典禮便結束了。在這天，黎元洪又將繼任一事通告中外，再次表示維護共和國體和建設法治國家的願望。他在通告里說：「自惟德薄，良用競競，惟有遵守法律，鞏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國。」「自惟德薄 」，黎元洪還真是自謙了。章炳麟在《大總統黎公碑》里讚美他的純德遠超同時代的大佬們（自有純德，不由勉中，愛國懇至，不怵強大，度越並時數公遠甚）。不幸的是，他遇上了民國史上最強勢的段內閣；黎大總統柔軟的德性抵擋得住刀槍的寒光嗎？轉播到騰訊微博
黎元洪。圖/CFP 偶然黎元洪之就任大總統，似為連續的偶然機緣促成。1911年武昌首義時，他已經47歲，職位不算高，二十一混成協協統。他不是革命黨人，也非首倡起義的領導人，然而卻出乎意料地成了湖北軍政府首腦。廣為流傳的說法是，起義的新軍士兵從床底下把他搜了出來，用槍逼著他當了老大。在給北洋恩師薩鎮冰的私信里，他如是表白：「誰無肝膽？誰無熱誠？誰不是黃帝子孫？豈甘作滿族奴隸而殘害同胞？洪有鑒於此，識事體之大有可為，乃誓師宣言，矢志恢復漢業，改革專制政體，建立中華民國。」此後，他也果真一力維護法統，棄專制而向共和。如今，袁世凱因復辟千夫所指，倉皇死去，他又按照《約法》順位做了總統。他能當上總統，與辛亥年可謂異曲同工，在時人及後來人眼裡，這位為人忠厚的「黎菩薩」似乎撿盡了便宜。事實上，早在辛亥年四月，湖北革命黨人就討論過選定黎元洪來領帶新的革命政府，因為他能夠聯合這兩個互相競爭的革命集團。當日，黎元洪並未想到他以後還將承受由此帶來的歷史因果。而學者周錫瑞目光深遠：「確定黎元洪領導新的湖北軍政府，這恐怕是在武昌起義過程中做出的最關緊要的選擇。一直到1913年年終，黎元洪都控制統治著湖北，成了袁世凱在長江流域的重要同盟者。更重要的是，他創立了一種由軍界上流人物與紳士及官僚的支持者結合起來的統治方式。這種方式直接延續到軍閥時代。」（周錫瑞：《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在袁世凱時代，黎元洪是一個清高的帝制反對者。1914年初記者黃遠庸拜訪黎元洪，有機會在瀛台吃一頓副總統府的午餐。此時的黎元洪，事實上是袁世凱的囚徒。黃遠庸的報道字裡行間透露出，黎元洪除瀛台外，不能越雷池半步，甚至他的隨從僕役，出入府邸也受到限制。黎元洪對國家大事沒有決策權，每天唯有讀書練字，修心養性。堂堂副總統落得和傀儡皇帝光緒一般的命運。據他的副官胡人俊回憶，黎元洪讀書之際，突然會掩卷大放悲聲。但黎元洪「忍功」驚人 。這時候的北京城，不論是遜清顯宦，還是民國名流，多少人都被袁世凱網羅，獻媚爭寵，點綴昇平。黎元洪以「三無」──無智、無能、無為──善自掩飾、韜光養晦。為了拉攏他，袁世凱讓第九子做了黎家的女婿。袁世凱想當皇帝，曾數次試探黎元洪口氣。有次問他：「近來有許多人要我做皇帝。親家，你看怎樣？ 」接著馬上又表白：「這些人當然是胡鬧。」黎元洪回答說：「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親家如果做了皇帝，怎樣對得起武昌死難烈士。」（黎重光：《父親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後》）當袁世凱真的稱帝時，這個忠厚人表現出少見的剛烈。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登基成了中華帝國的皇帝。洪憲皇帝的第一道詔書，便是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數月前，黎元洪已經藉口夫人有病，要求搬離瀛台，無奈袁世凱出資十萬元，買下了東廠衚衕的新宅子。於是新朝的文武百官奉命前來黎邸祝賀。國務卿陸征祥宣讀賀詞後，一身便裝的黎元洪回答說：「大總統雖命令發表，但鄙人決不敢領受。蓋大總統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義之勛，故優予褒封。然辛亥起義，乃全國人民公意，及無數革命志士流血奮鬥，與大總統主持而成，我個人不過濫竽其間，因人成事，決無功績可言，斷不敢冒領崇封，致生無以對國民，死無以對先烈。各位致賀，實愧不敢當。」說完後，他轉身進了屋子，百官們只好默默離去。史學家唐德剛曾經惋惜袁世凱晚節不保，實則是「我國近代從極高度，甚或是已入化境的帝國制度，要轉入一個超英越美的，國家、社會兩得其平的後西方民主制度。則此項轉變，非有兩百年以上之慢慢磨練不可」。（唐德剛：《袁氏當國》）在這個轉型期，混亂、反覆在所難免。民國初年的亂局，確也曾讓不少醉心共和之人失望，曾是同盟會骨幹的孫毓筠、劉師培不也成了帝制擁護者了嗎！舊軍人出身的黎元洪為何一旦投身共和，便對君主制再無留戀呢？從性格上來看，黎元洪為人十分樸厚，這樣的人往往不容易暮四朝三，尤其他不願打破自己在民眾心目中「共和元勛」的形象；從經驗上來看，人常常會從不同的非政治的經驗中，獲得使自己在政治世界中立足和發展的技巧和洞察力，大概黎元洪深感帝制已經過時，任何想復辟的人都會成為國民公敵。一貫謹慎小心的他才不會冒這個險呢。轉播到騰訊微博
黎元洪舊宅，冷軍繪畫。 執法者難為當上總統的黎元洪，很快便體會到做一個旁觀的帝制反對者，比做共和和法治的執行者容易得多。南方的護國軍強烈要求大總統懲辦復辟帝制的「禍首」──袁世凱帳下的「十三太保」。但是「皇太子」袁克定不但自己毫髮無損，還請求從名單上劃掉兩員大將；北洋老大哥馮國璋也來電為段芝貴求情；李鴻章的侄子李經曦則替嚴復和劉師培說情。國民黨方面也要求特赦兩位黨籍人士。基於政治，基於人情，黎元洪都不得不答應，最後只得下令懲治楊度、孫毓筠、梁士詒等八人。這便是黎大總統要面對的現實：雖然北京政府是共和政體，立法、行政和司法也由法律予以區分，但實質上是各種關係網路構成的派系政治。「以廣泛的關係網為基礎，傑出的政治領導人在自己周圍集合成由能幹、忠誠、地位優越的人組成的派系。在共和憲法規定的不熟悉的社會中，領袖們越來越多地依賴他們的派系來繼續開展政治活動。」（費正清編《 劍橋中華民國史》）而此時最有力的派系，是總理段祺瑞的皖系勢力，他一開始便把持了政府。這正是黎元洪從湖北軍政府以來的政府組成模式。於是我們可以說，他的命運既是偶然的，又幾乎是必然的。如果不是以軍隊力量作為權力基礎，如果沒有私人積怨（在袁世凱授意下，威逼黎元洪離開湖北赴北京的正是段祺瑞），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性格上的互補，原本是一對絕佳的政治搭檔。黎元洪則躊躇滿志，他準備重開議會，恢復被袁世凱中斷的民主政治。為此，黎元洪延攬梁啟超為總統府秘書長，從7月份起給梁每月津貼2000元。這年8月，中華民國重開國會，519名兩院議員出席。黎元洪親自到國會致祝詞，他希望議員們「一心一德，無黨無偏，以法治為指歸，立憲政之基礎」。在數日後的茶話會上，他再次懇請議員們體諒這屆政府由各方勢力構成，變亂紛紛之後，對人對事莫要過分嚴格，以便和政府相互提攜，造成法治國家。他的誠意打動了議員們，在9月初，國務員人選全部通過。然而，很快黎總統就體驗到他這個國家元首，恐怕多數時候只是個「橡皮圖章」。用丁中江的話說，「黎元洪是在總統任內沒有過一天舒服的日子，因為黎、段之間勢成水火，遂致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也無法調和」（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梁啟超看得極為明白，他在給蔡鍔的信中，預言黎元洪有位無權，政局前途隱憂多多。故而梁啟超先是拒絕黎元洪的邀請，不想置身於漩渦之中，後來則選擇與實力派段祺瑞聯手。民國初年宋教仁致力於「責任內閣制」並為此喪命，誰曾想竟然在段祺瑞組閣時實現了。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這個段祺瑞的心腹不久寫了一張通知，派人送到新華門總統府傳達室，說現在是責任內閣制，所有總統的信件、包括私信，皆要送到國務院開拆。直到徐世昌一日來訪，問及前幾日所寄的信件，黎元洪方才知曉此事。黎總統脾氣涵養再好，恐怕也要出離憤怒了。此時，國會也是政團林立，意見分歧。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等人為首腦的「研究系」，原是反對帝制的中堅力量，現在轉而和北洋系攜手；而有國民黨或依附國民黨背景的其他幾個社團，則持反段祺瑞的立場。南方革命黨人和北方軍閥勢力的消長，一直是北京政府面臨的現實難題。黎元洪當上了總統，正是雙方妥協的結果。如今黎元洪決心再次利用這個政治空間，積聚力量以掣肘段祺瑞。段祺瑞自然不肯坐視。府院過招，隨即便發生了新任司法總長張耀曾販毒案。因涉嫌主角是護國軍首領唐繼堯的弟弟，普遍認為這是北洋系藉機打擊西南派。而黎元洪提名的外交總長唐紹儀，上任途中，便遭到北洋系聯名通電反對，給他安上了12大罪。唐紹儀無奈只好通電總統總理辭職，電文里直指北洋系：「梟雄柄國，顛倒輿論，仇視賢良，功罪錯亂，黜陟舛迕，甚為驕兵悍將，嗾使干政，內外相結，上下交攻，遺毒無窮，於今為烈！」（沈雲龍：《黎元洪評傳》）南北方你來我往鬥法，小動作不斷，黎元洪仍然希望來彌合紛爭。這年雙十節，因為共和重建，他發表大批授勛令，首授孫中山大勛位；蔡鍔、唐繼堯、陸榮廷、梁啟超、黃興、岑春煊六人是勛一位；段祺瑞、王世珍、馮國璋三人以一等大寶光嘉禾章，其他的西南反帝制派的、北洋帝制派，乃至遜清皇室的載濤等人，分別都有頒賞。