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李德新臨床經驗
李德新
重視繼承與創新的中醫理論家李德新
鄭洪新整理
編者按李德新，遼寧營口人，我國著名的中醫藥理論和臨床專家，現任遼寧中醫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中醫藥學會中醫基礎理論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氏幼承庭訓，出身科班。博學多才，文史哲醫，悉心鑽研；學貫中西，銳意創新。理論功底堅實，學術造詣精深。專著《實用中醫基礎學》集中醫學基礎理論之大成，反映了中醫學理論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榮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獎。注重中醫理論研究與臨床、實驗和文獻相結合，多學科、多層次地進行縱橫綜合研究，努力應用現代科學知識和方法，跟蹤學術發展前沿，在「中醫氣機升降學說」、「脾虛對生物膜結構與功能影響及其應用研究」等方面，獨樹一幟，頗有創見。教學、科研碩果卓著，出版著作15部，發表論文60餘篇，獲遼寧省科技進步獎7項。
李氏嫻於醫術，醫德高尚，精通中醫內科，通曉西醫，實踐經驗豐富。臨證以補益脾胃、調暢氣機為特色，尤以治療肝、膽、脾、胃疾病見長。辨證絲絲入扣，理法方葯，機活法圓，論治應手取效。
李氏，為人師表，教書育人，培養博士13名，碩士25名，其中有日本、台灣等地的弟子，而得其指導及授課的學生，更是不計其數。曾多次應邀赴日本、義大利、澳門等地講學，促進了中醫藥對外教學和交流，桃李滿天下，聲譽海內外。
李氏為中醫藥事業做出了卓越的成績，榮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遼寧省優秀專家，遼寧省及瀋陽市勞動模範等光榮稱號，並被載入《中國當代自然科學學者大辭典》、《世界名人大辭典》、《世界著名學術領導人辭典》之中。
言忠信，行篤敬。
———（《論語·衛靈公十五》）
李德新，字震之，男，1935年生，遼寧省營口縣人。其父為營口著名中醫，長於內科，尤精婦科。因此幼承庭訓，耳濡目染，家傳師授，奠定了堅實的中醫學基礎。1958年就讀於遼寧中醫學院中醫系醫療專業，196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並留校任教，歷任遼寧中醫學院內科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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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中醫基礎教研室主任及講師、副教授、教授等職。兼任中國中醫藥學會中醫基礎理論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遼寧世界傳統醫學研究中心主任、新加坡中醫走向世界國際學術研究會副主席、美國世界傳統醫學聯盟學術委員會委員、遼寧省政府學位委員會委員、遼寧省醫藥科技進步顧問委員會委員、遼寧省新葯審評委員會委員、遼寧省中醫藥學會常務理事、遼寧省生命科學學會常務理事、瀋陽市中醫藥學會副理事長、瀋陽對外交流促進會理事等職。
李氏博極醫源，精勤創新，以中醫理論和中醫內科為專攻，文史哲醫，中西古今，廣覽群書，熟讀精思，既悉心研究《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等經典著作，又善於擷取歷代醫家名流之特長，刻意探索求新，學貫中西，融會新知，師古而不泥古，治學以「勤奮、嚴謹、求實、創新」著稱。注重中醫理論研究與臨床、方葯和文獻相結合進行縱向和橫向綜合研究，以專題文獻研究為前提，努力應用現代科學知識和方法，跟蹤學科發展前沿，多學科、多層次地從事中醫學理論研究。在「中醫氣機升降學說」、「中醫氣血理論」、「脾虛對生物膜結構與功能影響研究」等方面，獨樹一幟，頗有創見，發表了在國內外很有影響的學術論文60餘篇。
李氏專著《實用中醫基礎學》，反映了中醫學理論研究的現狀和發展趨勢，被譽為國內外集中醫學理論之大成的權威性著作，1994年由台灣志遠書局再版，榮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三等獎。專著《傷寒論方葯析義》、《中醫生理學》、《中醫辨證學》、《中醫科研方法學》等，並任全國高等中醫院校函授統編教材《中醫基礎理論》主編、全國高等中醫院校規劃教材《中醫基礎理論》副主編、《醫部全錄續編》主編、《傷寒論古今研究》副主編等，共出版著作15部。
在傳統中醫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應用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和方法，從生物膜、微循環、酶學、免疫學和神經內分泌等方面，進行系統的動物實驗和臨床研究。例如，脾虛證對生物膜結構和功能影響的研究為脾虛證的病理機制和補益脾胃法治療多系統疾病提供了膜分子生物學依據，獲遼寧省科技進步二等獎。其中，脾虛證證治規律研究、脾虛與生物膜關係研究、補益脾胃法防治老年痴呆症及腫瘤放化療增效減毒作用研究等省級重點科研課題8項，獲遼寧省科技進步獎3項。並且，在探索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的病理變化特點及其內在規律實質與應用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李氏不僅理論功底深厚，而且嫻於醫術，經驗豐富，無論同道及病家，均交口稱譽，頗受尊敬。精通中醫內科，通曉西醫，尤以治療肝膽脾胃疾病見長。認為肝病為萬病之賊，治肝宜於疏肝理氣之中，勿忘和血護陰。認為脾胃為氣機升降之樞紐，凡消化、吸收、輸布、排泄障礙均可責之於脾胃，儘管其病變多種多樣，但基本上是脾胃升降功能異常。調理脾胃取法於李東垣之溫補，葉天士之濡潤，融溫補升降於一爐，每多效驗。
30餘年勤耕耘，如今桃李滿天下。李氏作為博士研究生導師、碩士研究生導師，授課《中醫基礎理論》、《中醫內科與老年病學》、《中醫科研方法學》等10餘門，已培養博士研究生13名、碩士研究生25名。日本、台灣等地有學生慕名遠道而來攻讀博士、碩士學位；其他如美國、新加坡等地也有他的弟子；國內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學術骨幹中有他的「門人」。這些研究生參加由他主持和指導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國家新葯博士基金課題以及遼寧省科委、教委的重點科研項目，增長了才幹，培養了創新開拓能力。其中，有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青年教師獎的得主；有全國優秀教師中國百名傑出青年中醫的獲獎者；有進而攻讀博士後者；也有的被充實進領導崗位。
李氏是全國中醫基礎理論學科的學術帶頭人，他親自主持了四屆全國性學術會議。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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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同行，集中大家智慧，從各個專題深入研究中醫藥理論和實踐對中醫藥事業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並吸引了日本、美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到會，推動了中醫藥走向世界。
李氏曾應邀赴日本、義大利、澳門等地講學，受到國外學者的讚譽。並應邀擔任《世界傳統醫學大系》的副總主編兼《世界傳統醫學基礎理論》主編，主持了中日合作項目。為加強中醫藥的交流和進步，他主持了大型《中、英、日中醫學術語辭典》的編撰工作。因此，被載入《中國當代自然科學學者大辭典》、美國世界名人傳記協會《世界著名學術領導人辭典》、英國劍橋世界名人傳記中心《世界名人大辭典》等多種世界名人書籍中，聲譽中外，名揚四海。
李氏在中醫藥事業中做出了卓越的業績，1991年被授予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2年被批准為遼寧省首批優秀專家；先後3次被評為瀋陽市勞動模範；2次被評為遼寧省勞動模範。
學術精華一、中醫藥理論的研究方法整體醫學是近代西方科學哲學從還原論向系統論回歸的必然結果，是醫學科學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的標誌，而中醫學則遠在數千年前就將整體觀念作為建構中醫學術的理論基礎，整體觀念便成為中醫學的基本特點。中醫學將天人、形神、心神合為一體，建構了以五臟為中心的機能活動的系統理論，直接以人的活體作為研究對象，動態地研究人體的生理、病理過程，從人與自然、社會及體內各種機能活動的複雜關係去探索生命的本質和規律，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但中醫學由於歷史的原因，其科學形態還處在樸素階段，其概念原則與理論尚缺乏嚴格科學意義上的分析、加工和整理，尚不能準確、精密地掌握理論的各個細節，因此，必須正確地認識和對待中醫學理論體系，必須在繼承的基礎上不斷地發展中醫學理論。對科學技術來說，發展是永恆的主題。沒有發展就會逐漸背離科學技術自身的特徵和規律，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失去其科學性，中醫學也是如此。
科學的進步實際上是理論的進步。科學的發展總是以理論發展為先導的。因此，中醫學的發展必須以中醫學理論的發展為前提。要把理論研究放在中醫科學研究的首位，特別是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科學理論具有繼承性和預見性，是傳統和創新的統一。在中醫理論研究中，繼承前人的成果是為了預見未知，遵循傳統是為了打破舊的傳統而創造新的理論。
中醫學理論研究包括文獻研究、實驗研究和臨床研究三個方面。中醫文獻彙集著歷代醫家的辛勤探索和研究成果，是從事中醫科學研究的基本素材，也是發展中醫學的階梯。因此，我們要重視文獻研究，特別是專題文獻研究，努力探驪索珠，繼承前人的學術經驗，並使之更加系統化，為實驗研究和臨床研究奠定基礎。實驗研究是指實驗觀察和模型實驗觀察而言。實驗研究是證明和發展科學知識的有效手段，是產生新理論的基礎和源泉。中醫理論的實驗研究必須在堅持中醫特色的同時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化手段，賦予中醫學理論以現代科學內涵，才能不斷地發展中醫學理論，在動物實驗中應堅持整體性設計、動態觀察、系統性分析的原則，把宏觀綜合與微觀分析密切地結合起來。時刻追蹤現代先進科學技術，注意從基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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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細胞工程、酶工程、受體學說、免疫網路學說等方面去探索可能的結合點，根據中醫理論從病因、病機、治則等多方面去研究和創造病證結合的動物模型，以促進中醫理論實驗研究的提高和發展。臨床研究包括自然觀察研究和試驗觀察研究兩個方面，就中醫理論來說，後者較前者更為重要。臨床研究的任務在於：①繼承當代名老中醫的學術經驗，把經驗轉化為理論，豐富中醫學理論；②發現和研究臨床實踐中所遇到和提出的現有理論難以回答甚至與之相悖的現象和問題，並給予假定性的解釋，不斷地為實驗研究提出新的課題；③驗證實驗研究所取得的理論成果的真理性。實驗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創新，通過實驗所獲得的新的理論是否具有真理性，在於它是否能指導臨床實踐。實踐是任何理論的真理性，從而也是評價其進步性的惟一的、最高的客觀標準。因此，中醫學理論研究必須堅持聯繫實際的原則，重視臨床研究，即理論的應用研究。
迄今，中醫學理論研究雖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了長足的進步，但這些成績與時代的要求還相去甚遠。科學研究需要徹底依附於傳統，但突破性的成功又在於與之決裂。面對現代生命科學的飛速發展，必須改變和更新自己的傳統觀念和習慣，既植根於傳統之中，又敢於打破舊的傳統而獲得新知，加速發展中醫學理論。
二、中醫氣機升降學說氣機升降學說是祖國醫學基本理論之一。肇始於《內經》，經張仲景、劉河間、張潔古、李東垣等歷代醫學家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成為祖國醫學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氣機升降學說是建立在古代唯物主義精氣學說基礎之上的，它不僅從靜態結構，而且從動態變化上闡述了人體結構與功能、物質和能量之間的關係，從而指明了機體生理活動、病理變化的基本形式，貫穿於中醫病因學、病理學、方藥學和治療學之中，內容十分廣泛。因此，認真地研究和探討氣機升降學說，使之不斷完善提高和系統化、條理化，對促進中醫基本理論的發展，促進中醫現代化，創造具有我國民族特點的新醫藥學有著重要意義。
（一）構成物質世界的要素———氣中國古代唯物主義哲學認為，世界是運動著的物質的世界，「氣」是構成宇宙的最根本的原始物質。「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複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呂氏春秋·大樂》）。這裡所謂「太一」就是混沌未分的氣：「兩儀」、「陰陽」
是已分的氣：「天常」是指自然界的規律。宇宙間客觀存在的萬物都是氣運動變化的結果，即宇宙是含氣的自然界。故云「天地，含氣之自然也」（《論衡·談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論衡·言毒》），「天地合氣，萬物自生」（《論衡·自然》）。人類居住的地球也是處於大氣之中，故云「地為下乎……地為人之下，太虛（宇宙）之中者也……大氣舉之也」（《素問·五運行大論》）。由此可見，氣是構成物質世界的基本物質元素，是一種運動著的精細的物質實體，故曰「其細無內」，它充塞於宇宙之間，故曰「其大無外」。從物質現象到精神現象，一切事物都是物質的氣運動變化的結果。所以說「本乎天者，天之氣也；本乎地者，地之氣也。天地之氣合，六節分而萬物生化矣」（《素問·至真要大論》），「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素問·六節臟象論》）。氣的運動的基本形式就是升降出入，故云：「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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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升者謂地。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
（《素問·六微旨大論》）這種氣的升降運動推動著事物的變化和發展。
（二）氣機升降與臟腑的關係人體臟腑的生理功能，無非是升其清陽，降其濁陰，攝其所需，排其所棄。人體臟腑經絡，氣血津液，營衛陰陽，均賴氣機升降出入而相互聯繫，維持正常的生理功能，與它周圍環境不斷地進行新陳代謝。升降運動是臟腑的特性，是物質運動的規律。而每一種物質運動的形式，又為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本質所規定，因此，五臟六腑的功能活動及其物質和能量代謝的升降趨勢亦不盡相同。
1臟腑氣機升降的一般規律：人體的生命活動，內而消化循環，外而視聽言行，無一不是臟腑升降運動的表現。「出入」是升降運動的外在表現，可與升降運動聯繫在一起。一般說來，五臟貯藏精氣，宜升；六腑傳導化物，宜降。就五臟而言，心肺在上，在上者宜降；肝腎在下，在下者宜升；脾胃居中，通連上下，為升降的樞紐。六腑，「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靈樞·本臟》），雖然傳化物而不藏，以通為用，宜降，但在飲食物的消化、吸收和排泄過程中，也有吸收水谷精微、津液的作用，如膽之疏泄膽汁，胃之腐熟水谷，小腸之泌別清濁，大腸之主津液等等。
可見，六腑的氣機運動是降中寓升。不僅臟與臟，腑與腑，臟與腑之間處於升降的統一體中，而且每一臟腑本身也是升與降的統一，即升降中復有升降。總之，臟腑的氣機升降運動，在生理狀態下，是有一定規律的，一般可體現出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升中有降，降中有升的特點。
2臟腑氣機升降的具體形式：臟腑的氣機升降，除一般規律外，還有其本身的活動規律。
心位於胸中，主血脈，藏神。心血上榮頭面，供養神明，則神志清晰，思維敏捷，精神充沛，面部紅潤。心血又必須下行以營運周身，此為心血之升降。心主神明，為一切精神意識、思維活動的總司，五臟六腑之大主，統御全身各臟腑組織，使之相對平衡、協調，以維持人體正常的生命活動。「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素問·靈蘭秘典論》），此又是心主神明的升降。心在上，其升降特性主要為降，而降中又有升降。
肺居膈上，其位最高，為五臟六腑之華蓋。肺主宣發，能吸清呼濁，貫注心脈，使氣血津液敷布全身，內而臟腑經絡，外而肌肉皮毛，無處不到。肺氣宣發通暢，則主一身之氣而呼吸調勻，助心行血而朝百脈，通過汗液、呼吸調節水液代謝；宣發衛氣，輸精於皮毛，發揮屏障作用，此為肺之升。肺氣以清肅下降為順，肺氣下降則呼吸出入有序，水液運行全身，水道通調，下輸膀胱，為肺之降。肺之宣發和肅降是對立的統一，沒有宣發就無所謂肅降，沒有肅降也無所謂宣發。只有有宣（升）有肅（降），才能氣道通暢，呼吸均勻，保持人體內外氣體的交換，才能使氣血津液敷布全身，以濡養各臟腑組織，使無用的水液下輸膀胱，排出體外，而無水濕痰濁遺留之患。可見肺的氣機特性主要為降，升居其次。
肝位於右脅下而稍偏左。肝主升發，以條達為性，體陰而用陽。肝主疏泄，調暢氣機，使氣血運行無阻。肝貯藏血液，調節血量，疏泄於心脈，升發而上，又運行於全身，則「目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素問·五臟生成篇》），「肝之餘氣溢入於膽，聚而成精」（《東醫寶鑒》）。膽汁來源於肝，肝分泌膽汁，下泄於膽、小腸；且能疏泄精關，調節精血，與生殖機能有關；又能疏利三焦通調水道，使三焦氣治，則脈絡通而水道利，參與水液代謝，降泄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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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主藏精，腦為髓海，精能生髓。「上至腦，下至尾骶，皆精髓升降之道路」（《醫學入門》）。
腎主骨生髓通於腦，精髓上充以養腦。「骨髓堅固，氣血皆從」（《素問·平人氣象論》），「氣不耗，歸精於腎而為精，精不泄，歸精於肝而化精血」（《張氏醫通》），故曰「血液之源在於腎」。精可化為血，精足則血旺，精血充足，可滋五臟之陰，可發五臟之陽，此為腎精之升；腎精為生長發育之源，「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為腎精之降。腎主水液，升清降濁而調節水液代謝。將清者———津液，上歸於肺而布散全身，以供臟腑組織利用。使濁者———代謝產物，下輸於膀胱，排出體外，這是腎主水液之升降。
脾主運化。水谷精微，賴脾氣升清作用，化生氣血，以營養周身。故曰「飲食入胃而精氣先輸脾歸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養周身，乃清氣為天者也；升已而下輸膀胱，行秋冬之令，為轉化糟粕轉味而出，乃濁陰為地者也」，「脾主五臟之氣，腎主五臟之精，皆上奉於天，二者主生化，以奉升浮，是知春生夏長，皆從胃中出也」（《脾胃論》），「其清者倏焉而化為氣，依脾氣上升於肺，其至清而精者，由肺而灌溉乎四體，而為汗液津唾，助血脈益氣力而生生不息之運用」（《醫學正傳》）。所以，「升降之機者，在乎脾土之健運」（《醫門棒喝》）。脾的氣機主升，但脾在運化水谷精微的同時，還把人體需要的水液運送到全身各組織中去，以發揮滋養濡潤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將代謝的水液，下達於腎和膀胱，最後排出體外，此為脾的升中之降。
