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現狀及其問題

——王鴻生教授2006年4月11日在上海財經大學的演講

今天，我要講的是三個問題：一、漢語敘事文學的歷史。因為我們要了解長篇小說的現狀，必須回到歷史的脈絡中去；二、近25年來長篇創作從復甦到勃興的發展軌跡及其意義；三、關於創造「偉大的中國小說」的若干問題。這裡，首先要作個說明，「當代中國長篇小說」這個概念主要指的是當代漢語長篇小說，海外華人或少數民族用其他語種書寫的長篇，未列入本次考察範圍。

漢民族的敘事歷程

中國上古神話還顯得極為簡扼，幾乎沒有什麼細節。這些對有志於重寫或續寫神話的當代作家來說，既留出了很大想像空間，也帶來了在文化原型上溯源的困難。

如果回到漢語文學的源頭，並參照其它民族文學的歷史，我們會發現漢民族的敘事歷程確實有其特殊性。

例如，與希伯萊、希臘、羅馬、印度神話相比，中國上古神話資料少，不系統，人神不分且無主神。人家有唯一至上神，如耶和華、宙斯、大梵天，而我們則有「三皇」（伏羲、神農、燧人），「兩帝」（炎、黃），「男女」（伏羲、女媧）或「兄妹」（盤古、女媧）等。近代以降，學人皆以此為詬病，為與《聖經》等比類，亦有學者硬將某神話人物證為創世主神，卻忽略了，在一個以巫術為根底、以自然崇拜為歸旨的原始多神教傳統中，正如著名神話學家袁珂先生所言，實際上並不存在唯一的主神。除了主神的缺席外，中國上古神話的另一個特點是譜系亂或形不成家族譜系，這樣，神話人物之間就構不成故事關係。從敘述的角度來看，中國上古神話還顯得極為簡扼，幾乎沒有什麼細節。這些對有志於重寫或續寫神話的當代作家來說，既留出了很大想像空間，也帶來了在文化原型上溯源的困難。

再如，漢民族長期以來沒有發現史詩。世界上不少民族，包括中國的藏族、維吾爾族都有其史詩。史詩可以看作「一個民族的族徽」，但漢語文學在其起源階段卻沒有佩戴這個族徽。但是，我們的史傳卻很發達，從《左傳》、《史記》、《三國志》直到歷代續修的家譜、地方志，最近又要大規模地重修《清史》，可見國人修史的熱情一直非常高。這種史傳傳統，是漢民族歷史敘事特別發達的原因。但其敘事觀念和文體形態，與近現代長篇小說的差異是相當大的。

又如，與詩文詞曲相比，現代漢語長篇小說應該說還非常年輕。先秦寓言、六朝志怪，叫小說當然比較勉強，雖然它們的白描手段很精彩。研究小說史的學者一般都認為，中國古代小說繁盛的標誌是唐五代傳奇的興起。而傳奇的興盛，按古典小說專家王先霈先生所說，則與唐皇李氏父子有胡人血統、性觀念比較開放有關。古代長篇小說的高峰無疑是在明清，但明清四大奇書除了《西遊記》之外，《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的作者都存在爭議。寫了書卻不敢署真名，這足以說明廟堂、正統對其的拒斥，所謂「小說家言不入詩文正宗」。再說到「五四」，我們通常講「魯郭茅巴老曹」，這六個人中，茅盾寫了一部《子夜》，巴金有《家》、《春》、《秋》，老舍有《四世同堂》、《正紅旗下》，而魯迅則沒有寫過長篇，郭沫若、曹禺的文學成就更不在小說上。這也使晚近的研究者特別看重三、四十年代蕭紅、沈從文、張愛玲等人在長篇小說上的貢獻。從建國到文革這「十七年」，長篇小說的創作量每年只有數部，其出版總量還不及現在的一年。如紅色經典「三紅一創」（《紅旗譜》、《紅日》、《紅岩》，《創業史》），以及《暴風驟雨》、《山鄉巨變》、《三里灣》、《青春之歌》、《三家巷》、《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野火春風斗古城》、《艷陽天》等風靡一時的作品，現在除了專業研究者，其人氣已今不如昔了。

大致說來，「十七年」長篇寫作這段文學實踐歷史，在世界文學史上極為獨特。在這一時期，集體倫理、勞動美學、英雄敘事成了最基本的文學追求。如何重新理解「十七年文學」，正日益成為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其中不乏種種衝突的解釋。但不管怎麼說，中國作家用現代漢語書寫長篇小說，滿打滿算也還不到一百年。

