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伊斯蘭化」與「多元文化」的失敗——歐洲的悲劇（上）

一方面，這已是一個積重難返的老問題，而且民主政治下的選票壓力很可能使佔據相對人口優勢的穆斯林社團在老齡化、出生率低下的西歐國家贏得越來越大的政策話語權。另一方面，正如一些人敏銳地警告的，簡單的文化說教，或者像卡梅倫那樣強化所謂的「基督教認同」，效果也許只會適得其反

素來以標新立異、特立獨行為榮的法蘭西人很少表現得像1月11日那麼萬眾一心。

那個星期天的下午，在總人口不到7000萬的法國，有超過370萬人走上巴黎和其他城市街頭，以展現他們在恐怖主義面前毫不畏懼的團結精神以及捍衛數百年來形成和珍視的自由價值的決心。

在以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的名字命名的寬闊大道上，來自世界各地的50多位政府領導人身著深色大衣，與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 (Fran觭oisHollande)　一起手挽著手走在集會群眾的前列。他們中有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 (An-gelaMerkel)、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Cameron)和來自穆斯林世界的土耳其總理艾哈邁德·達武特奧盧(AhmetDavutoglu)等……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Abbas)與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Netanyahu)幾乎是肩並肩走在遊行隊伍的第一排，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現出了來自文明世界的鮮有的同仇敵愾。

遊行人群揮舞著「JesuisCharlie(我是查理)」的標語，將共和國廣場(PlacedelaRépublique)擠得水泄不通，《馬賽曲》(LaMarseillaise)的熟悉歌聲再一次響徹巴黎和法國上空。尤其讓人振奮的是，星期天的大遊行中出現了許多穆斯林移民的身影。

突如其來的災難總是能夠使平時素不相識、甚至經常意見相左的人們緊密團結在一起。法國彷彿想要以此告訴世界：雖然已過去兩百多年，但「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在這個國家依然歷久彌新，煥發著鮮活的生命力。正如奧朗德總統難得那麼莊重嚴肅地宣告的：「今天巴黎是世界的首都……法國將呈現出最好的面貌。」

血色星期三

此前，在這個老牌西方大國的首都和全球時尚中心，發生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恐怖襲擊，震驚了法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1月7日上午，三名蒙面槍手襲擊了諷刺漫畫雜誌《查理周刊》(CharlieHebdo)編輯部，致12人當場遇難。

在接下來的三天里，法國東部某地一個清真寺發生爆炸，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還在巴黎的一家猶太超市劫持並殺害了多名人質。

周末，德國《漢堡早郵報》(Ham-burgerMorgenpost)的辦公樓遭遇縱火襲擊——像其他許多德國報紙一樣，周三在巴黎的槍擊事件發生後，《漢堡早郵報》也轉發了《查理周刊》刊登的漫畫，以示對它的支持。

……

這一連串的恐怖襲擊總共導致17人死亡，是自2004年3月發生在馬德里的連環火車爆炸案和2005年7月發生在倫敦的公交系統自殺炸彈襲擊（分别致186人和52人罹難）以來，西歐所遭遇的最嚴重的伊斯蘭恐怖主義襲擊。

經法國警方和美國反恐部門的確認，1月7日襲擊事件的三名嫌犯都是出生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裔的法國公民。實際上，近年來發生的更多「聖戰者襲擊」——例如波士頓馬拉松賽（2013年4月）、倫敦街頭（2013年5月）、渥太華戰爭紀念碑（2014年10月）和悉尼酒吧（2014年12月）——都是由所謂「獨狼恐怖分子」策動的。這些兇殘的殺手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都是自己襲擊的西方國家的公民，其中很多甚至出生在西方國家。由於這類操著一口標準倫敦英語和巴黎法語的新聖戰分子來自西方內部，因而比來自遙遠的中東和中亞的敵人更加令人恐懼。