3臟腑氣機升降之間的關係：人體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各臟腑組織不僅各自進行升降運動以完成各自的新陳代謝，而各臟腑之間的升降運動又是相互為用，相互制約和相互化生的。
人身心肺在上，行營衛而光澤於外；肝腎在下，養筋骨而強壯於內；又須脾胃在中，傳化精微以灌四旁。脾胃為後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為臟腑氣機升降的軸心。人體臟腑組織及各臟腑組織之間的氣機升降，共處於升降出入的對立統一體中，共同完成整個機體的新陳代謝，保證生命活動的物質基礎———氣的不斷自我更新，即不斷地從外界攝取食物，並將這種物質通過氣化作用，升清降濁，攝其精微而充養自身。同時又將代謝產物排出體外，以維持機體物質代謝和能量轉換的動態平衡。故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腑，腑精神明，留於四臟，氣歸於權衡」（《素問·經脈別論》）。臟腑氣機升降運動的這種動態平衡是維持正常生命活動的關鍵。
4腎為臟腑氣機升降之本：在新陳代謝過程中，肝之升發，肺之肅降，心火下降，腎水上升，脾氣上升，胃氣下降……等等臟腑的氣機升降運動，以肺脾腎最為重要，而腎尤為重要，是氣機升降之本。腎為先天之本，五臟之陽非此不能發，五臟之陰非此不能滋。只有腎陽的蒸燠，脾土才能斡旋而有運行腐熟之能，也只有腎氣之攝納，肺氣方能下降，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大腸也因此傳化糟粕。所以說臟腑的升降運動，「惟腎為根」（《醫貫·內經十二官論》）。肺主治節，肺「氣調則營、衛、臟、腑無所不治」（《類經》）。可見，臟腑升降運動皆受其調節。脾胃為後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只有通過脾的運化和轉輸作用，其餘各臟器才能得到濟養而維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故曰「脾以陰土而升於陽，胃以陽土而降於陰。土位於中而火上水下，左木右金，左主乎升，右主乎降，五行之升降，以氣不以質也。而升降之權，又在中氣，升則賴脾之左旋，降則賴胃之右轉也。故中氣旺則脾升而胃降，四象得以輪旋。中氣敗則脾郁而胃逆，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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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其運行矣「（《醫學求是》）。
（三）氣機升降與經絡的關係經絡是人體氣血運行的通道，內聯五臟六腑，外絡肢節官竅，使機體成為一個完整的有機體，保持著物質能量代謝的平衡和生理功能的協調一致。十二經脈的體表循行完全符合升已而降，降已而升的規律，體現了上焦內臟主降，下焦內臟主升的特點。身體內部的經絡多為升降交錯，升中有降，降中有升，所以說經絡系統是人體氣機升降的重要渠道。十二經脈的循行規律，表明了臟腑的升降規律。
凡臟氣上升的，它所相表裡的腑氣就是下降的。如足三陰經起於足趾端，經下肢內側上行，止於胸腹部，分別交於手三陰經，即：足之三陰經從足入腹，反映了肝腎在下，下者宜升，脾氣主升的特點。而與所相表裡的足三陽經則起於頭面，沿軀幹下行，經下肢外側，止於足趾端，分別交於足三陰經，即：足三陽從頭走足，反映了胃主降濁，膽宜通降，膀胱氣化的特點。
凡臟氣是下降的，它所相表裡的腑氣就是上升的。如手三陰經起於胸部，循上肢內側下行，止於手指端，分別同手三陽經相接，即：手之三陰，從胸走手。其升降則與心肺在上，在上者宜降的特點基本一致。而與之相表裡的手三陽經起於手指端，沿上肢外側上行，止於頭面部，分別與足三陽經交接，即：手之三陽，從手走頭。其中反映了大腸主津，小腸主液，降中寓升的特點。反之，凡腑氣是上升的，它所相表裡的臟氣就是下降的，如手三陽經從手走頭（升），而手三陰經則從胸走手（降）。凡腑氣是下降的，它所相表裡的臟氣就是上升的，如足三陽經之從頭走足（降），而足三陰經則從足走腹（升）。另一方面，凡手經所屬臟腑之氣是上升的，它同名的足經所屬臟腑之氣就是下降的，如手三陽經從手走頭（升），而足三陽經則從頭走足（降）。凡手經所屬臟腑之氣是下降的，它同名的足經所屬臟腑之氣就是上升的，如手三陰經從胸走手（降），而足三陰經則從足走腹（升）。反之，凡足經所屬臟腑之氣是下降的，它同名的手經所屬臟腑之氣就是上升的，如足三陽經從頭走足（降），而手三陽經則從手走頭（升）。凡足經所屬臟腑之氣是上升的，它同名手經所屬臟腑之氣就是下降的，如足三陰經從足走腹（升），而手三陰經則從胸走手（降）。總之，十二經脈循行規律與臟腑氣機升降規律基本是一致的。
三、脾虛證對生物膜結構與功能影響的研究本項研究從分子生物學水平，揭示脾虛時出現多系統損傷的病態膜學基礎，探討脾虛動物模型的生物膜結構與功能變化的規律，為脾的本質提供現代科學依據。
（一）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動物模型的製備1造模因素和方法：根據中醫病因發病學原理，採用包含飲食不節、勞力過度和藥物苦寒傷陽、辛熱傷陰等複合因素塑造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動物模型。
2模型的診斷標準：根據①中西醫結合研究會虛證與老年病專業委員會制定的「中醫虛證辨證參考標準」（1986年修訂）；②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葯政司制定的「中藥治療脾虛證的臨床指導原則」；③大白鼠的生物學特性，制定出類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動物模型的診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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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動物模型的建立：按積分法計算脾虛各證模型的癥狀和體征的積分值，並引入動物模型的體重、體溫和運動前後血乳酸值等定量指標作為評估模型建立和輔助條件。體溫、體重和血乳酸值的變化，實驗組與對照組，以及實驗組組間均有非常顯著性差異（Ｐ＜001），由此可以確定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動物模型的建立。
（二）觀察指標1脂質過氧化物和抗氧化酶：①脂質過氧化物（ＬＰＯ）的測定：共軛雙烯（ＣＤ）據ＰｒｙｏｒＷＡａｎｄＣａｓｔｌｅｌ法，丙二醛（ＭＤＡ）用Ｏｈｋａｗａ法。②抗氧化酶的測定：銅鋅超氧化物歧化酶（ＣｕＺｎ－ＳＯＤ）用Ｍａｒｋｌｕｎｄ法，硒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Ｓｅ－ＧＳＨ－Ｐｘ）用Ｈａｆｅｍａｎ法，過氧化氫酶（ＣＡＴ）
用Ｊｏｈａｎｓｏｏｎ法。
2線粒體超微結構的觀察：取心肌、骨骼肌（比目魚肌）、肝和小腸上段製成標本，用ＨＥＭ－1200Ｘ電鏡觀察線粒體的變化。其中，心肌和骨骼肌則應用Ｕｎｖｅｒｆｅｒｔｈ計量法進行觀察。
（三）實驗結果1脾虛證與脂質過氧化損傷本研究發現脾虛證實驗動物模型血清脂質過氧化產物ＣＤ和ＭＤＡ含量均明顯升高，而機體抗氧化防禦系統中的抗氧化酶類ＣｕＺｎ－ＳＯＤ、Ｓｅ－ＧＳＨ－Ｐｘ和ＣＡＴ活性均明顯降低，反映機體抗氧化能力的重要參數Ｓｅ－ＧＳＨ－Ｐｘ／ＬＰＯ（ＭＤＡ）比值亦明顯下降，說明在脾虛病理狀態下，膜系統受到了過氧化損傷，機體對脂質過氧化應激反應能力降低，抗氧化能力顯著下降。線粒體是三羧酸循環和氧化磷酸化的主要場所，是生物體內從食物獲取能量的主要裝置，有細胞動力站之稱。脂質過氧作用易於損傷線粒體，出現結構和功能的異常，脾虛證實驗動物心肌、骨骼肌、肝和小腸的線粒體數目減少，腫脹，嵴減少甚或消失，膜破損，基質變性或溢出，導致三羧酸循環、電子傳遞鏈和氧化磷酸化不能正確進行，影響了機體的物質代謝和能量代謝。脾虛證動物模型血清脂質過氧化物含量升高，抗氧化酶活性降低，機體抗氧化能力下降和線粒體超微結構的改變，從宏觀與微觀，從結構與功能改變的高度一致性，證實了脾虛證與生物膜結構和功能的損傷密切相關，中醫學「脾為氣血生化之源，後天之本」的理論似與生物膜結構和功能的正常有密切關係。
2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與脂質過氧化損傷中醫學認為，脾虛證有氣虛、陽虛和陰虛之分，三者在病機上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其臨床表現和治療方法也不盡一致。本研究結果表明，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動物模型的ＬＰＯ、抗氧化酶和機體抗氧化能力參數等指標，組間均有明顯差別，其線粒體超微結構和變化也有所不同。其中，ＭＤＡ、Ｓｅ－ＧＳＨ－Ｐｘ和Ｓｅ－ＧＳＨ－Ｐｘ／ＭＤＡ比值，組間差異非常顯著。ＣＤ、ＣｕＺｎ－ＳＯＤ和ＣＡＴ三項指標，除脾氣虛組與脾陽虛組ＣＤ和ＣｕＺｎ－ＳＯＤ組間差異不顯著外，余者均有顯著或非常顯著差異。對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動物模型的ＬＰＯ、抗氧化酶等進行了多元判別分析，對判別函數的有效檢驗均Ｐ＜001.上述結果不僅提示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具有不同的病理變化，而且也證明了各證候的獨立存在具有生物膜不同改變的物質基礎。
中醫學認為，氣虛為陽虛之漸，陽虛為氣虛之極，故脾陽虛證較脾氣虛證為重。陽以陰為基，陰以陽為統，然陽為生之本，故「陰陽並需，而養陽在滋陰之上」（《醫宗必讀》），可見脾陽虛證似較脾陰虛證為甚。本研究發現實驗動物模型ＭＤＡ升高和Ｓｅ－ＧＳＨ－Ｐｘ下降的程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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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為脾陽虛證、脾陰虛證、脾氣虛證，而Ｓｅ－ＧＳＨ－Ｐｘ／ＭＤＡ比值，則依次為脾氣虛證、脾陰虛證、脾陽虛證。據此可知，脂質過氧化損傷的程度，以脾陽虛證為重，脾陰虛證居次，脾氣虛證為輕。而機體潛在的抗氧化能力，則以脾氣虛證為強，脾陰虛證居次，脾陽虛證為弱。至於ＣＤ升高雖脾氣虛證甚於脾陽虛證，但組間無顯著性差異。ＣｕＺｎ－ＳＯＤ和ＣＡＴ下降則脾陽虛證甚於脾氣虛證（ＣｕＺｎ－ＳＯＤＰ＜005），提示脾陽虛證較脾氣虛證為重。ＣＤ升高則脾陽虛證甚於脾陰虛證，而ＣｕＺｎ－ＳＯＤ和ＣＡＴ下降則脾陰虛證甚於脾陽虛證（ＣＡＴＰ＞005）。就ＣＤ、ＣｕＺｎ－ＳＯＤ和ＣＡＴ變化難以判定脾陽虛證與脾陰虛證之孰輕孰重，尚需進一步研究。但我們綜合分析各項指標，特別是ＭＤＡ、Ｓｅ－ＧＳＨ－Ｐｘ和Ｓｅ－ＧＳＨ－Ｐｘ／ＭＤＡ，與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動物模型之間的關係，表明其病勢由重而輕的次序是脾陽虛證、脾陰虛證、脾氣虛證，提示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動物的膜系統損傷及其程度是不同的。
3健脾益氣葯、溫補脾陽葯和滋陰健脾葯的抗氧化作用：本研究發現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的反證組的ＣＤ和ＭＤＡ含量均顯著下降，與相應的實驗組有非常顯著差異（Ｐ＜001）。其Ｓｅ－ＧＳＨ－Ｐｘ、ＣｕＺｎ－ＳＯＤ和ＣＡＴ活性明顯增強，除脾氣虛反證組與相應實驗組的Ｓｅ－ＧＳＨ－Ｐｘ和ＣＡＴ差別不顯著（Ｐ＞005）外，皆差別非常顯著（Ｐ＜001）。並且反證組的ＬＰＯ、抗氧化酶和線粒體超微結構，幾乎達到了正常對照組的水平。表明健脾益氣葯、溫補脾陽葯和滋陰健脾葯，對清除自由基，增強抗氧化酶活性和提高機體抗氧化能力具有顯著作用。
Ｓｅ－ＧＳＨ－Ｐｘ／ＭＤＡ比值，脾陰虛反證組最高，脾陽虛反證組次之，且明顯等於對照組，而脾氣虛證亦接近對照組水平。說明提高機體抗氧化能力，以滋陰健脾葯為最高，溫補脾陽葯居中，健脾益氣葯為遜，其作用機制有待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發現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動物模型血清ＬＰＯ升高，抗氧化酶活性下降，機體抗氧化能力顯著降低，心肌、骨骼肌、肝和小腸線粒體超微結構異常，且有輕重之別，說明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與生物膜的損傷及其損傷程度有密切關係，為脾的生理病理和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的本質，提供了分子生物學基礎。健脾益氣葯、溫補脾陽葯和滋陰健脾葯具有提高機體抗氧化能力的作用，以滋陰健脾葯最為顯著，對探討自由基醫學與證的關係和疾病的治療，以及衰老學說等方面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實用價值。
四、補益脾胃法對延緩腦老化及防治老年性痴呆的研究（一）補益脾胃法延緩腦老化的實驗研究人口老齡化在當前已成為世界性問題。據我國第四次人口統計預測，到本世紀末全國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屆時，我國將進入老齡結構社會，每10人中就有1名老人。為此，探索衰老機理、研究延緩衰老藥物以及常見老年病的治療，已成為重要的科研課題。
中醫學在衰老和抗衰老方面有獨特的理論和豐富的臨床實踐經驗。中醫的衰老理論主要有「臟腑虛衰說」、「陰陽失調說」、「氣血失衡說」，抗衰老的原則為「協調陰陽」、「補腎益精」、「補益脾胃」等。在對衰老理論的研究中，我們發現，腦是衰老過程中最突出的器官，是人和動物老年性功能障礙的主要病灶之一。機體隨年齡的增長，腦組織的形態、代謝和功能等方面都出現一系列退行性變化；腦功能降低是老化的重要表現，腦可能是導致衰老的「起動器」。因此，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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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應將延緩腦老化作為重要課題進行研究。
延緩腦老化多從脾腎兩臟著手。腦老化固然與腎中精氣虛衰有密切關係，但脾胃虛衰亦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素問·營衛生會篇》中記載「老人晝不精，夜不暝」是由於「營氣衰少，衛氣內伐」，而營衛之氣為脾胃運化的水谷精氣所化生。宋代養生家陳直說：「脾胃者，五臟之宗也，四臟之氣，皆稟於脾，故四時皆以胃氣為本」（《壽親養老書》）。現代著名老中醫岳美中教授謂：「人之始生，先成於精，腎精旺而後有脾胃，即所謂先天生後天；人之衰老，腎精先枯，累及諸臟，此時全仗脾胃運化，吸收精微，使五臟滋榮，元氣得健，才能卻病延年，即所謂後天養先天。」
這些論述為補益脾胃法延緩腦衰老的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
實驗研究根據現代醫學衰老的自由基學說，從膜分子生物學水平，探討了補益脾胃法延緩腦老化的作用及其機制。
實驗用健康昆明種小白鼠，16月齡，雌雄各半，共50隻。分為對照組、維生素Ｅ組、溫運脾陽組、滋補脾陰組、健脾益氣組，每組各10隻。
溫運脾陽方由乾薑、党參、白朮等組成；滋補脾陰方由人蔘、白芍、山藥等組成；健脾益氣方由黃芪、白朮、大棗等組成。以上藥物服藥劑量均為成人劑量的18倍。
實驗從小鼠16月齡開始，給葯途徑為灌胃，每隻小鼠灌胃量為015ｍｌ／10ｇ體重。空白對照組每天投與09％鹽水，陰性對照組（維生素Ｅ組）同時投與製備好的維生素Ｅ乳劑，實驗組每天分別投與溫運脾陽方、滋補脾陰方、健脾益氣方水煎劑。各組每周灌胃6天，停1天，連續3個月後處死取材。
觀察指標有腦組織脂質過氧化物及其相關抗氧化酶、細胞膜脂質構成等。結果表明：1對老齡小鼠腦組織脂質過氧化物的影響：①補益脾胃方葯、維生素Ｅ均能不同程度地降低共軛雙烯（ＣＤ），而補益脾胃方葯的作用優於維生素Ｅ，三組補益脾胃方葯作用效果的差別不顯著。②補益脾胃方葯、維生素Ｅ均能顯著降低丙二醛（ＭＤＡ），但補益脾胃方葯、維生素Ｅ之間作用效果的差別不顯著。③補益脾胃方葯、維生素Ｅ均能顯著降低脂褐素（ＬＳＦＰ），三組補益脾胃方葯、維生素Ｅ之間作用效果差別不顯著。
2對腦組織抗氧化酶活性的影響：①對硒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Ｓｅ－ＧＳＨ－Ｐｘ）活性結果分析：補益脾胃方葯的作用優於維生素Ｅ，三組補益脾胃方葯之間作用無顯著差異。②補益脾胃方葯均能顯著提高老齡小鼠腦組織銅鋅超氧物歧化酶（ＣｕＺｎ－ＳＯＤ）的活性，且溫運脾陽方葯、健脾益氣方葯作用優於維生素Ｅ，維生素Ｅ對提高ＣｕＺｎ－ＳＯＤ活性作用不顯著，滋補脾陰方葯與維生素Ｅ之間作用無顯著差異。③補益脾胃方葯、維生素Ｅ對提高老齡小鼠腦組織過氧化氫酶（ＣＡＴ）活性作用不顯著。
3對腦細胞膜脂質構成的影響：①補益脾胃方葯及維生素Ｅ均能顯著降低大腦細胞磷脂中神經磷脂（ＳＭ）含量，其組間作用無顯著差異。②補益脾胃方葯及維生素Ｅ均不能增高小鼠大腦細胞膜磷脂中磷脂醯膽鹼（ＰＣ）及磷脂醯乙醇胺（ＰＥ）的含量。③補益脾胃方葯及維生素Ｅ均能顯著降低細胞膜老化指數（ＳＭ／ＰＣ）值，且組間作用無顯著差異。④補益脾胃方葯及維生素Ｅ均不能增高小鼠大腦細胞膜中磷脂（ＰＬ）的含量。⑤溫運脾陽方葯、滋補脾陰方葯均能顯著降低腦細胞膜中膽固醇（ＣＨ）的含量，但組間無顯著差異。而健脾益氣方葯、維生素Ｅ對降低細胞膜中膽固醇含量作用不顯著。⑥溫運脾陽方葯、滋補脾陰方葯均能顯著降低細胞膜老化指數（ＣＨ／ＰＬ）值，但組間作用無顯著差異，而健脾益氣方葯及維生素Ｅ作用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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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中醫學整體觀念出發，以「臟腑虛衰說」為理論依據，採用「溫運脾陽」、「滋補脾陰」、「健脾益氣」法，旨在從膜分子生物學水平，探討補益脾胃方葯延緩腦老化的作用機制。結果表明，補益脾胃法是防止腦老化，延緩衰老的重要原則。其作用機制可能是：第一，調節腦組織的過氧化損傷與抗氧化系統之間的平衡協調，提高其抗氧化能力，作為抗氧化劑控制大腦的衰老，從而達到推遲機體衰老的進程。第二，通過對腦細胞膜脂質組成改變的影響而調節腦細胞的膜結構及功能，以滿足細胞膜修復的需要，作為膜修飾劑達到延緩細胞衰老的目的。
（二）滋補脾胃法治療老年性痴呆作用機理的實驗研究中醫學認為痴呆多因先天稟賦不足，或老年精氣虧虛或情志失調、外傷、中毒等致腦的智能活動障礙，以呆傻愚笨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種神志疾病。其輕者可見神志淡漠、寡言少語、遲鈍、笨拙、愚昧、愣傻、健忘等證。重則表現為終日不語，或閉門獨居，或口中喃喃自語，或言辭顛倒，舉動不經，或忽笑忽哭，可不欲食，數日不知飢餓等。本病早在先秦時期即有記載，《左傳》中謂之「白痴」，後世醫家根據其癥狀特點稱之為「呆病」。所謂「呆」，癲也，痴也，不慧也，不明事理之謂也。《靈樞·海論》云：「髓海不足，腦轉耳鳴，脛酸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華佗神醫秘傳·治痴呆神方》云：「此病患者，常抑鬱不舒，有由憤怒而成者，有由羞恚而成者。」漢·華佗始稱本病為「痴呆」，其後有「獃痴」、「文痴」、「武痴」等稱謂。明·李時珍指出「腦為元神之府」，為本病的病位奠定了基礎。
學習及記憶是大腦的最高級機能之一，是智能的重要組成部分。老年性痴呆（ＡＤ）為大腦皮質的退行性改變，主要表現為學習記憶障礙，其病因病理學研究結果與脾虛證有密切關係。
脾虛失運為本病發生的重要原因，因此滋補脾胃法是治療本病的重要手段。
1實驗方法：實驗研究選用22月齡純系ＳＤ大白鼠70隻（由中國醫科大學實驗動物中心提供），雌雄各半，隨機分成七組，健康對照組—Ａ組、空白對照組—Ｂ組（包括空白疾病組Ｂ1和空白病證結合組Ｂ2）、西藥對照組—Ｃ組（包括西藥疾病組Ｃ1和西藥病證結合組Ｃ2）、中藥實驗組—Ｄ組（包括中藥疾病組Ｄ1和中藥病證結合組Ｄ2），每組各10隻。首先用複合因素建立脾虛證候模型，在此基礎上用氯化鋁（ＡｌＣｌ3）建立痴呆疾病（ＡＤ）模型，最終塑造出脾虛痴呆的病證結合模型。