長篇創作從復甦到勃興

由於沒有神話譜系，也沒有史詩傳統，而中短篇小說這類體量較小的敘事文體又無力承載如此廣闊、沉重和複雜的經驗，漢民族的「史詩情結」就投射在了長篇小說上面。

新時期以來，漢語敘事文學經歷了「小－中－大」這樣一個發展軌跡。文革結束後，一開始引起廣泛社會反響的小說如《傷痕》、《班主任》、《我愛那一片綠葉》等，統統都是短篇小說；到了「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階段，比較活躍的文體則是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20世紀80年代前期，長篇創作開始復甦，《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人啊人》、《芙蓉鎮》、《冬天裡的春天》等作品曾轟動一時，但它們大多在文體上顯得比較滯後，藝術水準也不是很高。』85文學新潮時期的重要作品如《棋王》、《綠化樹》、《北方的河》、《紅高粱》、《小鮑庄》、《爸爸爸》、《三寸金蓮》、《橡皮人》、《你別無選擇》等，幾乎都是中篇小說。可以說，從長篇小說的復甦到勃興，中間大概走了十年時間，我們記憶中的一大批著名長篇，像《在細雨中呼喊》、《白鹿原》、《豐乳肥臀》、《九月寓言》、《羊的門》、《無風之樹》、《長恨歌》、《心靈史》、《務虛筆記》、《馬橋詞典》、《塵埃落定》等，都出現在90年代中後期。由此可見，步出了文革的休剋期，中國敘事小說是從短篇、中篇、長篇這麼一步步走過來的，而這一軌跡與幾代作家自身的文體歷練過程也大致相吻合。

有資料顯示，從1993年開始，長篇小說出版數量激增，從最初每年300部，發展到每年500部、700部，到2000年達到了1000部；近4年來，每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基本在800部左右，這就是說，平均每天有2部長篇小說面世。現在，很多出版社都在搶長篇，以致中短篇小說結集已很難出版。那麼，為什麼90年代以來長篇小說會這麼興盛呢？我想有三個原因是不可迴避的：第一，國家意志的倡導和文化政策的放寬。第二，圖書的市場化使各種出版人介入了長篇小說的生產和發行。現在，除了單行本和作為長篇小說發表重鎮的大型文學期刊，許多刊物還辦了一年四季都有的長篇小說增刊或選刊，在文學類讀物中，長篇小說忽然成了最有市場號召力的產品；第三，應緣於民族和個人經驗的特殊、複雜與漫長。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所經歷的痛苦、磨難和裂變，是西方人難以想像的。有時候，接觸一些外國學者，他們非常羨慕我們，覺得中國經驗實在是人文社科研究的一大富礦。按照西方當代思想家齊澤克的說法：20世紀是一個極端的年代，表現為偉大的解放計劃和連綿不絕的災難。而我們就同時具備了這雙重經驗。由於沒有神話譜系，也沒有史詩傳統，而中短篇小說這類體量較小的敘事文體又無力承載如此廣闊、沉重和複雜的經驗，漢民族的「史詩情結」就投射在了長篇小說上面。我想，這應該是1993年以後長篇小說一下子繁榮的最為內在的原因。

9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長篇小說，釋放了漢語大容量敘事的潛能，對中國文學的未來走向及其可能性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根據我的有限閱讀和思考，有以下意義特別值得人們去關注。

1、對歷史的探索。一段時間以來，對民族或家族歷史圖像的重新描繪，已形成一個熱潮。從古代、近代到民國，從皇帝、宰相、商賈、革命黨人到平民，都有作家直接或間接地予以新敘述。像《我的帝王生涯》、《張居正》、《白銀谷》、《銀城故事》、《人面桃花》、《笨花》、《花腔》、《聖天門口》、《生死疲勞》、《抒情年華》、《生逢1966》等都在個人與歷史之關係的書寫上作出了新的探索。這意味著，作家們在探索了歷史圖像的同時也探索了意義世界的圖像。

2、一些被壓抑的聲音開始浮出歷史地表。尤其是對個人無意識、性、身體等隱秘領域直接的、集中的表述，是現代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景象。比如《一個人的戰爭》、《糖》、《我和你》、《後悔錄》等，把女性或男性的成長史與其非常內在的性意識、性遭遇方面的困境結合在一起，作了相當具體的呈現。這些過去被極端邊緣化的聲音，已從「竊竊私語」變成了可公開談論的東西。

