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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 百科名片

子夏百科名片子夏(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後亦稱「卜子夏」、「卜先生」,春秋末晉國溫人(另有魏人、衛人二說,近人錢穆考定,溫為魏所滅,衛為魏之誤,故生二說),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門十哲」之一。目錄人物簡介子夏與孔子貢獻子夏與「六經」子夏與《詩》、《樂》子夏與《尚書》子夏與《易》子夏與《喪服傳》展開編輯本段人物簡介

子夏子夏,姓卜名商,衛國溫人,是孔子晚年的得意弟子之一。子夏是繼孔子之後,系統傳授儒家經典的第一人,對儒家文獻的流傳和學術思想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被後世譽為傳經之鼻祖。子夏還在儒家思想的發展和創新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他晚年時,到魏國西河一帶教學,開創的「西河學派」培育出大批經國治世的良材,並成為前期法家成長的搖籃。子夏在傳播儒家經典、發揚儒家學說、繼承和發展孔子思想,以及培育具有法家特色的弟子等方面都貢獻卓著。但是迄今為止,有關子夏的各方面研究還遠遠不夠,本文旨在對子夏的學術貢獻和思想貢獻做一系統整理,對子夏在中國學術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成就進行總結,以便於世人更加全面、清晰地認識子夏的歷史貢獻。本文主要分作六章,第一章介紹迄今為止有關子夏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觀點,分作子夏的國別與家世、子夏與經學的關係以及子夏的學術及學派三個方面分別介紹。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雖然總體說來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依然有很多問題懸而未決;經過考證可知,子夏出生於公元前507年,15歲入孔門,跟隨孔子周遊列國,直至孔子逝世。其間曾任衛行人和莒父宰。在試圖維繫孔門集團統一的努力失敗後,子夏離開魯國,回到魏國設帳收徒,繼續傳播儒家思想,直至去世。縱觀子夏的一生,除短期從政、為父母守喪外,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儒學思想的學習和傳授之上。編輯本段子夏與孔子是孔子後期學生中之佼佼者,

子夏與孔子才思敏捷,以文學著稱,被孔子許為其「文學」科的高才生。子夏為學時,因常有獨到見解而得到孔子的讚許,如其問《詩經》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一句,孔子答以「繪事後素」,他立即得出「禮後乎」(即禮樂產生在仁義之後)的結論,孔子贊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 (《論語·八佾》)但孔子認為子夏在遵循仁和禮的方面有所「不及」,曾告誡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子夏才氣過人,《論語》中保留了他的許多著名的格言,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百工居其肆以成其言,君子學以致其道」;「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等等。孔子去世後,子夏至魏國西河(濟水、黃河間)講學,「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 (《史記·儒林列傳》),還做過崇尚儒學的魏文侯的老師。近人有以為子夏思想中具有「法家精神」,韓非子稱「儒分為八」不及子夏之儒,是因為將之視為法家(見郭沫若《十批判書》)。漢代以來,學者大多認為,儒家的經學最初主要是從子夏一系傳授下來的,如東漢徐防說過:「《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自子夏。」 (《後漢書·徐防傳》)這裡就認為,「六經」中的大部分是來自子夏的傳授。南宋的洪邁,在其《容齋隨筆》中敘述得更為具體,其云:「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轂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所撰定也。」洪邁之說雖未必每事皆實,但學者一般以為亦非無稽之談。子夏晚年,因喪子而哭之失明,離群索居。唐玄宗時,被追封為「魏侯」,宋代時又加封為「河東公」。編輯本段貢獻子夏易傳史載孔子弟子卜子夏傳《易》,並有著作《子夏易傳》傳世。

