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海洋文化

人類所生活的地球，實際上是一個美麗的蔚藍色水球。地球表面是一片汪洋，水連著水，而陸地像是水中的幾個島嶼。科學的數字告訴我們：地球表面的71%為藍色的海水所覆蓋，準確地說，地球應該叫「水球」才對。中華民族棲息的地理環境位於地球上最廣闊的大陸——亞歐大陸的東側，其東南瀕臨世界最浩瀚的大洋——太平洋，北部、西北部則深居亞歐大陸的中心，是一個左高原、右大海的「大陸海岸型」國度。在這樣一個負陸面海、陸海兼備的地域里，中華民族很早就和海洋打交道，開發海洋資源，開闢海洋通道。但由於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中華民族的先民一開始就沒有超越土地的限制而走向大海。中華文明生長發育的根基在陸地，「以農為本」的思想成為中華文明的主要基調，由農耕生產方式而生成的中華傳統文化是典型的「河流——大陸型」性格，而海洋文化不過是大河文化的依附和補充。一　　縱觀中華民族的歷史，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即中華民族從來沒有拒絕過海洋的召喚，時刻在傾聽著大海的濤聲。中華民族的棲息生存的領域有著漫長的海岸線，沿海一帶的氣候與資源條件又較為有利於海上活動，故中國的航海歷史極為悠久。至少從公元前3世紀起，迄至公元15世紀，中國古代的航海業和航海技術，一直處於世界領先水平。　　考古表明，早在舊石器時代，中國沿海地區就已有了人類活動的足跡。那時的先民主要是在海灘上以揀拾小型水產動物為生，其生活的遺迹被稱之為「貝丘遺址」，從事原始海洋漁獵的原始人也被稱為「貝丘人」。根據《物原》有關「燧人氏以匏（葫蘆）濟水，伏羲氏始乘桴（筏）」的傳說記載，舊石器時代晚期，以漁獵為生的原始先民已開始利用原始的航行工具與海洋打交道。新石器時代，先民們已懂得了「木浮於水上」的道理，並隨著火與石斧技術的改進，開始出現了最早的船舶——獨木舟，為海上航行創造了更好的條件。隨著船的出現和捕撈工具的進步，近海漁業有了較快的發展。儘管隨著沿海陸地農業興起，農業、畜牧業逐漸佔據主要經濟地位，但海洋採集和捕撈活動始終是沿海地區主要的肉食來源。　　夏商周時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青銅技術的出現與成熟，木板船與風帆產生了。從此，較大規模的航海活動開始了。以物資運輸、人員遷徙、文化傳播、外交往來為主要內容的航海行為與日俱增，不但中國濱海地區之間的航行往來日益活躍，而且與今日本列島、朝鮮半島等地的海上往來也見諸史籍，甚至近人研究，已部分證實了殷人或越人遠渡重洋到達美洲海岸的傳說。據史料記載，商王在東海釣大魚，在海上竟然「六月不歸」，可見當時人們已能夠在海上漂泊生活很長時間。殷紂王曾率大軍過江、涉海征伐人方（地在今山東），其航行規模已相當可觀。周時，對海洋的漁鹽開發更達到了相當的水平。周初，姜太公被封在齊地，因其「地負海鳩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太公）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漢書·地理志下》）。齊國根據瀕臨大海的地理位置，在近海之處大力發展捕撈業，盡享漁鹽之利，並由此而逐漸強大起來。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生產力和科技水平得到了長足提高。隨著冶鐵技術的發展與鐵制工具的出現，造船技術得到很大的進步，木板船的結構漸趨複雜，噸位日益加重。航海不但被應用於大規模的運輸，而且已應用於海上作戰中，如瀕海的北方齊、燕和南方的吳、越等國，不但盡收近海中的漁鹽之利，還大造戰船，在近海海面上逞強鬥狠，使近海一帶戰事不斷。為了保護海洋資源，這一時期沿海的一些國家還制訂出了專門的保護海洋生物資源的政策法規。需要指出的是，該時期是中國文化思想極為活躍、百家爭鳴的時期，出現了非正統的海洋開放型的地球觀——鄒衍的大小九州說和渾天說。如戰國末期的思想家鄒衍認為，「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通焉。如一區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這裡所講的裨海、大瀛海體系，是與中國大陸周邊內海與太平洋的情況相對照而言的。在鄒衍看來。中國只是世界上的一州，名曰赤縣神州，大禹所分的九州只是中國內部的小九州；而中國之外的像赤縣神州那樣的卻有九個，「裨海環之」，可以稱為「中九州」；這樣的州在「大瀛海」之外，還有九個。按鄒衍的推算，像中國這樣的赤縣神州，在天地間有八十一個。鄒衍的結論，雖不是來自科學的結論，但也不是完全憑空臆造的妄語，與當時的航海知識的拓展和地理髮現有直接的關係。　　秦漢時期，多民族的中央集權統一國家的誕生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也使造船和航海技術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隨著航海船隻不斷朝大型化發展和先進的控制航向技術——尾舵的出現，以及對海上季風規律的認識和掉戧駛風技術的掌握，中國航海事業進入了蓬勃發展時期。始皇掃六合一統天下後，為近海航線的南北貫通和與內河水運的銜接創造了條件。據載，秦始皇一生多次巡遊天下，而且多有過江涉海經歷。如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是秦始皇巡遊行程最遠的一次。他「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琊」（《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這次穿江過海的大規模航海活動，標誌著古代中國的船舶製造技術和航海水平達到了新的高度。據《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載，秦始皇為求長生不老之仙藥，派方士徐福率「男女三千人，資之以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據今人推測，這次大規模的航海活動航行路線可能是從山東半島萊州灣啟錨出發，渡過渤海至朝鮮半島的東南部，經朝鮮海峽進入日本的九州島，再經瀨戶內海到達日本本土。西漢時，遠洋船隊已駛出馬六甲海峽，到達印度半島的南端，並形成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條印度遠洋航線——「海上絲綢之路」。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由於政局動蕩，戰亂不已，經濟社會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從總體上說，該時期的航海事業處於一個相對徘徊階段。但在某些時期與某些地區，仍有重大的突破。如三國時代的東吳，航海船隊相當龐大，航海範圍也相當廣闊，具有代表性的有孫權曾組織的大規模的船隊到達夷洲（今台灣），朱應、康泰的南洋遠航等；再如東晉時著名的法顯和尚從印度洋航海歸國。這一時期，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已達到了相當的水平，海洋生物不僅用來食用、藥用，還成為人們觀賞的對象，鹽業和珍珠生產都達到了一定的規模。與此同時，當時沿岸近海出現的一些海洋現象也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和研究，對諸如海市蜃樓、颱風、海嘯、海潮等現象開始被系統地記錄下來，著名的錢塘江觀潮活動也肇始於此時期。　　隋唐五代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也是中國航海的繁榮時期。