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與「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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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8——紀念五四運動及杜威來華講學九十週年1919年年初，杜威教授和他的夫人阿麗絲離開美國到東方旅行。本來是純粹為了消遣的一次旅遊，可是在他們從舊金山啟程以前，東京帝國大學就有電報給杜威，請他作一系列的講演，他答應了。以後，他又接受了日本其他學術團體的邀請，增加了很多講演場次。杜威的東遊是個很好的契機，於是中國有五個學術團體聯名請他。當時雖是北洋政府統治，但是民間學術社團與外國人交往卻無任何限制。五個教育團體請他到北京、上海、南京和其他幾個城市講演，他也接受了。發起這件事的是胡適、蔣夢麟、陶行知等杜威的及門弟子，代表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知行學會等五個團體。4月底，胡適專程從北京到上海去歡迎杜威夫婦。杜威夫婦是在1919年4月30日到上海的。5月2日，胡適便在上海講演杜威的實驗主義，這是應江蘇省教育會的邀請，先作杜威哲學通俗性的疏解，以為杜威正式開講的導啟。5月3日，胡適給蔡元培寫信，説:杜威博士夫婦於三十日午到上海，蔣(夢麟)、陶(行知)與我三人在碼頭接他們，送入滄洲別墅居住。這幾天請他們略略看看上海。昨晚上我在教育會演講實驗主義大旨，以為他明日講演的導言。……五日他去杭州遊玩，蔣夢麟陪去。……在杭州約住四五日，只有一次講演，回上海後，住一二日，即往南京。大約三星期後，即來北京。哥倫比亞大學似尚無回電來，昨晚與夢麟商量，可否請先生商請教育部發一正式電去，電稿另紙錄呈，請先生斟酌施行。……我送杜威先生行後，即回京，約星期三、四到京，請先生告知教務課，續假兩日。(《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5月8日)杜威夫婦原來打算過了夏天就回美國，後來他們變更了計劃，決定在中國留一整年。這是由於五四運動大大地引起了他們的興趣，他們要看一個究竟。哥倫比亞大學准予杜威教授一年的假，以後，假期又延長到兩年。所以，他在中國的時間總共是兩年又兩個月，就是從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杜威夫婦對於那次五四學生運動感到濃厚的興趣。杜威小姐(AliceC.Dewey)在《杜威夫婦書信集》("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Jan.1920)的序裏是這樣寫的:「為爭取統一、獨立和民主而發出的熱烈奮鬥，正在中國展開，這一奮鬥，迷住了他們，使他們改變了計劃。原來的計劃，是預定1919年夏天就回國的。」為了幫助今天的讀者理解當年的五四事件何以對一位美國思想家産生那樣大的魅力，就有必要把五四運動和它波及全國的影響，重述一個大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到幾個月，巴黎和會在討論和約最後部分的若干條款。因為德國是戰敗國，所以，中國人的希望是想在和會裏靠威爾遜的十四點理想把若干不平等的國際待遇糾正過來。但是，到了1919年5月初，中國得到了確實報告，説是威爾遜總統對於中國所提出的山東問題的要求，已經無能為力了。中國所要求的，是收回德國在山東的租界及一切經濟利益，可是日本竟蠻橫無理地要繼承德國在山東的租界及一切權益，無視中國的戰勝國及宗主國地位。由於日本代表團的霸道作風，在和會上的胡攪蠻纏，迫使會議決定將山東問題交由日本與中國直接談判。這樣一來，中國的代表團沒有辦法；中國政府沒有辦法；中國人民失望、灰心，但是也沒有辦法。5月4日是個星期天，北京所有的大專學校和中等學校的學生召開了一個大會，抗議巴黎和會的決議，並要求政府訓令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拒絕這個決議。這件事完全是青年們愛國心的自動爆發。它是一代青年干預國是及國際事務的愛國之舉。學生大會，經過一番激昂的演講，通過一些決議以後，接著就是示威遊行。當時因親日政策而聲名狼藉的外交部長，他的住宅被示威的群眾衝進去，在座的駐日公使被毆打。在混亂當中，有人放火把房子燒了起來，這把火，或許是為要嚇走示威的群眾而放的。後來學生們在返回學校的途中，有許多人被捕了。這就是九十年前5月4日所發生的事件。北京學生運動的消息傳播開來，各地的學生和其他各界的人馬上響應，形成了一個全國的運動。這時候，杜威夫婦還在上海。6月初是學生運動最高潮的時期，杜威夫婦到了北京，親眼看到成千成百的學生在街頭演講，宣傳抵制日貨，挽回權利。6月5日，杜威夫婦在寫給女兒們的信裏説:「此刻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們聽説，大約有一千左右的學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學已做了臨時"監獄』，法學院的房子已關滿了人，現在又開始關進理學院的房子。」同一天晚上，他們又給女兒們報告一個最驚人的消息:「今天傍晚，我們從電話裏知道，把守北京大學周圍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們住的帳篷也都拆掉了。