子夏對子夏易學的一些問題,學者存有爭議。本文對古籍所記載的有關於夏易學的一些資料,作了初步考察,以求對《子夏易傳》的作者是卜子夏還是漢人韓嬰,以及子夏易學的思想特色,獲得初步認識。通過考察,一方面證明《子夏易傳》確有古《易》面貌,其作者確應為孔子弟子卜子夏,韓嬰為《子夏易傳》作者的說法是不成立的;另一方面,說明子夏既熟知古《易》象數、「卦氣」等《易》之「古義」,又能深入契會孔子由「古義」所創發的「觀其德」的哲學「新義」,顯現出於夏易學秉承孔子、「古義」和「新義」兼容的思想特色.子夏於諸經皆有鑽研,也有所側重他尤善於《詩》《樂》,曾作《詩大序》;他也研習《尚書》,但不如他經;他擅長《易》理,今傳孔子《易傳》很可能出於子夏的傳述;他於禮學則長於喪服研究,撰有《喪服傳》;於《春秋》學,發揮《春秋》微言大義的《公》《谷》二傳都出於子夏的傳授。子夏修習儒經,擅長發掘經文的微言大義。孔子「述而不作」,他整理編訂六經,寄寓了自己的思想主張,子夏所傳經學,對弘揚孔子學說起了關鍵作用。全面繼承孔子孔子的高徒子夏,在孔子去世後的六七十年間,辦學成就與影響無疑是最大的。子夏的教育思想在全面繼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基礎上,又在教育目的論、教學過程論、學習和借鑒歷史、慎交益友等方面有發展創新,是上承孔子、下啟荀子和《大學》、《中庸》等光輝篇章的重要一環。編輯本段子夏與「六經」孔子之學賴孔子弟子而傳,孔子的這些弟子在弘揚師說方面各有側重,故有的學者將孔門弟子分為傳經派、弘道派、踐履派。在傳經學者當中,子夏應是最為突出的一位。我們可以從有關資料來看子夏與各經的關係。編輯本段子夏與《詩》、《樂》子夏與經學的關係

子夏談到子夏與經學的關係,首先會想到他與《詩經》的關係。經傳子書等等的記載之中,子夏論《詩》說《詩》的材料很多,有的是他向孔子請教有關《詩》的問題,並受到了孔子的誇獎;有的是他與同門師友討論《詩》的問題。他評人論事,常常將《詩》句輕鬆援引而來,談論《詩》句,更往往纖細深刻地發掘意蘊。從這些材料看出,子夏對《詩》的了解明顯超過了他人,達到了十分熟悉的程度。孔子是否曾經刪詩,學術界看法不一,據傳統的史書記載,今見《詩經》乃經過了孔子的手訂,但有學者不相信這種說法。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的竹簡中有《詩論》一篇,因為其中有不見於今本《詩經》的篇名,有人便據而否定孔子刪詩之說。其實,《詩》經過了孔子的刪訂,有不少蹤跡可尋,孔子前後有逸詩存在,,應當正是孔子刪詩的前提。依筆者研究的結果,孔子刪詩之說是不應否定的。孔子對《詩》不僅作了整理的工作,而且還向弟子授《詩》講《詩》,這對其弟子必然產生一定的影響,而其中於《詩》所悟較深者即是子夏。子夏於《詩》子夏於《詩》,主要是作了《詩大序》。《詩序》旨在揭櫫《詩》之本義,其有《大序》、《小序》之分。《詩大序》一般置於全書之首,總論《詩經》大義。關於《詩大序》的作者,唐以前一般稱作於子夏,而唐宋以來,學者間頗有爭論,子夏所作之外,尚有子夏、毛公合作說以及東漢時期衛宏所作之說。經過今之學者的辨別考察,《詩序》出於子夏之說得到了眾多學者的認可。

子夏《詩經》子夏傳授今之《詩經》也是賴子夏傳授下來。漢初傳授《詩經》的有齊、魯、韓、毛四家,據說,各家都在某種程度上淵源於子夏。今天所看到的《毛詩》,《漢》、《隋》二志明記出於子夏。《漢書·藝文志》著錄《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又有《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末云:「三家皆列於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毛詩》比三家多出一卷,很可能是子夏所傳《詩序》別為一卷,至於《毛詩故訓傳》又多出一卷,則可能是訓傳之文不置於經文之下,又別為一卷,鄭玄於亡佚之笙詩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故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常棣》疏引《鄭志》答張逸:「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是鄭玄本來認為《序》為子夏所作。