關於動物痴呆的診斷標準，目前公認的方法是智能測定，有避暗、穿梭、迷宮、跳台等方法。
本實驗採用避暗和穿梭實驗測定大白鼠學習記憶能力的變化。普遍認為長期胃飼ＡｌＣｌ3造成的痴呆模型為ＡＤ病模型。
從實驗的第16天至第106天，西藥組投以9ｍｇ／ｍｌ的乙醯胺吡咯烷酮（腦復康）蒸餾水溶液2ｍｌ／日／只胃飼。中藥組予滋補脾胃方葯（人蔘、白芍、山藥等），製成100％濃度藥液，2ｍｌ／日／只胃飼。健康及空白對照組同時予同劑量的生理鹽水。
2觀察指標：①學習記憶能力；②腦組織磷脂的構成；③腦組織脂質過氧物及抗氧化酶活性；④血中乙醯膽鹼酯酶（ＡｃｈＥ）的活性和大腦細胞膜膽鹼能Ｍ－受體的結合容量；⑤海馬的超微結構。
3實驗結果（1）對智能的影響：①避暗實驗結果，各痴呆病組智能均出現障礙，中西藥能明顯改善其學習記憶能力。②穿梭實驗結果，空白對照組，包括疾病組和病證結合組有明顯的學習記憶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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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而中藥組的痴呆癥狀基本恢復正常，且中藥組優於西藥組。
（2）對腦組織磷脂的影響：①痴呆大白鼠大腦組織磷脂（ＳＭ）中神經磷脂的含量顯著增多，中西藥均能顯著降低神經磷脂的含量，甚至比健康對照組更低。②脾虛痴呆大白鼠大腦組織磷脂中磷脂醯膽鹼（ＰＣ）含量顯著降低，中西藥均能顯著使其含量回升，恢復至正常。③脾虛痴呆大白鼠大腦組織磷脂中磷脂醯絲氨酸（ＰＳ）含量降低，中西藥均不能恢復其含量。④磷脂醯肌醇和磷脂乙醇胺各組間均無顯著性差異（Ｐ＞005），說明痴呆及脾虛證大白鼠大腦組織磷脂中磷脂醯肌醇（ＰＩ）和磷脂醯乙醇胺（ＰＥ）的含量均無變化，且中西藥對其含量均無影響。⑤脾虛證使大白鼠腦組織老化指數（ＳＭ／ＰＣ）明顯升高，中西藥能使其老化指數恢復正常。
（3）對腦組織脂質過氧化物的影響：①共軛雙烯（ＣＤ）結果分析：脾虛證和痴呆病均能使脂質過氧化一級反應產物增多，且脾虛痴呆比單純痴呆更增多。中西藥均能明顯降低脂質過氧化的一級反應產物，中藥的作用效果明顯優於西藥（包括脾虛痴呆和單純痴呆）。西藥雖然對痴呆病脂質過氧化一級產物有降低作用，但不能消除脾虛證所產生的影響，而中藥對痴呆病和脾虛證所造成的脂質過氧化一級產物的增多都有降低作用。②丙二醛（ＭＤＡ）結果分析：脾虛證和痴呆病均使脂質過氧化二級反應產物增多，中西藥均能顯著降低脂質過氧化的二級反應產物，中藥的作用效果明顯優於西藥（包括脾虛痴呆和單純痴呆）。雖然脾虛痴呆組與單純痴呆組無顯著性差異，但從數據看，脾虛痴呆組值高於單純痴呆組。
（4）對腦組織抗氧化酶活性的影響：①脾虛證和痴呆病均使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ＧＳＨ－Ｐｘ）活性降低，單純痴呆比脾虛痴呆更重。中西藥均能顯著提高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的活性，且中西藥均能消除脾虛證所造成的影響，中藥的作用效果明顯優於西藥（包括脾虛痴呆和單純痴呆）。②脾虛痴呆動物過氧化氫酶（ＣＡＴ）活性降低，而單純痴呆則無變化。中藥極顯著地提高過氧化氫酶的活性，甚至超過了健康對照組，西藥無明顯效果。
（5）對血中膽鹼酯酶（ＡｃｈＥ）活性的影響：脾虛痴呆動物膽鹼酯酶活性增高，單純痴呆動物其活性雖未見明顯變化，但脾虛痴呆與單純痴呆無明顯差異。中西藥均能降低其活性，使其恢復正常水平，中西藥無明顯差別。
（6）對大腦細胞膜膽鹼能Ｍ－受體功能的影響：痴呆病Ｍ－受體結合容量下降，中西藥均使其恢復正常，且中西藥無明顯差異。
（7）對海馬超微結構的影響：①空白對照組：細胞核色淡，在胞質中出現電子密度低，內無結構的大面積變性壞死區，許多電子密度高且不均勻的脂褐素、空泡樣變、胞質結構減少，有髓神經纖維內結構減少，將近壞死。②西藥對照組：細胞核膜輕度腫脹，有髓神經纖維輕度腫脹，偶見斷裂、打結現象，胞質中有少量脂褐素顆粒及空泡、多核糖體增多。③中藥實驗組：細胞核規則，核膜清晰，胞質中偶見空泡、多聚核糖體增多，有髓神經纖維結構正常，軸突內有豐富的微絲。
4機理探討：滋補脾胃方葯能有效地預防和治療老年性痴呆病，提高大白鼠長期及短期的學習記憶能力，其療效優於目前公認治療ＡＤ病的西藥腦復康。其作用機理如下：（1）通過改善腦組織的磷脂構成，降低ＰＳ含量，增加ＰＣ含量，降低老化指數（ＳＭ／ＰＣ），從而保證了腦細胞膜的正常結構和功能。
（2）通過調節體內脂質過氧化反應，降低脂質過氧化的一級反應產物ＣＤ及二級反應產物ＭＤＡ，提高機體抗氧化酶ＧＳＨ－Ｐｘ及ＣＡＴ的活性，從而降低了腦細胞的過氧化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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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過降低ＡｃｈＥ的活性，提高Ｍ－受體的結合容量，從而使膽鹼能神經系統發揮其正常的功能。
（4）通過修復海馬神經細胞的損傷，減少變性壞死、空泡變性及脂褐素形成等病理改變，改善了腦細胞的結構。
本實驗證明，脾虛證與ＡＤ病有密切關係，脾虛失運、氣血化源不足是ＡＤ病發病的重要原因，滋補脾胃方葯能有效地延緩衰老進程，提高大白鼠的學習記憶能力，協調各系統的平衡，是治療ＡＤ病的重要手段。再次印證了「脾主思」的理論，脾虛證與痴呆病的關係及脾胃學說在臟象學說中的重要地位，充實了脾虛證實質的研究，為滋補脾胃法治療ＡＤ病及延緩衰老提供可靠的依據。
五、補益脾胃法對腫瘤放化療增效減毒作用的實驗研究據ＷＨＯ預測，下世紀惡性腫瘤仍然是危害人類健康與生命的最大殺手。迄今為止，治療惡性腫瘤的手段主要有手術療法、放射療法、化學療法和新近發展起來的介入療法、生物製劑療法等。其中，放射療法、化學療法確有療效，但其對機體的毒副作用也為人們共知。因此，充分發揮中醫藥優勢，在放射療法、化學療法治療中輔以中藥，提高腫瘤組織對射線、化學藥物敏感性，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抗癌作用，減輕其對機體的損傷，增強免疫力，顯示中醫藥在對腫瘤放射療法、化學療法的增效減毒方面的獨特優勢，日益為國內外醫藥界所矚目。
中醫學認為，腫瘤的發展過程是體內邪正鬥爭消長的過程。正氣虧虛、客邪留滯是腫瘤發生的根本原因。《醫宗必讀》曰：「積之成也，正氣不足而後邪氣踞之。」《外證醫案》則更明確提出「正氣虛則成岩」（岩即癌）。腫瘤形成之後，進一步耗氣傷血，從而使已匱乏的正氣更加虧虛，邪氣日盛，正不勝邪，導致機體衰弱，腫瘤不斷發展。可見，腫瘤的發生和發展與機體正氣的強弱關係密切。扶助正氣，培本固元是預防和治療腫瘤的根本大法。
「脾為後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元氣與脾胃關係尤為密切，脾氣健運，則元氣充足，正氣強盛，「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不充，則諸病之所由生也」。歷代醫家十分注重脾胃，《金匱要略》明確指出「四季脾旺不受邪」，在一定程度上，脾對人體的健康起著決定作用，特別是對惡性腫瘤給予放射療法、化學療法所產生的毒副作用，如消化吸收障礙、骨髓抑制、機體衰弱等，脾虛是其最基本的病理改變。而補益脾胃法可從根本上調整機體的功能狀態，調動其內在的抗病能力，又直接針對腫瘤放、化療中脾虛的基本病理改變，雙效圖功，以達到增效減毒的目的。
（一）健脾扶正法對脾虛Ｓ－180荷瘤小鼠化療減毒增效作用機制的實驗研究基於中醫學「扶正固本」及「脾為後天之本」的理論，採用「益脾氣」、「溫脾陽」、「滋脾陰」三法，觀察了相應的健脾方葯對脾虛（脾氣虛證、脾陽虛證、脾陰虛證）荷瘤（Ｓ－180肉瘤）小鼠化療減毒（包括化療對造血系統、臟器功能、免疫機能等的毒害）和增效（包括對抑瘤率小鼠生命延長率及腫瘤的超微結構的觀察等）作用，並從自由基生命科學、免疫學及腫瘤細胞生物學角度，探討了中醫藥對惡性腫瘤化療減毒增效的作用機制。
本項研究採用複合因素造模方法，複製脾氣虛、脾陽虛、脾陰虛小鼠模型，在此基礎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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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瘤Ｓ－180荷瘤。接種後，採用隨機原則將脾氣虛荷瘤鼠分為：化療加中藥組，包括化療加益脾氣方組（ＨＺ－1）、化療加溫脾陽方組（ＨＺ－2）、化療加滋脾陰方組（ＨＺ－3）；單純化療組，包括脾氣虛化療組（Ｈ－1）、脾陽虛化療組（Ｈ－2）和脾陰虛化療組（Ｈ－3）；單純中藥組，包括益脾氣方組（Ｚ－1）、溫脾陽方組（Ｚ－2）和滋脾陰方組（Ｚ－3）；鹽水對照組，包括脾氣虛鹽水組（Ｙ－1）、脾陽虛鹽水組（Ｙ－2）和脾陰虛鹽水組（Ｙ－3），每組11隻，取8隻做生命延長率觀察。化療藥物順鉑ＤＤＰ按10ｍｇ／ｋｇ生理鹽水稀釋，分別於接種後第2天、第5天、第9天以04～06ｍｌ／只的劑量腹腔各注射1次；中藥根據不同證型分別投予益脾氣方、溫脾陽方和滋脾陰方水煎劑，05ｍｌ／只灌胃，每日1次。對照組：每日05ｍｌ／只生理鹽水灌胃，同時於化療之日腹腔注射04～06ｍｌ／只生理鹽水。
研究結果表明：1抑瘤率與生命延長率：中藥加化療組無論是脾虛證組、脾陽虛證組還是脾陰虛證組抑瘤效果都優於單純化療和單純中藥各組。與對照組比Ｐ＜005或001，與單純化療比Ｐ＜005.其抑瘤作用強度為：化療＋滋脾陰方（抑瘤率7049％）＞化療＋益脾氣方（抑瘤率5533％）＞化療＋溫脾陽方（抑瘤率3355％）。
化療配合中藥各實驗組（包括脾氣虛證荷瘤化療益脾氣方組、脾陽虛證荷瘤化療溫脾陽方組和脾陰虛證荷瘤化療滋脾陰方組）30日內生存天數與單純化療、單純中藥各組及對照組比，均有統計學意義（Ｐ＞001或Ｐ＜005）。從生命延長率上看，中藥配合化療的各組比較，其順序是：化療＋滋脾陰方（生命延長率9991％）＞化療＋益脾氣方（生命延長率5997％）＞化療＋溫脾陽方（生命延長率5577％）。
2對造血系統與臟器功能的影響：化療加中藥組，單純中藥組及對照各組（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各組）白細胞（ＷＢＣ）、血紅蛋白（Ｈｂ）均高於單純化療組，並有統計學意義（Ｐ＜001或005）。而血小板（ＰＣ）變化無規律，說明中藥對化療葯所致的造血功能障礙有一定的拮抗作用。
單純化療各組（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各組）荷瘤鼠血中尿素氮（ＢＵＮ）及穀草轉氨酶（ＧＯＴ）值明顯高於化療加中藥組，且有統計學意義（Ｐ＜001或005）。同時各對照組ＢＵＮ及ＧＯＴ的值也偏高，與化療加中藥組比較，差異顯著（Ｐ＜001或005），說明了化療藥物對機體的毒害作用及中藥對機體臟器功能的保護作用。谷丙轉氨酶ＧＰＴ值在單純化療各組中也有增高的趨勢，但從統計的結果上看，尚無規律性。
3對免疫系統的影響：化療加中藥各組及單純中藥各組（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各組）與單純化療組對照組比，胸腺重量和胸腺指數增大，有統計學意義（Ｐ＜005或001）。
化療藥物可導致小白鼠免疫器官———胸腺萎縮，而健脾扶正中藥具有拮抗作用。
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及脾陰虛證中的化療配合中藥組（ＨＺ－1、ＨＺ－2及ＨＺ－3），其ＮＫ細胞活性與白細胞介素Ⅱ活性明顯高於單純化療組（Ｈ－1、Ｈ－2及Ｈ－3）及鹽水對照組（Ｙ－1、Ｙ－2及Ｙ－3），統計學差異顯著（Ｐ＜001或005）。表明健脾扶正方葯具有顯著提高荷瘤模型鼠化療免疫機能和拮抗化療藥物對其免疫功能的抑制作用。
其中，滋脾陰方＋化療組ＮＫ細胞活性和白細胞介素2活性均高於益氣方＋化療組和溫脾陽方＋化療組，統計分析顯示Ｐ＜001.益脾氣＋化療組與溫脾陽方＋化療組比，僅ＮＫ細胞活性增高，統計分析顯示Ｐ＜005.說明從提高機體的免疫機能角度而言，滋脾陰方＋化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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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脾氣方＋化療＞溫脾陽方＋化療。
4對活性氧代謝及相關抗氧化酶的影響：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荷瘤模型各組中的治療組（包括化療配合中藥組、單純化療組及單純中藥組）三種抗氧化酶（Ｓｅ－ＧＳＨ－Ｐｘ、ＣｕＺｎ－ＳＯＤ、ＣＡＴ）的活性均高於對照組，並有統計學意義（Ｐ＜001或Ｐ＜005）。其中，ＣＡＴ活性化療配合中藥組均顯著高於單純化療組。Ｓｅ－ＧＳＨ－Ｐｘ活性：化療配合中藥組與單純化療組比，除脾陽虛證荷瘤模型有顯著性差異外（Ｐ＜001或005），其他兩組無統計學意義。ＣｕＺｎ－ＳＯＤ活性：化療配合中藥組與單純化療組比，除脾陰虛證荷瘤模型組有顯著性差異外（Ｐ＜005），其他兩組無統計學意義。
脾氣虛證、脾陽虛證和脾陰虛證模型各對照組與其相應的治療各組（即化療配合中藥組、單純化療組、單純中藥組）相比ＭＤＡ與ＣＤ值均明顯升高，差異非常顯著（Ｐ＜001）；在各治療組的比較中，單純化療與化療加中藥組、單純中藥組比，ＭＤＡ與ＣＤ的值也明顯升高，差異異常顯著（Ｐ＜001）。此結果即可說明，經化療可加重機體的脂質過氧化損傷程度，而健脾扶正中藥可減輕脂質過氧化損傷的程度。
5腫瘤細胞電鏡超微結構觀察：對脾陰虛證荷瘤鼠化療配合中藥組治療，其腫瘤細胞遊離緣微絨毛明顯小，甚至消失；細胞質內腺體豐富，粗面內質網擴張可見新生型高爾基複合體（Ｇｏｌｇｉｃｏｍｐｌｅｓ）及大量的核糖體，可見次級溶酶體（Ｌｙｓｏｓｏｍｅ），明顯優於對照組、單純中藥組和單純化療組。
在中醫藥對腫瘤化療減毒增效作用的研究上，從辨證論治的基本思想出發，確立正確的治療原則是取得滿意療效的前提。目前國內的研究中，所採用的治療原則及相應治療方法不盡一致，是著眼扶正還是著眼祛邪或扶正輔以祛邪、祛邪輔以扶正；是應側重於調理脾胃，還是應側重於滋補肝腎，或側重於補脾益腎？應從對惡性腫瘤化療病人的病機分析上入手。
一般認為，人體正氣虛弱是腫瘤發生的根本原因，所謂「正氣虛則成岩」（《外證醫案》）。而人體患惡性腫瘤並同時接受化療後，其病機是複雜的。它包含著癌之邪氣對人體正氣的損傷，以及作為「驅邪」的化療藥物所造成的正邪共伐的錯綜病機變化。從正邪關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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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在配合中藥治療惡性腫瘤的問題上，中醫藥療法的根本法則是扶正固本。化療屬於中醫學的祛邪範圍，而且其祛邪作用還強於任何中藥，同時會嚴重損傷人體的正氣。如復以祛邪中藥，往往加重化療作用對人體正氣的損害。因此，以化療葯祛邪，用中醫中藥扶正，可謂具有我國特色的腫瘤治療的可行之路，而健脾扶正乃是中醫藥對惡性腫瘤化療增效減毒作用的根本治療法則。
研究結果表明，健脾扶正法（包括益脾氣、溫脾陽、滋脾陰）及其相應方葯配合化療，對腫瘤化療具有明顯的增效和減毒效應。其中以滋補脾陰法及其方葯為優。
健脾扶正法對惡性腫瘤化療增效減毒作用機制可能是：第一，在腫瘤化療藥物抗癌中，健脾扶正方葯可視為「溶酶體活化劑」，促進腫瘤細胞內溶酶體（Ｌｙｓｏｓｏｍｅ）酶的釋放，加速癌細胞的溶解、崩潰，同時可使白細胞介素－2（ＩＬ－2）及過氧化氫酶（ＣＡＴ）的活力升高，增強ＮＫ細胞活性，殺傷腫瘤細胞，從而起到增效作用；第二，扶正健脾方葯可調節腫瘤化療機體內抗氧化系統，提高體內潛在的抗氧化能力（以抗氧化能力參數Ｓｅ－ＧＳＨ－Ｐｘ／ＭＤＡ為代表），清除過剩的活性氧自由基，保護機體正常細胞免遭損害，從而起到減毒作用。
（二）滋補脾陰法對Ｌｅｗｉｓ肺癌脾虛證荷瘤小鼠化療增效減毒作用的實驗研究原發性支氣管肺癌，是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近20年來，全世界範圍肺癌的發病率、死亡率成倍增長。我國肺癌的發病率與死亡率上升也很快，1992年城市中肺癌的死亡率已居惡性腫瘤死亡的首位（佔2442％）。因此，努力加快肺癌防治工作的步伐，將是目前乃至今後的主要任務之一。
但是，由於肺癌早期診斷比較困難，約80％的肺癌患者在確診時已屆中晚期，失去了手術時機，只能採取化療和放療等手段，而手術治療後也往往需要進行化療、放療的配合。然而，化療藥物在殺傷腫瘤細胞的同時也殺傷正常細胞，從而引起較為嚴重的毒副反應，直接影響患者機體功能狀態和生存質量，故常常被迫中止治療。因此，本項研究以中醫整體觀念辨證論治思想為指導，運用中醫藥配合化療進行增效減毒作用的研究。
實驗研究從免疫學、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等多學科入手，選用了與腫瘤以及機體機能狀態密切相關的若干指標進行觀察。如對天然殺傷（ＮＫ）細胞與白細胞介素－2（ＩＬ－2）；硒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ＳｅＧＳＨ－Ｐｘ）、銅鋅超氧化物歧化酶（ＣｕＺｎ－ＳＯＤ）、過氧化氫酶（ＣＡＴ）、共軛雙烯（ＣＤ）、丙二醛（ＭＤＡ）；骨髓造血機能（成熟紅細胞／有核細胞）和外周血象變化；腫瘤抑制率及腫瘤細胞超微結構等多項指標。
研究結果表明，滋補脾陰方葯能明顯增強Ｌｅｗｉｓ肺癌脾氣陰兩虛證荷瘤小鼠化療的抑瘤作用，拮抗化療藥物對小鼠骨髓造血系統的抑制，維護外周血象的正常與穩定。該方葯能改善免疫機能，拮抗化療藥物對免疫器官———胸腺的抑制作用，提高與抗腫瘤有直接關係的ＮＫ細胞、ＩＬ－2的活性。此外，滋補脾陰方葯亦能通過調節Ｌｅｗｉｓ肺癌脾氣陰兩虛證荷瘤小鼠化療後機體的超氧化作用與相關抗氧化酶的水平，保護機體正常組織細胞不受過氧化的損傷。提示滋補脾陰法及方葯對Ｌｅｗｉｓ肺癌脾氣陰兩虛證荷瘤小鼠化療具有較明顯的增效減毒作用。
滋補脾陰方葯對Ｌｅｗｉｓ肺癌小鼠化療的增效作用機制可能是通過以下兩個途徑進行的。
①提高小鼠機體免疫ＮＫ細胞的活性，促進淋巴細胞分泌ＩＬ－2因子及ＩＬ－2活性的提高，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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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ＮＫ細胞對腫瘤細胞的直接作用。②直接破壞腫瘤的細胞代謝，致使胞質變性。
滋補脾陰方葯對Ｌｅｗｉｓ肺癌小鼠化療的減毒作用可能在於阻斷機體脂質過氧化反應，活化機體抗氧化酶系統，提高機體的抗氧化能力，清除過剩活性氧自由基，保護機體正常組織細胞，增強機體組織細胞對化療藥物的耐受力；保護和促進骨髓造血系統的機能，提高外周血象水平等。
（三）滋補脾陰法對Ｌｅｗｉｓ肺癌脾虛證荷瘤小鼠放療增效減毒的實驗研究本項研究根據中醫理論，以中醫辨證論治思想為指導，「病證相參」的原則，結合現代科學技術，模擬臨床病因病機，建立了「病證結合」的Ｌｅｗｉｓ肺癌脾氣陰兩虛證荷瘤小鼠動物模型，採用60Ｃｏｒ－射線照射，並進一步通過滋補脾陰法及其方葯對肺癌放療增效減毒作用及機制的實驗研究。
本研究觀察了滋補脾陰法對Ｌｅｗｉｓ肺癌氣陰兩虛證荷瘤受照小鼠抑瘤率、血液系統（包括骨髓造血功能及外周血象）和免疫系統（包括免疫器官、ＮＫ細胞、ＩＬ－2及抗體產生能力）以及脂質過氧化物及相關抗氧化酶活性的影響，並通過透射電鏡，觀察了荷瘤受照小鼠腫瘤組織形態學改變，從而反映出滋補脾陰法對Ｌｅｗｉｓ肺癌脾氣陰兩虛證荷瘤受照小鼠腫瘤細胞超微結構的影響。旨在探討滋補脾陰法對肺癌放療增效減毒機制，為提高肺癌放療的敏感性，減輕射線對機體的損傷，最大限度地發揮放射對肺癌的治療作用提供有效的方葯。
本研究以ＮＫ細胞及ＩＬ－2活性、抗體產生能力、硒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Ｓｅ－ＧＳＨ－Ｐｘ）、銅鋅超氧化物歧化酶（ＣｕＺｎ－ＳＯＤ）、過氧化氫酶（ＣＡＴ）、共軛雙烯（ＣＤ）、丙二醛（ＭＤＡ）及Ｌｅｗｉｓ肺癌細胞超微結構等為指標，從免疫學、分子生物學及細胞生物學角度進行了探討。
研究結果表明，滋補脾陰法能顯著增強Ｌｅｗｉｓ肺癌脾氣陰兩虛證荷瘤受照小鼠的抑瘤作用，抑制放療對造血功能的毒性作用，保護外周血象並能拮抗放療對免疫器官的損傷作用，改善和促進荷瘤受照小鼠的免疫機能，增強ＮＫ細胞及ＩＬ－2活性，提高抗體產生能力，對肺癌放療具有較強的增效減毒作用。
根據實驗結果，其作用機制可能是：1滋補脾陰法可能是通過調節機體免疫機制以增強ＮＫ細胞活性而殺傷腫瘤細胞。同時，某些中藥有效成分可能直接作用於生物膜或線粒體等細胞器並活化溶酶體，以加速癌細胞的溶解、崩潰而發揮增效作用。