隨著生產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造船技術、地圖繪製技術和指南針在航海中的廣泛應用，為航海業的發展創造了物質和技術條件。當時，中國的船舶堅固精良，載重噸位大，工藝技術先進，無論是近海還是遠洋航行，均獨步於世界。這一時期，中國與渤海國、朝鮮、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交往非常頻繁，並開闢了西北太平洋上的堪察加與庫頁島航線以及橫跨東海的中日南路航線；在南洋與印度洋航路上，「海上絲綢之路」十分興盛，航跡不但遍及東南亞、南亞、阿拉伯灣與波斯灣沿岸，而且已伸展至紅海與東非海岸，形成了直接溝通亞非兩大洲的長達萬餘海里的遠洋航線。從唐代中後期起，航海的經濟價值得到了重視，出現了專門管理海外航運貿易的機構，與此同時，交州、廣州、泉州、揚州、登州等地成為名噪中外的濱海貿易港口。　　宋元時代，中國的航海業進入了全盛時期。這一時期，宋元中央政府積極推行航海貿易政策，大大促進了航海業的發展；與此同時，這一時期我國的航海技術取得了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突破，以羅盤導航、天文定位與航跡推算為標誌，航海技術比西方早2-3個世紀進入了「定量航海」（即可以根據海洋季風、水文形態來把握航行的時間、方向）的階段。宋代發明指南針以後，水羅盤很快成為航海中普遍使用的最主要的導航儀器，從而大大提高了航船的定位、用錨和使舵的準確度，為遠洋航行奠定了堅實的科技基礎。宋朝與印度尼西亞、印度、波斯、阿拉伯、東非沿岸國家都有海上交通往來。元朝與世界各國的經貿往來更是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和水平，據元代大航海家汪大淵所撰《島夷志略》記載，元時中國與120多個國家或地區建立了海上貿易往來關係（陳大震《南海志》）。在國內外航海貿易大發展的基礎上，國內各主要海港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特別是著名的刺桐港——福建的泉州港，已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貿易港之一。遠洋航行的發達也大大促進了海洋地理科學的進步，產生了新的地域概念。　　明初鄭和下西洋時代，是中國航海的頂峰時期。明初的永樂、宣德年間，在國力強盛、經濟發達的物質基礎上，在宋元豐富航海遺產和歷史慣性的推動下，明代統治者出於維護自身統治、擴大國際影響、滿足物質享受等方面的需要出發，舉全國之力，先後派遣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遠洋船隊七下西洋。鄭和七下西洋，堪稱世界航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宏勛偉績。鄭和所率遠洋船隊，規模之大，「寶船」之巨，航跡之廣，航技之高，當時都是世無其匹的。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有船200多艘，最小的一次也達62艘。其中寶船是總指揮船，樹9桅，張12帆，長約152米，寬約62米。鄭和的七次遠洋航行，前三次抵達印度半島西南海岸，未出東南亞和南亞的範圍。後四次遠及波斯灣和非洲東海岸。儘管鄭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宣布綸音」，「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明史·鄭和傳》），換言之是一次政治遠航，而不是軍事征服和商品推銷，但在客觀上大大增加了中國人對印度洋沿岸的認識，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鄭和的下西洋在社會中激起了強烈的反響。自此以後，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海上私人貿易興盛了起來，那裡的居民開始一批一批地遷居南洋諸島國，這實際上為中國向海外發展開創了一個難得的機會。　　可惜的是，由於倭寇的侵擾和維護封建國家專制統治的需要，明政府並沒有沿著鄭和所開闢的航道向海上強國發展，而是實行了嚴格的海禁政策和戶口制度，從而導致了中國古代富有悠久歷史的航海事業的發展勢頭戛然而止，中國的航海事業也迅速由盛轉衰，悄然退出了在世界航海界的領先地位。從根本上說，導致這一劇變的原因是：成熟的中華農業文明和傳統的政治文化觀念以強大的歷史慣性拖住了中國向蔚藍色海洋進軍的步伐。　　在世界文明史上，15世紀被稱為大探險的時代、遠航的時代。東西方先後出現了4次空前偉大的航海活動，鄭和、達·伽馬、哥倫布、麥哲倫是這一時代的4大傑出航海家。從時間上看，葡萄牙人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到達東方的時間是1498年，而鄭和橫渡印度洋的時間是1412年，比達·伽馬早近80年。從航行的次數、規模來看，鄭和下西洋7次，前後歷時28年，一般每次航行船為200隻左右（其中大中型寶船有60餘只），人員近3萬人；哥倫布航行4次，前後歷時13年，最少僅有船3隻，最多17隻，人員最少87人，最多1500人；達·伽馬航行2次，前後歷時為6年，第一次僅為4條船，第二次也不過區區20條船，每次人員約為150人。從航行的範圍看，鄭和的遠航達到南洋、印度洋沿岸和東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哥倫布先後4次橫渡大西洋，到過中美和加勒比海諸國；達·伽馬只到了印度。直到1519年麥哲倫完成環繞地球航行一周，才開闢了人類航海史上的新紀元。但由於鄭和與西方3大航行家航行的性質（前者帶去「絲與瓷」，是和平友好的交往；後者帶去的是「火與劍」，是為了掠奪和發財致富）不同，其遠航的客觀效果大不相同。達·伽馬、哥倫布和麥哲倫3次歷史性的航行，溝通了歐、亞、非、美各大洲，從而使世界範圍內的經濟與文化交流成為現實。隨著世界各國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的發展，加速了封建經濟的崩潰和世界市場的形成。而時間早、規模大的鄭和遠航對推進中國和世界文明的進程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遺憾。　　明中葉至清鴉片戰爭，是我國航海的中衰期。鄭和下西洋被列為「弊政」以後，明清兩代除了官方漕行海運等有限的近海航運以外，對外基本上採取了閉關鎖國的海禁政策，即使有間或的「開放」也都伴以各種嚴厲的限制措施，使中國原本先進的航海業非但無法走上資本主義的發展軌道，反而日趨衰敗。而這一時期，歐洲卻隨著封建主義的瓦解與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興起，拉開了以開闢「海上新航路」的序幕。以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義的海盜艦隊，沿著印度洋和太平洋不斷向亞洲地區侵進，並對成為他們進行殖民掠奪的中國民間航海貿易進行了殘酷打擊與傾軋，致使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中國民間遠洋航海活動處境艱險，舉步維艱。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殖民者用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從此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隨著列強的入侵、內政的腐敗，中國航海事業迅速陷入全面蕭條之中。