在這一點上,後來的陸機、王肅看法與鄭玄並同,《文選》將《詩大序》明題為「卜子夏」撰,《隋書·經籍志》也明言《序》為「子夏所創」。詩與樂是密不可分詩與樂是密不可分的。古代通常所言「六經」包含《樂經》,但《樂經》今無其書,有人說它亡於秦火,有人說《詩》、《樂》為一,自詩言之為《詩》,自樂言之為《樂》,《詩》重在詩章,《樂》重在樂曲。還有人說《周禮·大司樂》或者《禮記·樂記》原出於《樂經》。《詩》三百篇皆可入樂,這一點已經為學者所公認,古代宴會、宗廟祭祀等等往往詩、樂並用。《禮記·孔子閑居》等記有子夏與孔子的對話,孔子由《詩》而談到「五至」之說,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至而禮、樂亦至,《詩》同時也具有了樂的功能。由此,我們認為古代詩、樂合一說可能沒有問題。子夏對於樂和樂的教化功能也頗有認識,古籍中這樣的記載也有不少,其中十分典型的是他與魏文侯的對話。魏文侯問子夏曰:(《隋書》卷七十五《經籍志》)從子夏的解說中可見他對所謂「古樂」以及「鄭、衛之音」等等都很通曉。編輯本段子夏與《尚書》有關子夏的材料中,關於他與《尚書》的關係的記載不多,《尚書大傳·周傳》記有子夏關於《尚書》中所言「慎罰」的理解:子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逐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尚書大傳·略說》還記有子夏關於《尚書》的整體看法及孔子對子夏讀《書》的評價:子夏讀《書》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為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明焉,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孔子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里;窺其門,未入其中。」孔子之於《尚書》,所見與子夏有別。孔子說自己曾經專心於《尚書》,即他所言「悉心盡志,以入其中」,感覺《書》之義蘊既高且深,就像「前有高岸,後有大谷,填填正己而已」。孔子認為,《尚書》中的每一部分所能顯示的各有深意在焉:「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可以觀美。」《尚書大傳·略說》的這段話,《孔叢子·論書》、《韓詩外傳》卷二第二十九章都有相近的記載,綜合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孔子看來,了解了這些,才能算了解了「《書》之大義」,子夏讀書既畢,只是見其表,窺其門,「未為精微者也」。所以,《法言·君子》所說「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可以作為對子夏之於《尚書》關係的概括。編輯本段子夏與《易》子夏與《周易》的關係子夏與《周易》的關係,馬王堆帛書發現整理後,人們給予了新的認識。漢初(下葬年代為公元前168年)帛書《周易》不僅卦次不同於《序卦》,與《十翼》十篇差別甚大,而且篇數亦非十,有少於今本者,也有今本中所不見者。由此可知,戰國時代作翼以解《易》的學者不會止於一個人。孔子弟子子夏可能即是解《易》學者中的一位,據說,孔子死後,子夏講易學於西河,但孔子門人中有人認為他對易學修養不夠,所以子夏以後易學的傳承不見確實記載,後世目錄書中所著錄的《子夏易傳》,後世學者多視為偽書,其實,依筆者看,這還有繼續探究的餘地。首先子夏曾作《易傳》,《隋書·經籍志》有明確的記載。其曰:周文王作卦,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傳統上認為「易更三聖」,孔子與《周易》聯繫密切,孔子與《周易》的關係,《史記·孔子世家》的表述是:「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其中的「序」與《隋志》的「為」應為同位詞。