他就像個裱糊匠，用有紋飾的紙糊上裂縫，讓這座紛攘械鬥不止的屋子可以停下來裝修一番。自然，他也逃不掉「濫用名器」的罪名。轉播到騰訊微博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儀式上。圖/FOTOE 「不違法、不蓋印、不怕死」黎元洪所希望的法治，在武人干政和派系政治下，終不得施行。總統、總理與國會正慢慢地陷入齟齬叢生的危機之中，最終將不免與破裂。政事的每況愈下，使得袁世凱死後民國恢復秩序的期望落空了。矛盾在1917年春天達到了頂點。4月份，段祺瑞在北京召開了一次督軍回憶，要求總統、內閣和國會批准中國加入協約國。梁啟超一力推行，他希望中國藉由參戰提高國際地位。在參戰與否的問題上，民國的政府要員、各省督軍們和社會精英們各有立場。軍閥們支持參戰，主張解散國會。 督軍團們表示，如果國會不通過參戰案，就要求解散國會。黎元洪的回答也少有的強硬：「不違法，不蓋印，不怕死。」在幕僚們的攛掇下，黎元洪發了一回狠，免除了段祺瑞的總理職務。北方八省的督軍立刻發難，宣布脫離黎政府。安徽省長倪嗣沖通電錶示免段為非法，準備「北伐」，要做「北洋派的李烈鈞」。安徽督軍張勳緊緊抓住了這個時機，要做和事佬，調停府院矛盾。在張勳的壓力下，黎元洪又解散了國會。1917年7月1日，黎重光回憶說，他在家裡聽到父親在前面辦公室大發脾氣，後來得知是梁鼎芬勸說總統「歸政」。（《夾縫中難生存的總統》）原來這天凌晨三時，溥儀已在乾清宮升座，宣布大清復辟了。黎元洪怒氣沖沖，斥責前來勸退的代表，他罵王士珍「毫無心肝，背叛民國」，又對梁鼎芬說：「民國系國民共有之物，余受國民付託之重，退位一舉，當以全國公民之意為從違，與個人毫無關係。君欲盡忠清室，當為清室計萬全，復辟以後，余對於清室即不負治安責任。」北京城裡再次龍旗翻卷，唯有總統府仍然掛著五色旗。黎元洪及時發出通電：「天未厭亂，實行復辟。聞清室之上諭有『黎元洪奉還國政』之言，不勝驚駭。因思中華國體，由帝制而共和，根據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國民之託付，當茲重任，當與民國相終始，此外他非所知。特此電聞，以免誤解。」乘著活動還沒有限制，黎元洪又致電馮國璋，讓他在南京代行總統職權，又起用段祺瑞為國務總理，討伐張勳。此時，張勳的驅逐令也到了。黎元洪從後門出府，住進了法國醫院，後又到了日本使館。很快，段祺瑞打敗了張勳的辮子軍。在段祺瑞而言，迎回黎元洪比副總統馮國璋更為有利，然而黎元洪已經心灰意冷。再加上張勳復辟總是由他援引入京，內心不免愧疚。他通電自我彈劾，真稱得上民國熠熠生輝的文章。可知民國當政者尚有「政治德性」，也還有傳統的道德感，一旦覺得有負權責，便引咎辭職。他先表明復職純屬流言，接著又列舉自己因求治太急而犯下的「五大罪」：不能疏通國會；爾後又解散國會；援引張勳；不能反抗復辟，託庇於外國醫院等。其中解散國會尤其令黎元洪痛心不已，他自責「寡草隨風，卒隳操持」。（劉豐祥：《性格與命運─辛亥革命前後黎元洪政治命運的性格因素》）回到東廠衚衕的黎元洪很快感覺到京城對他來說，已經是個險地。據黎重光回憶，家裡的一個衛兵意欲刺殺黎元洪，結果刺死了衛隊官長。黎元洪決定像民國的名流和下野政客們一樣，退居天津做個寓公。少了黎元洪這個粘合劑，大批議員南下，在廣州舉行了非常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推舉孫中山為大元帥。於是 南北徹底分裂 ，一國之內出現了兩個政府。寫《黎元洪評傳》的沈雲龍說這是「民國史上之最大不幸也」！轉播到騰訊微博
1924年初夏，張學良、朱啟鈐、黎元洪等在北戴河合影。圖/FOTOE 實業救國政治失意的黎元洪，也有意料不到的收穫。他開始了大規模投資實業。實業救國，也是黎元洪的夙願。辛亥革命後，財政緊張，身為副總統，他便主張從生產入手，振興實業。《黎副總統政書》里便提到「未雨綢繆，首倡實業」、「應以實業為根本。開源節流，即視乎此」等實業救國的思想。擔任總統的一年，是紛擾不斷的一年，他無力去關注整個國家如何發展實業，如今無事一身輕，5年之內，黎元洪投資了20多個銀行和廠礦。而北京政府再度風雲變幻。1922年直系掌握了中央實權，馮國璋死後直系首領曹錕需要一個過渡總統，黎元洪又成了最佳人選。所謂補足總統任期，恢復法統，一石二鳥，既推翻了徐世昌，又打擊孫中山的護法政府。黎元洪發出了三千字的「廢督裁兵」「魚電」，表示有條件同意復職。一番討價還價，黎元洪終於發電宣誓就職。據總統侍從武官唐仲寅回憶，黎元洪大有前度黎郎今又來的暢快和得意。在復職典禮上，黎元洪穿著禮服來回踱步，對鏡顧盼大笑：「大家都說我是，黎大苕，今天我，黎大苕，又回來坐天下了！」或許是忠厚和戇直只是一線之差。究竟是繼任未完成的上一任總統還是臨時總統？黎元洪糾結於自己身份的合法解釋上。在黎元洪復職之前，《努力周報》蔡元培、胡適、丁文江、湯爾和、陶孟和等人便聯名提出宣言，主張政治改革，提倡「好人政府」，建議召集各省和平會議，謀求南北統一。黎元洪上任之後，也確實任命了有聲望、有現代意識的律師、外交官和教育家組成了「好人內閣」。然而，黎元洪絕沒有「沖」的膽魄，他反而要倚靠直系來保住總統之位。對他的性格，他的老師嚴復曾有評價說：「黎公大德，天下所信。然救國圖存，斷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則？以柔暗故！遍讀中西歷史，以為天下最危險者，無過良善暗懦人。下為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為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豈止保不了國，最後甚至堂堂民國總統也被羈禁在火車上，悲憤到要飲彈自盡的地步。「元洪遲暮之年，飽經凶釁，新站之危，已拼一死已謝國人，左輪朱殷，創痕尚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宮，謂為名則受謗多，謂為利則辭祿久，權輕於纖忽，禍重於邱山，三尺之童亦知其無所依戀，徒以依法而來，不能依法而去，使天下後世知大法之不可卒折，正義之不可摧殘……」如今再讀黎元洪從天津通電全國的文字，令人嘆惋。共和，憲法，這些最珍貴的字眼就這樣在派系鬥爭中耗盡了自身的活力。>> 袁世凱死後，產生了以黎元洪為總統、馮國璋為副總統、段祺瑞為國務院總理的北京政權。圖為段祺瑞的內閣成員：（右起）曹汝霖、劉冠雄、陸征祥、段祺瑞、錢能訓、段芝貴、朱深、傅增湘。圖/CFP四，總統的誓言之馮國璋：畢生謀求「和平統一」[導讀]1919年12月28日，馮國璋因傷寒在北京逝世。臨終前，馮國璋遺言：「和平統一，身未及見，死有遺憾。」他至死仍不能釋懷的依然是國家的和平統一。轉播到騰訊微博
馮國璋大總統的靈堂。圖/CFP統一馮國璋就職通電「國璋由寧北上，曾於艷日通電布聞，一號抵都，亦經電達。目擊京畿秩序，漸復舊狀，商民樂業， 廛市無驚，感觀之餘，差堪欣慰。比即恭詣黎大總統寓邸，敦請復任，期卸代理仔肩，黎公謙退為懷，堅不見允，再四陳勸，意竟難回，國璋既攝職權，無可諉讓。而本月六日，適為新任駐京比國公使呈遞國書之期，各國公使，亦訂於是日修覲見之禮，均已查照院部成案代行各儀。自雇藐躬，膺滋大任，雖暫時承乏，而兢惕彌深。所幸者得段總理以總其成，又有凡百職司以為之輔，從此府院一體，內外同心，意見果不涉紛歧，大局可漸臻統一。國璋但求利國，不計其他，耿耿於心，竊願自誓，邦人君子，幸鑒斯言。」馮國璋：「和平統一」夢本刊記者│李遠江1919年12月28日，馮國璋因傷寒在北京逝世。臨終前，馮國璋遺言：「和平統一，身未及見，死有遺憾。」他至死仍不能釋懷的依然是國家的和平統一。入主總統府，馮國璋登上了權力的巔峰。但是，他腳下的路卻荊棘密布：放眼全國，清王朝土崩瓦解形成的軍閥割據局面依然如故；而北洋政府內部，袁世凱死後北洋集團群龍無首，已經逐步分化，以馮國璋和段祺瑞為中心形成了直系和皖系軍閥；而民國初年的政治亂象，尤其是袁世凱、張勳接連復辟帝制，使剛剛發軔的共和政體遭受嚴重打擊，帝制與共和之爭仍困擾著時局紛亂的中國。自1917年8月正式代理總統職務到1918年10月卸任，馮國璋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前後不過一年零兩個月。由於是代理總統，馮國璋只是草草發了份就職通電，既沒有舉行就職儀式，也沒有發表就職演說。這固然會影響到世人對其治國方略的全面了解，但只要細心觀察馮國璋就任代理總統前後的言行，我們還是能夠看出他謀求國家「和平統一」的不懈追求與努力。 老問題 新思維1917年7月，張勳復辟，大總統黎元洪避走東交民巷，行前發表通電，請馮國璋以副總統代行大總統職權。在馮國璋和段祺瑞等北洋首腦的武力圍剿下，復辟鬧劇僅僅十二天就告平息了。完成使命後，馮國璋立即通電，請求黎元洪復職，並將「代理職權奉還黎大總統」。然而，黎元洪自覺引狼入室，做了張勳復辟的幫凶，羞愧難當，又連續通電拒絕復職。此時，北洋各路將領紛紛通電支持馮國璋就任代總統，段祺瑞雖不樂意，卻也不便掃眾兄弟之興，於是順水推舟，發電報「熱情邀請」馮國璋儘快北上就職。1917年8月1日，馮國璋抵達北京，受到首都各界的熱烈歡迎。抵京當天，馮國璋就親赴黎元洪私邸，勸其復職，而黎堅決不允。隨後，他接連探訪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並派人入宮向溥儀問安。在得到北京各派勢力的認可後，馮國璋才於8月6日通電全國，宣布就任代理大總統。在就職通電中，馮國璋對段祺瑞及其僚屬盛讚一番後，非常樂觀地展望：「從此府院一體，內外同心，意見果不涉分歧，大局可漸臻統一。」意思很明白，他所期望實現的是全國政權的統一。此時，統一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但不同的政治家有不同的統一之道。段祺瑞挾北洋軍力以自重，蔑視南方軍閥和革命勢力，主張「武力統一」，徹底消滅北洋以外的敵對力量。實力不濟的孫中山則聯絡西南軍閥，與北洋政府唱對台戲，其內心想的依然是武力統一。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作為北洋實力派、直系軍閥首腦，馮國璋卻與段祺瑞、孫中山完全不同——堅決主張在法律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的「和平統一」。轉播到騰訊微博