儘管自此以後，一些先進的中國人在痛定思痛之後開始睜眼看世界，並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同時推行了「洋務運動」，但在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官僚買辦勢力的雙重壓迫和控制下，中國航海運輸業一直在很不景氣的狀況下掙扎，這種頹勢一直延續到20世紀40年代。二　　從上述中國海洋文化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的航海事業走過了相當輝煌的歷程，特別是從秦代至元代，是中國航海的黃金時代，也是中國古代社會最強盛的時代。在這一歷史時期中，中華文明處於一個開拓性與自由性都較強的階段，也創造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海洋文明——以海洋農業文化為特點的中國海洋藍色文化。但是，縱觀中國海洋的文化的底色，從根本上說它仍然是一種農業文化，其基本的基調和特徵是「以海為田」，「興漁鹽之利」。即不是把海當作對外交往的橋樑，而是作為中國人取得「漁鹽之利」的藍色國土。換言之，是把海洋看成是陸地農田的延伸或補充，著重強調了海洋本身的農業價值，而忽略了海洋本身所具有的最為重要的開放性，這就與西方海洋商業文化所具有的「以海為途」，即把海洋看做進行開闢市場、進行商貿活動和探索與認識世界的通道大相徑庭。春秋時濱海的齊國採用管仲提出了「官山海」的國策，即靠海吃海，由國家組織大力發展漁業和鹽業，使齊國迅速強盛起來，成為春秋五霸之地。戰國時韓非子認為「歷心於山海者而國家富」，都是以「漁鹽之利」為開發海洋的目的。這種「靠海吃海」的經濟活動，無疑具有自給自足的特點。　　中國人選擇「漁鹽之利」作為海洋文明的基調，與其他民族的海洋文明相比具有如下特點：首先是「自給性」。中國古代漁業生產的目的首先是自我需要的滿足，能投入交換的不多，即使有，也只是與不從事漁業生產的本民族本地區的人進行交換。所以，中國古代航海者的漁業活動，是一種生產性的活動，具有很強的「自給性」特色。這與地中海航海民族那種以商業貿易為主的流通性活動有著本質的區別。其次是「依附性」。中國古代農業發達，僅僅視漁業為農業的「副業」。即使是統治者提倡「漁鹽之利」，著眼的也是補充農業之不足。因此，中國古代的漁業生產，從來沒有獨立於農業之外而存在，它補充、促進、依附並受制於農業。這和地中海海洋民族較早地擺脫農業的束縛，以發展海上貿易為獨立的生產方式有著根本的差別。第三是「封閉性」。中國古代的航海者雖然把生產活動從固定的陸上田地變換到流動的海上，但往往局限於一定的海域，而且多是以家庭為單位的海上活動，這等於在海上再現了封閉式的小農經濟生活。這與其他海洋民族的海洋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吸收與補充不可同日而語。總之，中國古代航海活動的自給性、附加性和封閉性構成了古代中國海洋文明的基本色彩，具有明顯的小農經濟特色。正因為如此，依附於農業文明，以「漁鹽之利」為特徵的中國古代航海活動，不像地中海海上民族那樣具有掠奪性和殖民侵略性，也不像他們具有極強的冒險精神和競爭意識。　　即使後來勃興的遠洋航運業，也主要是著眼於帝王的政治目的，或者是為了統治者的奢侈享受。如秦始皇時代的徐福東渡，堪稱中國古代遠洋航行活動中的光輝序幕。《史記·秦始皇本紀》載：「齊人徐福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福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但徐福遠航的目的卻源於為秦始皇尋找長生不老之葯，這就決定了徐福的東渡不同於一般的商業航行，而是一次特殊的、目的荒誕的航行。同時，徐福東渡還帶有「叛逃」的性質，目的是為了躲避秦始皇的暴政。可以說，徐福的東渡是在秦高壓下的冒險行動，反映了一種非主流的文化傾向。雖然徐福一行最後定居日本，客觀上起到了傳播文明的作用，但其影響主要局限於日本。中國的遠洋航行業是以徐福東渡這一逆反性行動為起點的，其後果非但沒有促進中國航海業的發展，反而導致了後來官方對遠洋活動的嚴格控制，使之更加偏離了商業和貿易的軌道。事實上，秦始皇並非真正關心海洋，他在位20年，曾五次巡遊江海，從渤海灣到長江口，都留下了他的皇威足跡。他還開靈渠，設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把疆土推展到了南方沿海地區。但秦始皇的上述舉措，其根本的出發點在於在大陸上開疆闢土，統一中國，而不是向海外的擴張。與此同時，秦朝還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摒棄了原來的航海自由，把航運業完全納入了政治化、軍事化的軌道。漢代，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國一度致力於開疆闢土，但其軍事行為主要針對大陸上對王朝威脅最大的匈奴，鮮有海外擴張的足跡。兩漢時期，海事活動頻繁，至少梯海至日本的移民數以「萬」計。但海事活動主要囿於移民方面，商業性質微乎其微，並未發生海上貿易的繁榮景象，海上文明也就不具有商業色彩。秦漢奠定了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政體，歷代王朝都沿著秦漢設計的政治模式，把大陸文明的因素整和的強大而有序，中國逐漸形成了以大陸文明為主流的文化類型。而海洋文明雖沒有被禁絕，甚至某些時代還有較大的發展，但一直處於非主流的文化狀態。　　如果說秦漢時代的中國剛剛形成大統一的政治、經濟格局，其文化特徵還帶有明顯的擴張性和開拓性的話，唐代的中國已發展成為一個完滿自足的體系。唐代疆域廣闊，經濟文化高度發達，各方面的需求已達到不假於外物的境界。唐代的開放風氣其實質是一種充滿自信與自大的開放。儘管唐代對外經濟文化交流頻繁，首都長安雲集了大批海外使者、商賈和佛教徒等，但唐人的骨子裡還是封閉和矜持的，與海外的交流有一種強烈的優越感。唐代與日本、新羅、百濟之間的睦鄰航海交往極為頻繁，但基本上都是官方性質，其活動內容主要是睦鄰外交之意，而且遠不向對方積極主動。唐代中葉以後，中國與西方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量迅速增長，並逐漸超過了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宋元時期，民間航海獲得了更多的自由，海上商貿活動達到了鼎盛，但海外舶來之品大多為象牙、犀牛、乳香、珍珠、寶石、珊瑚、琉璃等奢侈品，與國計民生關係不大，因此這種商品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實無大的作用。而且中國的航海行為，絕沒有像西方的擴張性和掠奪性。　　中國海洋文明的基調向來以漁鹽之利為主，而不是以海外貿易殖民擴張為主。鄭和下西洋反映的正是一種典型的中國海洋文明基調。明初鄭和的下西洋，以其船隊的規模和航海水平論，是當時世界各國難以相匹的。但就這幾次遠航的目的而言，並不是經濟動因，而是明朝皇帝（成祖朱棣）藉以「宣威海外」和「宣布綸音」而已。就是說它的主要目的不是經貿活動，也不是征討和海上掠奪，而主要是執行皇帝的旨意：向西洋諸國宣耀中國的富強和武威，並以恩威並舉的方法（順從者撫慰之，不恭者教訓之）使這些國家臣服於中華帝國，同時在朝貢的名義下與中國進行經貿往來。這是中國傳統政治在這次海外遠航中生動的體現。鄭和下西洋到達各國後，他不但沒有實行公平的貿易，卻實行了讓後人目瞪口呆的「厚往薄來」的原則。鄭和每到一國一地，總是大量無償地贈送中國的物產與財富，而對外國的商品則高價收購；同進引進的大量物品都是一些僅供上層統治階級享用的珍禽異獸與奇石怪物。這種不等價「賞賜性」的航海幾乎在經濟上無利益可言，其目的無非是炫耀我中華地大物博、物產豐富，從而滿足統治者「天朝大國」、「萬邦臣服」 的虛榮心。