有學者指出,這裡的「序」字作為動詞可有兩種解釋,一是排列次序,二是序跋之序。孔子研讀和整理編次《周易》時,曾為《彖》等作序文。今傳本《易傳》之中有孔門弟子所記孔子關於《周易》的言論。帛書《易傳》的發現,也支持了這樣的推斷。如此,子夏曾作《易傳》便有了很大的可能。第二史料顯示,孔子有可能曾授《易》於子夏,這正如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中所謂「卜商入室,親授微言」。《孔子家語·六本》記: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說苑·敬慎》也有與之相同的記載。此外,據《孔子家語·執轡》的記述,子夏還曾對孔子講述《易》理中人類和動物所受元氣的分限,即所謂「氣分」。從這些材料看,子夏對於《易》的確有所鑽研。第三後世學者也有人看到子夏與《易》之間的某種聯繫。在孔子之後的傳經之學中,子夏一系的學說對荀子之學有一定的影響。康有為就說:「傳經之學,子夏為多。」又說:「傳經之功,子夏為多。」這似乎點出了荀子與子夏之間的學術關聯。《荀子》中關於《周易》的言論有四條,其中三條沿襲了《論語》中所顯示的孔子的談《易》方法,即不把《周易》用於占卜,而著重於從義理上引申發揮,所以荀子說「善為《易》者不佔」。另一條見於《大略》,曰:「《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其對《咸》卦的解釋,運用了卦義說、爻位說、剛柔說,則與《易》傳有相通之處,因此,有些研究者便依之而斷定《易傳》屬於儒家中的荀子門派,或即由荀子門徒所作。其實,荀子《易》乃繼承了前人,而對其影響較大的或即子夏《易》學。編輯本段子夏與《喪服傳》子夏之於禮學,實長於喪服研究,曾撰有《喪服傳》,這是解釋《儀禮·喪服》的文字。《喪服經傳》記述了天子以下人死後相互哀喪的禮節、服飾。篇中依據尊尊、親親、名分、出入、長幼、從服的原則,對喪服的等級、服喪的年月、親疏隆殺的禮儀作了詳細說明。在《儀禮》中,僅《喪服》一篇有傳,《喪服》的經與傳本來分別單行,1959年在武威漢墓出土的木竹簡,其中有單行的《喪服》傳兩種,又有單行《喪服》一種,可見西漢時仍有單行的《喪服傳》。《喪服傳》是否出於子夏,尚有不同看法。《隋書·經籍志》曰: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註解,今又別行。《儀禮·喪服》賈公彥疏謂:「『傳曰』者,不知何人所作,人皆雲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為。師師相傳,蓋不虛也。」唐石經《儀禮·喪服》標題作「喪服第十一子夏傳」。唐朝以前,對子夏曾作《喪服傳》看法比較一致。但後來有人提出疑議,認為《喪服傳》不僅解釋《喪服》經文,亦解釋《喪服》經後之《記》文,並有援引《禮記》中有關論喪服者之位置,從而以為《喪服傳》之撰作時代較晚,不應在子夏時,當產生於《禮記》有關記喪服諸篇之後,甚至在戰國後期。如沈文倬先生將漢簡《服傳》與《禮記》有關文字對照後,便認為《服傳》「是在《禮記》諸篇的強烈影響下撰作的,其時在秦火前夕」。《禮記》出於魯儒,為孔門後學彙集前人論禮之文以成,其中有關喪服諸篇也是如此。將《禮記》、《服傳》的相關文字比較,二者之間相似的論述很多,這當然是正常的,而從前人的文字對比中,其實看不出《服傳》刪削《禮記》的痕迹,倒是《禮記》可能是在《服傳》基礎上刪繁就簡,或鋪陳演說,襲用其義而改撰其文。關於這一點,學者稍稍留意,並不難察見。人們帶著懷疑的目光去觀察前人古籍撰作的成說,往往陷入類似的邏輯顛倒。史料顯示,子夏的確善長喪服古禮。《禮記》的《檀弓上》、《曾子問》等篇,《孔子家語》、《終記解》、《曲禮子夏問》等篇都記有不少子夏與孔門師友談論喪服的事情,他向孔子請教相關問題,他本人不僅對喪服制度表現得興趣濃厚,而且明顯地在這方面長於他人。《喪服傳》出於子夏的可能性是極大的。編輯本段子夏與《春秋》學依筆者看,孔子作《春秋》應當是不爭的事實。孔子在《春秋》中寄託了自己的政治觀念和「正名」主張,並且以之教授弟子孔子弟子中受《春秋》學較精者首推子夏,據記載,解釋《春秋》經義的《公羊傳》、《穀梁傳》都出於子夏的傳授,李啟謙先生說得好:「《春秋》一書要沒有《公羊傳》和《穀梁傳》的解釋就很難讀懂,而有了它就大有助於後人的閱讀。而這些成就是和子夏有直接關係的。」孔子以《春秋》授子夏,史有記載。