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魯克:人類在哪裡融入這個後現代世界?
今天,普遍的觀點認為,與人類行為有關的學科,例如心理學,已遺憾地落後於物理科學的發展。哎!這是一種錯覺。沒錯,我們還沒有獲得能使人類生活更美好的知識。我們還沒有學到足夠多的知識來實現人類自我控制,倘若有的話。但是我們已經學會如何使人類生活變得更糟糕。我們已經學會如何控制他人——如何奴役他們,毀滅他們和讓他們喪失人性。我們正在飛快接近這個程度,即這些將變成絕對的知識從而把有道德、有責任和有人性的人類徹底毀滅。我們今天幾乎足以知道如何將人類變成由恐懼和情緒來操縱的生物機器,沒有信仰,沒有價值觀,沒有原則,沒有激情,沒有自尊,總之,沒有人性。通過系統地恐嚇、教化、欺騙以及對刺激、獎勵和懲罰的系統操控,今天我們能夠摧毀人類,使他們變成野蠻的獸類。行為科學如果不能致力於實現人類自我控制,那麼它就與人類背道而馳了。行為科學如果不能確認人類是理性和精神的存在,那麼它就與科學背道而馳了。這樣的科學產生了毀滅性的後果,它們只能被濫用而沒有合法用途。但是這並不影響後果的效力。摧毀人類本性的知識或許比摧毀人類物質生活的知識對人類境況有著更大的影響力。眾所周知,人必有一死;每一個主要宗教都在預測人類的最終滅亡。但是,無論在何時何地開始反省時,人類往往宣稱人與純粹的動物是有區別的,也就是人的生活要不只是生理上的存活。秉持這樣的觀點,人類建立了自己的宗教、文化、文明、藝術、科學和政府——這個世界上的一切,它們並不隨著人類個體的死亡而消逝。兩千年來,基督徒對世界末日和反基督者的存在信以為真並將其作為啟示。現在,對世界末日的預見已成為過去。我們可以看到反基督者將所有人最公正的願望轉變為他的毀滅,而又將他的所有願望轉變為對人類的奴役。今天,一個嗜血如命的上校或者對雷達信號的一個簡單誤判都將使我們在一場噩夢和血雨腥風中、在一個不可挽回的時刻走向自我毀滅,我們誰不為這種知識感到震驚呢?1.控制權力除非我們學會控制知識所釋放出的這兩種新力量,否則人類將無法倖存。顯然,我們不能在生理毀滅中倖免。如果我們為逃脫生理毀滅而膽怯地摒棄人類本性和接受道德淪陷,顯然,人類將無法倖存,這樣至多只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延長我們的軀體生命。我們不能壓制新知識。我們只是擁有了它。實際上,今天每個國家都必須力圖進一步地發展它,不管他們多麼恐懼和憎惡它。壓制知識及對知識的研究往往是人們對「危險的」發現的第一反應,但這從來都無濟於事。我們甚至不能像過去經常嘗試的那樣力圖將知識限定於一小群的被傳授者、「再生」的僧侶階層或者在心理分析和安全調查的神秘儀式中被凈化過的人。相反,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人掌握這些知識,越來越多的人接受高級教育,越來越多的人能夠設計和建立全面物質破壞和道德破壞的方法。我們必須接受新知識這個現實;我們必須掌握它。我們必須從政治開始。新知識賦予政府的權力的確遠遠超越了——用《獨立宣言》的話說就是——「政府在人們之間組織起來」的目的。我們無論如何想像不到,摧毀人類竟是政府的合法權力。我們無論如何想像不到,將人類非人性化竟是政府的合法目的。而今天所有的政府都已經獲得了這些權力。因此,通向生存的第一步是通過剝奪政府的這些權力來重新使其合法化。很明顯,物質破壞的權力要比道德退化和人性泯滅的權力更容易。前者直接針對外國人——儘管今天它可能會摧毀外國敵人、中立者和本國公民。然而後者針對的是政府自己所管轄的公民。此外,雖然遠距離監控核武器可能很困難,但要遠距離監控施於人的精神的毀滅性力量根本就不可能。