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由於明政府的出手大方，以至海外一些國家見有利可圖，無不假意稱臣，紛至沓來，以本國所產的「異物」來中國「朝貢」，然後滿載中國皇帝的豐厚賞賜而歸。更為可嘆的是，這場聲勢浩大的航海活動，不久即遭到了朝廷上下的廣泛攻擊：「三寶太監下西洋，費錢糧數千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這個叫劉大復的朝臣之言論，確實道出了以農業型自然經濟為生計的大陸——海岸型民族對海外遠航的價值評價。的確，同達·伽馬、哥倫布等人為西歐原始資本積累開闢了廣闊的財源相反，鄭和的航海活動，只顧威德遠揚，不管經濟效益，在經濟上豈不是一項相當沉重的負擔。如果單單是為了「耀兵異域」，「敷文德以及四方」，那鄭和的下西洋難道不是勞民傷財而又於國無補嗎？永樂帝死後，繼位不久的新皇帝洪熙帝便頒發了「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的詔令。宣德帝繼位後，主張下西洋的一派略有抬頭，於是鄭和在宣德五年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遠航。此後，下西洋之舉便屢遭朝野上下的抨擊，最後終於以一大「弊政」遭到制止而宣告終結。正是這種重農抑商的特點和封建保守的思維壓制和扭曲了海洋文化在中國的正常發展，也使中國在後來喪失了曾經有過的輝煌。　　就在鄭和下西洋之後的半個多世紀後的公元1492年，義大利人哥倫布帶領一支比鄭和船隊小得多得多的船隊開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遠航，完成了世界歷史上偉大的「地理大發現」——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許多歷史學家指出，即使歷史偏愛中國人，讓鄭和發現了美洲新大陸，也不可能使中國擺脫大河—陸地文化的束縛，徹底走向海洋，甚至從事殖民活動，加快中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歷史進程。從根本上說，中國人沒有完成地理大發現是歷史的必然。　　總體說來，中國的的海洋觀念向來紮根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之中，中國的海洋農業文化是一種封閉型的、內向的海洋文化（西方的海洋商業文化則是一種開放型的、擴張的文化）。造成這種文化的背景原因是多方面的，既與中華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相關，又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農輕商的經濟思想相關，還與中華民族對海洋認識的局限相關。三　　地理環境是人類從事社會生產須臾不可脫離的空間和物質—能量前提，是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經常的必要條件。同時，地理環境的差異性、自然資源的多樣性，是人類分工的自然基礎，它造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質生產方式的不同類型。文化的區域性特徵與地理環境的差別存在著經常的關係。例如，有江河灌溉的暖溫帶—亞熱帶為農作物的生長提供了充分的熱能和水份，故農業往往很發達；草原—荒漠為流動畜牧提供了廣闊場所，成為游牧的溫床；濱海地區擁有漁鹽之利和交通之便，工商業便應運而生。地理環境經由物質生產方式這一中介，給各民族、各國度文化類型的鑄造奠定了物質基石，而不同生產方式的差異，導致文化類型的不同，直接影響著各地域人群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大河—農業文明的穩定持重，與江河造成兩岸居民農耕生活的穩定性有關；草原—游牧文明的粗獷剽悍、慣於掠奪，與來自草原變化多端的氣候和「射生飲血」的游牧生活方式有關；海洋商業文明的外向開拓精神，則與大海為海洋民族提供的揚帆異域、縱橫馳騁的條件有關（馮天瑜等《中華文化史》）。　　那麼，上蒼為中華民族的生存提供的是一個怎樣的地理空間呢？早在兩千年前的戰國時代，華夏先民就對自己這片棲息地進行了這樣的概括：「東漸于海，西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尚書·禹貢》）司馬遷的《史記》則這樣描述一統天下的大秦帝國的領地：「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不論是《禹貢》還是《史記》，都明確地表明了中華一面向海、一面為大陸的基本地理特徵。　　在中華民族的主要聚居地——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北方是蒙古高原，那裡是難以跨躍的千里戈壁，戈壁灘以北，則是茂密的西伯利亞原始森林，再往北則是北極冰原。因此北路的交通充滿了重重的阻礙。西北方，以祁連山下的河西走廊為起點，其西是極其廣袤而荒涼的茫茫沙漠，在大漠南北，更有天山、阿爾泰山、昆崙山等雪峰橫亘。可見，中國通往西方陸路交通是何等的艱險，不是張騫那樣大智大勇的人是難以逾越的。儘管古人以極大的智慧和勇氣開闢出了西域絲綢之路，並一度成為古代亞洲與歐洲之間、東亞與南亞次大陸之間交流的通道，但行路之難，難於上青天，因而所付出的代價是十分慘痛的。至於西南，則聳立著地球上最高大、險峻的青藏高原。這片被稱為「世界屋脊」的高原，平均海拔4000千米以上，全世界14座8000千米以上的高峰，有8座矗立在那裡。就陸路來說，北、西北、西南三面都是難以通過的。最後，再看中國的東面，面臨的則是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對於古人來說，太平洋的浩瀚無際，波濤洶湧，兇險異常，同樣是難以征服的障壁。而且東亞大陸呈比較規則的橢圓形板塊狀，海洋未能深入陸地腹地，除縱深程度較淺的渤海外，基本上沒有內海切割，這就形成了十分遼闊的遠離海洋的區域。由於古代社會的生產力低下，航海器具簡陋，航海知識、技能有限，故先民的最初航海活動只能選擇在海流平緩、海岸曲折、島礁眾多的近岸海區進行，這種航海活動基本上是視野不脫離陸地的航行。儘管中國有渤海、東海、黃海、南海4處離大陸較近的海洋，但連接著中華古代文明發達地區的渤海、東海面積太小，東海對面的日本島相距中國大陸又十分遙遠，且航行條件惡劣。南海在4個海中的面積最大，且資源最為豐富，是中國走向外洋世界的必由之路。但南海瀕臨的大陸，不是華夏文明高度發達地區，其主要是對中原先進文化的吸收，而不是通過航海活動向南海以外的區域傳布。而內海以外的浩瀚的太平洋，水深浪大，在中國人的眼裡一直是個不可逾越的畏途，再就是給人們的想像增加了馳騁的空間。中國所處的這樣的地理環境，明顯缺乏海洋文明賴以產發的的條件，這對中華民族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大的環境缺憾。 　　上述的地理環境，造成了中華文化與外部世界相對隔絕的狀態，從而也造就了中華文明具有內向、穩定型的特徵。而生養中華民族的大陸，具有十分廣闊的天地——地域廣大，腹里縱深，迴旋天地廣闊，地形、地貌、氣候條件繁複多樣，物產資源豐富，形成了一種恢弘的地理環境空間，這是世界其它文明發祥地所不能比擬的。加之中國大部分處於北半球的溫帶—暖溫帶，非常適合農業生產，這就為古老的中華農業文明得以滋生和發達提供了先決的條件。中華文明最重要的發祥地黃河流域，由黃土高原和衝擊平原組成，在這片七八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土地肥沃，自然生態環境良好，非常適合遠古人類的生存。華夏先民在這裡狩獵、放牧，進而發展農耕業，奠定了文明的根基。與此同時，中華文明的策源地又不僅僅限於黃河流域，而且長江流域、海河流域、淮河流域乃至遼河流域以及西南的崇山峻岭間，也同樣是中華文化的搖籃。這些區域的總面積，當在五百萬平方公里左右。