2滋補脾陰法可能是通過改善和提高機體免疫機能，調節放療後機體內部抗氧化系統，提高抗氧化能力，清除過剩的氧自由基，降低脂質過氧化反應，以保護正常組織細胞免受損害而發揮減毒作用。
本項研究仍在繼續深入進行。研究利用中、西醫綜合造模因素所建立的病證結合動物模型，既符合中醫學證候的基本特點，又能體現出惡性腫瘤的病理特徵。從肉瘤ｓ－180到Ｌｅｗｉｓ肺癌脾虛荷瘤小鼠放、化療所表現出的基本病理，以脾虛特別是脾氣陰兩虛為主，對腫瘤發生髮展的一般規律有了明確認識，從而為補益脾胃法對腫瘤增效減毒作用及其機制提供了客觀依據，體現了「病、證、葯」線性研究模式，不僅發揚了「脾為後天之本」，「治脾可安五臟」的傳統中醫理論，而且也為更好的發揮中醫藥防治腫瘤的優勢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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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證特色一、中醫辨證的基本規律（一）辨證的基本規律1臨床資料翔實可靠：辨證過程是一個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思維的認識過程。全面的、確切的臨床資料，是全面分析病情，取得正確辨證和診斷的客觀依據。臨床資料包括宏觀資料和微觀資料兩部分。
宏觀資料：宏觀資料是根據望、聞、問、切等傳統的四診手段或藉助於現代技術裝備所獲得的臨床資料，諸如癥狀、體征、舌苔、脈象及病史等。中醫學的整體觀是全面分析病情，指導臨床辨證的重要思想方法，其在辨證上的應用，實際上就是因人、因地、因時制宜。因人制宜，就是要求在辨證時，不能孤立地只看到疾病的變化，還必須重視病人的整體和不同病人的特點，如病人的體質、年齡、性別、職業、工作條件等。因時、因地制宜就是說辨證不僅注意個體差異，還要看到自然環境對人體疾病的影響。因此，必須從整體觀念出發，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渠道，去獲得關於病人病情的盡量全面的第一手材料，作為分析判斷的完整可靠的依據。材料越豐富、越可靠，診斷的準確性越高。根據宏觀資料進行辨證，我們稱之為宏觀辨證。宏觀辨證是通過分析病人外表的徵象，探察病變內在的本質，即所謂「司外揣內」。
微觀資料：中醫辨證的任務主要不是把握人體的器質性病變，而是要了解患病機體在功能上的異常反應，並根據功能上的變化來把握疾病的本質。其思維方法僅僅是辯證思維方法，因為「司外揣內」，是「直觀的和從事物的外部聯繫解釋事物之間的辯證關係」的一種思維方法，這正是樸素辯證思想的顯著標志，也是辨證論治的局限性之一。在無外可司的患者中，因無證可辨，辨證論治的運用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無證可辨」的亞臨床階段，如水腫病人，如果水腫消失了，過去就認為病已痊癒，勿須治療。實際上水腫消失並不意味著腎臟功能完全恢復正常。腎臟功能沒有完全恢復，雖無水腫存在，仍然屬於病態，應繼續治療。現代運用各種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以至量子生物化學的研究，在更深層次上探索生命活動的奧秘，探索某些疾病發展過程中尚未形之於外的隱性證候的微觀變化，為尋找構成證的宏觀改變的微觀指標創造了有利條件。在證的本質的研究中，已初步建立了一些辨證的微觀指標，如內分泌測定、血液流變學測定等等。這些與某些證候相關的實驗資料，就是所謂辨證的微觀材料。在臨床上試用這些微觀指標來認識和辨別證候，便稱之為微觀辨證。所謂微觀辨證是在細胞、分子、量子更深入的層次上，微觀地認識機體結構、代謝和功能的特點，更完整、更準確、更本質的闡明證的物質基礎，從而為辨證微觀化奠定基礎。隨著中醫現代化研究的進展，辨證的微觀資料也會越來越豐富，越有規律性。當然，微觀辨證並不能取代宏觀辨證，而是彌補宏觀辨證用肉眼來觀察事物之不足，因此，也屬於宏觀辨證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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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清主次去偽存真分清主次：疾病在發展過程中的某一階段中所表現出來的複雜的癥狀有的是主症，有的是次症。辨證時，主症和次症不能相提並論，處於同等地位。辨明主症是辨證中的技術關鍵。什麼是主症呢？主症是規定或影響其他癥狀存在和發展的癥狀。隨著主症的產生而產生，隨著主症的轉變而轉變的癥狀，都屬於次要癥狀。如肝氣鬱結的臨床表現中，脅肋脹痛，精神抑鬱或性情急燥易怒便是它的主症，余者即為次症。在複雜的癥狀中怎樣確定何者為主、何者居次呢？主症決定其他次症的存在和發展，這是辨證時分清主次的惟一標準。具體來說，就是運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對發病的前因後果，病情的輕重緩急等方面進行分析，從而抓住與疾病本質有密切聯繫的主要癥狀。因此，主症是確定證候診斷的主要依據。
去偽存真：疾病的現象和本質是相互對立、相互區別的，又是辯證統一的。疾病的現象是疾病的表面特徵，是疾病本質的外部表現，而疾病的本質則是構成疾病的各必要要素的內在聯繫。一般來說，疾病的現象和本質是一致的。但是，有時候疾病恰恰表現出來一些與疾病本質相反的現象，我們稱之為「假象」，如陰寒之證，有時可現「身反不惡寒」、「顴紅如妝」等。本質為寒，而現象為熱，故身反不惡寒、顴紅如妝是假象。在辨證過程中，以寒熱虛實的真假最為常見，即「真寒假熱」、「真熱假寒」、「真虛假實」、「真實假虛」等。辨別疾病現象與疾病本質真偽的基本方法是：其一，反映疾病假象的癥狀常常是個別的、多變的、易逝的。反映疾病本質的癥狀則是全面的，相對穩定的。如真寒假熱證中手足厥逆，畏寒神疲，下利清谷，舌淡苔白，脈微欲絕等是反映疾病本質———陰寒內盛，這些癥狀的出現是必然的，是相對穩定的。反之，反映假熱的癥狀，如身反不惡寒、顴紅如妝等，都不是寒證必然要出現的癥狀。它們表現出或身反不惡寒，或顴紅如妝的多變性，其存在又有轉瞬即逝的特徵。其二，有時反映假象的癥狀較多，而反映疾病本質的癥狀只有一二，但卻是診斷的依據。因此，要抓住關鍵性的癥狀，不為假象所迷惑。如喻嘉言治療徐園珍一案，患者表現為身熱目赤，異常大躁，門牖洞啟，身卧地上，輾轉不快，要求入井，索水，脈亦洪大，表面看來一派熱象。但喻氏抓住索水到手又置而不飲，脈象洪大而重按無力這二點便正確判斷為真寒假熱證。一般地說，舌象和脈象是辨別真假的重要指征。其三，應全面分析各種因素，包括體質、年齡、病史、病程、飲食、情志、服藥史等，從中尋找線索，進行詳細地比較，切忌片面性和表面性。
總之，為了認識疾病的本質，我們必須深入實踐，調查研究，全面佔有豐富的臨床資料，從研究大量的現象和現象各方面的關係著手。只有經過儘可能全面觀察，並對大量現象進行分析和研究，才能透過現象抓住疾病的本質。
必須指出，現象能為我們的感官所感知，而本質只能靠抽象思維才能把握。就是說，必須對疾病的現象進行比較、分析，才能去偽存真，揭示出疾病的本質。隨著現代科學向中醫學的不斷滲透，我們應當藉助現代科學手段，補充直接感官之不足，更加深刻地理解現象，區分真假，把握本質。
欲辨別真假，除了應十分重視本質和現象範疇中的真象和假象問題外，還必須注意疾病發展過程中的矛盾轉化和質量互變的問題。在臨床實踐中，常可見到陽病轉陰，陰病轉陽的情況，在這個轉折過程中，特別是在陰陽勝復階段里，癥狀複雜，陰陽癥狀錯雜並見，此時辨別陰陽較為困難。但是，只要注意陰陽矛盾運動中的量變和質變的關係，常常可以做出正確的診斷。如氣分證（陽證）發展到一定程度，即使其熱仍甚，汗渴猶存，氣分之症非常明顯，只要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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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質轉為紅絳，便預示著病情由氣分（陽）向營（陰）分發展，此為陰陽的消長和轉化的反映。如不認清這一點，便會發生新舊不分，因而也導致真假不清。
3詳審因果掌握標本：在辨證中，除了本質與現象之外，還有原因與結果的聯繫。一個或一些現象的產生，會引起另一個或另一些現象的產生，後一個或後一些現象就是前一個或前一些現象的結果，因果聯繫的特點是原因在前，結果在後，而且二者的聯繫具有必然性。
因果聯繫是複雜的，多種多樣的。一個原因可以引起一種結果，也可以導致多種結果。一種結果可以由一種原因所引起，也可以由多種原因所引起。在臨床實踐中，把握了疾病發展過程中的因果關係，才能做出正確的診斷。
中醫學提出標本的概念來闡述疾病的本質與現象、原因與結果、原發與繼發等方面的矛盾關係。一般來說，從病因而論，引起疾病發生的原因為本，所表現於外的各種臨床徵象為標；從病變部位而論，原發病變部位為本，繼發癥狀部位為標；從病之新舊而論，舊病為本，新病為標。
臨床徵象雖多，但總不離標本。分析出標本，找出因果聯繫，就能透過紛繁多變的癥狀抓住疾病的本質，從而得出確切的辨證結論。
總之，辨證必須以通過四診所獲得的疾病外部現象的感性材料為依據，再以中醫理論為指導，應用由表及裡，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思維方法，才能達到對疾病本質的理論認識，做出正確的辨證結論來。
（二）辨證的基本方法中醫辨證的目的是弄清致病因素侵入人體後所引起的整體功能的病變反應。辨證的過程體現了「具體———抽象———具體」的認識過程，其方法似屬層次分析方法。
「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辨別陰陽是中醫辨證的總綱和基礎。陰陽辨證是辨證的起點，具備了抽象到具體這種研究方法的起點的主要特徵。陰證陽證在辨證系統中是最基本的概念，說明了整體功能病變的最單純、最抽象的關係。陰陽辨證與其他辨證的關係是上屬關係，陰證陽證概念的外延大於其他證概念的外延。或者說，陰陽辨證是其他辨證的上位概念，陰陽辨證可以看作是辨證的第一層次。
辨別陰證和陽證之後，辨證的認識過程就要上升到第二個層次，即辨別表裡、寒熱、虛實。
表裡、寒熱、虛實這六個概念的內容比陰陽概念豐富、充實，使我們對病位、病性、病勢等有個大概的了解。表裡、寒熱、虛實的辨證如果不落實到氣血津液、臟腑經絡上來，就還是抽象的，尚不能說明具體的病機。陰陽、表裡、寒熱、虛實稱之為八綱辨證。我們的認識不能僅停留在八綱辨證階段，為了準確具體地把握疾病的變化，還必須作更深一層的辨證，即氣血津液辨證和臟腑辨證，以及經絡辨證等。
氣血津液辨證、臟腑辨證和經絡辨證屬於辨證過程的第三個層次。這三種辨證是相互聯繫、相互補充的。氣血津液辨證與臟腑辨證和經絡辨證相比，前者較為抽象，後者則更為具體一些。氣血津液的病變，不屬於何臟何腑，其癥狀基本相同。而各臟腑因其生理功能不同，病變所在臟腑不同，其癥狀也就不盡一致。
對於內傷雜病來說，經過八綱辨證、氣血津液辨證到臟腑辨證的認識過程，基本上就可以作出較為具體的辨證結論來了。但是，對於外感疾病還嫌不夠。我們還必須以臟腑辨證為基礎，深入到更為具體的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和三焦辨證階段。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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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辨證既包括了臟腑經絡、氣血津液辨證的基本內容，又反映出外感病邪侵入人體不同層次的特點及其相互關係。六經辨證是用來辨風寒外感熱病的，衛氣營血辨證則是以溫熱病為主要對象，三焦辨證則是針對濕熱病而設的，這三種辨證方法較之臟腑辨證，內容更為豐富具體。
上述辨證方法體現了具體———抽象———具體的認識過程，體現了對病變認識的多樣性的統一，這個認識順序與疾病的客觀發展有著某種一致性。
（三）辨證的基本步驟1確定證候診斷：確定證候診斷，必須以四診所獲得的臨床資料為依據。四診是對病性資料進行分析和綜合，從聯繫和整體的觀點對病情資料進行比較、選擇、鑒別和取捨，去掉不能反映本質的材料，汲取主要的反映本質的資料。在此基礎上，運用邏輯思維方法，進行抽象、概括、分析、綜合，透過現象來揭示疾病的本質，辨認疾病的證候。一個完整的證候，應該包括病因、病位、病機、病勢、證名等內容。
（1）病因：審症求因是中醫學探求疾病發生原因的重要方法。審症求因的「因」，其涵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因包括對病因、病機和病情進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也就是從病人臨床一系列具體徵象中，分析確定其病因是什麼？病在何臟何經？其病機和發展演變如何？實際上，包含了證的全部內容。狹義的因，乃是根據病人的臨床資料，辨明其具體病因，或為外因，或為內因。狹義的因，就是證候診斷中所求的因。
（2）病位：在辨證中，不僅要明確病因，而且要確定病變部位。定位是辨證中一個重要問題，因為同一病邪，侵襲人體部位不同，性質非一，證候各異，治法亦各有所宜。定位一般包括表裡定位，對外感疾患尤為重要。氣血定位、臟腑定位、經絡定位，通常用於內傷雜病。六經定位、衛氣營血定位用於外感熱病。其中臟腑定位涉及範圍較廣，內傷外感皆宜。
（3）病性：病性是指病變的性質。陽盛則熱，陰盛則寒，陽虛則寒，陰虛則熱，是中醫病理學的總綱，故寒熱是一切病變的基本屬性。
（4）病機：病機是指病變發生、發展、演變的機理。分析病機就是將一切與疾病有關的因素加以綜合分析，探求其病變的性質和機制，從而了解疾病的本質。臨床上以癥狀為據，參以病史病因等，分析病變的機制，揭示各種臨床徵象的內在聯繫，辨析病機是辨證的關鍵環節。
（5）病勢：病勢即疾病發展和演變的趨勢。其內容包括病變發展的緩急、傳變規律和動態變化。邪正消長盛衰決定著疾病發展和演變的形勢。一般外感疾病和陽證病勢較急，內傷雜病和陰證病勢較緩。外感疾患的傳變規律有：六經傳變、衛氣營血傳變和三焦傳變等。在辨證中，亦要注意證候的動態變化，如脾氣虛證與脾陽虛證之間就有著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
（6）證名：證名即證候名稱。在辨證過程中，根據上述病因、病位、病機、病勢的分析，揭示出病變的本質，來確定證候名稱。對於證候的命名，一般以病因、病位、病性、病機綜合為優。
如肝膽濕熱證、痰火擾心證等；亦可病位、病機與病性相結合，如肝腎陰虛證、心氣虛證之類。
2辨別疑似證候：自然界中，不同的現象或事物之間的某些方面，常常有一些近似之處，疾病的證候表現也不例外。因此，必須深入研究導致各種疑似證的具體條件，找出其鑒別診斷規律和方法。一般說來，欲作好證候的鑒別診斷，必須重視特異性癥狀，即一個證候所特有的、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意義的癥狀和體征。若已獲得某一證候特異性癥狀和間接支持該證的特異性癥狀，則證候診斷準確性便大為增強，例如，脅肋脹痛，精神抑鬱或急躁易怒等為肝氣鬱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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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異性癥狀，這是診斷肝氣鬱結的必要條件，而善太息，乳房脹痛，月經不調，脈弦等為肝氣鬱結證的非特異性癥狀。根據其特異性癥狀和非特異性癥狀，便可得出依據比較充分的肝氣鬱結證的診斷。當然，特異性癥狀和非特異性癥狀並不是絕對的，某一癥狀對這一證候是特異性的，而對另一個證候來說又是非特異性的。如目赤腫痛是肝火上炎證的特異性癥狀，但對心火上炎證來說又是非特異性的。舌尖紅赤碎痛對心火上炎來說是特異性的，而對肝火上炎來說則又是非特異性的。因此，我們不能脫離具體的證候概念而孤立地談癥狀的特異性與非特異性。離開了具體的證就無法劃分二者的界限。臨床辨證時，要重視各種特異性癥狀在鑒別診斷中的作用，又不低估或忽視有關的各種非特異性癥狀的價值。若想徹底弄清此證與彼證的區別點，就要熟悉主要鑒別指標和各自的特異性癥狀。通過對有關各證逐步地進行篩選，客觀地給予排除或者肯定，從而建立正確的診斷。若所擬之證並不能全面概括或解釋患者所表現出來的全部癥狀，且又缺乏支持這一證候之特異性表現，則此證之診斷便難以確定。
3辨證辨病結合：病和證，都是人體陰陽失調，出現病理變化的臨床反映。中醫學強調既辨證又辨病，但重於辨證。辨病是認識和解決疾病的矛盾，辨證是認識疾病的基礎。辨證即能知病，病又是證的綜合和全過程的臨床反映，只有在辨病的基礎上，才能更深入更具體地辨證。
辨證和辨病是相輔相成的，在辨證的基礎上辨病，在辨病的範圍內辨證，辨證與辨病密切結合，充分體現了中醫學獨特的理論體系和豐富的臨床經驗。
應當指出，中醫的辨證並非完美無缺，而是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長於從整體上來認識疾病，而對局部病理變化認識不夠清楚。辨證所依據的是通過四診而獲得的感性材料，定性為多而無準確的定量，即使有定量也是模糊的量，這就不可避免地滲入感知者的主觀成分。另外證候的診斷標準尚不規範化，也會影響辨證的精確程度。這些局限性正是樸素唯物主義認識的不足之處。我們應當以辯證唯物主義作指導，把現代科學技術和中醫學認識疾病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結合起來，建立起具有中醫特色的認識疾病的方法和理論體系。
二、治病首當調暢氣機（一）調暢氣機的治療原則治療的目的，就是「疏其氣血，令其調達而致和平」（《素問·至真要大論》），使升降之機重新歸於平衡。陰陽失調是疾病發生的根本原因，陰陽偏勝偏衰是氣機升降失常的具體表現。治病必求其本，「本者，本於陰陽也」。因此，升降失常的基本治療原則就是「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素問·至真要大論》）。
由於疾病的病機和證候有上（嘔吐、喘咳）下（如瀉痢、崩漏、脫肛）內（如表證不解入里）外（自汗、盜汗）等趨勢。因此，臨床上可根據病變的部位和病勢的趨向來確定具體的治療原則。
「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素問·五常政大論》），「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其實者散而瀉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總之，「上之下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適事為故」（《素問·至真要大論》）。
治病用藥旨在補偏救弊，氣升當降，氣降當升，惟在升降之平衡。但是，根據陰陽互根的原理，在運用氣機升降理論時還應注意如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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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欲降先升、欲升先降：五苓散主治脾不運濕，氣化不行，水濕停滯之口渴、小便不利。方中用桂枝溫命門之火如釜底加薪，一助膀胱氣化，一助脾之精氣蒸騰。再用白朮健脾以轉輸於肺，而後用二苓、澤瀉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升已而降。它如濟川煎用升麻之升，佐蓯蓉、枳殼、當歸、牛膝之降，用於腎虛便秘等。此所謂欲降之必先升之而後得降。
補中益氣湯能益氣昇陽，調補脾胃，為中氣下陷之證而設。方中用黃芪、人蔘、甘草益中氣升清陽，脾氣旺盛，則清陽可升而無脾濕下流之虞。但脾喜燥而惡濕，濁陰不降，清陽不升，以白朮苦溫燥濕健脾，又合陳皮化痰濕而醒脾氣之降，補而無滯。佐升麻、柴胡之升舉下降之陽氣，則濕濁已降而後清陽得升。此所謂欲升之，必先降之而後得升。若捨去升、柴則作用不顯，且不持久；若單用升、柴則無效驗；若與理氣之陳皮、補氣之黃芪同用則作用明顯。
2升中有降、降中有升：升降失常，上下移位，陰陽乖亂，如果以濁陰不降為主，如五苓散證之小便不利，宜先升後降。反之，若以清陽不升為主，如補中益氣湯證之中氣下陷，又當先降後升。假如升降混淆，清濁不分，清氣下陷與濁陰上泛並存，又當用升降合劑，使升者當升，降者當降。如仲景諸瀉心湯之治虛實夾雜，寒熱並存，升降失司而致脘腹痞滿、嘔吐泄利、呃逆等症，除用參、草、棗之甘溫補氣益胃外，又有芩、連之苦降泄熱，也有姜、夏之辛開散痞，合為辛開苦降之法，升中寓降，降中寓升。對邪熱未盡，留擾胸膈，不得發越，氣機阻塞，升降不行之心中懊，虛煩不眠之證，用梔子豉湯治之。以梔子苦寒引熱下行，豆豉輕浮上行解郁，兩葯相合，一升一降，升降相因，上下自和。