馮國璋。圖/CFP 從尚武到修文事實上，馮國璋的思想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六年前，當辛亥革命爆發時，馮國璋還是一個堅定的保皇派，主張對南方革命黨實施武力圍剿。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正在準備第四次秋操的馮國璋臨危受命，統領清軍第二軍進攻武漢。正當馮國璋兵臨孝感，準備分三路進攻武漢時，他的老上司袁世凱卻示意他「慢慢走、等等看」。而清政府答應請袁世凱出山之後，袁才授意馮國璋加緊攻擊武漢。開戰不到一個月馮部就相繼攻克漢口、漢陽，並打算乘勝進軍武昌。此時，袁世凱正企圖虛張南方革命黨的聲勢逼迫宣統皇帝退位，於是立即打電話阻止了馮國璋的進軍計劃。袁世凱的反常舉動引起了馮國璋的懷疑，他立即趕回北京，託人向隆裕太后啟奏，請求撥給餉銀400萬兩，保證獨力平定「叛亂」。太后表示，400萬兩餉銀一時難以籌劃，但可先撥發3個月餉銀，並準備臨朝時召見馮國璋。不料袁世凱搶先一步見了太后，馮國璋獨自平叛的計劃也以流產告終。為確保勝利果實，袁世凱立即安排另一心腹段祺瑞前往漢口，替換了自行其是的馮國璋。武漢一役，展示了馮國璋傑出的軍事指揮才能，但也讓他看到了戰爭的巨大破壞力。在進攻漢口的時候，革命軍退守市區，依託民房進行巷戰，交戰最終引發了一場大火（革命軍宣稱是馮國璋下令縱火，而馮國璋反指責是革命軍炮擊所致），延燒整整三晝夜，昔日繁華的漢口鎮化為一片焦土。適逢辛亥革命時期急劇的社會變革，各種西方政治學說廣泛傳播，馮國璋的政治思想也由革命初期的君主立憲逐步轉向了民主共和。當禁衛軍激烈反對清帝退位的時候，馮國璋以禁衛軍總統的身份，說服了一萬兩千多人的禁衛軍，成功平息了這場阻礙清帝退位的風波。此後，馮國璋堅決反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成為維護共和體制的中堅力量，這是後話。1913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馮國璋與張勳聯合進攻南京。入城後，馮國璋嚴加約束部隊，並規勸張勳停止燒殺。張不聽勸告，馮遂逮捕四處為惡的張軍數百人，一度引發衝突。同年年底，馮國璋接替政聲不佳的張勳，就任江蘇都督。主政江蘇期間，馮國璋推行現代軍警、民政改革，扶持工商業，推廣現代農業，鼓勵發展新式學校，支持公共文化事業，一時間頗負聲望。江蘇地處南北交通要衝，經濟文化發達，社會思想非常活躍。治理江蘇的四年時間裡，馮國璋與梁啟超、張謇等人過從甚密，也深受他們的影響，堅信改良主義，提倡實業救國。儘管並不贊同國民黨提倡的激進改革，但馮國璋對國民黨人的評價甚高。1916年，在接受日本朝日新聞記者雲山童子採訪時，馮國璋曾公開評價國民黨人「理想與熱忱殊堪欽許」，表現出一個成熟政治家的寬闊襟懷。在馮國璋的治下，無論改良主義的進步黨還是革命主義的國民黨，只要遵紀守法都能自由活動，相安無事。毫無疑問，江蘇經驗為日後馮國璋的「和平統一」政策提供了政治樣本。 府院一體，內外同心在就職通電中，馮國璋特彆強調只有「府院一體，內外同心」才可能實現國家的統一。在他看來，北洋政府內部的團結無疑是和平統一的先決條件。為了促進北洋內部的團結，馮國璋可謂煞費苦心。他到北京後的第二件大事便是拜訪老同學段祺瑞和王士珍。8月3日，馮國璋登門拜訪，北洋三傑齊聚一堂。老同學促膝而坐，相談甚歡。有記載說，馮國璋緊握著段祺瑞的手，說：「以後咱們再也沒有什麼府、院之爭了。」隨即，又對王士珍和段祺瑞說：「咱們三人從此要一條心，通力合作，在咱們三個人中間，無所謂總統、總理、參謀總長。」正如馮國璋所言，只要北洋三傑（尤其是馮段二人）團結一體，北洋軍閥就可以避免分裂，而以北洋軍閥的雄厚實力，只要「內外同心」，完成全國政權的統一應該不是問題。然而，理想畢竟不等同於現實。儘管從1885年入天津武備學堂開始，王、段、馮三人就已經有了同窗之誼，此後又都投身袁世凱門下，為北洋集團建功立業，成為聲名遠播的北洋「龍、虎、豹」，但旗鼓相當的三個人卻註定不能粘合到一塊兒。王士珍善操權謀，一度最受袁世凱的器重。但是，一直追隨袁世凱的他，沒有外放地方的經歷，不僅沒有穩定的政治見解，也未能培植起自己的政治派系。在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中，王士珍都扮演了復辟幫凶的角色，使自己的政治聲譽大受損害。儘管段祺瑞趕走張勳後，依然「不計前嫌」讓王士珍繼續擔任參謀總長，但此時其名望和地位顯然已不及段祺瑞和馮國璋。和王士珍一樣，段祺瑞自視甚高，個性剛愎自用，獨斷專行，不善與人交際。段祺瑞曾經外放做過江北提督，在獨自處理軍政事務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觀念，同時也培植起了自己的政治團體（史稱皖系軍閥）。段祺瑞因「三造共和」而聲望日隆，其政治勢力集中在華北數省，重掌國務院之後幾乎把持了北洋政權。馮國璋在北洋三傑中年紀最長，又有秀才的功名，為人也相對持重，善於處理複雜的關係。民國建立後，馮國璋長期擔任江蘇督軍，其政治勢力主要集中在長江流域。若單論軍事實力，馮國璋為首的直系軍閥相對段祺瑞的皖系軍閥實力更為強大。但是，馮國璋在北京的力量相對薄弱，因而處處受段祺瑞掣肘。擺在馮國璋面前的有三條道路：其一，和黎元洪一樣，委曲求全，做段祺瑞「活動的蓋印機器」。其二，擠垮段祺瑞，自己獨攬大權。其三，爭取府院地位對等，團結段祺瑞，實現北洋內部的精誠團結。第一條道路，正是段祺瑞所期望的。但馮國璋不是黎元洪，在北上就職的同時，他還帶來了兩個師的總統衛隊。因此，馮國璋是絕對不會甘心做蓋章總統的。但第二條道路，同樣走不通。馮國璋心裡很清楚，北京不是南京，段祺瑞在北京周邊的勢力要比自己大得多，想擠垮段祺瑞簡直是難上加難。於是，馮國璋上任伊始就選擇了第三條道路。一開始，馮段兩人互相遷就，表面上看北洋集團確實是一團和氣。馮國璋做了總統後，表示尊重責任內閣制，對於段用人行政和決策的決定都不干涉，段對馮在態度上也比對黎好得多，自1917年10 月8 日起，每天派一位官員向總統報告政情。但事實上，北洋三傑各有矛盾，根本無法團結成「一體」。由於馮國璋和段祺瑞的統一策略背道而馳，隨著南北矛盾的激化，馮段矛盾也日益凸顯出來，北洋三傑剛剛營造起來的「和諧氣象」很快就成了過眼雲煙。轉播到騰訊微博
馮國璋、徐世昌等人手書。 和平統一VS武力統一武力驅張之後，段祺瑞以「三造共和」功臣自居，獨攬軍政大權，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召開國會。於是孫中山以維護《臨時約法》為號召，聯絡海軍總長程壁光及西南軍閥於1917年 9月在廣州建立了與北京政府對峙的護法軍政府。面對孫中山的挑戰，段祺瑞決定訴諸武力，對南方發起軍事討伐。10月6日，護法戰爭爆發。正當段祺瑞全力對南方用兵之際，馮國璋卻提出了「和平統一」的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軍閥割據現狀，以換取他們對北京中央政權的承認，保持中國名義上的統一。為了實現「和平統一」的目的，馮國璋密遣其婿陳之驥赴湘，運動王汝賢、范國璋聯名通電主和。隨後，又指使「長江三督」聯名要求停止湖南戰爭。由於馮國璋的運動，段祺瑞徵討南方的戰爭徹底失敗。11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辭去陸軍總長職務，22日辭去國務總理職務。段祺瑞辭職後，馮國璋立即啟用贊成「和平統一」政策的老同學王士珍，命其接替段祺瑞擔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職務。11月25日，馮國璋發布「弭戰布告」，要求南北兩軍「于軍事上先得各方之結束，於政治上乃徐圖統一之進行。」馮國璋的「和平統一」政策暫時佔了上風。段祺瑞辭職後，並不甘心「武力統一」的失敗。他一面組織督軍團天津會議，鼓吹對南方繼續用兵，一面又勾結奉系張作霖派兵入關，威脅京畿。此時，馮國璋在北京的總統衛隊只有兩個師，深感力量單薄，只能寄希望於南北和談早日成功。然而此時，孫中山堅持護法，反對南北調和，西南軍閥又玩弄兩面派手法，一面響應停戰和談，一面又討好孫中山，表示堅決護法，終致和平談判收效甚微。12月15日，迫於督軍團的壓力，馮國璋任命直隸督軍曹錕、山東督軍張懷芝分別為第一、二路軍總司令南下伐湘。12月18日任命段祺瑞為參戰督辦，皖系幹將段芝貴為陸軍總長，皖系重掌中央軍事指揮大權。1918年1月中旬，護法戰爭重燃戰火。段祺瑞武力統一的主張再度喧囂塵上，而馮國璋在北京則陷入空前孤立。