3、文化寬容和「我」的復活。五四新文學傳統的一個重要面向就是個性解放，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一傳統很快就式微並被迫中斷了。可以說，個體存在的真實性及其限度，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長期被遮蔽、閹割，「我」的細微的內在經驗被民族的、國家的、革命的大敘事所覆蓋，真實的個人常處於匿名狀態。而這種情況在90年代以來的文學中已完全倒轉過來，當然這又帶來了新的問題。

4、人的某種集體無意識得到了深刻的揭示。這種集體無意識的中心就是權力恐懼。這一權力恐懼的歷史是如此漫長，像《羊的門》、《檀香刑》這樣一些長篇之所以會引起強烈關注，就因為它們尖銳地觸到了權力的深處。

5、對長篇小說敘述範式的探索有了很大進展。僅以鄉土敘事為例，從魯迅式的「國民性批判」、沈從文式的「鄉土戀歌」到《古船》、《白鹿原》式的「文化秘史」，現當代文學對鄉土中國的不同想像已提供了比較成熟的敘述範式。但這些書寫傳統到了90年代中期以後發生了巨大的裂變，像近幾年出現的《受活》、《秦腔》又提供了「反烏托邦的烏托邦敘事」、「反史詩的史詩性寫作」等新範式。

6、母語書寫的廣闊能量得到了釋放。現代漢語的歷史非常短，用它來寫長篇小說的歷史就更短，其敘事潛力究竟怎麼樣，必須在長篇寫作的實踐中受到檢驗。事實證明，現代漢語有豐沛而深厚的質地，它的藝術表現力是無限的。五四時期曾有激進主義者號召廢除漢字，他們認為，中國文化的落後就落後在漢字上面。這當然是一種非常幼稚可笑的想法。說來很奇怪，我們讀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讀卡夫卡或普魯斯特，覺得他們的小說寫得那麼好，但我們讀的不正是漢語譯本嗎？因此，激活和釋放母語的力量，一定是有責任心的中國作家的抱負。

「偉大的中國小說」何以可能

當整體性的世界圖像裂解了之後，經典意義上的長篇小說還能不能成立？也許，世界越是零散化，文學就越是要與這樣一種零散化的趨勢進行抗爭，並還給人類一個完整的世界。

但是，在繁榮的表象之下，我們也不能不看到當代長篇小說創作的困境和危機。比如，現在有個新概念叫「小長篇」，其篇幅大約在12萬字左右，非常適合快餐式閱讀，70年代後出生的作家寫「小長篇」的熱情似乎特別高。當然，注水式的拉長或動漫式的簡化，都會對長篇小說這種文體造成傷害。再比如，有人開玩笑說，現在「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寫離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寫偷情」，題材越來越狹窄、單一，經驗越來越同類化、平面化，以致人們感到讀一部就相當於讀了十部。這說明，一種新的壓抑機制正在形成，像農民工這樣一個極為龐大的底層群體的存在，幾乎還沒有在長篇小說中得到真正的書寫，他們的身影只是偶爾在燈紅酒綠的街市上掠過。值得關切的是，這些年我們已生產出那麼多部長篇小說，但能夠流傳的人物形象卻極少，可見當代作家塑造人物的能力正急劇退化。

自美國華人作家哈金近年提出「偉大的中國小說」這一話題後，《當代作家評論》、《上海文學》和一些網站都連續組織了專欄討論，也有作家、批評家提出並闡述了「捍衛長篇小說尊嚴」的主張。那麼，到底什麼叫長篇小說？我們為什麼需要長篇小說？漢語長篇的可能性到底在什麼地方？如果說一部長篇小說是好的或傑出的，其參照標準又是什麼？諸如此類的問題非常複雜，可以從多種角度進行研究，但這裡只想就目前長篇創作的癥狀、困境及主要缺失談點個人看法。我的思路集中於兩個詞：世界、語言。