總之，升降出入為一生之橐龠，百病之綱領。「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惟在使其平衡。但陰陽互根，升降相因，故欲升者勿忘其降，欲降者勿忘其升，各遺其偏而失其平。只有升中寓降，降中寓升，相反相成，治療方能擊中肯綮。
（二）調暢氣機的立方遣葯自然界物質運動和人體臟腑都處於不斷地升降出入的氣機運動中，根據氣機學說，藥物對人體的作用，也分別具有升降浮沉的作用趨向。這種性能，可以糾正機體的功能失常，使之恢復正常，或因勢利導，有助於祛邪外出。
所謂升者，有升提舉陷之義。具有昇陽發表，祛風散寒，涌吐，開竅等作用的藥物，其藥性是升浮的，故能上行向外；而具有瀉下，清熱，利尿滲濕，重鎮安神，熄風潛陽，消導積滯，降逆收斂及止咳平喘等作用的藥物，其藥性是沉降的，故能下行向內。但是，有些藥物，升降浮沉的性能不明顯或具有雙向性，如麻黃既能發汗，又能平喘、利水；川芎既「上行頭目」、「又下利血海」。
臨床上，可根據上下表裡的不同部位和病變趨向而選用升降沉浮不同特性的藥物，以糾正人體氣機升降的失調。
藥物的升降浮沉與藥物的氣味、質地、生熟、藥用部分、炮製、配伍有關。
1與氣味的關係：溫熱之品，其性為陽，多主升浮，如麻黃、桂枝，其性皆溫，上升發表，故主升。附子、肉桂，其性大熱，溫中散寒而主浮。寒涼之品，其性屬陰，多主沉降，如大黃、芒硝，性皆大寒，瀉下通便而主沉；黃柏、知母，性亦大寒，清熱瀉火而主降。
「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涌泄為陰，淡味滲泄為陽」（《素問·至真要大論》）。大抵輕清升浮為陽，重濁沉降為陰。辛甘之味，大多屬陽，其性升浮，如荊芥、防風，味辛能祛風解表；黃芪、党參，味甘能補氣昇陽，其藥理作用大多趨向升浮。凡味屬苦咸之品，大都屬陰，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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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降，如五味子、訶子，味酸能斂汗止咳；黃芩、黃連，味苦能清熱瀉火；龍骨、牡蠣，味咸能收斂潛陽，其藥理作用大多趨向沉降。
「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明氣薄者未必盡升，味薄者未必盡降。故有曰「味薄者升，氣薄者降。氣厚者浮，味厚者沉」（李東垣），「酸咸無升，辛甘無降，寒無浮，熱無沉」（李時珍），「氣味薄者浮而升，味厚氣薄者沉而降；氣味俱厚者能浮能沉，氣味俱薄者能升能降」（《本草從新》）。如「茯苓，淡，為天之陽，陽也。陽當上升，何謂利水而泄下？經云：氣之薄者，陽中之陰，所以茯苓利水而泄下，也不離乎陽，故入手太陽也。麻黃，苦，為地之陰，陰也。陰當下行，何謂發汗而升上？經云：味之薄者，陰中之陽，所以麻黃髮汗而升上，亦不離乎陰之體，故入手太陰附子，氣之厚者，乃陽中之陽，故經雲發熱；大黃，味之厚者，乃陰中之陰，故經雲泄下。竹，淡，為陽中之陰，所以利小便；茶，苦，為陰中之陽，所以清頭目也」（《醫學啟源》）。因此，可知藥物的升降浮沉趨向與氣味有關。
2與質地、生熟、藥用部分的關係：「凡葯輕虛者浮而升，重實者沉而降」（《本草從新》）。
一般藥物是生升熟降，花葉多浮，根實多沉。如辛夷、荷葉、升麻、桑枝等質地輕虛，其性輕揚，能升能浮。蘇子、枳實、磁石、牡蠣等，質地堅實，其性重墜，能沉能降。這是一般規律，並不是絕對的，故有「諸花皆升，旋復獨降；諸子皆降，蔓荊獨升」之說。
3與炮製的關係：炮製可以改變藥物的性能，使之更能適合病情需要。如有的升浮藥物鹽水炒後則能引向下行，有的沉降藥物經過酒炒後則呈現上升。因為鹽重墜而能沉下，酒則有升浮的功能。故曰「升者引以咸寒，則沉而達下焦；沉者引以酒，則浮而上巔頂」（李時珍）。
4與配伍的關係：藥物的升降浮沉作用，可因藥物的配伍發生變化。如升浮的藥物和大隊沉降藥物相配伍，則升浮藥物不僅能減弱或消除沉降藥物的沉降能力，而且其本身的升浮性能亦隨之而沉降；反之，沉降的藥物和大隊升浮藥物相配伍，則沉降藥物不僅能減弱或消除升浮藥物的升浮之力，而且其本身的沉降特性亦隨之而升浮。另外，臨床處方還常選用具有升降專功的藥物作為佐使葯，以引葯勢的升降而達病所，故有「桔梗為舟楫之劑，能載諸葯上浮」，「牛膝能引諸葯下行」之說。
人體病變有上下表裡之不同，病勢亦有上逆和下陷的差異，因此，臨床上要掌握藥物升降浮沉的規律，藉以指導立方遣葯。一般而言，在上在表，宜用升浮而不宜沉降，如傷寒表證初起，用麻黃、桂枝之通陽發表；在下在里，宜用沉降而不用升浮，如里實便秘用大黃、芒硝、枳實之瀉積攻下。病勢上逆者，宜降而不宜升，如肝陽頭痛用石決明、牡蠣之滋陰潛降；病勢下陷者，宜升而不宜降，如久瀉脫肛、子宮脫垂用升麻、柴胡之升舉清陽。如果不懂得升降沉浮之理，肝陽頭痛用升浮發散藥物治療，容易發生痙厥；久瀉脫肛誤用泄降藥物治療，必致洞泄不止。
若以熱治寒而寒拒熱，以寒攻治則病劇，又當於熱劑中少加寒品，因「純寒證，雖宜用熱，然慮熱性上升，不肯下降，則不得不於熱劑中，少佐沉寒之品，以引熱下行」（《醫碥》）。若以寒治熱而熱拒寒，以熱攻治則病劇，又當於寒劑中少加熱品，因「純熱證，雖宜用純寒，然慮火因寒郁，則不得不於寒劑中，少加辛熱之品，以引散之，庶免凝閉郁遏之患」（《醫碥》）。或者寒葯熱飲，借熱以引寒；熱劑寒服，借寒以行熱。這是在寒熱格拒的情況下，用反佐療法，通過誘導，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協調失去平衡的陰陽升降，達到治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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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祖國醫學文獻，古往今來，運用升降理論者屢見不鮮，且療效卓著。諸如仲景瀉心湯之辛開苦降之法，東垣治脾胃更以升降立論。葉天士治溫病以「分消上下」，提出「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以及王孟英的肺腎同治、宣降並用等等，比比皆是。
總而言之，治療氣機升降失常的病變，必須分清病因，辨證準確，因勢利導，諸如疏肝理脾、宣降肺氣、補腎納氣、補腎固精、化飲降逆、交通心腎、補心寧神……，均為臟腑氣機升降之治。
但欲升者勿忘其降，欲降者忽忘其升。所謂「陽以毓陰，陰以毓陽」，「陽生陰長，陽殺陰藏」之意，總以調整臟腑氣血陰陽為圭臬，從而達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的目的。
祖國醫學氣化學說是研究人體物質代謝和能量轉移的理論，升降出入是氣化功能的基本形式，是生命存在的基本特徵。陰平陽秘，氣化正常，精神乃治；陰陽失調，氣化失常，諸病遂生；陰陽離絕，氣化停止，精氣乃絕。
附錄：常用藥物升降浮沉簡表（根據《醫學啟源》、《珍珠囊》整理而成）
藥名升（浮）沉（降）備考藥名升（浮）沉（降）備考羌活＋生地＋升麻＋黃連＋＋柴胡＋大黃＋白芷＋黃柏＋防風＋元明粉＋當歸＋＋白朮＋＋獨活＋澤瀉＋木香＋薄荷＋檳榔＋麻黃＋吳茱萸＋＋厚朴＋＋藿香＋（＋）《珍珠囊》為降杏仁＋（＋）《醫學啟源》為降川芎＋巴豆＋（＋）同上人蔘＋附子＋＋黃芪＋＋蒼朮＋＋甘草＋＋秦艽＋＋陳皮＋＋熟地＋半夏＋五味＋青皮＋川烏＋枳殼（＋）＋《醫學啟源》為浮白芍＋＋枳實（＋）＋同上茯苓＋＋《醫學啟源》為浮桔梗＋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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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名升（浮）沉（降）備考藥名升（浮）沉（降）備考知母＋葛根＋＋蒿本＋瓜蔞根＋豬苓＋川椒＋乾薑＋＋玉竹＋龍膽草＋秦皮＋＋蘇木＋＋白頭翁＋＋杜仲＋牡蠣＋＋天門冬＋（＋）《醫學啟源》為降乾漆＋白僵蠶＋商陸＋白豆蔻＋葶藶子＋地榆＋竹葉＋＋連翹＋蔥白＋阿膠（＋）＋《醫學啟源》為降天麻＋桃仁＋大棗＋石膏＋靈仙＋＋桂枝＋鼠粘子＋肉桂＋＋草豆蔻＋細辛＋高良姜＋木通＋丁香＋地骨皮＋蔓荊子＋桑白皮＋＋防己＋菊花＋＋茵陳＋紅花＋玄參＋赤石脂＋苦參＋通草＋三棱＋烏梅＋＋莪術＋滑石＋元胡＋瞿麥＋神曲＋茴香＋生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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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肝勿忘和血護陰肝主疏泄，藏血，體陰而用陽。肝病的臨床表現非常複雜，肝病為萬病之賊。肝病的病理表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升發不及肝之疏泄不及，每致肝氣鬱結，而出現悒悒不樂，憂慮多疑，精神抑鬱，膽怯易驚，胸悶脅脹等感覺、運動、精神系統的衰退癥狀。氣行則血行，肝氣鬱結，必然影響氣血的運行，日久成瘀則見胸脅刺痛，肝脾腫大，月經不調等。若肝體不足或為肝血不足，則面色無華，兩目乾澀，視物模糊，肢體筋攣；若肝陰不足，則眩暈目糊，脅痛悠悠不休，口乾，舌紅，五心煩熱，腰酸腿軟等。
（二）升發太過肝之疏泄太過，除可在肝病中直接出現外，常由肝氣鬱結演變而來。具有以下特點：1上擾：肝以氣為用，氣有餘便是火；肝又內寄相火，故肝鬱易從火化。輕者，鬱熱在里，或脅痛吞酸，或嘈雜痞噯；重者，肝火上炎，則頭痛急躁，面紅目赤，口苦，耳鳴。火熱內迫則狂躁失神，迫血妄行。肝火上沖，火隨氣逆，並走於上，而致「薄厥」。若木火刑金，則面紅脅痛，頻咳痰血。肺火熾盛，內耗陰血，陰不制陽，或腎陰不足，水不涵木而致肝陽上亢，則既有陽亢於上的眩暈、頭痛、面目升火、舌紅少苔的上盛證候，又有陰血不足於下的腰膝酸軟等下虛表現，間有筋惕肢麻等。由肝鬱、肝火、肝陽演變轉化，進而可出現肝風，以頭暈、肢麻震顫、痙厥、舌體抖動等為臨床特徵。肝風亦可由肝血不足而來，謂之血虛生風，有視物，面色萎黃之候。
肝病有肝氣、肝風、肝火之別，然而同出異名。所謂郁而不舒為肝氣，氣鬱化火為肝火，陽氣上亢為肝陽，升動無製為肝風。
2下迫：肝氣夾濕熱或夾寒濕，則濕熱下注或寒滯肝脈，而致睾、疝、淋、帶之疾。「司疏泄者，肝也；司閉藏者，腎也」。若疏泄失度，封藏失職，則會出現男子精關不固，女子月經不調。
3橫乘：肝氣橫逆，犯脾乘胃。若肝氣犯脾，脾不升清，則腹脹滿，大便不調；若肝氣犯胃，胃不降濁，則納減惡食油膩，噁心嘔吐等。
4流竄：上至巔頂，下至足跟，無處不到。如肝氣竄絡，每見周身痛無定處，乍作乍止等。
（三）疏泄太過與不及並存肝失疏泄，有時可出現太過和不及並存的現象。表現在消化系統，則時而便秘，時而腹瀉；表現在精神情志上，則時而興奮狂躁，時而憂鬱寡歡。
故在臨床上，對肝病的治療應靈活變通。總的說來，治肝宜在疏肝理氣之中，配以和血護陰之品，應用柴胡疏肝散和一貫煎加減化裁，每多效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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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案評析一、心律失常（室性期前收縮）案鄭某某，女，32歲，法官，瀋陽市人。1996年12月1日初診。患者於1996年9月5日足月順產一健康男嬰。產後因失血過多出現心悸、怔忡、氣短乏力、動則尤甚。心電圖檢查示頻發性室性期前收縮，呈二聯律或三聯律。遂停止哺乳，住院治療，口服心律平、心得安一月，病情稍緩解，但停葯則諸症如前，遂來求治。現症：心悸，怔忡，氣短懶言，動則尤甚，神疲乏力，失眠多夢，膽怯易驚，面色淡白，舌淡無苔，脈細數而促。心電圖示頻發性室性期前收縮，呈二聯律或三聯律。證屬產後氣血虧虛，心氣虛衰，心血不足，心神失養之候。治以補心氣養心血，重鎮安神之劑，取定心湯（《醫學衷中參西錄》）之意。藥用酸棗仁20克、龍眼肉15克、柏子仁15克、生地15克、白芍15克、生龍骨25克、生牡蠣25克、菖蒲15克、遠志10克、仙鶴草15克，水煎服，每日1劑。囑其逐漸減少心律平、心得安的用量，直至停止服用。治療1周後，心悸、怔忡減輕，心電圖複查示頻發性室性期前收縮，偶見二聯律或三聯律。遂令其停用西藥，上方續服1周，驚悸、怔忡、失眠多夢、氣短乏力明顯減輕，舌淡無苔，脈細而促，心電圖呈頻發性室性期前收縮。原方再進1周，偶有心悸、怔忡。心電圖示室性期前收縮。守方增減出入，繼續治療1個月，諸症悉失，心電圖複查示正常心電圖。
［評析］心律失常屬中醫心悸、怔忡範疇。其病雖有陰陽氣血之別，寒熱虛實之異。但心主血脈而藏神，以血為體，以氣為用。心之氣血和調，陰陽勻平，則血有所主，神有所藏。故治療心律失常當以調節心之氣血陰陽，使之歸於平衡和諧為首務，不宜急取而應緩圖。重在辨證，貴在守方。
二、老年性痴呆案張某某，男，71歲，幹部，河北人。1996年12月13日初診。患者於2年前逐漸出現神識獃滯，記憶力減退，緘默不語，失認失寫。經某醫院腦ＣＴ掃描示大腦廣泛性萎縮，診為老年性痴呆（Ａｌｚｂｅｉｍｅｒ病），服腦復康、維腦路通等效果不顯。現神識獃滯，寡言少語，嗜睡懶動，食少納呆，大便溏，行動遲緩，失認失寫，面色黃白，老年斑累累，舌淡紅苔薄白，脈沉細尺弱。證屬脾胃虛衰，化源不足，腎精虧損，髓海空虛，腦失所養之候。法當滋脾養胃，補腎填精，予以理脾陰方化裁。藥用人蔘15克、山藥20克、熟地15克、黃芪20克、蓮肉15克、白芍15克、扁豆15克、茯苓15克、山萸肉15克、橘紅15克、甘草10克、紫河車（另包，研末，每次2克，湯藥沖服）。
守方治療3個月，神呆面容基本消失，表情自如，語言對答基本正確，失認失寫好轉，食慾增加，大便正常，舌淡無苔，脈沉細尺弱。原方白芍易赤芍，另加丹參20克，續服3個月。神志宛如常人，記憶力增強，反應較前靈敏，目前仍在治療中。
［評析］脾胃為後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人自生至老，無非後天為之用，形色必賴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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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資。人屆老年，雖腎精虧損，髓海不足，但得後天培養之力，則五臟溢榮，氣血旺盛，精充髓足，方能祛病延年，故調理脾胃不僅是治療老年病之關鍵，也是防治老年性痴呆、延緩衰老的重要途徑。本例辨證為脾腎氣陰兩虛，故取參苓白朮散與六味地黃湯之意化裁，滋補脾腎，兩調氣血，取得滿意療效。
三、早期肝硬化案靳某某，男，42歲，農民，綏中人。1997年3月20日就診。患慢性肝炎3年余，先後在北京、瀋陽等地就醫，診斷：（1）慢性肝炎；（2）早期肝硬化。病人形瘦神疲，面色晦暗，兩目發黃，其色鮮明，嘔吐不食，脘腹脹悶。右脅脹痛，小便色黃，大便溏，軀幹及上肢絲狀紅縷（蜘蛛痣）
累累，舌紅苔黃白而膩，脈沉弦稍數。肝肋下4ｃｍ，質硬，有明顯壓痛，脾未觸及。實驗室檢查：黃疸指數20單位，總膽紅素23單位，直接膽紅素800單位，間接膽紅素1500單位，鹼性磷酸酶75單位，谷氨醯轉肽酶60單位，谷丙轉氨酶50單位，穀草轉氨酶55單位，總蛋白70單位，白蛋白30單位，球蛋白40單位，Ａ／Ｇ為075，ＨＢｓＡｓ（＋），抗ＨＢｓ（－），ＨＢｅＡｅ（＋），抗ＨＢｃ（＋），抗ＨＢｃ－ＩｇＭ（＋）（1：1000）。證屬肝氣鬱滯，脾虛失運，濕熱蘊結之候。治以疏肝健脾，清熱利濕之法，藥用茵陳20克、焦梔15克、赤芍15克、甘草10克、柴胡15克、枳殼15克、白朮15克、荔枝核15克、內金20克、丹參20克、神曲15克、党參20克，水煎服，每日1劑。服藥半個月，黃疸消退，嘔惡止，腹脹減，但覺食欲不振，大便溏，舌淡紅苔白薄，脈沉弦。黃疸指數6單位，總膽紅素15單位，直接膽紅素800單位，間接膽紅素700單位。酶學與免疫檢查如前。
濕去熱清而黃退，改用補氣健脾、疏肝解郁之劑，方用六君子湯化裁，藥用党參15克、白朮15克、茯苓15克、甘草10克、半夏15克、陳皮15克、枳實15克、枳殼15克、柴胡20克、王不留行20克、川楝子15克、內金15克。守方服藥半個月，食慾增加，大便如常，腹脹明顯減輕，肋脅脹痛亦微，舌淡無苔，左脈沉弦，右脈沉緩。脾氣漸復，遂改用疏肝理氣，活血化瘀之劑。取膈下逐瘀湯之意，藥用柴胡15克、紅花10克、党參20克、白朮20克、內金15克。服藥15劑，右脅痛若失，飲食二便如常，精神轉佳，舌淡無苔，脈沉緩。病有轉機，仍需健脾疏肝、理氣活血之法治之。守六君子湯、膈下逐瘀湯2方增損，交替服用2個月。病人諸症悉失，飲食二便如常，軀幹及上肢絲狀紅縷稀疏，舌淡無苔，脈沉緩有力。肝肋下2ｃｍ質軟。肝功能複查：總蛋白85單位，白蛋白5720單位，球蛋白278單位，Ａ／Ｇ為206，總膽紅素900單位，直接膽紅素720單位，間接膽紅素180單位，鹼性磷酸酶65單位，谷氨醯轉肽酶22單位，谷丙轉氨酶33單位，穀草轉氨酶40單位，ＨＢｓＡｓ（－），抗ＨＢｓ（－），抗ＨＢｅ（－），抗ＨＢｃ（－），抗ＨＢｃ－ＩｇＭ（－）（1：1000）。再以理脾柔肝之劑，以善其後。藥用党參15克、白朮15克、茯苓15克、甘草10克、木香10克、砂仁10克、內金15克、柴胡15克、赤芍15克、王不留行20克、丹參20克、山藥15克，再進15劑後停葯。隨訪至今，療效鞏固，無複發。
［評析］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或肝硬化代償期無腹水者，臨床多見脅痛、嘔吐、納呆、腹脹、脅下痞塊等，屬肝鬱脾虛，肝胃不和，氣滯血瘀之候，其治當以調暢肝木、補脾調中為要，且重在健中扶土以御肝木，所謂「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之意。肝為剛臟，職司疏泄，用藥不宜剛而宜柔，不宜伐而宜和。疏肝應以調氣為主，和血為輔，體用兼顧。柴胡疏肝散為疏肝之正方，若氣滯血瘀者，取膈下逐瘀湯以理氣活血化瘀。治脾宜補其虛，祛其濕，調其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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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滯，既補脾又調中。療胃宜和降，濡潤而保護胃之陰液。脾宜行則健，以守為補。胃宜降則和，以通為補。脾胃之病，虛實寒熱，宜燥宜潤，固當詳辨，而升降二字，尤為重要。健中扶土，用六君子湯化裁，每能應手取效，治療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肝硬化代償期而無腹水者，雖疏肝和理脾並用，但重在理脾。人以水谷為本，治脾胃而使食進胃強，即所以安五臟，不治肝而肝病自愈。
四、慢性非特異性潰瘍性結腸炎案劉某某，男，38歲，廠長，遼寧營口人。1995年5月16日初診。患者於3年前因勞累過度，飲食不節而腹痛、腹泄，大便溏薄，或狀如粘液，或類膿血。經北京、瀋陽等多家醫院診為「慢性非特異性潰瘍性結腸炎」。服中西藥後，癥狀雖減，但時輕時重，反覆不已。近來，病情加劇而來求治。症見腹痛泄瀉，大便溏薄，夾有粘液膿血，日4～5行，每因精神緊張，勞倦過度而加重。性情煩躁，形瘦神疲，納呆腹脹，矢氣則舒。舌淡紅苔黃白而膩，脈沉弦。證屬泄瀉日久，脾氣虛極，肝木乘脾，濕熱蘊結之候。取痛瀉要方、白頭翁湯之意，以抑木扶土，調和肝脾，清熱燥濕，使瀉止痛蠲濕去熱孤。藥用炒白朮20克、炒白芍20克、防風15克，陳皮15克、白頭翁15克、馬齒莧15克、黃芩15克、柴胡15克，每日1劑，水煎服。守方治療半個月，腹痛腹泄減輕，大便薄而無粘液膿血，日2～3次，舌淡紅苔白薄，脈沉弦。上方去白頭翁、馬齒莧，加山藥15克、扁豆15克、蓮肉15克，以健脾益氣厚腸，再進15劑。葯後諸症悉失，大便溏，日1次。
但覺過勞則便溏益甚，胃納佳，舌淡無苔，脈沉緩。遂用大劑補中益氣之品，藥用党參15克、黃芪20克、陳皮15克、炒白朮20克、當歸15克、柴胡10克、升麻10克、茯苓15克、山藥20克、扁豆15克、蓮肉15克，守方續服2個月病癒，隨訪至今無複發。
［評析］「泄瀉之本，無不由於脾胃」。但土得木則達，對慢性非特異性潰瘍性結腸炎屬肝鬱脾虛者，當以疏肝理脾為治。取痛瀉要方加柴胡、黃芩（合小柴胡之意）以抑木扶土。繼之，用香砂六君子湯加山藥、蓮肉、扁豆之屬以健脾益氣厚腸。若久泄不止，脾氣下降者，可直用補中益氣湯加山藥、扁豆、蓮肉以善其後。本病之治，疏肝與理脾並用，但以理脾為主。
