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董仲舒倫理思想淺析

論文關鍵詞:董仲舒　倫理思想　德治 論文摘要:董仲舒在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發展史上佔有及其重要的地位，他主張的「獨茸儒術」使孔子創立的儒學從諸子百家中突出而居統治的地位，其創立的三綱五常等倫理思想在中華民族中留下了深深烙印，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價值觀、人生觀。現代人對其倫理思想貶衰不一，作者從積極的角度論述了董仲舒倫理思想的的可取之處，這些思想在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乏借鑒意義。 董仲舒(前179~前l04)，董子，漢代思想家，政治家。為儒家倫理思想取得正統地位做出巨大貢獻。廣川人(今河北景縣)漢族。是西漢一位與時俱進的倫理思想家。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其哲學體系的基本要點，並建議「罷默百家，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採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倫理思想，建立了一個新的倫理思想體系。 一、德治與法治相結合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董仲舒則提出任德不任刑，不是說不要刑罰，而是說先德後刑，德重於刑。他提出的任德不任刑，依據之一是天地陰陽四季先陽後陰，先德後刑;其二是天地陰陽好德不好刑，統治者為政也要任德不任刑。這裡的德是指施以仁義教育，輕稅賦，節儉仁愛，任人唯賢。刑是指法律刑罰，刑獄誅殺。他將法家思想融人儒家倫理之中，使自己的倫理思想更趨完善。在國家的公共管理中，會面臨許許多多的矛盾。非對抗性矛盾，道德調節會發揮充分作用，有時可以優於行政和法律手段;但在對抗性矛盾中，道德調節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對抗性矛盾處於非對抗狀態時，道德調節可以充分發揮作用，反之在對抗狀態的非對抗性矛盾中和對抗狀態的對抗矛盾中，道德調節的作用會大打折扣，往往需要行政和法律手段調節。董仲舒看到了治理國家的兩個手段，以及他們的相輔相承異域同功的作用是很可貴的。在胡總書記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任德不任刑的觀點大有用武之地，對於減少各類社會矛盾，在全民族中形成團結友愛的氛圍，防止過多過濫的立法，建立穩定有序的社會秩序有積極意義。 二、防止個人的私慾膨脹，緩和社會矛盾 董仲舒認為，萬民之從利乃是出於「貪」性的自然趨勢，但「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就必然導致姦邪並出，「大亂人倫」，從而使「上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人慾之為情，情非制度不節。」又說:「正法度之宜，制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在今天的現實生活當中，如果每個人都是不擇手段追求物質享受，物慾橫流，那麼必然道德滑坡，世風日下，人們之間就會缺少誠信，物質再豐富也不能保證社會長治久安，這種社會生產力再發達也是畸形社會。防欲之說在今天還有生命力:現在提倡建立節約型社會，反對浪費，樹立科學發展觀。當人的慾望少時，對物質的依賴性就會降低，從而自然資源的破壞就會少，環境污染的程度將會減輕，緩和人和自然緊張的關係，其防欲思想在今天的環境保護中有積極意義，少貪圖物質享受，就會減少向大自然索取，有利於人和自燃和諧相處。還說:「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贏痔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貪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為此，他主張「制人以道而差上下，」「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優。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匾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這也叫「度制」以「制其欲，使貧富上下按地位等級各得其利。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共同富裕，雖然最終是實現共同富裕。為了發展生產力，現在只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必然導致貧富差距而引起貧富之間的矛盾，有些富者奢侈豪華，鋪張浪費，一些低收人者為生活辛苦奔波，以致於一些人憤憤不平，極端表現是一小部分人的仇富心理，某某富翁被殺不時見諸報端。如何處理好這些矛盾，讓富裕者不至於太貪婪，讓低收人者消除不安心理，更好的構建和諧社會，董仲舒「上下相安」說法給我們一些啟示作用。 三、道德實踐中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 在道德原則的範圍內，董仲舒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肯定了主體的靈活性即所謂經權之說。「經」就是道德原則，「權」即對原則的靈活性運用。例如，「禮」就有「經禮」與「變禮」，「變禮」是對「經禮」的權變。孟子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授之以手，權也」(《孟子·離婁上》)，講的就是「經」與「權」的關係。這個問題，在西漢公羊學家那裡討論得很多，董仲舒對此也作了發揮。《春秋·桓公十一年》載:「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祭仲是鄭莊公的寵卿。庄公卒，公子忽(即鄭昭公)立。宋欲立公子突(鄭厲公)，設計執祭仲，脅迫祭仲逐忽立突。祭仲應諾了宋的要求。《公羊傳》肯定了祭仲的行為，認為他「知權」。《公羊傳》說:「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況且，雖然暫時逐出，但仍有回來為君的可能，即使不能回國，無非是祭仲自己承受放逐之罪而已，但畢竟還是保存了鄭國。所以說，「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他認為，「經」與「權』，要遵循以下原則:第一，靈活性運用雖然不合乎道德，但是不違反更高層次的原則及其所反映的利益;第二，只有在事關生死存亡的情況下，才可以對原則靈活運用;第三，靈活運用道德原則不應以考慮個人的私利為重，對原則的靈活運用要有一定的範圍和條件限制。董仲舒認為，在不可以靈活的領域，堅持原則。在可以靈活的領域，靈活運用道德原則，是為了更高層次的道德。當今改革開放時期，新的倫理問題層出不窮，在遇到倫理窘態和困境時運用這種原則可以令我們豁然開朗，找到解決倫理衝突的途徑。 四、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董仲舒論及善惡人性，但他並沒有給人性的善惡下結論，而是說「性有善質而不可謂善」。董仲舒特彆強調善乃後天的教化，建議在國內設立教育機構，從而提出教而後善的人性論。在他看來，性和善有嚴格的區分。性是一種天生的資質，善則是人的後天遵循三綱五常，行仁義等，是通過教化而來的。因此，性乃先天的天性，善乃後天的人事。性中含有善質，但這只是一種未發的善，而不是一種已發的善。他把性比做禾，善比做米，來說明二者的區別。「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深察名號》)。但是，這種未發之善是對中民而言的，即他提出的性三品說:聖人之性，斗臂之性，中民之性。又說:「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臂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即聖人天生道德高尚，悟性很高，完全可以教導他人;而斗臂之人教導無益，不能被教導;唯有中民才可以教導，具有善的本性，可是他們往往不自覺，需要被教導向善。中民之性象迷途的羔羊，需要聖人引導教育。斗瞥之性即那些賊寇盜匪才是不可以教化的，這些人在數量上只是少數。他還認為，人性中有善有惡，如同天有陰陽，從惡到善唯一途徑就是為政者和聖人的教誨。他看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大多數人是可以通過道德教育提高道德水平，並且堅信人通過教育可以達到品德高尚。現行的道德教育的解釋也是現實生活中的道德上的先知先覺者，根據某些道德準則和規定，對被教育對象進行的一種有計劃組織的影響。道德教育在道德活動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能培育高尚的情操，影響人們形成內化的道德品行，協調社會關係，可以轉變社會風氣並行成良好的輿論導向。某種道德在何種程度與範圍被人們接受，道德教育實施的好壞是關鍵。缺少道德教育，道德與社會生活的結合是不可能的。道德教育可以將道德規範內化為內心信念，這是我們現在的道德實踐非常認同的。董仲舒的大多數人可以通過教育而提高道德水平的觀點，今天依舊可以被人接受。 董仲舒倫理思想在近代褒貶不一，筆者認為其倫理思想的合理部分完全可以被我們借鑒吸收，在今天社會轉型時期，新的倫理問題層出不窮，其倫理思想體系中的有益之處不乏啟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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