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主文譎諫、移風易俗之典範【關小彬 】

　　《詩經》作為中國文學的源頭之一，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同時，作為儒家經典，《詩經》在中國歷史上尤其是漢代，其影響並非僅此而已。

　　經學至漢代由昌明走向繁榮。不過，這一局面卻差點因秦始皇「焚書」而被扼殺於未萌之際。據《史記·儒林列傳》記載：「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詩經》作為儒家六藝之一，秦火之劫勢不可免。

　　所謂的「焚《詩》、《書》」，是指在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國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於博士官的民間私藏《詩》、《書》也限期燒毀。同時規定，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死，以古非今的族滅。這對先秦以來的學術傳統造成了幾乎致命的打擊，經學所受的衝擊尤其明顯。直到漢初，這一政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仍然十分突出，所謂「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並非危言聳聽。

　　直到漢惠帝時，廢除了秦代以來的「挾書令」，才又出現了「儒者肆然講授，經典浸興」的局面。不過，這時的經學還遠未從秦王朝的打擊中完全恢復。以《詩經》來說，「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由此可見，漢代的《詩經》學是在何等慘淡經營之下才得以恢復的。

　　當時，「《詩》始萌牙（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漢書·楚元王列傳》）就《詩經》來說，這些先師分別是申培、轅固、韓嬰和毛公。他們開創了後世所謂的魯、齊、韓、毛四家《詩》，並且在政治生活、風俗文化等方面對漢代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詩經》對漢代政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被作為諫書以諷諫君王的方面。據史籍記載，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人們十分重視經學的作用，「以《周易》決疑，以《洪範》占變，以《春秋》斷事，以《禮》、《樂》服制興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出使專對，謂之以經術為治術」。（魏源《默觚》）這種在今天看來難以置信的「以經術為治術」的為政之道，正說明了經學在漢代社會中所處的權威地位。《詩經》在這種從政方式中，扮演的是一種諫書的角色。

　　據《漢書·王式傳》記載，王式為昌邑王師，自稱：「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像王式那樣，以《詩經》作諫書的例子在漢代並不少見。王吉、龔遂、匡衡、劉向、翼奉等人都曾在奏疏中稱引《詩經》進行諷諫。這種諷諫方式，正是對《詩經》「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之作用的最好註腳。

　　政治生活之外，《詩經》於風俗文化方面對漢代社會的影響更加深遠。在漢人看來，由《詩經》可以考察各地民風，更可用《詩經》來移風易俗。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貨志》中也說：「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在班固看來，《詩經》之編纂，乃是由於自古而來的采詩制度：採集民間歌謠，用以作為統治者體察民俗風情、了解政治得失的重要參考。

　　因此，漢人常以《詩經》作為考察各地風俗文化的重要標準。除了考察風俗，《詩經》在移風易俗方面同樣有著十分神奇的功效。所謂「百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風俗文化一般帶有地域性且有著相對穩定的特徵。所以，移風易俗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毛詩序》中卻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在《毛詩序》的作者看來，《詩經》的作用幾乎是無所不能，甚至可以感天地，泣鬼神。因而，用《詩經》進行教化，便可以維繫人倫，使得風俗淳美。王式等人以《詩經》為諫書，正是因為在漢人看來，《詩經》具有「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作用。

　　《毛詩》本是興起於漢代河間國的古文經學，經河間獻王提倡，先在趙地傳授，此後終漢之世一直流傳於民間。然而，《毛詩》作為河間獻王「修興雅樂以助化」的舉措之一，其影響卻非同尋常。史載河間獻王以所集《詩》樂獻於朝廷，獲得當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人的認可，並且贏得了民間的稱讚：

　　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於今稱之。（《漢書·禮樂志》）

　　由「民到於今稱之」，可見河間獻王以《毛詩》「助化」的舉措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這也說明《毛詩序》中所言的「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並非僅僅是傳《詩》者的理想，而是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經常見之於各種典籍中的「溫柔敦厚，《詩》教也」，正是《詩經》文教功用的體現。

　　實際上，《詩經》於政治、文化方面所具有的這些作用，並非漢代人的發現。早在孔子之時，就已經十分重視《詩經》的教化作用。孔子曾經說過：「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漢代《詩經》的教化功用在歷史上被最大限度地發揚光大，正是源自孔子以來的《詩》教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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