法國人至今記憶猶新，將近3年前的2012年 3月，就在總統大選前夕，24歲的阿爾及利亞裔青年穆罕默德·梅拉赫(MohammedMerah)　騎著摩托車在南部城市圖盧茲的一所猶太學校瘋狂掃射，殺害了一名拉比（猶太教師）和三個猶太兒童。他後來告訴警方，他希望以此「讓法國屈服」，以報復法國參與阿富汗戰爭和禁止穆斯林婦女戴面紗的法律，並為苦難的巴勒斯坦人報仇。這位曾去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槍手還曾殺害了3位北非裔法國傘兵，在同警方談判時，他不僅「毫無悔意」，還為沒能實施更多殺戮而感到可惜。美國反恐當局的信息顯示，梅拉赫也曾被美國列入最高級的「禁飛」黑名單。但認識梅拉赫的的鄰居們說，他生長在一個與宗教幾乎毫無關係的家庭里，性格安靜單純，雖然有過小偷小摸的前科和一些暴力跡象，但總體上看起來很正常，他甚至還熱心地幫鄰居搬過傢具……

英國人也記得很清楚，當2005年倫敦地鐵爆炸案的策劃和領導者、年輕的穆罕默德·西迪克(MohammedSiddeque)高聲叫囂「為我的穆斯林兄弟姐妹們報仇！」時，他所說的英語沒有一絲巴基斯坦腔，而是帶著明顯的約克郡口音。

歐洲的「伊斯蘭化」

許多人會很自然地用「文明衝突」——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在20多年前發明的一個著名概念——的視角來看待發生在西方世界「心臟地帶」的這場觸目驚心的恐怖襲擊，而這恰恰是西方政治家以及穆斯林社團上層精英唯恐避之不及的。

襲擊發生後，無論是法國總統奧朗德還是其他許多政治家都在第一時間小心翼翼地表態，不是伊斯蘭教、而是極端主義造成了這起血案，告誡民眾不要因此仇視穆斯林。法國前司法部長、著名的廢除死刑運動領袖羅伯特·巴丹泰(RobertBadinter)甚至還警告，襲擊「不僅是一場犯罪，還是一個圈套」，意思是它意在挑起法國人與穆斯林之間的敵對。令人略感吃驚的是，最先對襲擊事件發表譴責的竟是法國穆斯林信仰理事會(FrenchCounciloftheMuslimFaith)，足見其感受到的壓力。

但這些「撇清」之舉或許並不能消除法國乃至整個歐洲對規模日益龐大的穆斯林社群的不信任。襲擊發生之際，正是伊斯蘭激進主義成為全歐洲安全官員心頭大患的微妙時刻。調查顯示，數以千計的歐洲公民——其中尤以法國人居多——已經加入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聖戰組織，這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伊斯蘭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正在滲透進入歐洲的擔憂。這種擔憂在法國最為強烈，因為法國擁有歐盟最大的猶太人和穆斯林群體，目前法國的穆斯林人口已超過500萬。近幾個月來，法國政府曾多次就伊斯蘭主義激進分子發動恐怖襲擊的風險發出警告。

這場危機以及它所造成的影響，不僅給法國，也給所有歐洲國家的政府帶來了重大挑戰。它們正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宗教和文化分裂，而所謂「歐洲的伊斯蘭化」又是其中富爭議的焦點。過去數十年來，歐洲出生率不斷下降，外來移民日益增多，其中約有90％來自穆斯林國家或阿拉伯世界。這些國家不僅臨近歐洲，有些原本就是歐洲老牌帝國的殖民地，可謂近水樓台。穆斯林是融入還是改變歐洲？成為社會輿論熱議的話題，有些人甚至驚呼：Europe（歐洲）正在變成Eurabia（「歐拉伯」）。就在襲擊發生的那一周，《查理周刊》為特立獨行的法國作家米歇爾·維勒貝克(MichelHouellebecq)的新小說《屈服》(Soumission)製作了一組專題報道，描繪的是一位穆斯林總統領導的伊斯蘭政權控制下的法國。這些都曲折地反映出普通歐洲民眾對「歐洲伊斯蘭化」的疑懼。