《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古微書》所記更明確,《春秋緯·春秋說題辭》稱:「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孝經緯·孝經鉤俞訣》則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後人以《古微書》屬緯書而不信其說,其實這些說法不為無據。《呂氏春秋·察傳》記子夏經過衛國去晉時,有讀史的人說「晉師三豕涉河」,子夏馬上聽出「三豕」為「己亥」之誤,說明他精於春秋史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稱「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又說:「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春秋繁露·俞序》記曰:「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又記:「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如此等等,皆能說明子夏與《春秋》的密切聯繫。子夏所傳《春秋》到底是哪部書呢?有學者誤解《史記·儒林列傳》「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一語,認為吳起也是子夏的弟子;再加上吳起為軍事家,而《左傳》中又有不少與戰爭有關的描述,遂認為吳起很可能是《左傳》的作者,而吳起之學即來自子夏。關於孔子之後《春秋》學的傳授,《宋書·禮志》所引東晉太常荀崧上疏之語正符合事實真相:「孔子懼而作《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左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榖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其意是說《左傳》出於左丘明,而《公羊傳》則出於子夏的傳授。是則《左傳》與子夏並沒有什麼關係。子夏受《春秋》於孔子,非常重視其中的「微言大義」,這從前引《春秋繁露俞序》的記敘中不難看得出來。解釋《春秋》「大義」的《公羊傳》、《榖梁傳》便都出於子夏的傳授。據何休《春秋公羊傳·序》唐徐彥疏所引戴宏序說,《公羊傳》乃子夏傳公羊高,其說口授相傳,到西漢時,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才著於竹帛,據唐人楊士勛的《春秋榖梁傳序·疏》,《榖梁傳》也本於子夏的傳授,榖梁赤為魯人,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故曰《榖梁傳》,以後師弟相傳,到漢宣帝時方大行於世。《公羊傳》、《榖梁傳》同出於子夏而有不同,情況很可能是,子夏發掘《春秋》義蘊以授弟子,公羊高、榖梁赤皆受《春秋》於子夏,二人依據師說,在繼承的基礎上各有側重的進一步發揮,以後遞向傳授,才形成了兩部解經之作。中因為二書都淵源於子夏,故體例相近;二書又有不同,主要是公羊、榖梁進行解說,故分別以《公羊傳》、《榖梁傳》稱名。編輯本段經學的特徵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出子夏的經學具有明顯的特徵,這種特徵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子夏於諸經皆有鑽研第一,子夏於諸經皆有鑽研,也有所側重孔子一生所教授的學生數量眾多,他們所學一定各有側重。而在經書的傳授方面,子夏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在學術思想方面,孔子稱自己「述而不作」。他刪《詩》《書》,訂《禮》《樂》,贊《易》,作《春秋》,其實都屬於對古代文獻的整理,即使所謂的《春秋》之「作」,其實也只是對魯國舊史材料的整理,其注意力則在於「屬詞比事」,通過這些方式以寄寓自己的政治思想。《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以《詩》《書》《禮》《樂》等教育學生,孔門弟子對於孔子所整理的這些典籍皆有所學,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這裡所言的「六藝」應該即指儒經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經書。