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南：經學哲學：中國哲學研究新進路

　　 「經學」與「中國哲學」作為兩個不同的概念，一者是歷史上訓解或闡釋儒家經典之學，一者是西學影響下建立起來的研究新範式，二者各有其內涵、來源、邊界與內在的張力。20世紀以來，前者曾經經歷了一個複雜的解體過程，而後者的研究路徑則成為中國學術現代轉型和發展的主要趨勢；不過近年來，隨著對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特質的深入反思，新經學的建設正日益引起更多學者的關注。

　　 經學與哲學可合而觀之

　　 自從現代學術體系建立之後，傳統意義上的經學已成為一種歷史性存在；經學的內容，被分割進入哲學、史學、文學等不同的學科，即使在一些與經學相關的研究中，亦只是將其作為一種文本史料而客觀剖析。但這並不影響在一個縱向的時間線索中，把「中國哲學」與「經學」分而觀為兩種獨立而互相區別的學術形態。與這種理解相關又有區別的是，伴隨著近年經學熱的興起，合觀「經學」與「哲學」而並論之，成為中國哲學研究的新入路之一，今年年初出版的《宋代經學哲學》，便是從此思路出發，揭櫫「經學哲學」範疇的研究叢書。這套叢書在以唐宋經學變革為線索的梳理中，發現對於傳統經典資源的回歸與創新詮釋才是宋明理學創生和開展的主要動因，從而修正了以往更多從佛道影響的角度回應此問題的思路和判斷。

　　 其實，朱伯崑先生早有關於「經學哲學」的探索，在《易學哲學史》中，朱先生首次提出「易學哲學」的範疇，這一範疇的提出，首先源於對當時易學研究中存在不足的認知，這種不足從方法上來說即是因為脫離了易學自身的問題，而對於易學與哲學之間的內在聯繫缺乏足夠的重視；擴大來說，這也可以看作是對於由胡適先生和馮友蘭先生以來中國哲學範式所進行的反思：這種深受西方哲學影響下的學術選擇，由於對傳統經學內容的容納不足，就中國哲學本身而言，在有效體現其固有特質和傳統方面存在缺憾。朱先生提出的「易學哲學」的新研究思路，既不同於作為經學史的易學史，亦不同於單純的哲學史，它致力於探討歷代易學中的哲學問題，從而使作為傳統的經學與作為今學的哲學，形成一種必要的對接。可以想見，既然「易學哲學」的概念可得論證，那麼「詩經哲學」、「尚書哲學」、「三禮哲學」、「春秋哲學」等亦都可以尋到相似的安立緣由和論說思路；如果對此再做歸納和擴大，則「經學哲學」的成立已是題中之義。

　　 經學與哲學互動塑造學術史

　　 進一步，若以此概念反觀中國傳統思想，會發現這種經學與哲學之間的密切關聯和相互影響，在宏觀和具體兩個角度都可以發現諸多線索。

　　 從宏觀的層面上來說，如果追溯經學史和哲學史的發展脈絡，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即是，經學的變革和哲學的變革有時會相應而生：在這個過程中，首先，新的經學觀、經學方法一般會成為新哲學誕生的前奏；其次，圍繞著時代話題的討論，經學文本也被重新選擇和詮釋。這樣一來，一方面具有新特徵的哲學正是在經學的孕育下才獲得生長；另一方面，新哲學的思考又會反過來重新影響並體現在經學的成果當中。

　　 具體而言，一來，每一位哲學家的理論建構皆須尋找到經典上的依據，以此為其合法性之前提；二來，更關鍵的是，哲學家想要實現理論創新，亦離不開對傳統經典的關注和重新審視。而同一學術時期中的不同哲學家，彼此間的理論分殊通常與其對於經典的不同利用直接相關，這包括著對於核心經典和核心範疇的不同選擇，也包括著對於相同命題的不同理解和解釋等。

　　 據以上的特徵對照之，宋學之別於漢學，與宋明理學之新於漢唐儒學是息息相關的。懷疑經傳、義理解經、己意說經以及「四書」之加入儒家經典系統，並最終形成「四書」統領「五經」的新經典格局，這些經學的變化正伴隨和影響著理學形成與展開的整個過程。不同經典之於理學家的不同意義，也成為導致他們理論分殊的重要源頭，比如《大學》之於朱熹，《孟子》之於陸九淵；即使是立足於相同的經典，比如周敦頤、張載之同樣看重《周易》與《中庸》，但是因為各自解讀的差異，也終於形成了二人不同的理論體系；再具體到對於同一命題，如二程與張載同解《周易》的「形而上下」以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不同的理解也直接對應於各自理論的特點所在。而理學的成果最終也體現在他們相關的經學著作中，形成「以理學解經」的經學新風。

　　 經學不能以碎片化方式進入哲學

　　 不過，對於「經學哲學」還有一點需要補充，即這種研究方法和路徑，從當下日益成為學術熱點的經學視角來看，並不只是把經學作為一種歷史的取材而碎片化地進入哲學的話語範圍。一方面，它的提出意味著有必要令更多經學內容加入哲學史的考察和分析，它雖然不系統回應經學的發展和功能，但是卻提示了在以哲學為中心的、經學與哲學互動的具體陳述中，經學連貫的脈絡其實正是暗伏其中的；另一方面，傳統經學中本來即客觀存在著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構成關係，雖然中國歷史上沒有哲學學科，但是這並不影響經學中客觀存在著可以對應今日「哲學」學科的內容。故而結合哲學而嘗試經學探索，作為經學研究的視角之一，並不就必然消減經學本身的特質，反而是新經學建設對當下時代特色和學術需求的適應，因此是可以彈性地容納於自身的一種有益的嘗試途徑。

　　 當然，「經學哲學」的概念並不意味著它可以涵蓋中國哲學的全部內容，比如佛道兩家的諸多思想即不能被包含其內；亦不意味著只有經部才有哲學，比如子部中亦包含豐富的哲學素材。作為中國哲學諸多研究路徑中新的一種，它主張經學在中國哲學理論創建與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即使是子學部分諸多哲學內容的發揮亦時常以經學為其源；它的主要關懷在於倡導一種聯繫經學相關內容而展開的對於哲學史更深入更恰當的探討方式；非此，對於中國哲學問題的探索必然是不完整的，同時，完全放棄哲學關注的經學研究，對於推進今後新經學建設的開展可能也是不充足的。

　　 （本文系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招標項目「宋代經學與哲學研究」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