秦漢以後，先民們繼續開疆闢土，進行民族交融，形成了廣土眾民的大帝國，經過唐、宋、元、明、清各代的發展，終於奠定了今日中國近一千萬平方公里的廣大領地。命運為中華民族安排了這樣一個生存空間，在這種地理條件下，中華民族便把絕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在土地之上，依靠廣大的陸地和千萬條河流的滋養哺育而生存和發展，並形成了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大河文明。　　再看歐洲人所聚居的地中海地區。地中海，處於歐、亞、非大陸之間的陸間海，被稱為「上帝遺忘在人間的腳盆」。簇擁地中海的陸地，森林茂密，丘陵遍布，土地貧薄，不適和農作物的生長。但其地陸海交錯、港灣縱橫，海面大多是波平浪靜，確為地中海人航行海上從事商貿活動創造了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由於地中海與大西洋之間隔著直布羅陀海峽，大西洋洶湧的狂濤無法使它掀起大的波瀾，因此它不僅潮差不大，而且比較平靜溫和。地中海上島嶼星羅棋布，岸線曲折，半島眾多，天然良港無數。以東地中海之一的愛琴海為例，它由北方的的色雷斯，東方的小亞細亞，西方的伯羅奔尼撒，南方橫條狀的克里特島合圍而成。其間陸海交織，海上島嶼星羅棋布，海水較淺且相對平靜，海內任何部位距離陸地不過50海里，一旦風起雲湧，船隻可以隨時返回港灣。「地中海是這樣一個海，在這裡用帆可能一連幾天不能行駛，而用櫓槳卻很容易渡過平靜的水域。」（托爾《古代船舶》）地中海人一旦懂得了用櫓槳，就可以走進海洋，而在世界其它地方，人們必須耐心等待「帆」的出現。從上述諸方面看，上帝對地中海沿岸民族的確有所「垂青」。在這種地理條件下，地中海人的航海業和海上貿易十分發達，而且形成了一種向外展拓的文化類型。於是，地中海成了人類海洋文明的搖籃之一。　　此外，就地理位置而言，由於高山、高原和浩闊太平洋的限制，中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與世界其他高度發達的文明之間明顯地相互隔絕、彼此獨立著。大海茫茫，中國的航海者舉目能「望」見的，都是一些文明程度遠不如中國的地區。中國的航海者們從事航海活動的結果只是把自己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單向地傳輸給文明程度較低的民族，如日本、朝鮮等，這種文明交流的不對等，對於中國的航海者乃至中華民族來說，實在是無「利」可圖。與中國的航海者不同，地中海的航海者則充當了地中海南北兩岸中間商的角色。經過地中海人之手的，是亞、非、歐三種比較發達的文明互相傳播與互利。從某種意義上講，地中海的海上貿易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不可缺少的。而這種「功利」，在中國海的周邊是無法得到的。中國的航海者在戰勝了遠比地中海航海者遇到的大得多風浪和代價之後，卻不能像腓尼基人、希臘人那樣獲得豐厚的利益回報。四　　地理環境的相對封閉和便利的農業條件使中國具有鮮明的大陸——河流型的農業文化特色。從深層次角度去尋找中華民族海洋實踐與意識，歸根到底還是由中國的農耕文化所決定的。可以說中國人對於海洋的探索完全是農耕文明的依附。中國古代的航海事業從來不是獨立於農業文明而存在的，從來也沒有成為中國文明的主導。這與地中海地區航海民族較早擺脫農業，發展海上貿易並成為一種超越農業而佔據主導地位的獨立生產方式不同。　　史學家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中指出：人類文化從源頭看有游牧、農耕和商業三種類型。「游牧、商業起於內在不足，內在不足則需向外尋求，因此而為流動的、進取的。農耕可以自給，無事外求，並必繼續一地，反覆不舍，因此而為靜定的、保守的」。地理環境造成了中華民族以農耕生產為主的物質生產方式，在農耕社會裡，中國人關注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腳下的陸地以及陸地上滋養他們的江河。黃河、長江等江河兩岸富饒的土地，利於農作物生長的季風氣候都為中國以農業立國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而中國的歷代統治者也一貫堅持「以農立國」的政策，對工商等所謂「本末倒置」的行為實行打擊和排斥的政策。農業文明的特點帶來相對穩定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男耕女織，世代相傳。幾千年來，華夏民族的主體——農民，世世代代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他們固守在自己那一小片土地上，周而復始地精耕細作，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窮年累月「早出暮歸，強乎耕稼樹藝」（《墨子·非命下》）的單調而又穩定的農耕生活，使依附在土地上的農人無以產生強烈的創新和開拓慾望，故而發展了保守性和追求穩定和平的心態和「寧為太平犬，不做亂離人」的性格特徵。他們居於一地，安之若素，如果不是出現大的災荒或戰亂，則很少流徙；即使不得以而轉徙他處，一旦情況好轉，便又回到世代勞作的土地上。就中國的航海者本身而言，他們大多也是農民兼航海者，不像西方海洋民族那樣以職業航海者居多。中國的航海者由於身兼農民與水手雙重身份，把生活的場所從陸上田地變到流動的海上，但終究難以擺脫農業文明熏染下農民的本色。而少數中國人在海上進行「漁鹽之利」的開發，但這不過是為了獲取農業生產不足的補充。至於海上航行和商貿往來，相對農耕之事而言，不過是末節而已。而費盡千辛萬苦從東西洋舶來的「珠香象犀玳瑁」等奢侈之品，主要為上層統治者服務，與廣大勞動人民不大相干。甚至於明代出現的鄭和下西洋的偉大壯舉，其所帶來的強烈海洋氣息也不能從根本上影響和改變農業社會內向、封閉、自給自足的特點，更沒有給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形態帶來根本性的影響。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的文化中心在黃河流域，在無求于海洋的情況下，這裡的農業文明已高度發展，並且登上了世界文化的高峰。而與此同時，黃河流域下游地區沿海的泥質海岸太過於平直，不利於航海，二者結合，使我們的先民對海洋的價值常常看得無足輕重。」（《人文中國》）中華文明的發展邏輯從內部限制了中國向海洋的發展。　　農耕經濟是一種和平自守的經濟。由此派生出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型的，因此中華民族較少有拓邊侵略的行徑。最能體現中國人防禦思想的是長城的修建。長城，不帶進攻性質，完全著眼於防衛。在歷史上，長城曾在一定程度上擋住了游牧民族的金戈鐵馬，但一旦入侵的游牧勢力離開長城腳下，長城的軍事價值就只剩下了心理方面了——它提供了一道抵禦外族侵略的心理「堤防」。漸漸地，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便鑄就了象徵長城精神的防禦思想，其特點是：求穩怕亂，不思變革；長於保守，拙於進取；注重防衛手段，缺乏出擊精神；推崇道德，輕視效率；安貧樂道，不冒風險。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不過也有少數野心勃勃的帝王進行過一些拓邊的嘗試，如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和唐太宗，都曾派精銳之師拓邊，但兵鋒所向主要是亞歐大陸的腹地，而進攻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更好的防禦。