1月26日，馮國璋借出京「巡視」為名，率領1000餘名衛隊，企圖赴南京與李純等人商討反段大計。段祺瑞察覺以後，立即電告安徽督軍倪嗣沖，務必阻止馮前往南京。馮國璋抵達蚌埠後，倪嗣沖毫不隱晦地說：「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馮國璋只得折回北京。回到北京後，馮國璋被迫宣布討伐令，派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率軍進犯湖南，並於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以此緩和與段祺瑞的緊張關係。3月23日，馮國璋不得不復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武力統一」的政策又佔了上風。 矢志不渝 死有遺憾然而，馮國璋同樣不甘心失敗。他利用自己直系首領的地位，暗示曹錕、吳佩孚率兵南下「適可而止」，以「恢復湘省為止」。結果，在攻佔湖南以後，任段祺瑞如何籠絡，曹吳二人均不上套，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最終收效甚微。隨後，段祺瑞再以高官厚祿引誘曹錕、吳佩孚。馮國璋擔心曹錕再次受騙，派陸建章赴天津說服曹錕，放棄南征。結果陸建章在天津被段祺瑞的親信徐樹錚誘殺。至此，馮段矛盾已經無法調和。1918年8月，新國會成立，段祺瑞掌控下的安福系成為第一派系。9月，在段琪瑞的操縱之下，新國會選舉徐世昌為新任總統，馮國璋被名正言順地趕下了台。馮國璋退職以後，仍然堅持「和平統一」的主張，為彌合直皖矛盾，爭取全國和平統一而四處奔走，呼籲各地軍閥「化除軫域，和平統一」。1919年12月28日，馮國璋因傷寒在北京逝世。人之將死，馮國璋口授遺言給徐世昌總統：「和平統一，身未及見，死有遺憾，希望總統一力主持，早日完成。」他至死仍不能釋懷的依然是國家的和平統一。五，總統的誓言之徐世昌：武夫時代的文治夢想[導讀]以文人總統倡行「文治主義」，而在武人專政、南北紛爭的現狀中，曾被目為「東洋和平的一線光明」，「各國國民的真正親善種子」。轉播到騰訊微博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總統，胸前戴著大總統專有的大勳章。文治徐世昌就職宣言「今我國民心目之所注意，僉曰南北統一，求統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達。則不得不訴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跡，兩者皆有困難。當日國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時機，亦何至擾攘頻年，重傷國脈？世昌以救國救民為前提，竊願以誠心謀統一之進行，以毅力達和平之主旨。果使鬩牆知悟，休養可期，民國前途，庶幾有豸。否則息爭弭亂，徒託空言，或虞詐之相尋，至兵戎之再見，邦人既有苦兵之嘆，友邦且生厭亂之心，推原事變，必有屍其咎者。」徐世昌：武夫時代的文治夢想本刊記者│劉永峰以文人總統倡行「文治主義」，而在武人專政、南北紛爭的現狀中，曾被目為「東洋和平的一線光明」，「各國國民的真正親善種子」。1921年6月3日，北京，一場教育界的索薪運動，給一直標榜「文治」的總統徐世昌帶來了麻煩。那天上午，儘管正下著雨，但是天安門外，聚集的示威遊行學生卻越來越多。到九時許，陸續到來的，已有約四五百名男女，他們各自手持白旗，集合後向西走去。這時，不斷有巡警，沿途勸解，令其解散，但遊行隊伍，堅持要到總統府請願。一直以來，武人的驕橫跋扈，都是這位大總統揮之不去的困擾，而至此，令徐世昌更為不利的是，知識界對這位文人總統的日益不滿也爆發了。總統府大門——新華門外的柵欄前，請願的學生已是圍了一重又一重，京師警察廳派來的巡警與公府的守衛嚴陣以待，頻頻設法制止，「經國務院派人勸諭，該生等仍麇集不去」 （《政府公報》）。至下午一時三刻許，數百名請願學生又湧向教育部前去示威。總統府門前，留下六名學生代表依然在堅守。在雨中，請願學生依然沒能見到總統出來，只是穩坐於中南海內的徐世昌，內心是否也依然平靜呢？徐世昌知道，在總統府外，學潮隊伍洶湧澎湃的聲浪中，他的聲望也在一點一滴地墜入谷底。他也許還會感慨，三年之前就任總統之初，他是如何躊躇滿志地設想著治國的方略。那時，人們對於這位文人總統是報以何等的歡迎，他風光無限之際，其情形竟似深孚舉國殷望。而這所有的一切，很快又都如煙花般幻滅了。 就職與誓言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安福國會選舉為總統。10月10日，在中南海舉行了新舊總統交接儀式。上午8點半，馮國璋派錢能訓和總統府大禮官黃開文備禮輿迎徐，待徐至公府，禮官導引徐至懷仁堂禮台。9點整，馮由居仁堂到懷仁堂，與徐同向國旗三鞠躬禮。禮畢，馮東向致頌詞，徐西向致答詞，詞畢互相一鞠躬。禮官送馮回居仁堂，馮即遷出公府。10時整，徐在居仁堂南向，向議長及議員宣讀誓詞，詞畢轉向北，與議長會員同向國旗三鞠躬，禮畢議長議員轉東向，閣員及文武百官西向，徐世昌立於禮台宣讀就職宣言（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在就職典禮上，徐世昌宣誓說：「惟是事變紛紜，趨於極軌，我國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決時局，促進治平耳。而昌之所慮，不在弭亂之近功，而在經邦之本計。不僅囿於國家自身之計劃，而必具有將來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誠極懇之意，為我國民正告之。」他說，眼前最要緊之事，「僉曰南北統一，求統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內政之外，還當求自立於世界之道，國家權力之發展、國際地位之保持，亦為國家存亡之關鍵。正如其就職宣言所講，徐世昌一上任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以昭示天下。當時，國人已厭倦了武人專政、南北紛爭的現狀，一戰結束後，許多時人都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既有『公理戰勝』的樂觀，也有對『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因而，人們對於徐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執政的思想，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據國民黨元老黃郛的夫人沈亦云回憶，當徐世昌想借重其夫撰寫《歐戰後之中國》一書時，黃頗躊躇。嚴修對他說，「東海是民國第一次文人當政，無論如何他不至於主戰，宜多輸以新知識，促成其文治主張」。黃才往北京助徐完成此書（沈亦云《亦云回憶》）。陳獨秀也曾對「文治主義」寄予厚望，他說：「現時東洋各國的當局，像中國的徐總統，像日本的原內閣，都是文人出身，總算是東洋和平的一線光明，也就是東洋各國國民的真正親善種子」（陳獨秀《歐戰後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當時，青年的學生心中也對「文治」充滿了期待。據歷史學者郭庭以回憶，「我們最不喜歡看到國家分裂，不喜歡內戰，而徐世昌是反對南北戰爭的。」文人總統的和平命令印證了知識青年的願望，在開封慶祝徐任總統的大會上，他們心裡「充滿了快樂」。歐戰結束，「學生們又大為高興，彼此大談公理戰勝強權，大談威爾遜如何如何主張，這一來世界各國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國可與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氣了，而世界也將保持永久的和平」。「不僅國與國間沒有戰爭，眼看國內也將和平統一，全國上下對國家前途都抱著莫大的希望」 （羅志田《「六個月樂觀」的幻滅：五四前夕士人心態與政治》）。轉播到騰訊微博
