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在逐漸拉大

中國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在逐漸拉大

閆永琴 靳共元 原玉廷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居民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成員在收入分配和財富積累上也開始分化。收入分配狀況直接反映了一種制度設計的有效程度，由於收入分配的合理和公平與否與人們的生活水平緊密相關，因此，社會財富的分布狀況會在社會系統的各個層面上產生強烈影響。目前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在拉大綜合目前有關的調查報告和統計資料，可以發現，當前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快速拉大．國家統計局的相關資料顯示：近年來，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高收入戶的收人增長速度大大超過了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1999年20%的城鎮高收入戶收入占當年城鎮居民總收入的42.4%；2002年第一季度的統計數據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佔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佔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而最新的調查統計資料顯示，10%的富裕家庭佔有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10%的最低收入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53.6%。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也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二是不同地區同一社會階層的收入差距巨大．據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提供的數據，不同地區同一社會階層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地區收入差距日益突出。以深圳、合肥、漢川和鎮寧為例，目前深圳各階層的收入普遍高於其他城市，且幅度很大。如同樣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在深圳年收入49000元，而在合肥的收入為12158元，漢川為8020元，鎮寧為8294元；私營企業主之間的懸殊則更大，深圳為74230元，而漢川只有5544元；產業工人在深圳一年可收入25022元，漢川只有2686元；同樣是專業技術人員，在深圳收入為50337元，而在漢川僅為5980元。這種收入差距，固然有歷史的原因，但現實政策是造成收入差距巨大的主要原因。深圳是個特區，有各方面的優惠政策，對深圳的政策傾斜正是造成深圳收入遙遙領先於內地其他地區的根本原因。三是同一地區社會各階層之間收入形成倍差．據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提供的數據測算：深圳的私營企業主收入是商業服務業員工的3倍。合肥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的收入差不多是個體工商戶、無業失業半失業者的2倍。另據山西省農調隊潘會玲的調查，山西省農民內部階層分化和收入差距也十分明顯。其中第一位是私營企業主階層，年人均收入2—10萬元；第二位是鄉村集體企業管理者階層，年人均收入為5000－7000元，比全省農民年人均純收入高5.9—7.8倍；第三位是個體工商戶和個體勞動者階層，人均年收入4500元左右，比全省農民年人均純收入高出5.3倍；第四位是農民工人和僱傭工人階層，人均年收入2000元左右，比全省農民年人均純收入高出1.8倍；第五位是鄉村行政管理者階層，平均每人可從集體得到500—1000元的職務補貼，加上承包土地的收入，人均年收入1300元左右，高出全省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的81%。四是全社會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階層差距明顯拉大。據國家統計局對城鎮高收入戶的專項調查，目前在我國高收入群體的社會階層構成中，機關企事業單位負責人收入比重最大（31.01%），其次是專業技術人員（25.15%）。按收入水平劃分，私營企業主最高（2000年上半年人均月收入13445元），職業股民為其次（8491元）。而這一對社會各階層收入分配狀況分析的結果與中國社科院課題組的分析基本吻合。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者除了占有權利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之外，有的還佔有信息資源、技術資源。五是私營企業主的收入與財產的增長速度獨佔鰲頭。在我國各社會階層中，私營企業主的收入與財產居於社會各階層之首，其中部分私營企業主的個人財富直逼100億元，而其他富裕階層的收入也遙遙領先，如外資企業和國際機構的中方高級僱員，月收入600—2000美元不等；非金融機構和房地產開發機構的項目經理，年收入20—100萬元不等；部分個體工商戶，年收入在10萬元—50萬元不等；部分企業承包者和技術入股者，年收入50萬元一1000萬元不等。另外，目前查處的極少數腐敗的官員，其來路不明的財產也達上千萬甚至億元以上。六是貧困階層的人口數量在增加，生活質量令人擔憂．當今社會富裕階層與貧困階層生活水平差距明顯。我國的貧困階層人口主要存在於農業勞動者、城市無業或半失業者及過早退休人員等社會成員當中。由於我國農村大部分地區生產規模小、生產方式落後、勞動生產率低，農民普遍收入水平低，負擔重，生活面臨困境。此外，從上世紀90年代起，農村中富餘勞動力大規模湧入城市，他們由於受教育程度較低，文化素質較差，所以進入城市後只能從事一些環境差、待遇低、危險性大的工種，而且缺乏勞動安全保障。在城市，無業或半失業者及過早退休者的生活質量也令人擔憂。雖然大多數地區已經制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線和最低工資標準，但一些地區由於種種原因無法得到實施。造成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我國分配體制的不斷深入，是形成現階段收入分配格局變化的根本原因。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僵化的分配體制，其典型特徵是平均主義，抑制了人們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改革開放後，企業職工的工資收入與企業的經濟效益掛鉤，工資水平開始出現差別，以平均主義為特徵的分配模式被打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逐步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各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從而調動了社會各階層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各階層收入開始出現差距。同時，由於承認了正當非勞動收入的合法性，使我國居民收入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另外，對生產要素佔有程度的不同，也使一部分人獲得了較高的收入。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分配製度中，對生產要素佔有的差別是形成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同的生產要素所有者所擁有的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收入分配。從財產判別來看，由於每個人擁有和繼承的財產不同，從而通過財產獲得的收入也不相同，而且，在現階段的居民收入中，財產收入對收入差距的影響越來越大。同時，所有制的不同也會直接影響居民的收入。雖然我們不能直接獲得所有制的差別對職工整體福利影響的數據，但我們可以通過對不同所有制條件下職工收入的變化情況得出對生產資料佔有程度不同，其職工收入的變化程度也會有所差別的結論。初步的結論是，不同所有制職工收入的絕對差額和相對差額都在不斷擴大，而勞動力質量的差別對收入差距的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稅收制度設計的不完善，進一步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個人所得稅被普遍認為是調節個人收入的一種有效手段，但由於在我國現行的稅收制度下，對個人所得稅的徵收對象模糊，未能有效建立收入監控體系，高收入者「逃稅」和「避稅」行為較為普遍，在事實上造成了低收入者群體的實際賦稅負擔高於高收入者，影響了其對收入分配的正向調節。另外，稅務部門由於征管手段落後，再加上居民收入透明度差，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此外，我國的收入分配政策偏好也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我國經濟改革實踐中，政府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以及行業之間實行了不同的政策，從而造成了城鄉間、地區間及行業間競爭機會的不均等，使收入差距擴大。在城鄉之間，長期的二元經濟結構導致農村經濟基礎薄弱，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在地區之間，政府採取了率先發展東部的戰略，使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很不均衡；在不同行業之間，政府則因為施行了不同的優惠政策，從而使一些壟斷性行業人員獲得了較高的收入。（《環球視野》摘自2005年第6期《社會觀察》）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