接著，在那裡面的學生們開了一個會，決議要質問政府能不能保證他們的言論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證言論自由，他們就不離開那裏。因為他們是打算還要講話的，免得再度被捕又關進來。這些學生不肯離開這個"監獄』倒給政府很大的為難。」據後來杜威夫婦的解釋，政府這樣丟臉的屈服，是由上海的商人為抗議成千的學生被捕在前天罷市了。他們在信中説:「這是一個奇怪的國家。所謂"民國』，只是一個笑話。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們更民主些。這裡有完全的社會平等，但婦女除外。議會，十足地是個虛幌的滑稽劇，但自動自發的輿論，現在這樣，卻有異常的影響力。」6月16日杜威夫婦寫回家的信，説是三個親日的高級官員已經辭職，學生罷課已經停止了。6月20日，又告訴他們的女兒:順便説一下，我發現我上次把這裡學生們的第一次示威活動比作大學生們的起鬨鬧事，這是有欠公允的；整個事情看來是計劃得很週密的，並且比預計的還要提早結束，因為有一個政黨不久也要舉行遊行示威，學生們怕他們的運動(在同一時間內進行)會被誤認為被政黨利用，他們希望作為學生團體獨立行動。要使我們國家十四歲多的孩子領導人們展開一場大清掃的政治改革運動，並使商人和各行各業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們的隊伍，那可是難以想像的。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轉引自周策縱《五四運動》106頁，1999江蘇人民出版社第一版)7月2日，他們在家信上寫道:「這裡的政治氣氛又緊張了。據説中國代表團沒有在和約上簽字。」兩天以後，他們又這樣寫:「中國不簽和約，這件事所含的意義是什麼，你們是不會想像得到的。不簽約這件事是輿論的勝利，而且是一些青年男女學生們所掀起的輿論。」這些家信中的消息，都是杜威夫婦到北京以後初期的觀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這個「奇怪的國家」對於他們具有一種奇怪的魅力。他們決定在中國多留些時，起初是預備一年，最後是兩年又兩個月。中國當時二十二省，他們到過十一省:華北四省、華中五省、華南兩省。在杜威來華的前一個月，主持歡迎杜威講演的團體要求胡適把實驗主義的發展作一個有體系的公開介紹。胡適接受這個要求，在北京做過四次講演。他從皮爾士(Charles　S.Peirce)和詹姆士(WillamJames)講起，特別著重在杜威。此外，對於杜威教育哲學的介紹，也有一系列的文章在上海發表。主編人是蔣夢麟。他是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的學生。杜威的講演，都經他的弟子們當場翻譯成中國話。他在北京和山東、山西兩省的講演，都是胡適翻譯的。杜威在北京的幾種長期講演，胡適等也挑選了幾位很好的記錄員，把全篇講詞記錄下來，送給日報和雜誌發表。當時經各報刊全文刊登的講詞總共有五十八篇，後來結集出版成著名的《杜威五種長期演講錄》單行本，大量發行。在1921年杜威離開中國以前，已經出版到第十版。以後幾十年，也不斷再版，直到1949年以後禁毀掉為止。五大講演的題目可以使我們看出當時杜威所講的是些什麼問題。一、近代教育的趨勢三講。二、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十六講。三、教育哲學十六講。四、倫理學十五講。五、思想的派別八講。除此之外，他在北京的講演還另有兩種:一、美國民主政治的發展三講。二、現代的三位哲學家三講。(三位哲學家是詹姆士William　James，伯格森HenriBergson和羅素BertrandRussell。這三次講演，是因為1920年羅素也要到中國來講學，所以特地請杜威預先給羅素作點介紹。)他在南京的講演，包括三種:一、教育哲學十講。二、哲學史十講。三、實驗的倫理學三講。杜威的演講，由於五四的因緣，由短期而長期，從而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在中國造成了廣泛的影響。杜威的倫理學理論認為，思想並不是一種消極的活動，不是從一些沒有問題的絕對真理去作推論，而是一個有效的工具與方法，用以解決疑難，用以克服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難。杜威説，思想總是起於一種疑惑與困難的情境；接著就是研究事實的真相，並提出種種可能的假定以解決起初的疑難；最後，用種種方法，證明或證實哪一種假定能夠圓滿地解決或應付原先激起我們思想的那個疑難問題或疑難的情境。這就是杜威的思想論。從這個思想的概念，很自然地會産生兩個明顯的係論來。第一，人和社會的進步，靠的是積極地運用智慧以解決一些真實而具體的問題，而不是什麼主義或口號。杜威説:「進步總是零零碎碎的。它只能零賣，不能批發。」這種觀念來自他的實驗主義哲學。實驗主義的思想背景(當年)是三百年來的實驗科學(迄今已四百年)，是一百年來的生物科學(迄今已二百年)，也就是「生物進化論」。生物的進化是天然的演化過程。實驗主義認為所謂進步，所謂演進，並不是整個籠統地突然而來的；是由一點、一滴、一尺、一寸、一分的很微細變遷而來的。杜威不相信突變與進步能夠兼得，所以他的社會哲學就是主張以「零售的生意」的方式，改善人類的生活的進步。而中國的激進思想偏相信天翻地覆的變革可以在一夜之間帶來全面的進步。前蘇聯經過七十多年激進的實踐，沒有造成進步而解體，就是最具有檢驗説服力的證明。