清末，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與同僚張錫鑒等合影。前排中為徐世昌，其左為奉天參贊梁如浩，右為奉天營務處督辦張錫鑒。第二排右二為蒙務局督辦朱啟鈐。圖/FOTOE 「文治」難行深孚眾望的徐世昌上台之後，首先便是貫徹其「偃武」的主張。有感於內外輿論的有利形勢，徐世昌就任第十五日便簽署和平令。11月15日，又在北京召開各省督軍會議，奉督張作霖、直督曹錕、皖督倪嗣沖、魯督張懷芝、吉督孟恩遠、豫督趙倜、鄂督王占元、贛督陳光遠、晉督閻錫山等九省督軍應邀到京。除此之外，綏遠都統蔡成勛、淞滬護軍使盧永祥、黑龍江、湖南、甘肅、陝西、江蘇、四川等各省代表，另參戰督辦段祺瑞等也都參加會議。會議連開兩日，各路軍閥一致表示，服從總統，贊成和平，收束軍隊，整理財政等。並在16日，下令前線部隊部隊停戰休兵。一時全國和平空氣甚為濃厚，徐世昌遂為中外屬望之一人。他欣然自得，顧其左右說：「和平統一之時機已至，不可失也，中國安危其在此一舉了乎！」如果說一開始對於和平極為樂觀的輿論環境，還會令徐世昌頗為躊躇滿志的話，那麼當真正行動的時候，他才漸漸意識到，一個手無實權的總統，在軍人之間周旋，是如何無能為力。1919年2月，在上海舉行的南北議和會議上，南北軍閥均擁兵自重，互不相讓，尤其北洋實力派段祺瑞堅持「武力統一」，令和談難有進展。當西方外交團頻頻向徐催促和會進行時，徐世昌無奈地感慨道，「我一個人想和，和得了么？」。南北議和未果，同樣，徐世昌的「偃武」主張在處理軍隊問題上也舉步維艱。他原本打算「以文轄武，廢督裁兵」，集中兵權於陸軍部，各省省長悉數由中央改派文人擔任等等。這些措施對於各派軍閥來說，簡直就是與虎謀皮，到頭來，文人徐世昌所設想一切「偃武」主張，在恃兵跋扈的軍閥面前，都成了紙上談兵的妄想而已。徐上任以後，軍閥混戰的局面不僅未能緩和，而且更有愈來愈糟的趨勢。各地軍閥為擊敗對手，爭奪地盤，大肆擴軍。據資料顯示，1918年，北洋政府陸軍人數就已超過85萬人以上，僅到1919年初，陸軍規模就已增至138萬人，這還不包括地方軍閥手下的雜牌部隊。軍隊的擴大，直接導致了軍費開支的逐年增加。至1919年，其軍費開支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已超過40%。「偃武」的悲劇，使得徐世昌的「文治」主張也受到連累。徐就職之時，面臨的財政問題也十分困難。迫於歐美主張停戰和談的壓力，日本債款之餘額已停止撥付；財政、交通兩部收入又掌握在安福系手裡，以為黨費開銷；各省任意截留中央稅款，但仍向政府催索軍餉；當時歷來外債又先後到期，債權國催促急如星火，而國庫空空，無法應付。沈雲龍也在《徐世昌評傳》中寫道：「軍費浩繁，武人索要無厭，地方割據，稅入泰半截留，以致中央財政困難，司農仰屋興嗟，尤令世昌束手無策，影響所及，則行政教育經費，亦不能按時發放。相繼發生北京各校罷課，中央銀行擠兌，內務、教育、司法部員工罷工，……政象之亂，為往昔所未有，甚而演成教育界之『六三』索薪潮。」 索薪潮1921年3月，北京八所國立高校的教育經費，已經積欠數月未發。各校不得已於3月14日陸續宣言暫行停止職務，並聯合八校教職工共商辦法，一同與政府作具體交涉。15日，八校教職工代表在美術專門學校舉行會議，推舉北大馬敘倫為「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會後，由北大代表馬敘倫、陳世璋、法專代表姚憾攜帶呈文，往謁國務院總理面遞。此後，國立八校教職員交涉多次，亦無結果，遂於4月8日宣布全體辭職，教育部長范源廉、次長王章怙已無法應付以提出辭呈。此後，北京各公立中小學亦以罷課為聲援，風潮愈行擴大。當然，政府一再食言，拖欠教育經費，對於總統及教育部而言，確實也有十分的難處，足見那時政治的弊端。徐世昌的「偃武」政策不僅難以執行，尤其可悲的是，反而武人更為得勢，國庫帑藏首先被用作軍費及軍閥們的享用。據資料記載，這年4月，本由交通部協濟之教育款項，就被挪用充作曹錕張作霖來京的招待費用。「六三」之前，首都教育界就已是連日到部請願，「共起而為最後之挽救」。「各校學生代表二十二人，呼籲於新華門內者，經兩晝夜，饑寒虐辱，已備償之。」八校教職員聯席會不忍「此輩純潔之青年」「為維持教育而遭此辱」，於6月3日集議，當天即到教育部，請馬次長暨八校校長，與教職員代表，同往總統府，「向總統陳述政府摧殘教育，及一再失信不能負維持教育之責任等情」。到了這日（六月三日），北京國立八校的教職員既決議向徐世昌說話，公立中小學教職員也自動臨時加入，還有小學以上的學生也共同來做教育經費運動，一共有上萬的人，都齊在教育部內，請馬代部長率領往總統府見徐世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轉播到騰訊微博
大總統徐世昌率國務總理、陸軍部長等官員檢閱後致詞，向各國公使致意，借歐洲戰勝利「誇功耀武」，吹噓「公理戰勝強權」。圖/FOTOE 文治的失望馬敘倫的記敘中，依稀可見的還有士人對於當日「文治主義」的失望。徐世昌系前清翰林，自就任總統後，「為了迎合人民的心理，標榜自己是文治派，以區別於北洋軍閥」。為此，他特於總統府內成立晚晴移詩社，定期與遺老、名流飲酒賦詩、研究書畫。然而也就僅此而已，由於武人的制約，其「文治」的主張再無更多的表現，對於政治的進步更是幾無貢獻可言。對此，曾一度憧憬著「文治」的士人不免頓感失望。徐世昌上任僅一年光景，李大釗就曾揶揄說：「武人專制的政治——也可以叫作武亂——已經把我們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總統出來，掛了文治主義的招牌，吾儕小民一位一定可以有點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亂』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見了兩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國慶日不閱兵。大概文治主義作到這樣，也算是盡其能事了！」真正損毀其「文治」形象的，則與徐世昌對「新思潮」的態度相關。沈雲龍在《徐世昌評傳》中寫道：「徐氏執政時之「五四」運動前後，適當中國學術社會之轉型期，思潮泛濫，情勢大異，外國學者杜里舒、杜威、羅素均曾先後來華講學，新知啟發，為時所尚；而巴枯寧，克魯泡特金，馬克思，恩格斯之無政府及共產主義學說，亦以譯介輸入，洶湧澎湃，堤防盡潰，而醉心者詫為新奇，幾於中風狂走，若干名流偉人，不稔其是否適合國情，且從而播揚之，甘效前驅……」當此情勢，徐世昌卻大力提倡顏（顏元）、李（李）之學，主張講務實去空談，以救時弊；又下令學校尊孔讀經，研究國故，督飭學生專心讀書，不得干預政治。徐的保守自然令學界崇尚新潮的人士極為不滿。另外，「五四」以來，學生對於政治運動漸感興趣，其固有之溫和敦厚、彬彬有禮，一變而為激進狂熱。教育界的這些表現，使政府統治頗感棘手，漸成對立。在這種語境下，6月3日，新華門外便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血肉橫飛」的一幕。轉播到騰訊微博
1933年，徐世昌（右二）在天津寓所前留影。 圖/FOTOE(左) 聲譽掃地請願師生來到總統府時，新華門早已關閉，門前布置了隊伍，他們一到，就被阻攔。「以堂堂民國政府，豈有禁人請願之理」，他們遂與衛兵理論，令其放行，然後，衝突遂起。當日的《政府公報》這樣描述事情的經過：「馬敘倫緊擁馬次長身後，並用揚聲器號令大家打進去。其時守衛隊兵正欲設法制止，即見在後之教員學生等，群拾馬路石塊，向前攢擊，一時石子亂飛，秩序紊亂。衛兵等奮力衛護馬次長，救入新華門內。馬次長頭戴絨帽遺失，腰背等處均各受傷。……紛亂之際，馬敘倫等先行抽身潛逃。似經兵警彈壓，始各陸續散去。」事後北京八高校聯合聲明的材料中，則提供了一些不一樣的細節：「同人等請次長、八校長及八代表並學生代表等人入府，詎衛兵不準通過，蠻橫異常。……衛兵不但不許通行，並用槍柄刺刀亂加刺擊，知機之馬次長，稍受微傷，立即聲言：我是次長。衛兵等乃許其通過，彼遂獨自入府。衛兵更繼續痛毆同人及學生等。是時天方陰雨，新華門外，血肉橫飛，同人及學生等，相繼傷仆，枕藉於泥濘之中者，不計其數。最痛心者，十餘齡之男女學生，亦均遭蠻橫軍卒之痛擊。」頗具反諷意味的是，這麼蠻忍的行為竟然發生在一直標榜文治的總統府前。事後，國立八校全體教職員發表宣言，對徐世昌的「文治主義」嘲諷道：「猶憶徐總統就職之日，即以文治號召於國人。今也首都教育，先受摧殘，而標榜文治之總統，竟坐視閣僚之辱蔑師德，摧殘教育，而若無睹。迨教育界起而謀救起之方，又復縱令衛兵行兇傷人，濺師儒學子之血於文治總統白宮之前，而國家高等文化中心，遂全破坏於徐氏文治旗幟之下。此誠國家之不幸，而民族之奇羞也！」這一年，是徐世昌就任總統的第三個年份，也是內政外交最令其煩擾的一年。外蒙失陷的事實，已無可挽救；在南方，粵桂湘鄂之間的戰事，依然征伐不止，對於戰亂紛爭的日子，人們已不堪其苦，但大總統也有心無力，只有徒然悵恨而已。不僅如此，各地罷工、學潮也是此起彼伏，這些的背後都暗藏著令人棘手的問題。它們不斷地在徐世昌的政治前景上塗抹著一重又一重的陰影。而又一年後，這位民國史上唯一的文人總統落寞辭職了。六，總統的誓言之曹錕：賄選者與他的《憲法》[導讀]以賄選上位的曹錕，試圖以頒布第一部《中華民國憲法》而法統重光。然而，多年之後，毛澤東反問：「憲法，中國已經有過了，曹錕不是頒布過憲法嗎？但是民主自由在何處呢？」轉播到騰訊微博
