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的中國故事 動人的中國旋律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情與世情的這種相互聯動的對應關係，不僅深蘊於文學的歷史演進，也內含於文學的年度發展；不僅呈現於整體文學的運行狀態，也體現於作家個體的創作表現。

　　進入新世紀以來，文學創作在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持續發展。在社會生活與文化生活的聯手推導下，文學創作在年復一年的依流平進之中，也在每個年度呈現出不盡相同的特色。

　　就2016年來看，各式各樣的題材中，直面當下社會現實的傾向更為突出，各顯其長的寫法中，切近日常生活的敘事更為彰顯。特別是2016年的長篇小說創作，在內蘊營構上更具現實性，在形式表現上更有故事性。這種現象也可解讀為：作家們在創作中，既高度注重緊貼時代的深層變異，感應生活的脈動，以使作品更接地氣，更具生命力，又密切注意切合廣大讀者的閱讀口味，以使作品更有人氣，更具輻射力。這一切，都可概括為，我們的作家，越來越重視以自己的方式講述精彩的中國故事，當下的文學創作，也越來越在獨特的中國故事中回蕩著動人的中國旋律。

鄉土中國的深層變異

　　鄉土題材長期以來都是長篇小說創作的重點，但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到來，傳統的鄉村生活已不復存在，置身其中的人們經受著巨大的精神陣痛。這種由內到外的深層變異，使作家們在認識和把握新變中的鄉土現實時，面臨著極大的挑戰。

　　但在2016年，作家們面對生活與創作的難題，迎難而上，銳意開掘，或以曲婉的故事探悉生活深處的奧秘，或以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揭示表面事象背後的人文底蘊，使得鄉土題材經由他們的生花妙筆重現新的活力。

　　賈平凹的《極花》的主人公是從農村來到城市的女孩胡蝶，她靠母親撿垃圾維持生計。當她自認為已變成了城市人的時候，卻在出去找工作時被人販子拐賣了。被拐賣的胡蝶，並沒有輕易認命，而以無言的沉默拚死地抗爭著，但她又在這一過程中見證了黑亮一家因買她而傾其所有以及圪梁村人因缺失女人而殘缺的人生。她後來雖然被公安部門營救出來，卻又最終回到了圪梁村。作品既寫了拐賣對於胡蝶人生的無情改寫，也寫了鄉民面對兩性失衡的無奈。

　　付秀瑩的長篇小說處女作《陌上》，沒有連貫性的故事，也沒有貫穿性的人物，但散點透視的敘事，卻使作品在家長里短與恩怨情仇中，交織著對於鄉村傳統倫理的依戀與叛離、鄉村內在秩序的破除與建立，以及鄉村女性的生存智慧與心靈隱秘等諸種意蘊。在《陌上》里，當芳村的風雨撲面而來的時候，我們總能感受到撲面而來的大時代的氣息，芳村那些男男女女的隱秘心事，也是鄉土中國在大時代里的隱秘心事。

　　李鳳群的《大風》，以一個家族四代人七個人物的不同敘述視角，勾畫出60年間家與國的演變情景。作品寫法上眾聲喧嘩的多聲部敘述，既讓不同的人物最大限度地表述自己，也讓相互交織的故事具有了不同的側面與稜鏡，而由此映射出來的，是家族中的每一個人在他鄉與故鄉間的數十年遷徙中，尋找著安身立命的精神所在，探尋著改變個人命運的可能。可貴的是，作者不只寫了人在「大風」中的搖擺與無奈，還寫了人在「大風」之中的堅韌和頑強。

都市中國的新生氣象

　　中國當下的都市，既有市場的伸延、樓房的興建、地界的擴大，更有務工者的進入、大學生的擇業，這種都市中的新興群體的生活情狀與生存現實，不同階層人們的相互碰撞，不同追求的人們的相互競爭，以及有得又有失的都市生活，有喜又有憂的都市故事，構成了當下中國故事最新的篇章。

　　因為角度不同，作家們在描寫當下都市生活上，也差異互見，各有千秋，而這也構成了都市文學在藝術表現上的樂曲連彈與樂章交響。

　　王華的《花城》中，花村女青年苕花、金錢草抱著改變命運的美好意願進城打工，而花城這個城市不僅冷若冰霜，而且固若金湯，使得她們因為身份問題只能蝸居於城市的邊緣，她們的生計與安全得不到保障，婚戀問題更是步履維艱。她們沒有輕易認命，雖然日常生活過得簡單湊合，但始終堅守人生原則，這為她們艱窘的打工生活，增添了額外的艱難，也保留了應有的尊嚴。