統計數據的確印證了這種與日俱增的擔憂是有來由的：

德國從20世紀60年代起大規模引入土耳其等中東國家勞工，參與戰後重建。德國人本以為這些勞工在賺了一筆錢後就會返回家鄉，但事實是，他們中的大多數留居德國安家立業。總人口8000多萬的德國目前有大約400萬穆斯林公民，這些人大部分來自土耳其。

如果說歐洲穆斯林人口的增長還僅僅代表了一種長期趨勢的話，那麼更為令人感受到迫在眉睫的不安和威脅的是：不像他們的父輩，新一代的歐洲穆斯林越來越難以被西方文化同化。在西歐穆斯林人口最多的法國，2009年的蓋普洛民意調查顯示，52%的法國穆斯林「強烈」或「極其強烈」地認同自己的宗教，而普通法國人的宗教認同感只有23%。在英國，這一對比更為鮮明，為75%比23%。據報道，目前英國至少有85個正在運作的伊斯蘭教法法庭，英國的清真寺數量（1689個）幾乎與新近關閉的英國國教聖公會教堂的數量相當，「穆罕默德」成為英國新生男嬰的最流行名字……

2013年底，英國歷史悠久的馬莎（Marks&Spencer）百貨公司發生了一起離奇的糾紛，放在幾十年前是難以想像的：一位顧客在倫敦的一家馬莎門店準備購買一瓶香檳酒，他在收銀台付款時遭到一位女性穆斯林店員的拒絕（《古蘭經》明確禁止穆斯林飲酒），並被要求到別的收銀台交錢。此事經《每日電訊報》（TheDailyTelegraph）等媒體報道後，立刻在整個英國引發了一場輿論風暴。許多英國讀者正確地指出，那位英國顧客購買酒精飲料的權利必須得到保護；至於那位篤信伊斯蘭教的那位女店員，她壓根就不應該選擇在馬莎這樣的地方工作。要是她的這種做法得到尊重和鼓勵，那麼以後任何一位共和主義者都可以理直氣壯地拒絕遵守英國的法律。

馬莎百貨事件是一個極端例子，但在文化價值日益分裂的歐洲，人口上相對優勢越來越明顯的穆斯林的確也越來越善於利用西方的民主政治手段來達到強化自己獨特的宗教民族認同的目的。他們越來越多地要求在歐洲社會中保留自己的文化傳統，甚至還要求從歐洲國家政府得到特別的資助。這方面，挪威的穆斯林組織已經走了很遠：他們要求穆斯林女警察穿特別的制服，公眾泳池專門為穆斯林婦女設開放時間，穆斯林男孩洗澡要有特別的窗帘隔離，避免身體暴露於不同種族的目光之下，學校要有特設的飲食，機場要設有特別的祈禱室，所有的公共機構要為不同國家的穆斯林提供官方語言的口譯服務……等等。

2014年3月，英國報界收到的一封奇怪的匿名信，信中的主要內容是一份名為「特洛伊木馬行動」的綱領。行動方案為如何在英國中小學中逐漸讓伊斯蘭教義和價值觀佔據教育主導地位列出了詳細的步驟，例如通過學生、家長投訴等，校董會逐漸讓那些非穆斯林的教職員工靠邊站，孤立非穆斯林的校長，最終以穆斯林校長取而代之……用中國官方常用的話來說，就是要讓伊斯蘭主義佔領英國的教育陣地。匿名信還說，伯明翰的部分中小學已經成功地使用了「特洛伊木馬行動方案」。信中點名的幾所學校，雖然是公立普通中學，但由於人口分布所致，學生幾乎是清一色的穆斯林，校董會成員也都是穆斯林。

事後大多數人認為，這份聳人聽聞的「行動方案」是有人蓄意偽造，意在引起媒體和政府部門對「伊斯蘭化」問題的關注。但它顯然還是引起了英國上上下下許多人士的共鳴，英國教育大臣要求相關部門今後對全英國的中小學進行不定期的突襲檢查，目的是杜絕公立學校「過分注重伊斯蘭文化」的傾向，如女學生戴頭巾、學校廣播呼喚祈禱、為中東國家募捐等等；此外，英國教育當局還宣布，今後要在英國所有的中小學中（包括私立和教會學校），弘揚「英國價值」。