1927年，曹錕（左三）在接受記者採訪。圖/FOTOE憲政曹錕就職宣言「所私幸者，國家之成立，以法治為根基，總統之職務，以守法為要議。歷任總統，皆系一時之彥，以國家根本大法未立，無所依據，未竟其施。錕就任之時適在大法告成之際，此後庶政舉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竊幸遭際遠過於前人也。」文│王磊石以賄選上位的曹錕，試圖以頒布第一部《中華民國憲法》而法統重光。然而，多年之後，毛澤東反問：「憲法，中國已經有過了，曹錕不是頒布過憲法嗎？但是民主自由在何處呢？」一位出身寒門做事憨厚的布販終於在半生戎馬之後逼近了權利的頂峰，此時，擺在他面前的有兩條路，其一，功成身退安享晚年; 其二，竭盡全力去爭搶那張「總統寶座」。時年61歲的曹錕終於選擇了後者，在1923年他擠走了傀儡黎元洪，決定自己往上再挪一步做一次最高元首。然而來自各方壓力是其史料未及的，南下議員的聲討、奉系的威脅以及廣東方面的公然反對，讓這位號稱「曹三傻子」的「厚道人」坐立不安。他很清楚，為了具有合法性他只能在議員們的選票中走上權力之巔，最終他選擇了賄選。 賄選上位1923年10月10日甫明時分，一列專車緩緩駛入北京正陽門火車站。原本在此守候了一夜的人們此時甚為興奮，渾身倦怠頃刻間感到了些許舒緩。好不容易有了些盼頭，可以一睹新任大總統曹錕的真容。但不久後的一條消息讓他們陷入了失望與憤懣。負責歡迎儀式安保任務的士兵告知他們，「只限定實缺簡任以上各官，其餘概不準入！」，理由是「夜間接到了保定的電話」。儘管那些低階官員心有不甘，但是無奈之下只得黯然離去。餘下的高層官員、政界名流面對著如此厚待表現得志得意滿。七時三刻，軍號響起。負責防衛任務的馮玉祥部官兵紛紛端槍立正，須臾之後，直系首領曹錕在周夢賢、曹士傑兩人的攙扶下徑直走出車內，向等候在站台內的各界人士頻頻點頭、招手。這位年過六旬的老者身材高大，衣著軍裝，胸前配滿了各色勳章。軍樂畢，閣員以及軍警長官如高凌尉、顧維鈞、馮玉祥等一干人等紛紛上前表示歡迎。曹錕與眾人略作談話後，即登上了五十碼外守候的汽車。一聲口令響起，排列在周邊的軍警舉槍致敬。汽車緩緩開動，在一輛六匹黑馬駕馭的禮車（袁世凱所用）追隨下駛入了前門，奔向中南海總統府。汽車全程由騎兵馬隊擁護而行，所有護衛騎兵分成兩排，一眼望去氣派異常。途經路段已在一天前進行了特殊的布置，凈水潑街黃土墊道，一派皇帝出巡時的威儀。道路兩側軍警林立，五步一人，十步一騎，每逢交叉路口必有三五持槍士兵站崗。氣氛凝重而肅然。從正陽門到中南海之間，這段路程並不算長，但此時的曹錕腦海里值得思索的東西太多太多，或許正在感慨四十年前津門推車販布的人世滄桑，也可能還沉浸在五日前勉強依靠金錢支撐下來選舉的慶幸，更可能的是思索著眼前這盤並不好下的殘局。甚至他本人還沒有意識到，不經意間他已經登上了中華民國權力的頂峰。在今後一段時間內他將成為這個國家前進方向的左右者，而這條前進的道路又是如此崎嶇難行。不多時，汽車到達了懷仁堂。這時的懷仁堂已經人聲鼎沸，恭維道賀之詞不絕於耳。等到九點，曹錕的就職典禮正式開始，曹大總統面南而立，各國務員向北而立，軍樂響起，眾人脫帽肅立。樂止，曹氏開始宣讀就職宣言，該就職宣言全文五百餘字，由王毓芝代筆所作。宣言中說，「錕軍人也，於政治初無經驗，今依全國人民託付之重，出而謀一國福利，深思熟計，不勝兢惕。」和往常宣言別無二致，這份宣言首先以自謙開頭，但是接下來話鋒一轉，便進入了正題「所私幸者，國家之成立，以法治為根基，總統之職務，以守法為要議。歷任總統，皆系一時之彥，以國家根本大法未立，無所依據，未竟其施。錕就任之時適在大法告成之際，此後庶政舉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竊幸遭際遠過於前人也。」他一下拋出了「制憲」這一舉世關注的賣點，將自己的賄選政府放在了合法位置之上。這就是這位曹大總統及其班底醞釀已久的「法統重光」。宣誓完畢之後，曹錕便成為民國建國後第12個年頭中的第五任總統。轉播到騰訊微博
1946年，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與英國首相丘吉爾會晤。前排左起：王雲龍、顧維鈞、丘吉爾、王世傑（團長）、胡霖。圖/FOTOE 「法統重光」之夢就在曹錕宣誓就職後的兩個小時，他在隨從人員的陪伴下出現在了國會街春頤園的議會大廳里。中華民國憲法會議在此宣布了新憲法。事實上，這部憲法是曹錕精心策劃的得意之作。長久以來曹錕一直很清楚，儘管自己依靠財力上的強勢打贏了議員爭奪戰，但是真正威脅自己位置的並不是選票。而是實力派手中的人和槍，以及來自公眾的輿論監督。因此如何讓能夠抵擋住各方壓力，將自己賄買來的總統頭銜合法化就成為了曹錕不得不面對的一道難題。早在四個月前以褚輔成、湯漪為首的南下議員們就在上海舉行集會，聲討曹錕之餘發出了《離京議員致兩院同人書》。文中大聲責問道「不一思今日竊據國務院者，其人在法律之地位果居何等？以中國之大，四萬萬人之眾，其權是非衡利害皆不如公等」。1923年9月10日，那些離京議員再次發表宣言，這次矛頭直指參與賄選的國會議長吳景濂，「盤踞北京國會議場，攜其議長資格，利用軍閥武力與金錢，公開賄買議員，而猶不足，乃至破壞立國之根本法度。」接下來，各地軍界要人、實力派人物也坐不住了，紛紛通電討伐，言辭之激烈絲毫不遜於聲討袁世凱稱帝時的檄文。9月27日，盧永祥率先發難：「永祥痛國紀之傾頹，不忍對人之臆說，惟冀促成制憲，補救方法，至元首但能依法遞嬗，則人選聽諸國會，意為我中華民國之誕起。」張作霖也繼起聲討。上海各省同鄉會、學生聯合總會等社會團體也群起通電。就職前的那段時間裡，曹錕成為了全國眾矢之的，而他們聲討的核心觀點便是憲法的缺失導致總統選舉出現賄選醜聞，要求恢復「法統」。輿論風行之下曹錕可以加派重兵保證自己就職當日的人身安全，但是想堵住政敵們的嘴顯然是難比登天。因此，他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就是利用輿論自己來佔領「法統」的制高點。仔細梳理一下不難發現，自從袁世凱1914年開始解散國會，因為廢除《約法》一事弄得身敗名裂，到段祺瑞1917年馬廠誓師趕走張勳立下「再造共和」首功，但也是因為不肯恢復《約法》而最終落得寓居天津的下場，而南方勢力頻頻以護法為旗號挑戰著北京政府的合法性，贏得了輿論與道義上支持。自從辛亥以來多少事件是圍繞著這部憲法展開的，而又有多少實權人物栽在了這部《約法》面前？為了應對賄選行為帶來的種種不利，擺脫千夫所指的窘境，化被動而主動，曹錕決定搶先制定頒布一部《憲法》，讓各方勢力失去聲討的口實，而自己也可以藉此一舉將「法統重光」的功勛攬入懷中，使其一躍成為這個國家的合法元首。在賄選的同時，他也緊鑼密鼓地督促北京憲法會議在自己就職之前趕製出一部憲法，以此來保證自己就職當天可以成為辛亥以來頒布《中華民國憲法》的第一人。10月8日，經三讀通過，中國憲法史上第一部真正的《憲法》誕生了。歷經民國十一載的抗爭妥協，前人沒能辦到的事情卻在一位賄選總統的暗箱操作下，召開三次會議，花費十餘小時就解決了。轉播到騰訊微博
總統曹錕。圖/CFP轉播到騰訊微博
2004年初，曹錕在天津的舊居。 圖/CFP 生不逢時的《憲法》這部加緊制定出的憲法共十三章141條,於l0月10日曹錕宣誓就職的同一天正式公布。《中華民國憲法》是在《天壇憲草》的基礎上制定的,同時吸取了後來憲法草案續議過程中的某些主張。從內容上看,基本上是沿襲了《天壇憲草》規定,體現了保障人權之宗旨,確立了三權分立的民主制衡原則和較為規範的政府體制。但最主要的是增加了「國權」和「地方制度」兩章,突出表現了該憲法的時代特點。儘管這部《憲法》在「國權」與「地方制度」兩個問題的表述上尚不完備,甚至是包含矛盾之處，但是這已經是中國憲政史上最富現代精神的憲法類文件了。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等現代法律理念已經基本齊全。單從條文上說，它是北洋政府時期立法機關經過10年規範化的法律程序,制定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較為完善的正式國家大法。只可惜這樣一部生不逢時的法律在誕生後不久，就遭到了各方的抵制和發難。當時發行的《東方雜誌》就不無嘲諷地說，「國人不特不頌其功，反因反對聲浪大氣。且一部神聖的憲法，亦被議員先生所累，得到「穢憲」兩字的徽號了。」寄予厚望「法統重光」非但沒能樹立起賄選總統的合法性，好端端的一部《憲法》也被曹錕連累，被後人稱之為「賄選憲法」。轉播到騰訊微博
1922年2月6日，張作霖命奉軍演習實戰大操，直奉戰爭悄悄拉開內幕。圖為奉軍騎兵。圖/FOTOE 總統末日「賄選總統」、「豬仔議員」、「賄選憲法」……一切和1923年那任北京政府相關的事物都被人為地包裹上罵名後，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其實「法統重光」並沒有錯誤，錯誤在於它建立在了賄選這一絕對醜陋的前提之下。就在曹錕就職後不久，全國各地紛紛舉行示威大會要求解散「豬仔國會」、曹錕下台，身在廣東的孫中山更是親任大元帥下令討伐曹錕，通緝賄選議員，並通告各國使館否認曹錕為總統。於是，全國倒曹勢力高漲。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曹錕做夢也沒想到一直護衛其走上總統寶座的馮玉祥會在這個時候反戈一擊。就在10月18日，曹錕下令對奉軍發動總攻擊直軍傾巢而出之時。馮玉祥命人由古北口、密雲潛入北京城，包圍了總統府，切斷了電話線，佔領了電話局，並且囚禁了曹錕。整個政變過程未費一槍一彈。次日凌晨，北京市民驚奇地發現滿街皆是佩戴了「不擾民、真愛國、誓死救國」袖章的國民軍士兵。就這樣，「賄選總統」結束了其為期一年的執政生涯。因為賄選，曹錕毀掉了一部憲法。而後來的諸位總統們非但沒有向憲政愈走愈近，甚至沒能頒布出一部更像樣的憲法。多年之後，毛澤東不無諷刺的反問道：「憲法，中國已有過了，曹錕不是頒布過憲法嗎？但是民主自由在何處呢？」七，總統的誓言之蔣介石：一生未完的民主課[導讀]1949年1月1日，蔣發表《元旦文告》，說「只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則個人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轉播到騰訊微博