醫論醫話一、論中醫學的整體觀念整體，就是完整性和統一性。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體與外界環境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這種內外環境的統一性，機體自身整體性思想，稱之為整體觀念。中醫學以陰陽五行學說來闡明人體臟腑組織之間的協調完整性，以及機體與外界環境的統一關係，是形成了獨具特點的中醫學的整體觀念。整體觀念是古代唯物論和自發辯證法思想在中醫學的體現，是中醫的基本特點之一，它貫穿於中醫生理、病理、診法、辨證、治療等整個理論體系之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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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觀念的內容中醫學把人體內臟和體表各部組織、器官之間看成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同時認為四時氣候、地土方宜、周圍環境等因素對人體生理病理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既強調人體內部的統一性，又重視機體與外界環境的統一性，這就是中醫學整體觀念的主要內容。
1人體內部的統一性：人體是由若干臟器和組織器官構成的，各個臟器、組織或器官，都有各自不同的生理功能，這些不同的生理功能又都是整體機能活動的組成部分，從而決定了機體的整體統一性。因此，人體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在結構上是不可分割的，在生理上是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響的。機體整體統一性的形成，是以五臟為中心，配合六腑，通過經絡系統「內聯臟腑，外絡肢節」的作用實現的。五臟是構成整個人體的五個系統，人體所有組織器官都包括在這五個系統之中。人體以五臟為中心，通過經絡系統，把六腑、五體、五官、九竅、四肢百骸等全身組織器官有機地聯繫起來，構成一個表裡相聯，上下勾通，密切聯繫，協調共濟，井然有序的統一整體，並且通過精、氣、神的作用來完成機體統一的機能活動。
這種五臟一體觀，充分地反映出人體內部各組織器官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關聯的有機的統一整體。
2人與自然的統一性：人類生活在自然界之中，自然界存在著人類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
同時自然界的運動變化又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人體，而機體則相應地發生生理和病理上的反應，故曰「人與天地相應也」（《靈樞·邪客》）。這種「天人一體觀」認為天有三陰三陽六氣和五行的變化，人體也有三陰三陽六經六氣和五臟之氣的運動。自然界陰陽五行的運動變化，與人體五臟六經之氣的運動是相互收受通應的。所以，人體與自然界息息相通，密切相關。人類不僅能主動地適應自然，而且能主動地改造自然，從而保持健康，生存下去，這就是人體內部與外界環境的統一性。其具體內容包括如下幾個方面：（1）人稟天地之氣而生存：中醫學認為世界是物質的，是陰陽二氣相互作用的結果。天地是生命起源的基地，天地陰陽二氣的對立統一運動為生命的產生提供了最適宜的環境。生命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故曰「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乎人」（《素問·寶命全形論》）。人類產生於自然界，自然界又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了必要條件，故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素問·六節臟象論》）。新陳代謝是生命的基本特徵，生命既是自動體系，又是開放體系，它必須和外界環境不斷地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
（2）自然界對人體的影響：人類生活在自然之中，必須受自然規律所制約，故曰「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之謂也」（《素問·六微旨大論》）。倘若違背了自然規律，將導致不良後果。所謂「至數之機……，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
（《素問·天元紀大論》）。自然界中，四時氣候、地土方宜等均給予人體的生命活動與疾病以深刻的影響。
（3）季節氣候與人體：「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人能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素問·天元紀大論》）。一年四時氣候呈現出春溫、夏熱、秋涼、冬寒的節律性變化，因而人體也就相應地發生了適應性的調節變化。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四季和緩，是謂平脈」（《四言舉要》）。「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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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素問·八正神明論》）。這是機體受四時更替的影響，在氣血方面所引起的適應性調節反映。又如」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雨而在上，根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緩，腠理開，血氣盛，汗大泄，皮淖澤。寒則地凍水冰，人氣在中，皮膚致，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強，肉堅澀「（《靈樞·刺節真邪》），這充分地說明了四時氣候變化對人體生理功能的影響。
人類適應自然環境的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氣候劇變，超過了人體調節機能的限度，或者機體的調節機能失常，不能對自然變化作出適應性調節，人體就會發生疾病。有些季節性的多發病或時令性的流行病有著明顯的季節傾向，如「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脅，長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痹厥」（《素問·金匱真言論》）。此外，某些慢性宿疾，如痹證、哮喘等，往往在氣候劇變或季節更替時發作或增劇。
（4）晝夜晨昏與人體：天地有五運六氣節律性的周期變化，不但有「年節律」、「月節律」，而且還有「日節律」，故曰「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素問·六節臟象論》），人體也必與之相應。如「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衛氣行於陰二十五度，行於陽二十五度，故氣至而陽起，至陰而止。……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靈樞·營衛生會篇》）。可見人體營衛氣血運行的日周期節律，與自然界陰陽變化的日周期節律是一致的。在病理上也是如此，一日之中，陽氣有生、長、收、藏的變化，所以疾病也隨之有「旦慧晝安，夕加夜甚」的周期節律變化。
（5）地區方域與人體：中醫學非常重視地區方域對人體的影響。生長有南北，地勢有高低，體質有陰陽，奉養有膏粱藜藿之殊，更加天時有寒暖之別，故「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素問·五常政大論》），受病亦有深淺之異。總之，地理環境不同形成了生理上、體質上的不同特點，因而不同地區的發病情況也不盡一致。
（6）人對自然界的能動作用：中醫學認為，人與天地相應不是消極的、被動的，而是積極的、主動的。人類不僅能主動地適應自然，更能主動地改造自然，和自然界作鬥爭，從而提高健康水平，減少疾病。如「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素問·移精變氣論》）：「凡人居住之室，必須固密，勿令有細隙，有風雨得入」（《備急千金要方》）：「棲息之室，必常潔雅，夏則虛敞，冬則溫密」
（《奉親養老書》）：「積水沉之可生病，溝渠通浚，屋宇清潔無穢氣，不生瘟疫病」（《養生類纂》）等等，都是改造自然環境的具體措施。可見，中醫學已經認識到了人對自然界的能動作用。
（二）整體觀念的運用中醫學的整體觀念，是中醫學在臨床實踐中觀察和探索人體及人體與自然界關係所得出的認識與診治疾病的思想方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1整體觀念與生理：中醫學在整體觀念指導下，認為人體正常活動一方面要靠各臟腑發揮自己的功能，另一方面要靠臟腑間相輔相成的協同作用才能維持。每個臟腑各自不同的功能，又是整體活動下的分工合作，這是局部與整體的統一。這種整體作用只有在心的統一指揮下才能生機不息，「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素問·靈蘭秘典論》）。經絡系統則起機能聯繫作用，它把臟腑、經絡、肢體官竅等聯繫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而精氣神學說則反映了機能與形體的整體性。中醫學還通過「陰平陽秘」和「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的理論來說明人體陰陽維持相對的動態平衡。五行相制是正常生理活動的基本條件，五行生剋制化理論揭示了臟腑之間的相反相成、制約互用的整體關係。這種動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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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觀、恆動觀、制約觀，與現代系統論有許多相通之處，對發展生理學有重要的意義。
2整體觀念與病理：中醫學不僅從整體來探索生命活動的規律，而且在分析疾病的病理機制時，也首先著眼於整體，著眼於局部病變所引起的病理反映，把局部病理變化與整體病理反映統一起來。既重視局部病變和與之直接相關的臟腑，更強調病變與其他臟腑之間的關係，並根據生克制化理論來揭示臟腑間的疾病傳變規律。用陰陽學說來綜合分析和概括整體機能失調所表現出來的病理反應，陽勝則陰病，陰勝則陽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陽虛則寒，陰虛則熱，陰陽失調是中醫學對病理的高度概括。
在病因學和發病學上，中醫學十分強調機體正氣對於疾病發生與否的決定作用。「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素問·刺熱論篇》），「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素問·評熱病論》），「兩虛相得，乃客其形」（《靈樞·百病始生篇》）。這種病因學、發病學的整體觀，對醫療實踐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3整體觀念與診斷：在診斷學上，中醫學強調診斷疾病必須結合致病的內外因素加以全面考察。對任何疾病所產生的癥狀，都不能孤立地看待，應該聯繫到四時氣候、地方水土、生活習慣、性情好惡、體質、年齡、性別、職業等，運用四診的方法，全面了解病情，加以分析研究，把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質及致病因素與機體相互作用的反應狀態概括起來，然後才能作出正確的診斷。故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臟六腑，雌雄表裡，刺灸砭石，毒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於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素問·疏五過論》）。人體的局部與整體是辯證的統一，人體的任何相對獨立部分，都寓藏著整個機體的生命信息。所以人體某一局部的病理變化，往往蘊涵著全身臟腑氣血陰陽盛衰的整體信息，如舌通過經絡直接或間接與五臟相通。故曰「查諸臟腑圖，脾、肝、肺、腎無不系根於心。核諸經絡，考手足陰陽，無脈不通於舌，則知經絡臟腑之病，不獨傷寒發熱有舌可驗，即內傷雜證，也無以不呈其形，著其色於舌」（《臨證驗舌法》），可見舌就相當於內髒的縮影。「四診合參」、「審察內外」，就是整體觀念在診斷學上的具體體現。
4整體觀念與防治：中醫防治學強調人與外在環境的統一，以及人體的整體性。預防和治療疾病，必須遵循人體內外環境相統一的客觀規律。人的機體必須適應季節氣候的變化並和晝夜陰陽變化相適應，「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方能保持健康，預防疾病。治病「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素問·疏五過論》）、「必先歲氣，勿伐天和」（《素問·五常政大論》）。否則「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故曰「凡治病不明歲氣盛衰，人氣虛實，而釋邪攻正，實實虛虛醫之罪也；凡治病而逆四時，生長化收藏之氣，所謂違天者不詳，醫之罪也」（《醫門法律》）。所以，治療疾病必須以天人一體觀為指導思想，採取適宜的治療方法，才能取得預期的療效。
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局部和整體之間保持著相互制約、相互協調的關係。因此，治療疾病必須著眼於全局，注意對整體的調節，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如「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左治右，以右治左」（《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上」（《靈樞·終始》）等等，都是在整體觀念指導下而確定的治療原則。
總之，中醫治療學強調治病要因時、因地、因人制宜，要從整體出發，全面了解和分析病情，不但要看到發生病變的局部情況，看到病變所在臟腑的病理變化，而且要看到其與其他臟腑的關係，看到整體陰陽氣血失調的情況，並從協調整體陰陽、氣血、臟腑平衡關係出發，扶正祛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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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病邪對全身的影響，切斷病邪在機體臟腑之間所造成的連鎖病理反應。通過整體作用於局部，從而達到消除病邪，治癒疾病的目的。辨證論治實質上就是整體治療觀的體現。
二、論五行及其臨床意義（一）五行的生克乘侮調節機制中醫學的五行概念，不是表示五種特殊的物質形態，而是代表五類事物的功能屬性，是對自然界客觀事物內部陰陽運動變化過程中五種狀態的抽象，屬於抽象的概念，是我國古代唯物主義哲學的重要範疇。五行學說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所構成，自然界各種事物和現象的發展變化，都是這五種物質不斷運動和相互作用的結果。五行學說是一種樸素的系統論。
五行學說以天人相應為指導思想，以五行為中心，以空間結構的五方，時間結構的五季，人體結構的五臟為基本框架，將自然界各種事物和現象與人體的生命活動聯繫起來，形成了聯繫人體內外環境的五行結構系統。這五大系統之間存在著生克乘侮的關係，有自行調節以保持動態平衡的能力。五行之間的生克乘侮規律充分體現了五行學說的樸素的系統論思想，反映了五行結構系統中兩種自行調節機制。
五行的生克規律是五行結構在正常情況下的自動調節機制，酷似現代控制論的反饋理論。
在五行結構中，每一行都和其他四行發生一定的聯繫。就相生關係言，有「生我」和「我生」兩方面的關係。生我者為「母」，我生者為「子」，所以相生關係又稱「母子關係」。就相剋關係言，任何一行都有「我克」和「克我」兩方面的關係。我克者為「所勝」，克我者為「所不勝」，故相剋關係又叫「所勝」與「所不勝」的關係。五行之中，任何兩行總有相生或相剋關係，所以是不平衡的。
但其中每一行都有生我和我生、克我和我克關係，由於既有生，又被生；既有克，又被克，故在總體上又表現為動態均勢。在生克關係中，沒有生，就沒有事物的發生和成長；沒有克，就不能維持事物正常的變化和發展，生是變化的動力，克是平衡的樞機。只有生中有克，克中有生，才能維持事物相對的平衡協調和發展變化。故曰「造化之機，不可無生，亦不可無制，無生則發育無由，無制則亢而為害」（《類經圖翼》）。這種生克制化機制，是一種完整的反饋調節，通過對人體進行控制和調節，從而保持穩定，維持人體的健康。
五行的乘侮規律是五行結構在異常情況下的自動調節機制。五行中任何一行一旦出現「太過」或「不及」時，其正常生克制化關係遭到破壞，就會出現相乘、相侮現象。相乘為相剋太過，而危害於被克者。也就是某一行對其「所勝」超越正常的制約限度。過度克制相侮，即反克，又稱反侮，系被克者過亢，而反侮於克者，也就是某一行對其「所不勝」的反克。如木偏亢，金不能對木加以克制，木便過度克制其「所勝」之土（乘），同時木又恃己之強而反去克制其「所不勝」之金（侮）；反之，木不足，則不僅金來乘木（乘），而且其所勝之土又乘其虛而侮之（侮）。
由此可見，當五行中任何一行出現太過或不及時，不僅這一行與其他任何一行之間的不平衡加劇，而且該行與其他四行的關係在總體上也出現了不平衡。但是有勝必有復，「勝至則復，復已則勝，不復則害」（《素問·至真要大論》）。五行結構憑藉勝復機制而自動調節，使之恢復正常制化能力。對「己所勝」的過度克制謂之「勝氣」。勝至則復，這種「勝氣」必然招致一種相反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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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將自身抑制下去，能夠抑制「勝氣」者謂之「復氣」。如火太過，則乘金而金衰，金衰不能制木則木亢，木亢乘土而土弱，土弱不能制水而水旺，水旺則克火，使之恢復正常。若火不及，既受水乘，又致金亢，金亢則木衰而土旺，土旺則水弱，水弱則火由不及，復歸於平。故曰：「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故其始之，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素問·天元紀大論》）五行結構在局部出現較大的不平衡時，通過這種勝復調節機制，繼續維持系統整體相對的動態平衡。
總之，通過五行生剋乘侮的調節機制，維持著五行結構系統的動態平衡和循環運動。
（二）五行學說的臨床運用中醫五行學說將人體的五臟六腑、四肢、皮毛肌肉、五官九竅聯繫起來，構成以五臟為中心的五個生理功能系統，通過五行生剋制化的調節，實現了人體生命系統所必須的相對平衡，保證了各臟腑組織進行統一的整體生命活動。在病因的作用下，五臟系統之間相互資生、相互制約關係被打破，使人體不能保持穩態，就會導致疾病的發生。因此，在治療疾病時，總是從整體觀出發，運用五行生剋制化規律來確定治療原則來制訂治療方法，藉以調節五臟系統之間的關係，控制疾病的傳變，使五臟系統重建新的動態平衡，則疾病自可痊癒。
1根據相生規律確定治療原則和制訂治療方法：臨床上運用相生規律治療疾病，其基本治療原則是「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
補母：用於母子關係失調的虛證。因相生不及，補母則能令子實。如腎陰不足，不能滋養肝木，而致肝陰不足，肝陽偏亢者，稱為水不涵木。其治療，不是直接治肝而是補腎之虛，如杞菊地黃丸為育陰潛陽之劑，治肝陰不足，肝陽亢逆之證，方中以六味地黃丸壯水之主，以滋腎陰。因為腎為肝母，腎水生肝木，故補腎水以生肝木。腎水充足，肝陰充盛，則肝陽不亢。
瀉子：用於母子關係失調的實證。如肝火熾盛，有升無降，出現肝之實證時，因肝木為母，心火是子，這種肝之實火，可用瀉心法治之，瀉心火有助於瀉肝火。如左金丸（《丹溪心法》）為清瀉肝火之正劑，獨用黃連為君，瀉心清火，以直折其上炎之勢，從實則瀉子之法。