第二個係論是説，在合理的思想過程中，所有的理論，所有的學説，統統不能看作是絕對的真理，只能看作是有待考驗的假設，有待於在實用中加以考驗的假定；只能看作是幫助人類知識的工具和材料，不能看作是不成問題、不容考據的教條，因而窒息了人類的思想。杜威在北京講演「道德教育」的時候説:「要經常培養開闊的胸襟，要經常培養知識上誠實的習慣，而且要經常學習向自己的思想負責任。」杜威是一個重視藍領階級利益和教養的思想家。但他不鼓動藍領階級去掀翻整個舊世界。他對藍領階級的關注體現在他的教育哲學裡，表達在他的《平民主義與教育》一部書裏。他認為平民主義政治的兩大條件是:一、一個社會的利益須由這個社會的所有成員共同享受；二、個人與個人、團體與團體之間，須有圓滿的自由的交互影響。杜威主張平民主義的教育須有兩大條件:第一，須養成智慧的個性(Intellectual　individuality)；第二，須養成共同活動的觀念和習慣(co－operationinactivity)。「智慧的個性」就是獨立思想，獨立觀察，獨立判斷的能力。平民主義的教育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使青年人能自己用他的思想能力，把經驗得來的意思和觀念一個個地實地證驗，對於一切制度習俗都能存在一個疑問的態度，不要把耳朵當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裏糊塗認作自己的思想。「共同活動」就是對於社會事業和群眾關係的興趣。平民主義的社會是一種股份公司，人人都有一份，不排斥某一部分人，所以平民主義的教育的第二個條件就是要使人人都有一種同力合作的天性，對於社會的生活和社會的主持都有濃摯的興趣。這樣就否定了把一部分社會成員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就能造成社會飛躍的進步邏輯。杜威在各城市作了一年的公開講演以後，第二年主要的是作為北京大學的客座教授，向高級班的學生直接用英語講學，不用翻譯。其餘的時間就在北京和南京的高等師範講演。那時候，北京、南京、蘇州和上海等地，創辦了幾所「實驗學校」，其中有的就叫「杜威學校」，像南京高師所附設的實驗學校就是。杜威對這些新辦的「實驗學校」很感興趣。杜威夫婦於1921年7月離開中國。1922年10月，全國教育會在濟南開會，對於國民學校的制度與課程經過一番嚴密的討論以後，加以徹底的修正。1922年新學制第四條規定:「兒童是教育的中心。兒童個性的發展，在創立學制時，應予以特別注意。嗣後，中等和高等學校，必須實行選科制。所有的小學，編級與升級必須實行彈性制。」1923年的新小學課程和1929年的修正課程，也都是著重於「兒童是學校中心」這個觀點。在這些地方，都能反映出杜威的教育哲學對於中國教育的影響。當杜威離開北京，起程歸國的時候，胡適寫了一篇《杜威先生在中國》的短文，為之送行，登在《東方雜誌》和《民國日報覺悟》上。他説:「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我們可以説，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四十年後，1959年7月16日，胡適在夏威夷大學作英文講演，講題就是《杜威在中國》。他從1954、1955兩年中大陸用三百萬字的寫作來批判胡適的思想，清算杜威哲學的流毒中，窺見到杜威--胡適實驗主義滲透到中國文學、語言、歷史、哲學，乃至自然科學等方面的影響之深且久。胡適在1962年初就去世了。令胡適萬萬沒有想到的料到的是，在他死去十六年以後，即1978年，中國開展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全國大討論，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思想方法的哲學命題，其思想資源就是直接來自杜威的實驗主義。胡適在1921年7月11日為杜威送行寫的《杜威先生在中國》的短文中，總結"實驗主義"的精義，簡析"實驗的方法"，他説:實驗的方法至少注意三件事:(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説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説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實驗"/"實踐"，"試金石"/"檢驗"，五十七年(1921－1978)以後僅僅替換了兩個同義詞(或近義詞)，卻成為發動思想的動力，破冰開航，使改革開放之艑鼓風而駛，沛然莫之能禦，迄今三十年而舉國受惠無竟；這樣的哲學方法的影響，難道還不深遠重大麼？胡適當年説:"我敢預定:杜威先生雖去，他的影響仍舊永永存在，將來還要開更燦爛的花，結更豐盛的果！"他八十八年前(1921－2009)的"預定"，沒有説誑！(程巢父)(本文所據主要文獻:胡適《杜威在中國》，夏道平譯，《胡適講演集》中冊，台北胡適紀念館1970年出版)杜威1919年杜威訪華時合影。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愛麗絲、杜威；後排左起:胡適、蔣夢麟、陶行知、張作平。

文章來源: 文匯讀書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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