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蔣介石步入國民政府時，儀仗隊演奏軍樂。圖/FOTOE民主蔣介石就職演說「我們必須尊重憲法，實行憲法，確立法治的基礎。同時更須全體國民了解民主的真諦，向真正的民主而學習。要知道民主制度是一種生活方式，不僅表現在政治方面，也表現在經濟和社會以及各種職業的活動上面，民主國家的國民，決不放棄權利，也決不推諉義務；民主是要少數服從多數，但絕不是多數壓迫少數，更不容少數劫持多數。每一個公民要有自尊心，要有表達公正意見的機會，也要有接受批評和犧牲小我的精神。」蔣介石：一生未完的民主課文│凡歌在蔣介石最初的就職承諾中，「民主」出現了20次，超過了 「憲法」、「民生」、「人民」，甚至他最關心的「戡亂」，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詞。但最終的結果顯示，他一直在奮鬥，但從未懂民主。一身長袍馬褂，一口江浙鄉音，1948年5月20日，在21響禮炮聲中，蔣介石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在不到3800字的就職演講中，蔣介石提出的施政綱領是：對內遵行憲法，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對外政策則強調維護聯合國、與世界各國互惠共利、寬恕日本。「我不否認我們中國是憂患重重，我更不否認我們建國前途，是十分艱巨，民主的基礎條件，還是薄弱。但是時代的力量，已使我們向民主憲政前途里程碑邁進了一大步，儘管橫在面前的還有洶湧的波濤，而我們必須邁步前進，則是任何困難所不能阻撓的。」 在抗戰中逐漸為人熟悉的口音在廣播中響起，這位新任總統的就職演講相當鏗鏘有力。細心的人可以發現，在蔣介石的就職承諾中，「民主」出現了20次，超過了 「憲法」、「民生」、「人民」，甚至他最關心的「戡亂」，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詞。但歷史留給他的時間並不多了。就在他宣誓就職的那一天，62歲的蔣介石的滿腦子盤算的都是如何辭職下野。在當天的日記中，他寫下自己的感受：「心緒愁郁，精神沉悶，似乎到處都是黑暗，悲傷凄慘未有如今之甚……更切辭職之念矣。」從5月20日到22日，就任總統後的前三天，蔣介石陸續向國民黨的一些高級幹部，宋美齡、蔣經國等不同程度的透露其辭職念頭，其部下與家屬當然一致反對此提議。但看起來蔣介石是認真的，他甚至找來法學大腕王寵惠，研究辭職程序。一個剛剛被選為總統，權勢熏天的鐵腕人物，為何竟會陷入如此的困境當中。一個時刻提醒自己「此時只有前進，方是生路」的總統又會如何踐行自己的承諾？轉播到騰訊微博
司徒雷登與蔣介石。圖/CFP 黨內「民主」總統選舉中的混亂和軍事上的失利，讓蔣介石不斷的產生挫敗感，但最令蔣介石頭痛的是，他發現自己對國民黨內的控制力正在下降，在之前4月30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本日課程如常，而悲憤之氣仍未稍息。明知政治、軍事與黨務大權在握，並未動搖，無可畏懼，而心神震驚、環境惡劣；又以黨政軍經之幹部無能，組織無方，未能建立重心，對於一般貪污無能之上級幹部又拒之於門外，毫不之理，故形成今日離心離德之現象。」在就職演講中，蔣介石承諾：「我們必須尊重憲法，實行憲法，確立法治的基礎。」但他同時強調：「同時更須全體國民了解民主的真諦，向真正的民主而學習。要知道民主制度是一種生活方式，不僅表現在政治方面，也表現在經濟和社會以及各種職業的活動上面，民主國家的國民，決不放棄權利，也決不推諉義務；民主是要少數服從多數，但絕不是多數壓迫少數，更不容少數劫持多數。」向民主學習的第一課，蔣介石準備在國民黨內部開始。5月17日，立法院選舉。或許是為了顯示黨內民主的景象，在選舉前，蔣介石故意離開南京，偕宋美齡前往無錫度假三天。但蔣介石前腳離開，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就再度激烈起來，5月17日，孫科與陳立夫分別競選立法院正、副院長。剛剛辭任中央組織部長的陳立夫雖然是國民黨中央提名的候選人，卻遭遇了包括「三青團系」、「朱家驊派」、「新桂系」等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的聯合抵制。在這些派別看來，陳立夫就是黨內「反動」與「統制」的象徵性人物。其時李宗仁競選時提出的口號就是「用新人，行新政」，對這位「陳家黨」的代表人物自然是欲去之而後快。接著在行政院長人選上，雙方又展開激烈鬥爭。這一次，攻擊者變為前度處於守勢的CC派黨籍立法委員。出掌行政院甫滿一年的政學系領袖張群原本是蔣介石屬意人選。為了在黨內形成集中意見，5月21日，在晨禱結束後，蔣介石專門約見陳立夫，要求陳立夫約束他的派系成員，支持張群。但令蔣介石意想不到的是，一向對蔣言聽計從，有令必行的陳立夫開始大訴其苦，稱幹部已怪他過分服從總裁，致使所部毫無出路。對一手栽培陳立夫長達20多年的蔣介石來說，這樣的回答大出他的意料。會談事後，蔣介石在日記里寫道「立夫變態之快，殊為生平最大之教訓也。」不過，蔣的執拗勁無人可比。這一天在他的示意下，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了針對行政院長人選問題的黨籍立法委員談話會，意在通過張群為行政院長候選人。不料橫生枝節，在CC系成員的要求下，談話會試行了黨內會議少見的假投票舉措。事實上是一個摸底調查，結果在460名黨籍立法委員中，有259人投票給時為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的何應欽，而時為行政院院長的張群只得到94票，只比第三名，時為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的吳鐵城多了9票，甚至有人投票給非黨籍的候選人。這一「黨內民主」的結果令蔣介石大為憤怒，但他對尾大不掉的CC系卻無可奈何。這一天，在同自己的心腹秘書陳布雷談話時，蔣忍不住說：「立夫對余亦玩弄手段，以假投票方式使余不能不從其意提名何應欽為行政院長，並藉以排除其政敵張群，殊為痛心。」連任行政院長意願本就不高的張群，此時則以省親養痾為由，遁離首都南京，請假返回老家四川。而被CC系架上火線的何應欽也怕引火燒身，更是當面向蔣介石推辭了行政院長提名。一出內訌戲令蔣介石頗為難堪，內閣部長遲遲難產令外界議論紛紛。於是5月23日夜，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翁文灝在半夜接到蔣介石的電話告知，被火線提名為行政院長候選人。對於天上飛來的這頂「官帽」，翁最初堅辭不受，但終為蔣說動，隨後他閃電獲得國民黨中央提名，接著在24日下午取得了立法院投票同意，成為行憲後首任的行政院長。副總統、行政院長、立法院長，國民黨試行三權制衡的第一次嘗試，對於沒有經歷過權力制衡的國民政府而言，看起來變成了狗咬狗一嘴毛的鬧劇。但事實上，選舉政治的本色正是要使各利益集團的角逐在陽光下進行，這讓習慣了暗箱操作的蔣介石總統頗不適應。這是蔣介石抑鬱懊惱，有苦難言的根由，在蔣這一時期所寫的日記里，每天都有心神不安的描述，他一度稱這次行憲選舉是「政治上最大的失敗」，遂累有摞挑子之想法。但造局者正是蔣介石自己，善於在派別中搞平衡，以使自己始終保持領袖地位，正是蔣介石在國民黨內成功的根基之一，也正是他的默許和鼓勵造就了國民黨派系林立的政治格局，現在，他種下的種子開花結果了，品嘗這一果實的只能是他自己。 分拆國民黨？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冷眼觀察這一小品劇，得出的結論為：這是蔣介石多年賴以立足之基礎的內部反叛。之後他建議蔣介石進行行政改革，第一步就是解散CC系。蔣家天下陳家黨，蔣介石此時卻又顧慮重重。他在這段時間不停地與自己的親信探討國民黨的出路，但同一時間國共兩黨正在東北進行決定性的命運之戰。蔣介石要到敗退台灣後才看到延安的「整風運動」，這個聰明的人即刻反省到了自己在1948年所遇到的難題，共產黨在1945年就已經開始解決了。蔣介石在這一年想出的解決辦法為：今後本黨方針，不出二途，一撤底改組，各級黨部一律停止活動。二為任多派自動組黨，使之分道揚鑣。5月30日，在國民黨中常委一級的高級幹部會上，蔣介石首度透露了其主動裂解國民黨的想法，讓這些官員們大吃一驚。蔣介石在講話中說：「自抗戰勝利結束，余原擬擺脫公職，從此退休，最近亦有此念，但皆以國家幾百萬軍隊，幾百萬黨員，無人統率，且必因余之退休而更陷於紛亂。余以是只有忍耐，繼續負責。但是現在若干黨員陽奉陰違，不照余之指示做事，當面表示擁護，背地裡卻在搗亂。今年七八月間決定召開全國代表座談會，希望能因此加強黨的組織，鞏固黨的基礎。倘使這個希望不能達到，我寧肯讓黨分裂。不願做國民黨黨員的人，可以脫離，也可以另外去組黨，我絕對願意支持。」一個匪議所思的現象出現了，在蔣聲色俱厲的講話後。當天黨、團雙方人馬對於是否支持黨中央提名的立法院副院長人選陳立夫一事，卻仍然針鋒相對，各不相讓。蔣介石當場要求與會人士起立表明心志，其時團方的中常委只能敷衍照辦。在蔣的威壓下，只有三個人沒有起身，兩個是資深的團派反對者黃宇人、湯如炎。另一個則是蔣的夫人宋美齡。為了化解尷尬，宋委婉說開會時間已久，笑著向蔣提議散會，排解了當時僵持不下的場面。會後，與會的劉健群自我解嘲團方中常委的起立行諾言也就成了鏡花水月。也許重整國民黨與分立國民黨的想法並不相悖，但恰如台灣學者王良卿所言：如果一個腐朽的黨只是藉由簡單裂解，卻不設法整飭人組織人事，頂多也恐怕只是徒然製造了兩個腐朽的黨，實則仍難濟事。