　　溫亞軍的《她們》，主人公是共同租住在京城一套公寓樓里的三個年輕女性：秦紫蘇、高靜嫻、夏忍冬。她們帶著不同的經歷、不同的嚮往，在那個相對狹小的空間里碰撞、交織、演繹。雖然生活中的沉重感，擠壓著三個女性的青春活力，但她們卻以小博大、以柔克剛，儘力適應都市的生活，並努力導引著自己的生命去除浮虛與迷離，向著本真與平淡回歸。

　　焦沖的《旋轉門》，主角是北京姑娘何小晗，故事是她有一搭無一搭的交友與愛戀。但由何小晗的人際交往與兩性愛戀，作品卻漸漸展現出一個都市白領難以遂願的追求與並不順遂的人生。是生活太複雜，現實太冷酷？還是個人慾望大，生活能耐差？似乎都與此有關，又似乎需要細加分辨。作品從都市白領一族，透視了看似光鮮的人們背後的身心傷痛，同時又揭示了不甘於現狀的人們左衝右突的人生追求。

　　路內的《慈悲》，由普通工人水生的人生經歷，講述了一個國有工廠在蛻變中經歷的種種窘境：因為工人們收入微薄，需要爭取困難補助以補貼家用，而為了得到為數不多的補助，他們各顯其能，不擇手段，弄得人際關係頗為緊張。而在時代更替之後，市場經濟在帶來新活力的同時，也帶來新的社會問題，如水生這樣的普通工人，只能以深懷慈悲的隱忍，回望過去和面對現實。個人化的故事的背後，有時代的濃重身影，更有情懷的堅韌持守。

歷史中國的精神脈息

　　長篇小說中，有不少作品是寫過往生活的，這種或遠或近的往事書寫，雖非歷史題材，卻充滿各具內涵的歷史感。2016年的長篇小說中，這種史事寫作還表現出一個鮮明特徵，這就是作家們不滿足於依循傳統的觀念與寫法，去詮釋共識性的歷史常識，而是從個人化的角度、個性化的視點，去著力揭示歷史中的人文遺迹與精神脈息，以獨特的人性蘊含與人情冷暖，讓冰冷的歷史復現其原本應有的溫度。

　　方方的《軟埋》似乎是在引導讀者去發現一段被掩埋的歷史，在這一過程中，指向的卻是人性本身。尤其是不斷隱沒又最後彰顯的「軟埋」的殘酷事實，更是托出了意味深長的意象性的概念。這部作品的主題超越了歷史與文學，具有一種倫理與哲理的深刻意義。

　　格非的《望春風》以一個少年的視角狀寫一個村莊在時代發展中逐漸變化的全過程。主人公「我」自小與身為算命先生的父親相依為命，在父親自殺之後，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兒，這個身份讓他成為觀察村人各種事端最好的旁觀者角色。在「我」的眼裡，村子裡的人們既有著千絲萬縷的人際關係，又因為這些人際關係而在某種方面達到了微妙的平衡和內部和諧。行雲流水的敘事，波瀾不驚的故事，都在自然而然地展示著中國江南農村特有的民俗風情和自有的內在秩序。

　　王剛的《喀什噶爾》是一部回憶體的長篇小說，作品經由「我」——一位「很愛說話的少年」的口吻，憶述「我」在特殊年代的青春成長。作品中，主人公青春期的不安、無法排遣的孤獨感以及寂寥又清新的南疆城鎮風情，都被和盤托出。因此，一個少年所生活過的新疆，就以活色生香的方式呈現出來，並以喜憂參半的混雜況味，令人可觸可感、可歌可嘆。

　　2016年值得關注的長篇小說，還有很多，上述主要是從現實題材和寫實角度所進行的觀察，難免掛一漏萬。但由這樣一個簡要的描述可以看出，我們的作家，無論是名家還是新秀，都有不負時代的堅定追求，都有不負自己的卓越表現，這種文學主體精神的凸顯與高揚，比作品本身更讓人為之興欣和鼓舞。

　　（白燁，作者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