「多元文化」的失敗

2010年10月，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在自己所屬政黨的一次集會上令人吃驚地宣布，德國構建多元文化社會、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快樂生活的努力已經「徹底失敗」。這並不是說默克爾主張封閉和排外，她同時說，德國歡迎外國移民，但他們必須學習德語，接受德國文化，以便能夠在學校正常生活學習、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不說德語，就不能融入德國社會。」

在強調「政治正確」的西方社會，默克爾是第一個站出來發表這種觀點的政治家，她的大膽言論立刻贏得了歐盟另外兩大國領導人——英國首相卡梅倫和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NicolasSarkozy）的強烈附和。

2011年2月，卡梅倫在德國慕尼黑舉行的一個國際安全會議上對在英國和歐洲存在了30年的「多元文化」發出了猛烈而系統的攻擊。他認為這種文化助長了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直接催生了本土伊斯蘭恐怖主義。

卡梅倫說，英國必須奉行「強有力的自由主義」政策，把平等、法治和言論自由的價值觀推廣到社會的每個角落。所有在英國的移民必須講英語，學校必須向學生講授英國的共同文化。他警告穆斯林團體，如果他們不支持婦女權益並推動融合，就會徹底失去政府的資助。卡梅倫指出，英國必須剷除國內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根源。「我們沒能（向穆斯林青年）描繪一種他們願意歸屬的社會前景。我們甚至容忍那些行為與我們的價值觀相悖的封閉群體。所有這些原因使得一些穆斯林青年感到無所依託。在尋找歸屬和信仰的過程中，他們可能會落入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陷阱。」

之後，卡梅倫不止一次地刻意強調自己對英國的基督教文化的認同。他在一場復活節招待會上表示，他對自己是一名基督徒感到驕傲，並為自己的孩子在一家教會學校讀書感到驕傲。他還在一份教會報紙上發表的文章稱他自己是「英國國教聖公會的一員」，並認為英國「應該對其基督教國家的地位更加自信」……卡梅倫的這種「宣誓」折射的是歐洲人的普遍焦慮：2011年的人口普查顯示，雖然基督教仍是英國最大宗教，但把自己稱為基督徒的人從2001年占人口近72%的比例下降到了不到60%。

薩科齊更加積極地付諸行動，在他的竭力倡導下，法國於2011年通過的一項法律，禁止穆斯林女性在任何公共場合佩戴伊斯蘭面紗和罩袍。此後，戴高樂機場還發生了拒絕脫掉面紗的中東女性遭禁止入境的事件。薩科齊用更強硬的話語重複了默克爾的觀點，穆斯林必須「融合到單一社會裡，這個單一社會就是法國社會……如果你不想接受它，在法國你將不受歡迎。」

不論默克爾、卡梅倫和薩科齊的主張正確與否，歐盟內部最重要的三大國的領袖不約而同地向「多元文化」開火，說明文化價值分裂不僅已是當代歐洲普遍面臨的困境，而且也日益凸顯為迫在眉睫的現實威脅。自那以後，越來越多的歐洲人試圖就這類傳統上的「禁忌話題」展開嚴肅的討論。也許是受到鄰近大國的鼓舞，2003年，瑞士經全民公決後通過禁止建造清真寺宣禮塔的法令。但總的來說，歐洲社會輿論對這類問題的回應並不熱烈。

所謂「多元文化社會」，根據前英國工黨勞工大臣、歐盟委員會主席羅伊·詹金斯（RoyHarrisJenkins)在20世紀60年代時所下的定義，它尊重「相互包容的環境中的文化多樣性」。更簡單地說，官方對公民的宗教身份認同的不加關心，並相信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在同一個政府之下能夠和睦相處。