「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昌齡《從軍行七首》之四），正是當時熱血男兒向西北開拓時的悲壯豪邁的胸懷。值得一提的是，崛起於蒙古游牧民族而入主中原的元世祖忽必烈，曾派一支強大的艦隊遠征日本，儘管以失敗而告終，但卻堪稱是中華帝國大規模遠征海外的唯一一次嘗試。 　　從當時東亞地區的情況看，這個以農耕為主的的中華文化的發達程度遠高於周邊一些以游牧、漁獵為主的民族，可謂一枝獨秀。然而，在近似封閉的地理環境中，這種由文化優越感而來的自豪感不斷膨脹，最終導致了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畸形心理。自先秦以來，華夏民族便以居於世界的中心而稱自己為「中國人」，而對周邊眾族而蔑稱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這種「華夷觀」的形成極大地阻礙了中國超越大陸、走向海洋的思想和行動，也扭曲了中國與外域民族的平等交流的心態。秦漢以後，中國人便以地大物博炫耀於四夷，並作為征服「四夷「人心的一種外交手段。他們總認為，在物質上唯人有求於我，而沒有我求於人；在文化上唯我自大，對外來文化一般持「俯就我范」的態度。中華民族曾創造出了發達的遠洋航海技術，但在以農為本的統一帝國中，不但沒有給中國人提供走向海洋，走向開放的契機，反而成為加強「我族中心、自給自足」觀念和鞏固封建社會結構的工具。　　閉關自守到了明清兩朝，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當全世界不少國家開始全面走向海洋的時候，中國卻出現了與世界潮流相反相悖的逆向運動——海禁。明代洪武年間，禁止近海人民建造三桅以上大船下海與外國貿易，違者以謀判罪處斬。永樂年間，雖然有鄭和下西洋的盛舉，但民間海上外貿仍遭禁絕。「永樂間，以漁人引倭為患，禁片帆寸板不許下海。」（顧炎武《天下郡國利弊書》）後雖有所解禁，但嘉靖三十年後，因倭患再起，海禁亦隨之而來。清初康熙時，曾一度開放海禁，海上貿易得以興盛一時，但反對之聲卻不絕於耳。雍正以後，特別是乾隆年間，正式實行閉關政策，只允許廣州一口岸通商，並對民間海運限制日甚。一個泱泱大國面對並不十分強大的倭寇就嚇破了膽，只得築起海牆以御外敵——即在沿海岸從北到南廣設衛所並駐紮大批兵馬，嚴陣以待來犯之敵，但獨沒想到越出海岸，在大海中截殺倭寇。而一旦比倭寇強大多的西方列強挾堅船利炮梯海而來，海岸上那些所謂的堅固防禦工事便很快土崩瓦解，中華大門頃刻洞開。而與防禦外敵入侵相配套的海禁政策，更是因噎廢食的昏庸之舉。明清兩代，「封疆禁海」政策的實施，直接導致了中國與海外世界的隔絕，使中國的命運出現了歷史性的轉變，中國原本在十五六世紀出現的一些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得到鼓勵性的發展，它所需要的海外原料、市場，以及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和觀念等，都被「海禁」這個圍牆扼殺了。　　另外，中國古代城市的選址，也充分顯示出大陸民族的特性。中國城市的起源很早，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就已出現了相當規模的都市。此後，長安、洛陽、開封、南京、杭州、北京等先後發展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都市，而且這些都市幾乎都坐落在大江大河的兩岸。然而，唯獨海岸型城市，直到隋唐才出現，且久未發育充分。直到近代，當東南沿海被西方列強強行開闢為口岸後，才逐漸產生了全國性的濱海都會，如上海、天津、青島、大連等。在南歐與西歐，濱海型城市早在古典時代就已大批湧現。如古西臘人不僅在伯羅奔尼撒半島廣建濱海城邦，還在愛琴海東岸的小亞細亞海岸築了不少城市。如位於梅安河口的米利都，就是當時盛極一時的濱海商業中心，每天都有來自地中海、黑海沿岸的腓尼基與希臘船隻駛入，這些船隻不僅滿載各地的商品和貨物，而且帶來了大量外部世界的信息和科技文化知識。此外，希臘人還在地中海沿岸殖民地建設了一系列濱海都市，如拜占庭（今伊斯坦布爾）、馬利西亞（今馬賽）、那帕勒斯（今那不勒斯）、亞歷山大，這些都是南歐、北非古今沿襲的濱海名城。五　　中國人對海洋的觀念，也完全折射出中華文明主要是大陸文明，而不是海洋文明。　　中國人從未背棄過海洋，但也從未真正關注過海洋，海洋作為「化外之域」的觀念一直紮根於中國人的靈魂深處。那麼，中國人是怎樣看待海洋的呢？在古代中國人眼中，海洋是一個充滿黑暗恐怖的地方，認為「海」字，從水從晦。漢人劉熙《釋名》說：「海，晦也。」所謂晦，是指月朔或日暮，昏暗之意。晉人張華《博物志》也說：「海之言，晦昏無所睹也。」與此同時，中國人還把大海與苦難、兇險和荒蠻聯繫在一起，如把沉重的災難稱之為苦海，把北方西伯利亞荒涼不毛之地稱之為北海，把茫茫沙漠稱之為瀚海，等等。中國古代曾有「君乘而王，則海夷」的說法，意思說有了君子、好人做君主，海洋就不會泛濫成災。中國古人把海洋等同於災難所在，所謂「海夷不揚波」，即大海不起波浪、風平浪靜就是天下清平的象徵。成語中的「海宴河靜」，更是把平靜的海洋與不泛濫的黃河作為一種理想的生存條件。　　有人說，海洋神話是航海人童年的夢想，海洋神話決定了一個民族海洋文明的基調，體現了一個民族對海洋的理解和海洋活動的影子。世界各海洋民族中都有許多關於海洋的神話，比如日本神話中兩位海神伊奘諾尊和伊奘冊尊結合而孕生出日本島，這則開天闢地的神話表明了海洋在日本民族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再如古希臘神話中的海神波塞冬，具有狂暴的驚人的破壞力，這充分體現了古希臘人對海洋的理解，同時也是古希臘航海者富於冒險精神和浪漫氣質的曲折表現。在中國上古神話中，關於海洋的神話並不多，而且真正完整意義的神話只有對海外世界奇詭的描述。與此同時，神話傳說中的四海海神禺強、禺虢、不延胡余、海若，其形象相仿，且都是兇惡猙獰的。據《山海經》等文獻記載，北海之神禺強（是中國最早出現的海洋神），其形象是十分兇惡，且地處幽暗，掌管生殺予奪，實際上又是一位死神。上古神話中還有關於大禹巡海、海外異國的奇人奇事等故事，其中《山海經》中記載了大量海外世界的異國奇民的神話，比如其中記述了「灌頭國」、「長腳國」、「大人國」、「玄股國」等的生活情況，充滿了奇詭怪誕。這些神話折射出中國人對海洋的認識——即海洋是強大、兇險和變化莫測以及不可知的。即使像世人皆知的《精衛填海》神話（最典型的非海神神話：言炎帝之女女娃，失足於東海而被溺死。她死不瞑目，為了與溺死她的兇險大海進行抗爭，其靈魂化作一隻精衛鳥，每天銜著西山的木頭去填大海），它除了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和征服海洋的雄心壯志外，主要是體現了中國古人的心目中海洋觀——海洋是陰森可怖的死亡之所。及至唐宋，伴隨著中國海洋事業的發展和興旺，出現了新的民間海洋神話，最富有影響力的是海上女神天妃媽祖的故事，其主要內容是說媽祖女神經常顯靈，解救海上從事捕撈和運輸業的人們。這則神話表現的出無非還是人們對大海的畏懼心理以及祈求航海安全的心愿。　　在中國古代先民的自然崇拜觀念中，對水的崇拜之情相當濃重，但祭祀的對象主要是大江大河。先秦時期，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周官》）。出於對大海的恐懼和崇拜，中國古人也祭祀大海，但往往列於江河之後，「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禮記·學記》）。事實上，秦以前，經濟文化發達的中原人很少與海洋發生利害關係，因此人們祭祀的水神除了江河以外，就是湖、泉、井等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水體之神。直到秦朝一統天下後，隨著疆域的拓展，人們航海活動的增多，才開始祭祀海神。到了漢朝，海神才逐漸被提到了與內陸水神同樣的地位。