在臨床上，母病及子、子盜母氣，或單純子病，均可用母子關係加強相生力量。所以相生的治法，主要是掌握母子關係。凡母虛累子，先有母的癥狀；子盜母氣，先有子的癥狀；單純子病，必須有子虛久不復元的病史，三者治法相似，處方遣葯則有主次之分。
根據相生規律制訂的具體治療方法有：（1）補木生火：適於木不生火之證，肝屬木，心屬火，肝為心之母，母能令子實。肝藏血，心主血，兩者相互配合，完成生理的血液環流。故肝血不足或心血不足，常互為因果，終致心肝血虛，甚則虛火內擾，表現為心悸、心煩、失眠、多夢等，治宜養肝血、安心神之酸棗仁湯。方中用酸棗仁補肝而養血，川芎條暢氣血，疏達肝氣，酸收與辛散相配，共奏補肝血以養心血，滋陰安神之效。又如肝虛不能溫養心臟而致心血不足，心陽亦虛者，以養心湯補肝養心，用當歸、川芎養心肝之血，肉桂引葯入心能溫肝而壯心陽等，均取肝木能生心火之義。
（2）益火補土：適於心火不能生脾土，或命火不能生脾土之證。
心火不能生脾土：心主血，脾生血又統血，故心火衰微，不能生土，以致土困脾敗，而心脾兩虛。臨床上可見心血不足，脾氣虛弱之候。故補益心脾之歸脾湯中「龍眼、棗仁、當歸所以補心也，參、苓、術、草所以補脾也。……其葯一滋心陰，一養脾陽，取乎健者，以壯子益母」（《名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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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命火不能生脾土：命門之火即是腎陽。脾為陰土，惡濕，以陽為用，「脾胃之腐化，有賴腎中之一點真陽蒸變」（《張聿青醫案》），腎陽不足，不能溫煦脾陽，以致脾陽不足。脾腎之間，互為因果，最終導致脾腎陽虛，脾失健運。於是津反為濕，谷反為滯，合污下降，而生泄瀉，或水濕停聚，小便不利，形成水腫。脾腎陽虛之證，應從脾腎論治，且以治腎為主。《內科摘要》的四神丸治五更泄瀉，方中重用破故紙培補命火，加姜、棗、肉豆蔻溫中補土，五味子酸收固澀，吳茱萸散寒補土。所以說「久瀉皆由腎命火衰，不可專責脾胃，故大補下焦元陽，使火旺土強，泄瀉自止矣」（《成方切用》）。
（3）培土生金：肺為主氣之臟，脾為生氣之源；肺為貯痰之器，脾為生痰之源。「飲食入胃，脾為運行其精英之氣，雖曰周布諸臟，實先上輸於肺，肺先受其益，是為脾土生肺金，肺受脾之益，則氣益壯，化水下降，澤及百體」（《醫碥》）。脾氣虛弱，不能輸精於肺，為母病及子，又稱脾虛及肺。臨床可見久咳不已，短氣乏力，痰多清稀，納呆腹脹、便溏等脾氣虛之證，治宜參苓白朮散以健脾益氣。脾為肺之母，母虛則子羸，脾氣一虛，肺氣先絕，故是方用參術苓草四君，合山藥、蓮肉、扁豆、薏苡仁等補脾之品，「扶脾即所以保肺，土能生金也」（《慎齋遺書》）。又如清燥救肺湯（《醫門法律》）是治療燥熱傷肺的主要方劑，方中除用石膏、麥冬培肺清金之氣之外，又用甘草，因「土為金母，子病則母虛，用甘草調補中宮生氣之源，而金有所恃」（《名醫方論》）。
這些均是應用培土生金法。
（4）金水相生：肺為氣之主，腎為氣之根，肺為水之上源，腎為主水之臟。肺虛不能滋腎，或為肺腎氣虛，或為肺腎陰虛，且以後者為多。因肺腎相互影響，治療又相互照顧，故稱金水相生。如補肺湯中，「肺虛用參芪者，脾為肺母，氣為水母也。用熟地者，腎為肺子，子虛必盜母氣以自養，故用腎葯先滋其水……且熟地亦化痰之妙品也。咳則氣傷，五味酸溫能斂肺氣；咳由火盛，桑皮甘寒能瀉肺火。紫菀辛能潤肺，溫能補虛，合之曰補肺者，蓋金旺水生，咳嗽自止矣」
（《成方切用》）。麥味地黃丸中，六味地黃丸滋腎，加麥門冬、五味子以補肺。以及《時病論》用金水相生法治肺腎並虧，人蔘補肺，麥門冬清肺，五味斂肺，……加色白之知母以清其肺，復清其腎；色黑之元參以滋其腎，兼滋其肺，再以甘草協和諸葯，俾金能生水，水能潤金之妙耳。
（5）滋水涵木：腎藏精，肝藏血，精血相生，肝腎同源。腎陰不足而致肝陰不足，甚則肝陽偏亢，為水不涵木之候，治當滋水涵木，又稱滋腎養肝法、乙癸同源法。表現為頭暈目眩，上盛下虛，腰膝酸軟，口乾顴紅，舌紅少苔，脈弱細數等。《景岳全書》方如左歸飲中熟地、山茱萸、枸杞等，力專補腎，為純甘壯水之劑，有育陰涵木之功。又如三甲復脈湯用於溫病傳入下焦，熱爍肝腎之陰，虛風內動之候。「肝為風臟，腎精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榮，故肝陽偏亢，內風時起。
治以滋液熄風，濡養營絡，補陰潛陽「（《臨證指南醫案》）。所以用地黃、阿膠、白芍、麥門冬、炙甘草、麻仁等滋肝腎之陰，復加牡蠣、鱉甲、龜板以潛陽熄風。
2根據相剋規律確定治療原則和制訂治療方法：臨床上由於相剋關係失調而出現的病理變化，雖有相剋太過、相剋不及和反克之異，但總的來說，不外強弱兩端。即克者屬強，表現為機能亢進；被克者屬弱，表現為機能衰退。所以在治療上往往採取抑強扶弱的手段，並重在制其強，使弱者易於恢復。另外，也可應用相剋規律，預先加強被克者的力量，防患於未然，藉以控制疾病的傳變。
抑強：用於相剋太過之證。如肝氣橫逆，犯脾乘胃，出現肝脾不調、肝胃不和之候，稱為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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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克土，治當以疏肝、平肝為主。或土反侮木，如脾氣壅滯，影響肝氣條達，當以運脾和胃為主。
抑制其強者，則被克者的機能自然易於恢復。
扶弱：用於相剋不及之候。如肝虛郁滯，影響脾之健運，稱為木不疏土，治宜和肝為主，兼顧健脾，以加強雙方的機能。
運用五行相剋規律治療疾病，必須分清主次，或是抑強為主，扶弱為輔；或扶弱為主，抑強為輔。但是又要從矛盾雙方來考慮，不得顧此失彼。
根據相剋規律制訂的具體治療方法，臨床上常用的有以下幾種：（1）肝木乘克脾土：①抑木扶土：肝藏血而主疏泄，脾生血而司運化，肝之疏泄調暢，則脾胃升降適宜。若肝氣太過，橫逆犯脾，則成肝脾不調之證。肝氣旺而急躁易怒，脅肋脹痛，脈弦；脾虛不運則脘腹脹痛，納呆，便溏等。治宜疏肝為主，健脾為輔，方如柴胡疏肝散（《景岳全書》），以柴胡、枳殼、香附理氣為主，白芍、川芎和血為次，再用甘草以緩之，既能疏肝又無壅滯之弊，此抑肝以實脾。又如《時病論》用培中瀉木法，治伏氣飧泄洞泄及風痢，用術、芍、陳、防為君，以瀉木而益土，佐苓、甘培中有力，姜炭暖土多功，更佐吳茱萸疏其木而止其痛，荷葉升其清而助其脾。②扶土抑木：若脾氣虛弱，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而招致肝木克土。其治應重在扶土而佐以抑木，與抑木扶土之重在抑木而佐以扶土不同，可用黃芪建中湯治療，方中黃芪、甘草、大棗、飴糖補脾，佐白芍以抑斂肝氣。③調理肝脾：適用於土壅木郁之候。因水濕困脾，脾氣壅滯，使肝失條達疏泄之性，終致肝脾同病。因其病本在中，故不直接治肝而著重中焦治本。
如寒濕留滯中焦，致肝膽氣機不暢，疏泄失常，膽汁外溢，發為陰黃，用茵陳術附湯（《醫學心悟》）化裁以溫中健脾化濕退黃，取姜、附、術、草健脾溫中；茵陳利濕退黃「兼理肝膽之郁」（《醫學衷中參西錄》），亦可加苓、澤等利濕之品。又如解肝煎（《景岳全書》）中，除白芍養肝，蘇葉芳香兼舒肝鬱外，半夏、陳皮、厚朴、砂仁、茯苓等均屬化濕行滯，調理脾胃之劑，濕去脾健而肝氣自舒矣。
（2）脾土乘克腎水：①急下存陰：適用於土旺克水者，即胃有實熱而耗傷腎陰之證。如《傷寒論》少陰之急下證，因陽明內熱壅甚，燎原之火有竭盡腎水之虞，臨床表現為「口燥咽干」，「自利清水色純青」，「腹脹不大便」等火盛水竭之證，故用大承氣湯急下實邪，遏燎原之火勢，救垂絕之陰液。但臨床上習慣稱其為邪熱傷陰，少用土旺克水解釋之。②培土製水：又稱敦土利水，用於脾虛失運，水濕停蓄，導致腎的氣化失司，而出現水腫脹滿等證，即土不制水。治水以實脾飲（《濟生方》）溫運脾陽，以利水濕。方中姜附術草以振奮脾陽，溫運水濕；木瓜、腹皮、茯苓以化氣利水；厚朴、木香、草果、大棗以理氣燥濕，合健脾、利尿、理氣、溫化於一爐，則土能制水而脾自實，瀉水所以實土也。③濟火利水：即溫陽利水，或稱溫腎健脾。用於治療腎陽虛衰，水無所主，水反侮土之水腫脹滿等證，方如真武湯（《傷寒論》），以溫化、健脾、利尿為法。因腎之陽虛，不能制水，則泛濫為病，故用附子溫腎助陽以消陰翳，生薑溫散水寒之氣，姜附相配回陽益衛能壯真火而逐虛寒；白朮、茯苓補土利水而伐腎邪，芍藥酸收以斂陰和營。方名真武，蓋取固腎為義，濟火而利水也。它如濟生腎氣丸（《濟生方》）「用地黃、山藥、丹皮以養陰中之真水；山茱萸、肉桂、附子以化陰中之陽；茯苓、澤瀉、車前、牛膝以利陰中之滯。補而不滯，利而不伐，溫化與利尿並用。溫補即所以化氣，氣化則水行，而五臟皆安」。
（3）腎水乘克心火：①通陽制水，溫陽利水：適用於水旺克火者，即始為心陽不足或腎陽虛衰，終致心腎陽虛，水氣凌心之證。如心火不足，不能下溫腎陽，以致腎水不化，上凌於心者，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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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陽制水，如桂枝加桂湯（《傷寒論》），治汗後令心陽受損，腎水陰寒上逆，而心悸不安，氣從少腹上衝心胸的腎氣奔豚，用大劑桂枝配甘草溫通心陽，降沖逆而泄奔豚；姜棗扶脾；芍藥緩肝，使水邪有制；生薑少於桂枝，非取其辛散外邪之力，而是助桂枝甘草以辛甘合化，增強補益心陽之功。上焦陽氣得溫，下焦水寒之氣上逆便隨之而減，則奔豚自平。若腎陽不足，寒水不化，水邪上泛，心陽被遏而心悸、水腫、頭眩者，又當用真武湯以溫陽利水，是方取附子大補坎中之陽，腎中得附子，則坎陽鼓動而水有所攝矣。②補水瀉火：又名壯水制火，補北瀉南，交通心腎。適於腎陰不足而心火偏亢，或心陰虛損而腎陰虧虛，導致心腎陰虛，陰虛火旺，水火不濟之證，黃連阿膠湯（《傷寒論》）便為此而設。方中用芩連直折心火；阿膠補腎陰；雞子黃稟離宮之色，入通於心，佐芩連於瀉心中補心血；芍藥佐阿膠滋陰養血，於補陰中斂陰氣，斯則陰復水升，水升火降，心腎交合。因心主火，火屬南方，腎主水，水屬北方，故又稱瀉南補北法。它如天王補心丹（《攝生秘剖》）「用生地黃為君，取其補足少陰以滋水為主，水盛可以伏火」（《名醫方論》）亦為壯水（腎）制火（心）之法。③瀉火補水：又名瀉南補北，適於火反克水之候。火反克水與水不克火常互為因果，治法無顯著差異，僅僅是瀉火與補水之孰主孰次而已。如當歸六黃湯（《蘭室秘藏》）是為陰虛火擾，發熱盜汗而設的方劑。「此手足少陰葯也，盜汗由於陰虛，當歸二地所以滋陰。汗由火擾，黃芩柏連，所以瀉火。汗出腠理不固，倍用黃芪所以固表」（《醫方集解》）。其中，芩連瀉心火，黃柏苦能堅腎，生地、熟地補腎陰，是瀉南補北之義。
（4）心火乘克肺金：①瀉火清金：適於心火熾盛消爍肺津，而致火旺爍金之證。症見心煩，口舌生瘡，咳嗽痰血，咽喉不利等。如黃芩知母湯（《景岳全書》），治火嗽，咳痰膠粘，咽喉不利，面赤煩熱者。方中用山梔除心肺之火熱；桑白皮、黃芩、知母瀉肺火；杏仁、貝母、桔梗清熱化痰；天花粉「涼心肺，解熱渴，降膈上熱痰」（《本草正義》）；甘草調和諸葯，即從瀉心火而清肺金之意。火刑肺金，亦可用滋陰降火湯（《醫宗金鑒》），滋陰清化丸（《沈氏尊生書》）等以滋陰降火。故曰「心火刑金，須壯水以制火，此借強制敵，圍魏救趙之義也」（《魚孚溪醫論選》）。②養心溫肺：適於火不克金之候，即心陽不足，不能溫養肺金，而致肺寒之證。「心移寒於肺，肺消，飲一溲二」（《素問·氣厥論》）。因「心與肺，二陽藏也。心移寒於肺者，君火之衰耳。心火不足則不能溫養肺金，肺氣不溫則不能化行津液，故飲雖一而溲則倍之」（《類經》）。又如「肺中冷」
（《金匱要略》），均為心火衰微，移寒於肺，導致肺氣消索，治宜溫肺湯（《證治準繩》），方中以肉桂、乾薑、鐘乳石、人蔘、甘草等扶心陽，溫肺金。
（5）肺金乘克肝木：①佐金平木：是肅肺以抑肝的方法。用於肝氣沖於肺，肺氣不得下降，木旺金抑之證，臨床表現為咳喘，脅痛，脈弦等，須用桑白皮（吳茱萸汁炒）、蘇梗、杏仁、橘紅、枇杷葉等肅肺之品，使肺氣下降，肝氣也隨之條達舒暢。如清燥救肺湯（《醫門法律》）和《時病論》清宣金臟法中，用桑葉、枇杷葉平肝肅肺使人身之氣，左升右降，治節有權，氣行不郁，升降如常，則咳逆自安謐矣。又如「當歸六黃湯治肝以治肺也……肝木之實，由金虛不能制，黃芪益肺中之氣，黃芩清肺中之熱是東實西虛之治也」（《古今名醫方論》）。方中用黃芩清肺熱，就是佐金平木之意。②瀉肝清肺：適用於肝氣鬱結化火，氣火逆乘於肺，肺失清肅，而致氣逆咳嗽，咳引脅肋作痛等，此為木反侮金，亦稱木火刑金。如用瀉白散（《小兒葯證真訣》）清肺，加黛蛤散、梔子、黃芩等瀉肝降火。又如化肝煎（《景岳全書》）治怒氣傷肝，氣逆動火，而煩熱脅痛脹滿，咳吐痰血等症。方中用白芍護肝陰；青皮、陳皮疏肝理氣；丹皮、梔子清瀉肝火；加川貝、澤瀉化痰祛濕而兼解郁，亦可加青黛、龍膽草、蘆薈、枇杷葉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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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我們可以從五行生剋制化之理在辨證論治中的具體運用，進一步領會其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但是，五行學說還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具有明顯的循環論傾向。因此，我們在運用五行學說時應注意其適用範圍的有限性，不能把它當作萬能的公式，按圖索驥，刻舟求劍。
三、太陽蓄水證探微（一）溯源太陽蓄水證首見於仲景《傷寒論》，在太陽病篇、霍亂篇中詳細論述了本證的病因脈治。如太陽病篇云：「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干，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71）：「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72）：「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73）：「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裡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74）：「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裡急也」（131）：「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161）。陽明病篇云：「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246）。霍亂病篇謂：「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
（385）。綜上可知，本證系太陽病汗不如法，表未盡解，病邪由經入腑所致。故曰「太陽病，發汗後」，「發汗已」，「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其臨床表現，既有發熱或微熱、汗出、脈浮或浮數之表，又有煩渴欲飲，或水入則吐，小便不利之里，所以說「有表裡證」。總之，太陽腑證蓄水系表裡經腑同病，故仲景用五苓散兩解表裡。
（三）沿革歷代醫家在《傷寒論》的基礎上，對太陽蓄水證的病因病機、臨床表現、處方遣葯進行了深入研究。現代醫家集前人之大成，將本證之主方五苓散廣泛應用於治療內、外、婦、皮膚等多種疾病。
對太陽蓄水證的病因病機，《傷寒論》僅指出「太陽病，發汗後」，並未詳細闡明其發病機制。
繼仲景之後，歷代醫家從不同角度闡發了太陽蓄水證之病機。成無己認為，本證是「熱未成，上焦燥」、「亡津液」、「邪氣漸傳里」、「里熱少則不能汲水，停積不散」（《註解傷寒論》），總為「水飲內蓄」、「水蓄不行」使然。方有執倡「膀胱水蓄，不化津液」（《傷寒論條辨》）之說。喻嘉言則認為，本證之水逆系「汗出雖多，表終不解，轉增煩渴，邪入於腑，飲水則吐者，名曰水逆。乃熱邪挾飲上逆」（《尚論篇》）。柯韻伯謂「雖經發汗而表未盡除，水氣內結」，「太陽衛外之陽微，不足以御邪，故寒水得以內侵，所以心下有水氣。胸中之陽又不足以散氣，故煩渴而小便不利」（《傷寒論注》）。沈明宗則認為，本證「即經邪併入於腑，膀胱氣熱，則肺氣亦熱」（《傷寒六經辨證治法》）。吳謙主張「膀胱氣化不行」之說，曰「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則是太陽表邪未罷，膀胱里飲已成」，「邪熱入之，與水合化為病，若水盛於熱，則水壅不化，水蓄於上，故水入則吐。乃膀胱氣化不行，致小便不行也。若熱盛於水，則水為熱灼，水耗於上，故水入則消，乃膀胱之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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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告竭，致小便無出也「（《醫宗金鑒·訂正傷寒論注》）。而張令韶謂：」小便不利，消渴是脾不轉輸，水精不布「（《傷寒論直解》）。陳蔚又力主」脾不轉輸非關胃燥「之說，他說：」五苓散證之渴，在脾不轉輸非關胃燥，推而言之，不輸於上為渴，不輸於中為水逆，不輸於下為小便不利。「（《百大名家合注傷寒論》）。
總之，歷代醫家均認為，太陽蓄水證為表邪未解、邪熱內郁、水氣蓄結下焦、膀胱氣化不行之候，其病機要點是熱與水結。現代醫家有的認為，應是寒與水結，而不是熱與水結，亦有認為是蓄水與失水並存者。
太陽蓄水證的診斷標準，《傷寒論》謂「有表裡證」，但各家對此認識不一。柯韻伯認為，本證辨證的關鍵是「重在脈浮，微熱，不重在小便不利」（《傷寒論注》），「重在內煩外熱」（《傷寒附翼》）；陳蔚主張「五苓散證在渴」（《百大名家合注傷寒論》）；徐靈胎首稱本證為蓄水，以渴欲飲水，小便不利為主症，「小便不利而欲飲，此蓄水也，利水則愈」（《傷寒類方》）；吳謙持無汗而小便不利之見，他說「此條（指74條———作者注）有表裡證，非發熱有汗，口乾煩渴，水入則消，小便自利，太陽、陽明之表裡證也。乃發熱無汗、口潤煩渴，水入則吐，小便不利，太陽、膀胱之表裡證也。此病雖未發明無汗、小便不利之證，若汗出小便利，則渴飲之水，得從外越下出，必無水逆之證。仲景用五苓散，多服暖水令汗出愈，其意在利水發汗，故知必無汗、小便不利之證……五苓散非治水熱之專劑，乃治水熱小便不利之主方也」（《醫宗金鑒·訂正傷寒論注》）。
太陽蓄水證是因體質素弱或治療失誤，太陽病表邪未解，邪熱隨經入腑（膀胱），膀胱氣化不利，水飲內停所致，其臨床表現為發熱，惡風，汗出，小便不利，煩渴或渴欲飲水，水入即吐，心煩，少腹硬滿，頭痛，身痛，下利，舌苔白，脈浮或浮數。其中，以小便不利、煩渴欲飲、飲入則吐為其特點。
本證的診斷標準應是：1凡具小便不利，少腹硬滿，發熱惡風，汗出，煩渴，苔白，脈浮或浮數者。
2凡具小便不利，發熱惡風，汗出，心煩，渴欲飲水，水入即吐者。
3凡具發熱，頭痛，身痛，渴欲飲水，嘔吐下利者。
4不論有無表證，凡因氣化失常，水停下焦，而小便不利者。
臨證時應與白虎湯證及白虎加人蔘湯證、豬苓湯證、小青龍湯證、茯苓甘草湯證等相鑒別。
關於太陽蓄水證治療，仲景創五苓散為主方。仲景以降，歷代醫家多認為本方為表裡雙解之劑，有外疏內利之功。方中之桂，有桂枝與肉桂之爭，應以章虛谷之論為是。他說：「此主在傷寒門為兼治太陽經腑之病，應用桂枝，故論曰中風發熱，有表裡證，可知當用桂枝行表……若無表證，宜肉桂，則其化氣行水之功更勝也。蓋是方無論用桂用枝，皆為宣化三焦之法，卻非太陽之主方。」（《傷寒本旨》）
從古至今，醫家們對本證的主方———五苓散的應用有很大發展，用以治療時行熱病、狂言煩躁不安（《千金方》），傷寒溫熱病、霍亂吐利（《和劑局方》），伏暑飲熱、壅溢發衄（《三因方》），偏墮吊疝（《朱氏集驗方》），瘴氣溫瘧、黃疸（《傷寒百問經絡圖》），胃濕泄瀉下注（《濟生方》），濕證（《直指方》）等。現代醫家更用五苓散治療頭痛、眩暈、腦積水、腎炎、泌尿系感染及結石、胃腸炎、肝炎、藥物反應、婦產科及皮膚科多種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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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案選《名醫類案》：江應宿治友人王曉同寓中一仆十九歲，患傷寒發熱，飲食下咽，少頃盡吐，喜飲涼水，入咽亦吐，號叫不定，脈洪大浮滑，此水逆證，投五苓散愈。
《臨證指南醫案》：某，遺由精竅，淋在溺竅，異出同門，最宜分別，久遺不攝，是精關不攝反虛，但點滴莖中痛癢，久腹堅滿，此屬淋閉，乃隧道不同，未可便認為虛。況夏令足趾濕腐，其下焦先蘊濕熱，熱阻氣不流行，將膀胱撐滿，故令腹堅，議理足太陽經，五苓散。