世界。在我看來，長篇小說一定是關於世界的總體想像，它即便只是寫一個人，也一定會呈現這一個人的生活世界的整體性。這就是說，長篇小說家應該有能力對世界（也包括對社會性質、社會組織和運行方式乃至觀念、習俗、風物等等）作出具體感知和研究。但問題在於，現實的發展已經遠遠超越了既有的文化想像、文化設計和知識積累，我們常常無力對這個急速變幻的世界作出總體性認知。這裡涉及到現代性歷程和長篇敘事的弔詭關係。所謂現代性，它有雙重問題要處理，一個是民族國家，一個是個人身體。當然，國家是另一種身體，它也有意志和邊界，可以說兩者是互為鏡像的。但我們在當代長篇小說中常常看到的情況是，社會化的或歷史化的敘事構築了宏大的民族國家的寓言，而個人的身體性、心靈性則被排除在外；或者，專註於個人心理的和身體的歷程，卻又屏蔽了民族國家的歷史。個人和集體、心靈和現實的相互分離，肢解了世界的整體性，一種能成功地將個人生命時間與民族歷史時間融合在一起的故事，我們就不大會講了。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按照當代社會思想大師吉登斯描寫的「時空分延」（即不同時間和不同空間可以隨意組織）的現代性特徵，我們的生活正在被片斷化、插曲化，社會表面的有序和內在心靈的無序構成了極大的反差。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作家要求自己對世界作出整體性想像，將變得極其困難。當整體性的世界圖像裂解了之後，經典意義上的長篇小說還能不能成立？今天的長篇小說應該怎麼寫？這是一系列極具挑戰性的問題。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鑒於文學並不是對現實的模仿，也許，世界越是零散化，文學就越是要與這樣一種零散化的趨勢進行抗爭，並還給人類一個完整的世界。

語言。有一種災難和生態災難並行不悖但更不易為人覺察，這就是我們對語言的破壞。在當代文化生產機制的巨大吸附作用下，美妙的漢語正在被迅速地消耗、揮霍，漢民族「敬惜字紙」的傳統已成為隔世之音，人們現在只「玩」語言而不「畏」語言。有不少作家和寫手，完全陷入了書寫的被動性之中。每年近千部長篇中，在語言上能經得起閱讀和考量的，實在是鳳毛麟角。雖然隨著文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進程，每個人的表達權利空前地提高了，但如果我們只是用這種權利來炮製廢話、套話和髒話，那麼，我們的智能只會因語言的低下而低下，而我們的精神則將隨語言的潰敗而潰敗。文學語言是一種非常細膩、活潑而又具有光澤和滲透力的語言，它需要生命氣息的灌注，它應當像好酒一樣通過蒸餾、窖藏，而不是像可樂或雞尾酒那樣來予以勾兌。一部作品的口吻、視點、結構、修辭，都反映出寫作者看取世界的目光、思索和心情，這是她/他和世界的一次秘密締約，而不是與出版商草簽的一紙合同。這樣的長篇小說起碼是誠實的、有趣的，甚至是濕潤的、深邃的或博大的，它所建構的語言世界會像光一樣刺穿、溫暖或照亮我們。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之所以需要長篇小說，正是因為我們需要讀懂世界，讀懂自己短暫的一生。比如剛才講到「濕潤」，這其實是一個來自寫作倫理和閱讀倫理方面的要求，但如果你去瀏覽一批當代作品就會發現，有大量的敘事語言已經乾結了，硬化了，這種語言和城市裡的水泥地、柏油路沒有太大的區別。這正是工業化、技術化進程所帶來的一個極為嚴峻的語言後果，一個敏感的作家，是不可能對此置若罔聞的。而在規模化的敘述中保持、探索和創造語言的魔力，對長篇小說家來說，則更是一場靈魂的搏擊、智能的角逐和耐力的考驗。

因而，對於過去、現在或者將來寫出了「偉大的中國小說」的作家，我們整個民族都應該向他們致敬！致敬的最好方式當然是閱讀，但令人憂慮的是，那些最優秀的作品卻難以進入大多數人的視野，這使人們所獲得的信息、經驗的質量大大打了折扣。

小說的誕生是個近代性事件。傳統社會的人們，是靠聖賢、經書或長輩的經驗來指導自己生活的。近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個體的出現，每一個個體必須獨立承擔自身的命運，他所獲得的自由度和他所應當承擔的人生責任正好成正比。因此，對文學尤其是小說的閱讀、闡釋能力，將構成現代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愛讀小說、會讀小說的人，與一個不愛讀小說、不會讀小說的人相比，肯定會在文化人格和心理能力上顯示出一定的差異。

講演者小傳

王鴻生

50年代生人，現為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多所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兼職教授，主要從事當代文學和批評理論的研究與教學，主持和承擔國家級、省部級社科研究項目5項，成果獲省部級以上獎勵多次，出版有《交往者自白》、《態度的承諾》、《無神的廟宇》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