每個權力都和另一個一樣是反人類的,每個權力都和另一個一樣對人類生存構成重大威脅。對權力的控制和限制不能靠單方面裁軍來實現。它也不能靠這個或那個超級力量的霸權來實現;過去15年應該已經教育了所有的人,包括蘇聯,圖謀霸權甚至是威懾優勢都是妄想。我們需要法律來禁止所有政府使用這些新權力。這樣的法律必須以龐大而有力的政體約束為基礎,反過來,政體要求大國的多樣性,每個國家都足夠強大到能制定政策,每個國家都足夠統一到其內部是自由的程度,每個國家都足夠龐大到能發揮作用。但是這項任務也需要真正的國際機制來表達共同信念,即任何政府都不能被允許使用毀滅人類物質和道德的權力。這些政體必須能夠檢查並發現實情。但是它們也必須有真正的超國家權力,能夠對政府超越權力新限制的行為進行有效的立法調節。我從不幻想這是輕而易舉的。只有和只當西方世界能夠解決「新領域」任務時,這才似乎有些許可能。但這甚至應該成為西方世界人民和政府的目標和義務。就像廣播劇中的女主角一樣,我們可能在危機中跳來跳去求得生存。但是,每次危機都會比上次危機更糟糕,除非我們有目標。今天的目標只能是無例外地徹底否定政府擁有物質和道德的毀滅性力量,這些力量與任何合法目標相矛盾。然而,政治活動只是在拖延行動。如果道德價值觀和心智判斷融入政治活動,它甚至不可能成功控制潮流趨勢,儘管仍然必須做出嘗試。科學知識突破所產生的問題對人類存在的核心來說並非政治性的,而是精神的和純粹哲學的。它提出了一個問題:知識和權力的意義是什麼?因為知識和權力在生物屬性中是人類特有的,這個問題實際是:人類存在和人類精神的意義是什麼?這些問題與人類一樣古老。但絕對知識為之增添了新的緊迫性和新的深度。這都是純粹哲學的問題。「我們需要的」——因此答案會折返回來——「是回歸精神價值和回歸宗教」。今天的西方世界出現了宗教復興。這至少在30年前就開始了——或許在世紀之交的法國由夏爾·佩吉(Charles Peguy)開啟。我懷疑,為衡量宗教復興的嚴肅性和程度來計算去教堂的人數,這與記錄天使的計數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如此深刻地成為現代社會300年特質的對宗教的偏離和抵制傾向確實被逆轉了,至少目前如此。一個世紀後的歷史學家——應該會有人記錄下我們的宗教復興——很可能把回歸宗教視作我們這個世紀最有意義的事件和從現代向後現代轉變的危機的拐點。社會需要回歸到精神價值——不是要彌補物質而是要充足地生產物質。儘管大眾需求的實現還很遙遠,但今天可以承諾物質豐盈或至少物質自給自足。通過解除抑制人們需求的鐐銬——這曾經使錢財成為人類的主人而非僕人,經濟發展大有前景。我們利用物質財富的目的是什麼?考慮到人類大眾仍然生活在難以忍受的貧困中,像某些經濟學家那樣談論豐足經濟學還為時過早。經濟學家關注現實,而豐足離現實還很遠。但是,認真思考關於豐足的哲學和形而上學並非為時過早,因為哲學和形而上學處理的正是什麼能夠和什麼應該的觀點。人類需要回歸到精神價值,因為他需要同情。他需要所有高級宗教所分享的你我皆一體的深刻體驗。在恐怖、迫害和大屠殺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道德麻木的堅硬外殼或許是生存所必需的。沒有它,我們或許會屈從於麻痹的絕望中。但是,道德麻木也是嚴重的精神和心理疾病,以及嚴重的威脅。如果它得不到緩解,就會引發野蠻和迫害。我們知道,19世紀倫理上的人道主義並不能防止人類變成野獸。只有同情能拯救人類——哪怕為最寥寥的上帝的孩子奉獻綿薄之力也是我們自身的責任,這是我的心領神會,這是精神的領悟。