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與熙寧改革

司馬光與熙寧改革：宋朝中期出現的財政危機到宋英宗時期，已經發展得非常嚴重，當時財政總收入1.1億緡，支出1.2億緡，加上非常支出1億緡，有時虧空上億，雖然仁宗時期范仲淹的慶曆新政觸犯舊貴族的利益失敗，但變法依然是迫切朝政。司馬光與王安石都參與過國家財政管理，對財政危機都有切身體會，都主張改革，司馬光主張節流，當時財政總收入雖然比天禧年間的1.5億少，可是只要維持正常的1億開支，節約非常開支，基本可以保持收支平衡。而主張開源的王安石，雖然有的觀點是順應商品經濟發展，但是其執行中沒有依靠民眾支持，也不是像范仲淹新政那樣削弱反動腐朽的地主階級，而結果進步的政策反而成為腐朽階級盤剝人民的工具，就像陸佃說的，「法非不善，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不僅沒能改善宋朝的國家危機，反而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矛盾，很多勛臣和正人君子因為對變法中的問題有異議就被罷黜，使出現的危機也不能被糾正，加上與西夏等國的戰爭，與遼朝的邊境糾紛，宋朝的熙寧改革的失敗成為必然。司馬光在熙寧改革中的作用特殊，他的官職不高，比起其他反對改革的勛臣韓琦、文彥博、富弼等人，司馬光只是御史中丞，他在反對變法的同時，反對發起對西夏的戰爭，為此拒絕擔任樞密副使，戰爭不僅會擴大了非常開支，會加劇財政危機，損害了百姓的利益，正是這個原因使司馬光成為反對派的首領，呂誨臨終時囑咐他要挽救變法造成的危機，連韓琦都給文彥博寫信對司馬光拒命態度讚許，也勸他接受任命。樞密副使已經是副宰相級別，比司馬光當時擔任的官職高，他寧可降職永興軍，也不擔任使相，這是因為擔任了樞密副使後，就必須承擔指揮參與對外戰爭的職責，而司馬光反對戰爭而拒命，為此也贏得了百姓的愛戴，人們依然尊他為使相，稱他為真宰相。事實上歷史發展的結局也驗證了司馬光的預見，王安石的變法和對西夏的戰爭，不僅使國家出現嚴重的危機，北方被遼國割佔了七百里國土，同西夏的戰爭損耗巨大，遭受失敗，這些慘痛的教訓不僅使百姓對變法失去支持，也使司馬光的威望提高，成為人們寄託挽救國家危機的首要人選，也成為著名的元祐黨的首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