事實上，蔣介石的整黨願望只有戰敗後蝸居台灣的時候才得以實現，他在那時候的講話里數度談到了「延安整風」。而他分裂國民黨的，造成黨外有黨的計劃，則要到國民黨在台灣首度失去統治權後才得以實現。此年12月24日，擁兵50萬的「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在武漢通電提出「國共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和蔣介石「下野」等要求；緊接著李宗仁與甘乃光等又提出五項和議主張。接著河南、湖南、湖北、廣西四省相繼通電主和，並要蔣介石下野。除夕日，蔣介石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徵詢意見，除谷正綱等少數幾人外，其餘一致認為蔣是和談的主要障礙，應當去職。不過，美國《時代》周刊在這一年底仍然把蔣選為了年度封面人物，在封面上他們意味深長地寫下了「消失的地平線」，看起來中國將躍出美國的視線之外。在對蔣的這一年作了相當長的回顧後，《時代》預測稱未來可能會發生幾種變化：蔣總司令下台，讓位給新生的「改革」政府。（最有可能的首腦是：副總統李宗仁）中國可能分裂成地方割據狀況。共產黨可能征服全中國。他們幾乎全部猜中了答案。1949年1月1日，蔣發表《元旦文告》，說「只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則個人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公意是從」。這距離他當選總統僅僅不到八個月。最終的結果顯示，「民主」這個他在就職演講中反覆提及的字眼，他雖然一直在奮鬥，但從未真正懂得。（本文部分參閱《跌蕩一百年》、《中國國民黨從革新走向改造》、《蔣介石傳》）八，總統誓言之李宗仁：末代總統的三個願望[導讀]李宗仁上台之初給了自己三項重大任務：一是和談；二是謀求「體面的和平」，同時在內部做民主改革，獲得民眾支持；三是尋求美國幫助，穩定通脹。但直到「代總統」職位結束，三個願望都能實現。轉播到騰訊微博
資料圖：李宗仁和平蔣介石替李宗仁擬的「繼任文告」「總統蔣公軫念國家之艱危，顧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實現，決然引退。宗仁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代行總統職權，自揣庸愚，膺茲重任，曷勝惶恐。唯是宗仁追隨總統革命二十餘年，深知其處事持躬悉以國家人民為重，而對於個人之進退出處，嚴謹光明，心志既決，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責，不容辭謝，唯有黽勉將事，效忠國家，冀使中樞之政務不墜，而總統救國救民之志業有成。所望我全體軍民抒誠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職守，精誠團結，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國之方針，為民主自由而努力，國家民族實利賴之。」李宗仁：「末代總統」的三個願望文│王彬李宗仁在上台之初給了自己三項重大任務：一是和談；二是謀求「體面的和平」，同時要在內部進行民主改革，獲得民眾支持；三是尋求美國幫助，穩定通貨膨脹。但直到他的「代總統」職位結束，這三個願望一個也沒能實現。對李宗仁而言，1949年的春天是充滿希望的新開始。這一年的1月21日，南京中央社播發了蔣介石的聲明：「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本人因故不能視事，決定身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可是，李宗仁接手的國民黨政權危如累卵：東北、華北全境「淪陷」，華中、華東的長江以北地區均為解放軍佔領。長江北岸解放軍有320萬，其中120萬人組成的東西兩大戰略集群枕戈待旦。還有，蔣介石雖然自稱「下野」，實際上只是退居幕後，一切仍然操控在自己手裡。除了蔣介石，行政院院長孫科也跟他唱反調。早在1月19日，孫科就以行政院的名義給各國駐南京使節發出通知，要他們遷往廣州——因為行政院要遷往廣州。這樣，國民政府一分為三：蔣介石在溪口遙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孫科在廣州辦公——毛澤東撰文嘲笑此為「一國三公」。李宗仁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承認，他在上台之初給了自己三項重大任務：一是和談；二是不能讓共產黨過江，謀求「體面的和平」，同時要在內部進行民主改革，獲得民眾支持；三是尋求美國幫助，穩定通貨膨脹。「李代總統」的如意算盤能夠實現嗎？◎ 註定破裂的和談與中共謀求和平，是所有計劃的立足點。早在1月1日，蔣介石在新年講話中發表求和文告。中共回應表示同意和談，同時提出八項和談條件。對蔣介石來說，這八項談判條件就是要他無條件投降，他無從接受。而李宗仁積極回應了中共的和談主張。1月27日，李宗仁和白崇禧派遣的和談密使劉仲容等人到了北京。和談秘使還反覆說，李、白都願意和談，但人民解放軍不能渡過長江。但是，毛澤東的想法和李宗仁完全不一樣。毛澤東於1月14日正式公布了8項聲明的時候就已經明確：不管和談結果如何，一定要踏過長江。為了儘快達到停戰目的，李宗仁於2月14日甩開孫科和行政院，派出顏惠慶、章士釗等4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名義飛北平試探國共和談的可能性。4月1日，又正式派出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談判代表團，抵達北平。這場「不許討價還價」的談判開始了。 北平談判雙方爭執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戰犯和渡江問題上。關於戰犯問題，南京方面除邵力子外，其餘幾個人都異口同聲地說「懲治戰犯」這一條不能接受。可是，中共代表在戰犯問題上毫不鬆口，堅持必須懲辦。關於渡江問題，南京代表希望中共軍隊不過江或緩過江，中共代表則只答應和談期間暫不過江，但和談後無論談成談不成都要過江。分歧巨大，原定4月5日開始的正式和談被迫推遲。4月15日，在第二次正式會議上，周恩來鄭重宣布：談判以4月20日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願意簽字，須在20日以前表態。中共還帶信給李宗仁：無論談判協定達成與否，人民解放軍都要過江。20日深夜，李宗仁在南京發出卯號複電，拒絕簽字。21日，毛澤東、朱德向百萬大軍發布了渡江命令。渡江後的解放軍勢如破竹，李宗仁和共產黨平分天下的想法徹底破產。◎ 改革成了一句空話國都丟失，李宗仁的心情是黯淡的。更讓他介懷的是，從上台開始，任何一項革新措施都未能成功。1月24日，上台之初的李宗仁命行政院執行以下指令：1、把全國剿匪總司令部改為軍政長官公署；2、取消全國戒嚴令；3、裁撤戡亂建國總隊；4、釋放政治犯；5、解除報章雜誌禁令；6、撤銷特種刑事法庭；7、通令停止特務活動。一系列的措施，表明了李宗仁想改變南京政府的形象。然而，他的種種努力都以失敗告終，大權依然掌握在蔣介石手裡。10月1日，李宗仁守在廣播旁邊收聽了新政權的開國大典。10月14日，廣州被人民解放軍佔領。11月20日，李宗仁的飛機到了香港。12月5日，他包機飛往美國。李宗仁的上台是由美國政府扶植的，因此他深信，美國政府會更多地援助他與中共分庭抗禮。可是，沒有等到美援遏制國統區的通貨膨脹，中共的百萬大軍就已揮師南下，更讓李宗仁意外的是，美國人對他的態度會轉變得如此之快。從踏上美國土地開始，李宗仁就沒有享受過一個「國家元首」的待遇。一直到1950年3月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白宮設了一頓午宴招待李宗仁。這頓午餐進行得很尷尬，沒有談及任何實質的問題，因為在之前的一天，蔣介石在台北自行宣布「復職」。美國人的「白皮書」寫得很清楚，他們和李宗仁一樣，不喜歡蔣介石。但美國人需要蔣介石。而李宗仁則是「落難天子」，真正的孤家寡人一個，沒有任何的利用價值。6月25日拂曉，朝鮮戰爭全面爆發。台灣成了「不沉的航空母艦」，李宗仁渴望的軍事援助開始源源不斷的運往東方，落入蔣介石的手中。李宗仁剩下的唯一資本，就是他「總統」的頭銜，他畢竟還是名譽上的中華民國的「代總統」。這一頭銜對美國人而言沒有任何利用價值，但卻吸引了「第三勢力」的注意。1953年，顧孟余、張發奎等人在日本召集「第三勢力」集會，邀請李宗仁前往。李宗仁極為心動，只是因為辦理出入境手續煩瑣，未能成行。在美國的暗地支持下，「第三勢力」甚至開始準備在菲律賓籌辦基地。但是，這個組織很快就分崩離析。到了1954年3月，台灣的「國民大會」召開第一屆第二次會議，「順理成章」通過國民黨總裁蔣介石為第二任「總統」，李宗仁的「代總統」生涯正式宣告結束。沒有了職位，也沒有了政治活動，這對李宗仁而言更像是一個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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