作為一種自由主義政治理想，「多元文化社會」是非常具有誘惑力的，但它毫無依據地將所有宗教都假設為經歷過現代化洗禮之後的基督教。有人正確地指出，提倡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在歐洲社會已是根深蒂固，按照這種世俗主義的觀點，宗教信仰是個體或私人行為，因而應當允許包括穆斯林在內的各團體信奉自己的宗教，但這些宗教信仰應與公眾和政治生活毫不相干。這是「多元文化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石，但這很可能只是歐洲人的一廂情願，因為在這個基本出發點上，穆斯林與歐洲的傳統認同與文化差異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歐洲人希望歐洲穆斯林既能保持原來的宗教，又能將其限制在私人領域，不干涉政治性的公共事務。對於許多穆斯林來說，這種「政」與「教」之間區分是荒謬和難以理解的。許多人期待穆斯林會改變，但穆斯林卻很難妥協並以此為傲。在他們看來，正是這種不願向世俗化壓力妥協的堅守，使穆斯林社會充滿生機並與眾不同。事實證明，穆斯林有效抵制了使其宗教淪為私人活動的各種世俗化努力。

事實上，健忘的歐洲人可能已經記不得了，在歐洲，爭取政教分離的鬥爭經歷了一段導致幾十萬顆人頭落地的血淚史，想想「30年戰爭」吧！馴服宗教，將它嚴格限制在公共政治邊界之外，這項啟矇事業即便對歐洲來說也不是太久遠的歷史，而且現在看來也不見得真如想像般那麼美妙。

正如卡梅倫所看到的，在歐洲許多國家，穆斯林與主流社會隔離開來。年輕一代則通過家庭（傳統習俗）安排，與共同宗教和種族背景、特別是祖國來的人結成配偶。這樣一來，他們便在新的祖國建立了一個個事實上的「獨立社區」。在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社會」中，人們不再共享文化、宗教、甚至國籍和語言，各自獨立的社區越來越突出了族群文化的符號特徵。而如果沒有共同的文化粘合劑的存在，這些歐洲國家最終必將四分五裂——這種分裂不同於傳統的領土分裂，而是因文化價值而導致的社會分裂。

年輕的第二代穆斯林移民所表現出來的對本族群宗教身份的自我強化，表面上看似乎相當出人意料，其實是不難理解的。他們的父母雖然逃離了故國的專制政權，但以往生活的經驗使他們傾向於順從權力——在歐洲，也就是服從西方主流價值。而年輕一代的內心已經接受了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叛逆」恰恰正是他們已經「英國化」或「法國化」的標誌。但當他們因叛逆而需要刻意尋求主流之外的精神認同時，最唾手可得的資源便是來自父輩祖國的宗教。對這些穆斯林第二代來說，伊斯蘭教極端主義有點像土生土長的英國和法國白人問題青少年那裡的酒精和毒品。

而作為一種催化劑，歐洲穆斯林的高失業率——在許多國家通常三倍於平均水平——則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社會邊緣化和文化自我隔離。孤立和貧困所催生出來的憤怒，使得穆斯林聚居的法國城郊和英國都市移民區變成一個個火藥桶，那裡的年輕人很容易被各種激進思潮——不僅宗教，也包括政治極端主義——引入歧途。

路在何方

什麼樣的文化政策才能使價值觀明顯不同的族群和諧地（或至少相安無事地）生活在同一個國度？這是一個問題，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並將它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

默克爾、卡梅倫和薩科齊已經看到了當前歐洲複雜的文化危機的癥結所在，但他們並沒有能夠開出對症下藥的處方。一方面，這已是一個積重難返的老問題，而且民主政治下的選票壓力很可能使佔據相對人口優勢的穆斯林社團在老齡化、出生率低下的西歐國家贏得越來越大的政策話語權。另一方面，正如一些人敏銳地警告的，簡單的文化說教，或者像卡梅倫那樣強化所謂的「基督教認同」，效果也許只會適得其反。因為這相當於不停地提醒那些來自穆斯林國家的移民：「你們是『穆斯林』，不同於這裡其他所有人」。那麼，他們當中許多原本並沒有虔誠宗教信仰的人可能真會開始把自己當作「穆斯林」。在這樣的情況下，削減相關政府資金，駁回或限制那些與宗教或種族符號相關的政策訴求，必定會招致更多的怨恨。這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