這種河享有獨特地位而輕視海洋的傾向，完全出於人們的功利目的——對華夏民族來說，大海所能給予的恩惠遠遠小於江河；與此同時，古人對海洋的祭祀和崇拜，主要出於對這種自然力的畏懼。可以說，對海洋的畏懼是深深紮根於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心理之中的。　　中國人對海洋的敬畏心理與占統治地位的「四海」說相結合，乃有「海內」、「海外」之別和天涯海角之說。這種認識無非是把海洋與陸地的邊緣看作一道自然屏障，屏障之內是可觸摸的土地，屏障之外則是虛無縹渺、吉凶難測的未知世界。在這種意識的支配下，形成了中華民族封閉的「海洋地域觀」，對中華民族的活動範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海洋的畏懼使中華民族更多地在大陸上縱橫馳騁，而很少涉足海洋。長期以來，我們這個民族習慣於「臉朝黃土背朝天」，對蒼天厚土甚至貧瘠的不毛之地充滿了依戀，能夠做到寸土不讓；而對像藍天一樣廣闊、比土地更加肥沃的海洋或視而不見，或見而不識，或視而不用。中華文明之所以被稱為大陸文明，顯然與此有直接和重要的關係。　　這種重陸輕海、重河輕海的意識，也深深滲透到中國人的世界觀念和文化觀念中，並體現在文學、藝術等方面。中國古代詩文中很少論及海洋，既使涉及，也往往把大海視為神秘莫測、虛無縹緲和日月、神仙出沒的地方。「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書·君奭》）「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書·立政》），顯然以海際為天邊。《山海經·海內北經》載：「蓬萊山在海中，大人之市在海中。」（「大人之市」指海市蜃樓的自然現象）以後的蓬萊三神山的神話即源於此。「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把大海當成神仙居住的地方。直到今天，傳統的重陸輕海觀念仍烙印猶存，如我們長期所受的是「領土就是國土」的教育，從小就知道祖國國土面積為960萬平方公里，唯獨忽視了我國還有37萬平方公裡面積的內水和領海（根據《國際公約》，國家管轄海域除內水、領海外，還應該包括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按此計算，我國海洋國土面積約為300萬平方公里）。可以說，這部分海洋國土未被計入國土面積中是我國地理上的重大失誤。　　先秦諸子除莊子以外，也很少有論及海洋的文字。儒家的兩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都生活在離海不遠的鄒魯地區但他們對大海似乎無動於衷，偶爾也提到海洋，如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原來他老人家是在政治失意的時候才想到了大海，不過卻是把它當成了隱居避世的處所。孟子說：「觀于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難為言。」（《孟子·盡心上》）把遼闊無限的海洋當成了嘆為觀止的對象。道家的兩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老子和莊子，似乎對海的觀察和認識要過於孔孟，不過他們論及海洋也主要是為闡述自己的「道」服務。如推崇水「幾於道」的老子說：「江河所以能為百穀王，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穀王。」（《老子·第六十六章》）無非是借「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自然現象比況「道」之處下不爭、無為而無不為的特性。倒是莊子論及海洋的話不少。《逍遙遊》中，莊子為了表達其逍遙遊境界，以寓言的形式向我們展示了「大鵬圖南」的壯舉：北溟巨鯤，化為巨鵬，大鵬「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九萬里」（《莊子·逍遙遊》），遷徙於南溟。莊子以天地間最大的物象——大海和天空作為鯤鵬活動的舞台，拉開了一個無窮開放的空間，並以大鵬圖南的壯舉向我們展示了巨鵬開拓進取、超拔絕塵的精神境界。儘管莊子所謂的逍遙遊指的是精神、心靈的逍遙，但它給我們的啟示是十分深刻的。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在《秋水》中還向我們講述了一個河伯見大海的寓言故事：河伯看到自己浩蕩東流的樣子，十分得意，以為天下的水都不能和自己相比美；當它來到大海跟前，才發現自己原來是如此的渺小，於是發出了「見笑於大方之家」的感嘆。這似乎在隱約地在向我們昭示：人類文明的軌跡必然是從大河開始。但大河文明的長度就是大河的長度，而海洋文明不論是長還是寬，都是無限的。儘管莊子的所謂海洋意識是不經意間的，但並不妨礙我們今天為莊子的這些富有海洋文化般特徵的寓言賦予全新的內涵，也只有到今天我們才從另一個層次上讀懂了莊子這則寓言的深刻意義。　　秦漢以降，文人描寫、議論海洋的文字逐漸多起來，但大多著眼于海洋的神秘莫測，把海洋想像為吐星出月、神出怪匿的世界，充滿神異色彩。如東漢班固的筆下，海洋里的蓬萊、方丈、瀛洲三仙山，其上「風波薄其裔裔，邈浩浩以湯湯，指日月以為表，索方瀛與壺梁。……朱柴彩爛，明珠夜光，松喬坐於東序，王母處於西廂」，呈現出的是一派仙景。戰國至秦漢的許多帝王，都認定海洋中有仙人居住，有長生不老葯藏於其中，並不惜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去海上尋找仙藥。特別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更是派徐福等方士三番五次去尋不死葯，但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漢末曹操的《觀滄海》詩說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則是古人關於大海是吐星出月地方之觀念的體現。到了隋唐，那時人對海洋的認識依然停留在較低的水平，「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白居易《長恨歌》），仍然把大海視為神仙出沒的莫測之鄉。　　唐宋以後，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中國的航海業有了較大的發展，這時人們的海洋知識開始從朦朧逐漸趨於具體。元代宋元曾隨元朝龐大的航隊遠征日本，其長篇組詩《鯨背吟》將海上「碧漢迢遙」、「銀波洶湧」的景象和所見所聞用詩的形式描繪出來，堪稱當時海洋知識的總匯。明代鄭和下西洋堪稱是中華民族征服海洋的一次壯舉。鄭和隨行人員寫了大量關於航海經歷和海洋知識的著作，如馬歡的《瀛涯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志》、費信的《星槎勝覽》等，真可謂洋洋大觀了。然而，作為大河文明占絕對主導地位的中華民族儘管有著漫長的海岸線和日益豐富的航海經歷，但重陸輕海的觀念卻並未因鄭海等下西洋的壯舉而改變。直到近代，中國人的海洋觀和知識仍處在較低的層次，中國的航海事業因缺乏內在的動力，一直沒有得到大規模的開發和拓展。　　西方海洋國家對大海的認識則與中國人大異其趣。先哲黑格爾以地中海文明產生為例，稱其為「與海相連的海岸地區」。他認為大海對「海岸地區」的地中海文明的塑造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黑格爾看來，人類面對茫茫無限的大海，會同樣感到自己的力量是無限的，因而會激起無限的勇氣，去超越那被大海阻斷的有限陸地。