每個人都需要回歸到精神價值,因為只有明確人並非只是生理和心理存在物,也是精神存在物,也就是上帝的創造物,為上帝的意志而存在並服從於他,唯有如此,他才能在人類今日之境遇中生存。唯有如此,個體才能明白,人類的瞬間物質毀滅帶來的威脅並未否定自身存在及其意義和責任。最重要的是,唯有如此,個體才能作為真正的人而存在。2.知識和人類存在但是,事情並不像「回歸宗教」這句鬥爭口號可能暗指的那樣簡單。我們所處的危機不只是個人道德問題,也是哲學信念問題。人必有一死,和從前一樣,今天這仍然足以讓我們理解和相信「那些被賜福的人都是從現在起為上帝而死的人」。儘管精神體驗是深刻的,但它本身並不回答絕對知識和絕對權力的新問題。西方世界將其出現歸功於對知識的認可。古希臘人教導我們,正確的知識通向正確的行為。這一說法暗含的兩點——人能夠獲得知識以及知識並非空洞的而是實際有效的——是西方特有的哲學觀。一千五百年後,西方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聖·波拿文都拉(St.Bonaventura)再次強調了這點。他的真理和現實觀成為現代科學的綱領。現代科學家會說,知識本身就是價值觀,因此它「中立」於其他價值觀。但是,這只是一個不同的術語;他仍然在重複著聖·波拿文都拉大約700年前所說的。然而,這在今天已不適用。聖·波拿文都拉以及後來的所有的知識和科學思想家都關注對知識的危害。這不是我們今天的問題;我們知道,我們不可能通過抑制知識來解決知識產生的問題。我們在關注知識的危害。僅在六七十年前,學習知識基本上是個人的事情;科學是為了知識而研究。不論我們是否喜歡它,今天的科學越來越是為了權力而研究。我們還沒有知識理念來應對人類存在的新現實。我們的傳統更加缺乏應對通過絕對知識獲得絕對權力的新現實的因素。總之,對所有的人類基本現實的權力,我們研究和知道得太少。政治學者總是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總體來看,哲學家和藝術家放棄了這一領域。理論學家和道德學家則質疑它。政治家關注權力的組織而非本質。其他人則只關心不要把它混淆到別的領域。然而它是什麼?它屬於哪裡?權力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類存在的必要。傳統方法純粹消極地力圖將權力從人類生活的真正重要領域排除出去。不過,即便權力只是野蠻暴力而已,這種純粹消極的方法也幾乎無法奏效,何況權力通常遠不僅是暴力。今天,權力的基礎是知識,而權力的本質是它變得絕對和全面的潛能。今天,我們的確需要有積極方法的權力哲學,它將權力視作現實和必然,它思考著權力的適當功能和正確目的。如果我們不知道權力為何而生,我們就說不出它的局限。如果我們不明確權力的適當用途,我們就阻止不了它的濫用。正是因為絕對權力如此鮮明地超越了它的界限,如此鮮明地被肆意濫用,我們需要知道權力的正當範圍和恰當用圖。權力不再獨立於人類的存在和社會目的;它已成為二者的核心。如果我們不能成功地使它服務於人類和社會的目的,它將會摧毀人類及社會。知識和權力——在傳統上以自身為目的——必須成為通向人類更高目的的手段。知識和權力必須以目的為基礎——這個目的超越了知識的真理和權力的榮耀。我們必須要求二者為實現目標擔負責任和在此目標之下自我控制、自我引導和自我限制。再沒有比新世界和昨日的現代世界之間的差距更大的了。正是在這裡,我們向作為行動和事件基礎的目的做出了最大的轉變。關於知識和權力,我們將從現代人對權力的宣稱最大限度地轉向對責任的新認可,而責任是自由的原則。我們不能再說「知識是真理」或者「所有的權力都腐敗」。我們必須接受新建議:知識就是權力,而權力就是責任。知識和權力自伊甸園以來就是困擾人類的問題。