《謝映廬醫案》：胡永隆之子三歲，其弟久隆之子四歲，時當夏季，患煩渴吐瀉之症，俱付幼科醫治，病勢轉劇。惟永隆求治於余，視其汗出煩躁，飲水即吐，泄瀉迸迫，小水短赤，舌干芒刺，中心黃苔俱厚，時時將舌吐出，細為思之，與仲景所謂太陽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裡證，渴欲飲水，水入即吐，名曰水逆，治與五苓散者相等。但此證煩熱蓄盛，三焦有火，宜加苦寒之味，引之屈曲下行，妙在劑中之桂，為膀胱積熱化氣之品，又合熱因寒用之旨，庶幾小便通而水道分清矣。以豬苓、茯苓、澤瀉、白朮、肉桂、黃連、梔仁，二劑而愈。
四、太陽蓄血證探微（一）證候概念太陽蓄血證，又名蓄血證、傷寒蓄血證。本證屬太陽腑證之一，是太陽表邪不解，外邪化熱入里，與血結於下焦所致。以少腹急結或硬滿，如狂或發狂，大便色黑易解，小便自利為其臨床特徵。
（二）溯源太陽蓄血證首見於《傷寒論》，載於太陽病篇和陽明病篇。論中對本證的病因病機、臨床表現、鑒別診斷和治法方葯，均作了詳細地闡述，謂：「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109）：「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如狂，以熱在下焦，少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里故也，抵當湯主之」（128）：「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硬，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129）：「陽明證，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者，宜抵當湯主之」（239）：「病人無表裡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谷善飢，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當湯」（259）：「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余葯，宜抵當丸」（130）。
總之，仲景認為本證的病機是「太陽隨經，瘀熱在里」，「熱結膀胱」，「熱在下焦」，「本有久瘀血」。其臨床特徵有三：其一，腹部癥狀之「少腹急結」，「少腹硬」，「或少腹硬滿」，「或少腹滿」。
其二，神志之喜忘，如狂，發狂。其三，小便和脈象之「小便自利」，「脈結」或「沉澀」、「沉微」。本證與太陽蓄水證的鑒別要點為「少腹硬，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對本證的治療，當用桃核承氣湯、抵當湯（丸）「下之」，「下血乃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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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沿革《傷寒論》關於蓄血證的論述，為瘀血學說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開創了瘀血證辨證論治的先河。對太陽蓄血證的研究，後世醫家多宗仲景之論，少有發展，而對蓄血之部位，是「膀胱」抑或「下焦」，進行了長期的學術爭鳴。至現代，隨著瘀血學說的發展，人們對蓄血證的認識愈加深刻，對桃核承氣湯等幾首活血化瘀方劑的應用也愈加廣泛。
尤在涇：「太陽之邪，不從表出，而內傳於腑，與血相搏，名曰蓄血。」（《傷寒貫珠集》）關於太陽蓄血證的病因病機，歷代醫家均認為是太陽表證不解，邪熱入里與血搏結所致。如成無己說「太陽經邪熱，隨經入腑，為熱結膀胱，……熱在膀胱必與血相搏」，「血為熱搏，蓄積於下」（《註解傷寒論》）。喻嘉言謂「邪熱搏血，結於膀胱，……膀胱之血，蓄而不行」（《尚論篇》）。方有執則認為「膀胱居下焦而屬水，膀胱熱急，水不勝火，心火無制，則熱與血搏，不自歸經，反侮所不勝而走下焦，下焦蓄血」（《傷寒論條辨》）。而柯韻伯則認為是「邪熱先傷氣分，繼傷血分，氣血交並」，即「太陽隨經之熱瘀於里，致氣留而不行，氣者血之用，氣行則血濡，氣結則血蓄，氣壅不濡，是血亦病矣。小腹者，膀胱所居也，外鄰沖脈，內鄰於肝，陽氣結而不化，則陰血蓄而不行，故少腹結，氣血交並，故其人如狂」（《傷寒附翼》）。吳謙則持熱入而犯膀胱血分之說，云：「膀胱府之衛為氣分，膀胱府之營為血分。熱入而犯氣分，氣化不行，熱與水結者，謂之犯衛分之里，五苓散證也。熱入而犯血分，血蓄不行，熱與血結者，謂之犯營分之里，桃核承氣湯證也」（《醫宗金鑒·訂正傷寒論注》）。汪琥亦倡邪犯營分之說，他說「膀胱乃小腹中之物，膀胱熱結，在衛則尿不得，在營則血不流，故作急結之形，為下焦血證諦也」（《傷寒論辨證廣注》）。
對於蓄血部位的認識，由於仲景有「熱結膀胱」，「熱在下焦」之說，故古往今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摘其要者，大體有以下幾種：其一，血蓄膀胱說：沈芊綠認為少腹急結是血蓄膀胱，血自下為小便尿血，他說「此小便尿血也，緣陽氣太重，標本俱病，血得熱則行，故尿血。若熱極則血反結，少腹必急結」（《傷寒論綱目》）。喻嘉言則謂「少腹急結，則膀胱之血蓄而不行（《尚論篇》）」。
其二，血溢迴腸說：持此說者認為太陽蓄血證是太陽表邪內傳與血相搏，血受煎迫，溢於迴腸，而大便下血。如柯韻伯說：「沖任之血，會於少腹，熱極而血不下反結，故急。然病自外來者，當行審表熱之輕重，以治其表；繼用桃核承氣湯，以攻其里之結血。」（《傷寒論注》）錢天來曰：「有血蓄膀胱之說，恐尤為不經，愚謂仲景之意，蓋以太陽在經之表邪未解，故熱邪隨經，內入於府，而瘀熱結於膀胱，則熱在下焦，血受煎迫，故溢入迴腸，其所不能自下者，蓄積於少腹而急結也。」（《傷寒溯源集》）
其三，血蓄血室說：陳修園、唐容川均認為血蓄血室。如陳修園說：「膀胱者，胞之室也，胞為血海，居膀胱之外，熱結膀胱，熏蒸胞中之血。」（《傷寒論淺注》）黃坤載謂：「膀胱熱結，必入血室。」（《傷寒懸解》）現代已故名醫邢錫波氏認為「蓄血證，應與熱入血室聯繫起來方為全面」
（《傷寒論臨床實驗錄》）。
對太陽蓄血證之辨證，以少腹急結與硬滿，神志如狂與發狂分病勢之輕重。成無己云：「蓄血之證又有輕重焉，如狂也，喜忘也，皆蓄血之甚者，須抵當丸下之。如外已解，但少腹急結者，則為蓄血之輕也，須桃仁承氣湯以利之。」（《傷寒明理論》）
至於太陽蓄血證與太陽蓄水證的鑒別，成無己明確指出：「大抵看傷寒，必先觀兩目，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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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舌，然後自心下至少腹，以手攝按之。覺有滿硬，則當審而治之。如少腹覺有硬滿，便當問其小便。若小便不利者，則是津液留結，可利小便。若小便自利者，則是蓄血之證，可下瘀血。「
（《傷寒明理論》）尤在涇曰：「身黃，脈沉結，少腹硬，水病，血病皆得之。但審其小便不得者，知水與熱蓄，為無血而有水，五苓散證也；若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乃熱與血結，為無水而有血，抵當湯證也。」（《傷寒貫珠集》）
太陽蓄血證是太陽在表之邪熱隨經深入下焦，血熱搏結，瘀血停聚，或停於下焦少腹，或結於膀胱，或聚於胞宮。其臨床表現為少腹急結或少腹硬滿疼痛，健忘，或如狂或發狂，小便自利，大便結而色黑易解，或大便溏而黑膩如漆，身黃，舌質紫，脈沉結或沉澀或沉微。
本證的診斷標準應是：1凡具少腹急結，其人如狂，小便自利，大便溏或便結而黑，舌紫，脈澀者。
2凡具少腹拘急硬滿疼痛，健忘或發狂，小便自利，大便結而色黑易解，舌紫，脈沉結者。
3凡具少腹硬滿疼痛，其人如狂，身發黃，小便自得，大便結而色黑易解，舌紫，脈沉結者。
臨證時太陽蓄血證應與太陽蓄水證、陽明腑實證相鑒別。
《傷寒論》以小便利與不利作為辨別蓄水和蓄血的關鍵。所謂蓄水病在氣分，影響膀胱氣化，故小便不利；蓄血病在血分，不及膀胱氣化，故小便自利。但氣病必及血，血病必及氣，水不利則病血，血不利則病水。唐容川說：「尿乃水分之病，而亦干動血分。……太陽陽明傳經之熱，結於下焦，其證身有寒熱，口渴，腹滿，小便不利，溺血疼痛，宜仲景桃仁承氣湯治之。」因此，不論是水還是血，病及膀胱，終將導致膀胱氣化功能失常而出現小便異常。所以，小便利與不利，不是鑒別蓄水證與蓄血證的唯一標準。
至於太陽蓄血證的治療，仲景指出，「若血自下則熱隨血出而愈」，此為自愈。如「外不解，不可攻，先解外」，即有表邪者，當用桂枝湯先解其表，表解方可攻里。若蓄血輕者，「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如蓄血深重者，宜抵當湯（丸）下之。歷代醫學家均遵此訓。
現代國內外醫家在《傷寒論》基礎上，擴大了桃核承氣湯、抵當湯（丸）的應用範圍，廣泛地用於內、外、婦、兒、傳染病、五官和皮膚等多科具有下焦瘀血見症的疾病，每每獲得滿意療效。
太陽蓄血證之預後，《張氏醫通》曰：「蓄血下黑如漆，最為危殆，但下後神氣稍寧，脈無變異，即為可療。若下後神氣昏憒，脈見虛脫，加以厥冷呃逆，多不可救。」
（四）醫案選《園醫案》：李某年二十餘。先患外感，諸醫雜治，證屢變，由其父陪來求診。審視面色微黃，少腹滿脹，身無寒熱，坐片刻即怒目注人，手拳緊握，伸張如欲擊人狀，有頃即嗣復如初，脈沉澀，舌苔黃暗，底面露鮮紅色。診畢，其父促疏方，並詢病因。答曰：病已入血分，前醫但知用氣分葯，故其不效。《內經》言「血在上善忘，血在下如狂」，此證即《傷寒論》「熱結膀胱，其人如狂」也，當用桃核承氣湯，即疏方授之。一劑知，二劑已，嗣以逍遙散如丹、梔、生地調理。
《傷寒九十論》：仇景英子儀病惡寒七八日，脈微而沉，身黃髮狂，小腹脹滿，臍下如冰，小便反利。醫見發狂，以為熱毒蘊伏心經，以鐵粉、牛黃等葯，欲止其狂躁。予診之曰：非其治也，此瘀血證，仲景雲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小腹硬，小便不利，為無血，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也，可用抵當湯，再投，而下血數升，狂證得汗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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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方實驗錄》：常熟鹿范錢欽伯之妻，經停九月，腹中有塊攻痛，自知非孕，醫予三棱、莪術多劑未應，當予抵當丸三錢，開水送下。入夜，病者在床上反覆爬行，腹痛不堪，天將旦，隨大便下污物甚多，其色黃白紅夾雜不一，痛乃大除。次日複診，予加味四物湯調理而愈。
五、論引火歸原（一）引火歸原的理論基礎引火歸原，又名導龍入海，是治療元陽浮越，腎火上升的方法。引火歸原的「火」，是指相火而言。相火又稱「命門之火」，或「龍雷之火」。
「相火」一詞源於《內經》，有「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素問·天元紀大論》）之說。君火居於上焦，主宰全身；相火居於下焦，溫養臟腑，以潛藏守伏為宜。君火和相火在人體內，一主後天，一主先天，各安其位，共同維持機體的正常活動。命門相火與心之君火相通，君火為神用，相火為根本，故曰：「命門陽氣和心陽相通也，只有命門陽氣通過心經後才能使全身精神煥發。」劉河間首創命門相火之論「左腎屬水……右腎屬火，遊行於三焦，興衰之道由此也。故七節之旁，中有小心，是言命門相火也」。張子和則稱相火為龍雷之火，「夫君火者，猶人火也；相火者，猶龍火也。人火焚木其勢緩，龍火焚木其勢速」。朱丹溪承襲劉河間、張子和、李東垣諸家之學，著「相火論」，提出相火既為肝腎兩臟專司，復分屬於心包絡、膀胱、三焦、膽等諸臟腑的觀點，「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屬火，以名而言，形氣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稟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後世言相火者，大都以丹溪之說為其理論基礎。不過，丹溪既言「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又說：「相火元氣之賊」。前者言其常，後者言其變。相火雖一，常變迥異。丹溪均稱相火，給人以概念混淆不清之感。張景岳則發展了丹溪相火論，謂「相火當在命門」，與「命門居兩腎之中，即人身之太極，由太極以生兩儀，而水火俱焉，消長系焉，故為受生之初，為性命之根本」，「命門之火，謂之元氣；命門之水，謂之元精。五液充，則形體賴而強壯；五氣治，則營衛賴以和調。此命門之水火，即十二臟之化源」。總之，丹溪集相火學說之大成，著《相火論》奠定了後世相火學說的基礎，而後由景岳完成了命門相火的理論體系。
相火繫於命門，命門居於兩腎之中。腎藏真陰而寓真陽，為水火之臟，陰陽之宅。若腎的陰陽水火平衡失調，就會出現陰虛陽浮，失制之火上升，或陰寒內盛，無根之火外越的火不歸原的病理狀態。
綜上所述，命門相火學說是引火歸原的理論基礎。
（二）引火歸原的適應證「腎取象乎坎，陽藏於陰之藏也。不獨陰盛陽衰，陽畏其陰而不敢附，即陰衰陽盛，陰難藏陽亦無可依，雖同為火不歸原，而其為病則異也」（《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火不歸原有陰虛和陽虛之別。其一，陰虛火旺：臨床主要表現為腰酸疲乏，頭暈耳鳴，遺精早泄，口乾咽痛，兩顴潮紅，或面目升火，五心煩熱，或午後潮熱，舌紅少苔或無苔，脈細數等。系腎陰虧損，虛火上炎所致，所謂「陰虛者能發熱，此以真陰虧損，水不制火也」。其二，陰盛格陽：臨床主要表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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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酸腿軟，兩足發冷或四肢厥逆，頭暈耳鳴，大便溏薄或下利清谷，面色浮紅，口舌糜爛，牙齒痛，舌質嫩紅，脈虛大等。系陰寒內盛，格陽於外，而成陰陽格拒之勢。內有真寒，外有假熱，故稱真寒假熱證。所謂「陽虛者亦能發熱，此以元陽敗竭，火不歸原也」。
陰盛格陽證又有格陽和戴陽之分，二者病機相同。但格陽證系陰盛於內，格陽於外，故以身反不惡寒為其特徵，即「陽浮於外而發於皮膚肌肉者，此其外雖熱而內真寒，所謂格陽之火也」。戴陽證系陰盛於內，格陽於上，故以面赤為主。即「戴於上而見頭面咽喉之間，此其上雖熱而下則寒，所謂無根之火也」。故曰：「格陽者，外熱如火；戴陽者，面赤如朱。」
陰虛火旺和陰盛格陽之證，其「火」與「陽」，雖同屬「浮陽」、「浮火」，且均為腎的陰陽水火失調所致。但病機不同，治法各異。前者宜滋陰降火，後者當溫腎回陽。
（三）引火歸原常用方葯析義1常用藥物析義：①附子：辛溫大熱，火性迅發，走而不守，無處不到，為通行十二經純陽之要葯，回陽救逆，引火歸原之首選。故曰：「諸病真陽不足，虛火上升，咽喉不利，飲食不入，服寒葯愈甚者，附子乃命門主葯，能入其窟穴而招之，引火歸原，則浮越之火自熄矣。凡屬陽虛極之候，肺腎無熱症，服之有起死回生之殊功」，「大能引火歸原，伏虛熱，善助參芪成功，尤贊術地建效。無論表證里證，但脈細無神，氣虛無熱者，所當急用。」②肉桂：辛熱，補元陽，暖脾胃，除冷積，通血脈。治命門火衰、亡陽虛脫、虛陽浮越等，亦為引火歸原之上品。故曰：「肉桂散寒邪而利氣，下行而補腎，能導火歸原以通其氣，達子宮而破血墮胎，其性剽悍，能走能守之劑也」，「若下焦虛寒，法當引火歸原者，則此為要葯。」附子、肉桂，同為引火歸原之品，皆氣味辛熱，能補助元陽，祛下焦之陰寒。但「元陽將絕，或浮越脫陷之時，則宜用附子而不宜用肉桂。誠以附子但味厚，肉桂則氣味俱厚，補益之中實兼有走散之力，非救危扶顛之大葯，觀仲景傷寒論少陰諸方，用附子而不用肉桂可知也」。③熟地、五味子：熟地能補五臟之真陰，「陰虛而火升者，非熟地之重，不足以降之……陰虛而真氣散失者，舍熟地何以歸原」。五味子斂氣生津，補元陽不足，收耗散之氣。酸以收之，攝氣歸元。「精元耗竭，陰虛火炎，或元陰元陽，神散脈脫，以五味子治之，咸用其酸斂生津，保固元氣而無遺泄也」。因此，引火歸原除了用桂附之外，也可配用熟地、五味子等補腎益陰，從陰引陽，使陰平陽秘，虛陽不再飛越。所以說「肉桂、附子引浮火下行歸於腎中；熟地、五味子補腎陰而收斂，使腎火不再上行，上熱下寒諸證也可消除」。④龍骨、牡蠣：龍骨、牡蠣為氣血有情之品，能攝納飛越之陽氣，收斂顛搖之陰氣，導龍入海，引火歸原。
故曰「龍骨能收斂浮越之正氣……為收斂精氣之要葯」，「療陰陽乖離之病，如陰之不能守其陽……陽之不能固其陰」，且能「引運上之火，泛泛之水，而歸其宅」。⑤知母、黃柏：「知母……瀉無根之腎火……肅清龍雷，勿使僭上」，「黃柏走至陰，有瀉火補陰之功，非陰中之火，不可用也……得知母滋陰降火」。其「降火能自頂至踵，淪膚徹髓，無不周到，專瀉腎與膀胱之火」。
相火寄於肝腎，賴肝腎之陰以滋涵，為水中之火，靜而守位則為陽氣，熾而無制則為龍雷。
肝腎陰虧，相火妄動者，可用知母、黃柏等以滋水清肝，瀉肝即所以瀉腎，勿畏用苦寒之品治龍雷之火，則水滅濕伏，火焰愈熾。
2常用方劑析義：①金匱腎氣丸（《金匱要略》）：「腎氣丸納桂、附於滋陰劑中十倍之一，意不在補火，而在微微生火，即生腎氣也。……虛火不歸其原者，亦納之而歸封蟄之本矣。」相火繫於命門，火無所附，龍雷不能安其身而出於上，且火從腎出，為水中之火。火可以水折，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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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火不可以水折，「惟八味丸桂附與相火同氣，直入腎中，據其窟宅而招之，同氣相求，相火安得不引之而歸原」，故「附桂八味丸為治腎氣虛寒之正葯，亦導龍入海之妙法。然虛陽上浮，火無所附者，必於脈象細參，或脈洪大而重按甚弱，或寸關洪大而兩尺獨虛細者宜之，否則抱薪救火，必成燎原之勢矣」。②四逆湯（《傷寒論》）：四逆湯是治療陰寒內盛，格陽於外，虛陽外越，真寒假熱證的代表方劑。陰寒內盛，真陽衰微，非純陽之品，不足以破陰氣而振陽氣，故姜附在所必用。附子辛甘大熱「峻補元陽，陽微欲絕者，回生起死，非此不為功」。乾薑辛熱專散里寒，助附子以通經散寒，大有回陽之力。「附子以走下，乾薑以守中，有姜無附，難收斬將奪旗之功；有附無姜，難取堅壁不動之效」。故姜附並用，溫陽救逆，攝納無根之火。凡用純熱寒之葯，必用甘草以緩其勢，所以方中又用炙甘草，一以調中補虛，一以緩姜附之燥烈。附子之熱，乾薑之辛，甘草之甘，合為回陽救逆之要方，可挽垂絕之陽以引火歸原。③通脈四逆湯（《傷寒論》）：四逆湯治真寒假熱證之輕者。若病勢嚴重，出現典型陰盛格陽證，又當用通脈四逆湯治之。本方與四逆湯同治真寒假熱之證，但較四逆湯證更為深重，以里寒外熱，身反不惡寒為特徵。生氣已離，危在頃刻，恐四逆湯不足以救欲脫之元陽，故取其方而易其法，加重姜附用量，制大其服，以速破在內之陰寒，急回外越之浮陽。④白通湯（《傷寒論》）：陰盛於內，格陽於上之戴陽證，又當用白通湯。本方即四逆湯去甘草加蔥白而成，姜附辛熱，破陰回陽。但陰陽格拒，姜附之性，雖能益陽，不能通陽，必用通陽之品，通其陽而陰自消。蔥白辛溫，專主發散，以通上下之陽氣，故加蔥白宣通上下，一以溫之，令陽氣得入；一以發之，令陰氣易散，而解陰陽格拒之勢。陰寒重證，驅寒宜速，姜附辛烈，取其驟發，恐甘草緩姜附之性，故舍甘草而不用。如是，陰陽相通，寒去陽回，火自歸原。⑤鎮陰煎（《景岳全書》）：「陰虛於下，格陽於上……速宜用此，使孤陽有歸」。方中用熟地大滋腎陰，填精補髓，壯水之主，以護封蟄之本。澤瀉能「瀉腎邪，養五臟，益氣力，起陰氣，補虛損」，「用補藥必兼瀉邪，邪去則補藥得力，一開一合，此乃玄妙」。故又用澤瀉泄腎濁，以疏水道之滯，寓瀉於補，補而不滯。牛膝，走而能補，性善下行，「走十二經絡，助一身元氣……補髓填精益陰」，「並能引其浮越之火下行」。所以，配牛膝，一以助熟地補腎益陰，一以引火下行而歸原。炙甘草益氣健脾，加附子、肉桂溫腎助陽，引火歸原。既有熟地、牛膝、澤瀉、炙甘草滋補腎陰，又有桂附引浮陽以歸腎，使陰平陽秘，虛陽不再飛越。⑥潛龍湯（《醫醇剩義》）：本方為真陰不足，陽無所附，火不歸原而設，龜板純陰，氣味厚濁，專入腎臟，有滋陰潛陽之功。「病系腎水虛，致相火無依，非此氣柔貞靜者，不能息其炎上之火」。故方中以龜板為主，配生地、玄參、龍齒、人蔘、蛤粉補腎滋陰，益氣養血，合知母、黃柏滋陰降火。佐龍骨攝納潛陽，導龍入海，加肉桂引火歸原。
（龍瑞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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