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熱情洋溢地盛讚大海：「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里感到他自己的無限的時候，他們就會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同時也鼓勵人類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服在土地上，把它捲入無限的依賴裡邊，而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圈子……他便是從一片鞏固的陸地上，移到一片不穩的海面上，隨身帶著他那人造的地盤，船——這個海上的天鵝，它以敏捷巧妙的動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黑格爾不僅唱出了一曲西方人的海洋頌，也道出了海洋民族的稟性和特徵。　　「歷史的慘重代價是以歷史的巨大進步為前提的。」恩格斯道出的至理名言已為當代的文明史所證實。在東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和衝突中，中華民族在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之後，先進的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並在痛定思痛中進行了刻骨銘心的思考、比較、鑒別。創造了如此輝煌文明的中華文明為什麼衰落？西方藍色文明為什麼勃然興起？歷史在昭示中華民族，直覺在告訴中華民族，西方列強的強大，靠的是那片至大至闊的海洋。在浩浩蕩蕩世界海洋潮流面前，中國人逐漸掙脫了「河伯型」心態的束縛，開始重新認識海洋，重新認識世界。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最早認識海洋價值的先進人物之一，他在《地理與文明之關係》中唱出了一曲中國人的海洋讚歌：「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也。陸居者以懷土之故，而種種之繫纍生焉。試一觀海，忽覺超然萬累之表，而行為思想，皆得無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卻不可不先置利害於度外，以性命財產為孤注，冒萬險一擲之。故久居於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於大陸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銳……」可見，中華民族已有了全新的觀念面對大海，並開始打破封閉籬笆，勇敢地去擁抱海洋，走向世界。六　　需要說明的是，大河文明與海洋文明是一種互動的和互相借鑒的關係，而無從在整體上區分優劣。大河文明的主要特點是生命力頑強，而且在海洋（工商業）文明的盛期到來之前，一直居於主導地位。在人類早期歷史進程中，無論是最終棲息陸地的民族，還是走向海洋的民族，他們的最初以漁業為目的航海活動都是作為農業的補充而存在的。可以說，早期的海洋文明實際上都結胎、孕育於農業文明之中。一個民族究竟是海洋民族，還是內陸民族，它的文化形態是屬於海洋的，還是屬於內陸的，其本質區別不在於是否瀕臨海洋，也不在於是否有過怎樣的航海活動，而在於它是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生活，還是以海上航運、海外貿易為主要的經濟生活。與此同時，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可能只有一種經濟生活，往往是多種經濟形式交互出現。但最終佔主導地位的經濟生活決定這個民族的基本性格和文明基調。在中國封建時代，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即農耕文明的精耕細作，是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不衰的真正內在原因，歷史也就如此證明了中國封建社會中佔主導地位的農耕文明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　　中國人所生活的東亞大陸，雖然面臨著廣闊的海洋，但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生活，作用於中華民族性格和文化選擇，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農業文明逐漸佔據了主導地位。雖然也有海洋文明的出現，但一直沒有上升至主位。換言之，中華文明以農業文明為主流，海洋文明則是浪花一朵，居於從屬的地位。作為典型的大陸—河流文明，中華文明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曾執世界文明的牛耳。中國有農業和手工業，特別是紡織、造船、制瓷、造紙、印刷、火藥、建築等行業的成就，曾一度令世界各國望塵莫及。由此你不能不承認，大河文明創造了燦爛而持久的封建文化，維繫了長期的政治穩定。海洋文明的特點是發展和變化的前沿性的跳躍性，它活力強勁，有一種勃然而發的力量，可以在短期內迅速生長壯大起來。海洋文明是一種工商業文明，它需要有相當高的生產力水平作為生髮的前提，而且現代意義的海洋文明是從15世紀尤其是18世紀以來才得以迅速擴展的。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大海載著經濟文化之舟不斷衝破地域的壁壘，把各個民族推向不可分割的聯繫和交往之中。從17世紀起，歷史進入了「世界歷史時代」，也就是說，各國歷史的發展越來越顯示出彼此的互動性。海洋作為聯接世界五大洲的橋樑，歷史地承擔起推進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進程的重任。海外貿易和海軍歷史地成為世界時代的寵兒。　　未來的世紀更是海洋的世紀，未來世界歷史的流行色和底色是藍色：藍色的國土，藍色的海洋經濟，藍色的商船隊，藍色的海軍……在地球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危機和挑戰的今天，人類的明天和希望在海洋。海洋佔地球面積的71%，海洋正在成為人類第二生存空間，誰擁有海洋誰就擁有未來。海洋是一個巨大無比的資源寶庫，其中礦物資源是陸地的1000多倍，食物資源超過陸地1000倍。中國是一個海洋大國，中國擁有1.8萬多公里的海岸線，擁有約300萬平方公里的管轄海域，沿海島嶼6500多個，有4億多人生活在濱海地區，沿海地區GDP佔全國的60%左右，而且其所佔份額將越來越大。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將越來越多地依賴于海洋，中國的未來將與海洋息息相關且日趨緊密。不是有西方人發出這樣的詰問：誰來養活中國人嗎？我們要說，除了立足於曾經創造輝煌文明的廣袤大陸外，我們更要依賴於藍色國土——海洋，因為那裡有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的寶藏。海洋是交通的要道，它為人類從事海上交通提供了最為經濟便捷的藍色通道，中國要走向世界，必須充分藉助海上交通這一藍色的橋樑。在科學昌明、國際經濟一體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今天，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的振興，必須更新重陸輕海的傳統國土觀，樹立全新的海洋觀念，「以海為途」，以大開放的胸懷和氣魄走向海洋，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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