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平等權、法國大革命及對中國的判斷

06-14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寫於150多年前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最近兩年來，在中國大陸聲譽鵲起，人人爭看，究其根源，無外乎書中內容與當下中國存在某種關聯性。從歷史來看，法國一直是中國革命的精神導師，中國革命最先學的是法國，後來才師法蘇俄，中國早期領導人很多都有留法經歷。從這一角度言，法國大革命的精神一直滋潤著中國革命。從現實來看，這兩年學界集中反思晚清憲政運動，反思辛亥革命，形成了對革命的批判話語，弘揚自由和憲政，而托氏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和反思正好可以拿來在工具和價值兩個層面上「為我使用」：假如中國革命的精神源泉有問題，那麼，中國的革命話語敘述自然是應該拋棄的（其實托氏並不反對法國革命，他只是反對雅各賓式的暴力革命，不過這是另一問題，在此不說）。

　　當然，書中內容與當下中國的關聯性不僅僅體現在改良還是革命的話語敘述上，更體現在當前中國面臨的複雜社會背景以及矛盾激化上，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很大相似性。在改革共識已經消弭，改革事實上已經停滯的狀況下，社會涌動的躁動和不安情緒讓許多人聯想到革命問題，而無論從中國歷史的王朝循環，還是直接吸取法國大革命營養的中國革命來看，它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脫離不了暴力色彩，暴力導致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破壞，和對世道人心與文明的摧毀。因此，為避免革命的到來，尤其是避免革命的暴力性，很多人試圖從托克維爾的這部書中，尋找答案。但正是在革命的原因上，人們有著不同的解讀。

　　托氏在書中列舉了二十五個問題讓我們思考，尤其是第三篇中的八個問題，更引起我們的共鳴。如到18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國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後果如何；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何以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等等。托氏自己的回答是，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他認為，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變革前，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對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人民來說，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封建制度在盛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

　　這個被稱為「托克維爾定理」，此思想在一百多年後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的經典著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有更明確的闡釋。亨氏認為，社會變革會導致期望膨脹，而期望膨脹會由於舊制度鬆動和新制度滯後而導致社會動蕩。因此，革命很容易發生。在舊制度下，由於壓迫和信息的封鎖，人們對現狀的理解是理所當然，但變革提高了人們的慾望，變革也賦予了人們資本，過去被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現在無法忍受。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如果統治者開啟的變革進程滿足不了人們的要求和期望，人們就會心生不滿，並最終將這種不滿付諸行動。而讓統治者頗覺無奈的是，變革的進程總是天然地趕不上人們的要求。因為面對著業已改變的社會和人心，統治者的統治手段總是趕不上變化，統治能力也在下降。因此，革命發生於變革中幾乎是一個鐵律或宿命。

　　兩位大師的看法驚人一致。不過，與其將這作為原因，不如把它當作規律更恰當。革命還有其更深刻和具體的因素。就法國大革命來說，之所以冠以「大」，不僅僅是因為它的暴力程度非同一般，比起之前的英國光榮革命和幾乎同時發生的美國獨立革命來，法國大革命的暴力和恐怖程度確實是人類歷史上的革命少有的；更在於，它對法國社會的影響，對法國社會結構和傳統、道德的巨大破壞。

　　比較近代意義上的革命，會發現有三種類型，如果以英法美作代表的話，分別是英國的自由先於平等的革命，美國的自由和平等同時進行的革命，法國的平等先於自由的革命。因此，我們可以把對法國大革命原因的追問，轉換成為什麼法國革命，追求平等甚於追求自由，即從平等角度來探尋法國大革命的原因。

　　任何革命，總是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進行的，都脫離不了當時的國情、歷史、思想和階級關係。就法國革命來說，人們之所以對平等的感受更深，願望更強烈，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法國有一個當時歐洲大陸上少見的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這一體制在法國已經存在三百多年。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不容任何有制約和挑戰王權的勢力存在，因此，在法國革命爆發前夕，在歐洲其他國家制約專制王權的貴族階層已經勢微。專制王權是通過把大部分資源，包括將全國貴族遷移和集中到首都實現的，以致巴黎成了法國本身。法國中央集權制還有這樣一個特點，就是它幾乎沒有中間的行政機構，它是通過總督和總督代理來管理人民的，這樣，一旦巴黎不穩，就是整個國家的不穩，巴黎動蕩，全國動蕩。

　　其次，舊貴族的殘存特權讓人民對平等的渴望特彆強烈。正如托克維爾所說，法國貴族在喪失其古老的政治權利後，已不再治理和領導居民，然而他們卻不僅保留而且還大大增加貴族成員個人所享有的金錢上的豁免權和利益；他們已經變成一個從屬階級，但同時仍舊是個享有特權的封閉階級，這就使得他們越來越不像貴族，越來越像種姓。以致在法國人民看來，貴族的特權顯得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人厭惡，「一看見他們心中便燃起民主的願望，並且至今不衰」。