現在,它們正處於人類存在的核心。歸根結底,新時代發現的解決之道將決定它們的特徵和含義。如果這個方法不能解決問題,這將不僅是一個沒有星星照亮夜空的黑暗時代;這也很可能是人類的最後一個時代——即便征服宇宙也改變不了它。但是,如果新時代能成功解決這些問題,它將成為人類最偉大的時代之一。3.生活在重疊的時代現在,對後現代世界的報告可以作一番結論了。這份報告在樂觀主義情緒(如果不是狂熱的話)和憂鬱情緒(如果不是失去勇氣的話)的交替中進行。因為後現代世界是一個轉變的時代,也是一個重疊的時代,充滿了令人興奮的挑戰和機遇,也充滿了令人恐懼的巨大危險;還是這樣一個時代,將未知的陶醉與恐懼結合在一起,也將有待完成的新任務的挑戰與有待宣判的舊罪行的懲罰結合在一起。如果我強調了麻煩、問題和任務而非解決之道、答案和成就,我想這也正確反映出一個轉變和重疊的時代。是什麼將一個時代統一起來,又是什麼給了它特徵、勇氣和信心,這些幾乎不是答案,而是對麻煩和任務的普遍看法和對它們的確與這個時代息息相關的贊同。過去的成就是給老人們在爐火邊回憶用的,而未竟之業和需要逾越的障礙則是留給年輕一代——也是留給每個年輕人——的重要挑戰。今天,我們正在中途。我們大多數人仍把舊世界視作理所當然;但有件事情是確定的:逝者如斯夫。如果有樣東西我們可以預測的話,那就是變化。未來的幾年將是急劇變化的幾年,我們的觀念、我們努力的方向、我們應對的任務及其優先性,以及我們衡量成功失敗的標準都將急劇變化。新世界已經清晰可辨,這是本書的主題;描繪新世界的輪廓,這是本書的主旨。這樣一個時代並非舒適的、安全的和懶散的。這是一個無法控制的歷史潮流席捲每個人的時代。這是一個痛苦、危險和災難的時代——至多也就是一個醜陋、可恨、殘忍和野蠻的時代。這是一個戰爭、大屠殺和墮落的時代,一個嘲弄上帝和人類所有法則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沒人能對他所生活的世界、他所珍惜的事物以及對他來說如此顯而易見的價值觀和原則視作理所當然。那些沒有經歷過我們這個時代的特有恐怖的人們,那些從未經歷過全面戰爭、奴役集中營和警察恐怖的人們,不但要心存感激,還要心存仁慈和憐憫。但是,對在日常生活作為個人和公民的每個人來說,我們的時代也是一個新視角和新成就的時代、一個機遇和挑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每個人都在人類命運的戲劇中扮演著主角的替補角色。每個人都必須準備著在無告知的情況下接任主角,成為聖人和英雄或者惡棍和懦夫。在這個舞台上,偉大的角色不是用短長格五步詩體或英雄劇本中的亞歷山大式詩體寫成,他們是用散文體寫成——來自日常生活、工作、公民身份、同情心或缺乏同情心、堅持非大眾原則的勇氣,以及對認可殘忍的和道德麻木的時代的不人道的拒絕。在一個充滿變化和挑戰、新觀念和新危險、新領域和持久危機、痛苦和成就的時代,在一個像我們這樣重疊的時代,個體既是無能為力的也是無所不能的。如果他認為能夠強加自己的意願和掌控歷史的潮流,那麼他就是無能為力的,無論地位有多尊貴。如果他知道自己要擔負的責任,那麼他就是無所不能的,無論地位有多低微。本文摘自德魯克著《已經發生的未來》(東方出版社)信息時代決策者們必讀的6本德魯克專著《養老金革命》《已經發生的未來》《德魯克看中國與日本》《管理新現實》《後資本主義社會》《變動世界的經營者》德魯克的2本經典小說《行善的誘惑》《最後的完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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