然而,誠如後人所說,「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其他弟子雖通六藝,而在後來接續孔子事業,並以經書從事教育,傳授弟子的,子夏可謂最為突出。子夏通於各經,但明顯有所側重。如前所述,子夏於《尚書》就沒能窺其堂奧,即所謂「未為精微」;子夏於禮學,也僅僅長於喪服古禮。但子夏於《詩》《樂》之學、於《春秋》微言大義、於孔子所見的《易》學之理,尤其見解獨到。子夏修習儒經,擅長發掘經文大義第二,子夏修習儒經,擅長發掘經文大義從前述孔子與諸經的關係中,不難看出子夏習經很擅長發掘經書潛在的深義。孔子「述而不作」,他整理「六經」時當然不會是隨意對經書進行整理編排,而是有一定的指導思想蘊含其中,《春秋》如此,其它各經恐怕也是這樣。子夏等人號為「孔子之通學」,他們便常常用心體味經書中的孔子思想,關於這一點,有關的材料表現十分明顯。例如《詩》。據說孔子以前《詩》有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他將《詩》整理刪訂成三百餘篇,這是因為孔子看到了《詩》與社會政治的內在聯繫,看到了《詩》的「溫柔敦厚」的教化功能。孔子認為《詩》可以引起人們的聯想(「興」),對人起到思想啟發和感情感染作用;《詩》能夠觀察社會民情,「觀風俗之盛衰」;可以會通思想感情;還可以諷諭不良現象。孔子以後,《詩》更被注入了政治性、功利性的內容,出現了強以附史、勉為教化的傾向。然而,如果稍稍細心研究《詩》的研究歷史,便不難發現這種傾向是自子夏開始的,《詩大序》就稱《詩》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以後,《詩》便成了儒家倫理教材,除了少數者外,大部分解《詩》注《詩》之作都有意無意地對《詩經》進行神聖化的解說,有的詩篇被解為具有「美刺」的意義;有的詩篇被看作有「頌德」的內含;還有的詩篇被看成「正俗」之作。再如《書》。子夏於《尚書》雖然只「見其表」、「窺其門」,但他卻認為《書》之論事「昭昭若明」,他認為自己讀《書》首先沐浴了「先王之風」,「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子夏與《春秋》、《易經》更是細察其理,專門發掘經文大義。現存的《春秋》三傳,經子夏傳授的《公羊》、《榖梁》與《左傳》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前者重在發掘經文的微言大義,而《左傳》則以史實的鋪陳解釋《春秋》,與前者有明顯不同。孔子於《易》,不把《周易》用於占卜,而是從義理上引申發揮,子夏受《易》治《易》,自然也是如此,後人所謂「卜商入室,親授微言」很能說明問題。子夏傳經,對弘揚孔子學說起了關鍵作用第三,子夏傳經,對弘揚孔子學說起了關鍵作用作為偉大的思想家,孔子的學說內容十分豐富。但由於種種原因,人們研究孔子,材料受到很大限制,不少研究者甚至僅僅局限於《論語》一書,這自然影響到對孔子思想的全面把握。有學者已經指出,今本《論語》只有一萬餘字,顯然只是孔子言行的很少部分,其它孔子門人所記孔子的言行錄,其性質與《論語》一樣,都是研究孔子的重要文獻。我們今天研究孔子,自然不應捨棄這些重要資料。更何況,除了孔子的言行錄,他所整理編輯的文獻也是研究其思想的珍貴材料,而這種研究顯然離不開子夏所傳諸經之說。例如孔子《易》學思想。孔子曾作《易傳》沒有,學術界看法很不一致,長沙馬王堆帛書有關《周易》的材料被發現以來,孔子與《周易》的密切關係才有了較為確定的意見,孔子晚年「好《易》」、「喜《易》」被肯定下來。在這樣的前提下,再來看孔子與《易傳》的關係便清楚多了。《隋書·經籍志》稱子夏曾經作《易傳》,說:「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對這個記載,筆者以為不可不信。關於孔子言論的記載關於孔子言論的記載,以前不斷有學者加以探討,如邢昺《論語正義》就說先秦乃至漢代典籍中的「子曰」皆指孔子,是孔子弟子所記孔子之言。孔子論《易》之言有不少就是賴孔子弟子記錄並傳留下來。從長沙馬王堆帛書所出《繆和》、《昭力》等篇《易傳》看,孔子晚年的論《易》之言乃出於其晚年弟子的傳述,今本《易傳》可能也是如此。而從前述《隋書·經籍志》的記載看,今本《易傳》的傳人很有可能就是子夏,如果是這樣,子夏對於孔子學說的弘揚實在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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