　　第三，農民的處境非常困苦。雖然托克維爾講過，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而且政府表現出了對農民的極大同情，採取各種措施減輕他們負擔。很多人就想當然地認為，大革命前夕的法國農民負擔很輕。但真實情況並非如此。路易十六在法國統治時間達十幾年，在其後期，法國已經出現經濟危機，而且出現了幾次大的災害，再加上法國支援美國同英國作戰耗費了大量財政收入，法國農民所承受的稅賦非常嚴重，軍役稅、徭役等幾乎都讓平民階層承擔，其他階層包括貴族和新生的資本主義都有免稅權。所以，法國農民雖然不再承受其先輩所遭受的全部苦難，但他卻經受著其先輩聞所未聞的許多痛苦，包括來自法庭判決的不公。政府儘管採取了一些措施減輕農民負擔，但說得多，做得少；人民的苦難雖然已經喚起官員同情，但仍未擺脫官員的輕視。這無疑使得農民特別憎恨舊制度。

　　第四，毫無行政經驗的文人掌握了革命的主導權，他們對理想社會的鼓吹喚醒了法國平民潛藏的平等意識。在貴族喪失了對精神的領導優勢後，作家填補了這一空白。本來具有行政經驗的官僚應該為社會設計未來藍圖的，但在專制制度下，官僚們自己也喪失了責任感，於是這個任務就落在了帶有浪漫情懷的文人身上。盧梭是法國革命的導師。法國革命的思想基礎直接來源於盧梭帶有民粹主義性質的民主哲學，羅伯斯貝爾就是盧梭的學生和信徒。文人主導社會的精神生活和政治設計，無異於把政治藝術化和道德化，將政治作為一件藝術品來塑造，用平等的社會理想來改造現實。所以，法國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體事件引導，而是由文人鼓吹的抽象原則和非常普遍的理論引導的。

　　第五，社會成員普遍陷於原子化和碎片化狀態，沒有基本的公民精神。用托克維爾的話講，「公民身上一切共同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都被專制制度徹底瓦解。社會上到處都是普遍無助的個人，他們沒有任何社會組織可以尋求保護，沒有公共生活，私人每個人都極為相似，卻對彼此的命運互不關心。在國家和個人之間，個人直接面對專制王權，這使得人們在把中央集權專制視為其最終庇護所的同時，當革命的風暴到來，也容易把苦難的矛頭直接對準專制政府本身，沒有緩衝。

　　最後，不恰當的行政改革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由於財政拮据，法國在18世紀進行過幾輪改革，到大革命前夕，路易十六政府對法國的行政系統又進行了一次全面改革，諸如行會理事會、總督和議會的關係，農村行政結構及捐稅等，都進行了調整，致使原先的社會秩序全被打亂。「每個人的地位都動搖了，每個人的習慣都被打亂，每個人的職業都受到妨害。……已經無人知道該聽命於誰，辦事該找誰，無人知道在那些構成每日社會生活的更細小的私人事務中該如何行動」。革命也就在這種改革的無序中爆發。

　　法國大革命肯定還有其他因素，這裡就不一一分析。今天，人們關心法國大革命，關注托克維爾的這部著作，當然是想從托氏書中尋求消解中國革命的良藥。不過，歷史固然值得借鑒，但簡單的比附歷史也不對。從細節上看，托氏為我們描繪的18世紀法國社會狀況，與今日之中國有著很大相似性，可如果憑此就得出結論：中國社會正陷入潰敗中，革命不可避免，未免有些輕率。事實上，在相似的同時，更多的是不同，即使相似，背後的原因也可能不同。畢竟時光過去了近200年。用托克維爾糾結的平等和自由來說，中國今日固既缺平等，也缺自由，但在平等和自由之間，我個人認為，更缺平等。受傳統平等思想（所謂均貧富）深入骨髓的影響，又有著計劃經濟時代平等的社會實驗和生活感受（儘管那時是共同貧困），中國人天生對平等格外敏感，這種情況下，社會平等的缺乏，確實對執政者來說，是一大威脅。

　　然而，是不是人們對平等的追求，會導致法國式的革命後果？至少從現在來看，還不能這麼說。這一方面是因為執政黨並未放棄對普羅大眾的平等許諾，所謂共同富裕是也，而且在具體的政策中，確實加強了社會保障等體現平等價值和目標的制度建設。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平等之欠缺，可以用自由來彌補。雖然中國目前向上階層流動的渠道越來越阻塞，但畢竟未全部切斷；雖然政治自由仍受到嚴格控制，但經濟自由的空間還是存在的。每年一千多萬的農民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尋找工作和發財的機會，每年一億多人口的流動和遷移，都說明社會活力仍存。如果說，政治自由關乎人們的政治權益，那麼，經濟自由關乎人們的生存和物質財富的創造，顯然，對多數人而言，比起政治自由來，更可能在乎的是經濟自由。只要經濟自由之門沒有關閉，社會會出現問題，但發展成為革命的可能性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