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傳統掏空中國人的心靈

反傳統掏空中國人的心靈

作者：秋風 | 2006年04月24日 17:16 | 原始出處： 新聞周刊

【內容提要】: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至少自70年代以來，中國人的精神陷入了巨大的危機中，80年代初所說的信仰危機、文化危機、90年代所說的人文精神危機、誠信危機，人們通常所說的家庭危機、道德危機，正是中國人精神世界土崩瓦解過程的寫照。不過，一旦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精神出現危機的時候，我們其實就已經開始尋找重建精神的途徑。

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至少自70年代以來，中國人的精神陷入了巨大的危機中，80年代初所說的信仰危機、文化危機、90年代所說的人文精神危機、誠信危機，人們通常所說的家庭危機、道德危機，正是中國人精神世界土崩瓦解過程的寫照。不過，一旦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精神出現危機的時候，我們其實就已經開始尋找重建精神的途徑。

反傳統掏空中國人的心靈

　　這幾十年的確是一個物質財富迅速增長、人們自由活動空間的也在增大的時代，但是，至少從表面上看，中國人似乎找不到信仰，道德似乎在墮落，家庭在不斷解體，人們的心理越來越焦慮、甚至不乏憤怒，人與人的關係、還有官民關係趨於緊張、甚至敵對，商人之間互相欺騙就不用說，白衣天使也已經成了黑心腸的象徵，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越來越狂妄，而對本民族的文化也越來越喪失信心。

　　為什麼中國人的精神會沿著這條向下的軌跡加速下滑？

　　首先，貫穿於20世紀的全面的反傳統思潮與運動使中國人的精神陷入虛無。

　　人的心靈涵育於傳統之中，離開了傳統，人的心靈必然趨向於乾癟、空洞。傳統的宗教可以讓人們正確地理解生與死，理解生命的意義；傳統的道德觀念可以維繫家庭、社區關係、及職業倫理。總之，傳統能使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學會如何安放自己的身心，如何與他人打交道。

　　然而，現代中國的歷史卻是從知識分子徹底否定本民族的傳統開始的。面對"現代化"的西方，知識分子對自己的傳統徹底喪失信心。他們希望每個中國人立刻享受到西方人的所享有自由和現代文明的一切物質成果，於是，義無反顧地投入了全盤顛覆傳統的思想和社會運動中。他們號召民眾拒絕舊思想、舊文學、舊文字，拋棄舊道德，反對舊宗教，解散家庭，根據科學原理，重新安排中國人的精神。從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扔掉中國書，到五十年代的移風易俗、破舊立新，一直到革"文化"之命的政治運動，全盤反傳統的浪潮一波接一波，歷史學家公認，這在現代世界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這是一出文明悲劇。人們可以摧毀所謂的舊道德、舊宗教、舊文化，卻很難按照自己的意圖科學地建立起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人的理性設計能力是有限的。道德、宗教、文化是無數代人的智慧的結晶，這樣的智慧是任何一代人、更不要說一群自認為已經發現了歷史進步的方向、掌握了歷史發展規律的人所能比擬的。拋棄舊道德、舊宗教、舊文化是容易的，但沒有人能夠聰明到建構出替代它的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

　　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全盤反傳統浪潮，中國人與其祖先失去了聯繫，他們遺忘了祖先在漫長歷史中所形成的信仰、規則、價值。知識分子曾經為自己將這個民族從死人的掌握中解放出來而歡呼。有人曾希望在這快精神的白板上繪製最新最美的圖畫。然而，遺忘這些信仰、規則、價值，中國人的精神也就被掏空了。中國人遺忘了文明而走向了野蠻化。

全能權力妨礙精神發育

　　另一方面，全能政府的權力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侵蝕了人們的精神空間，妨礙了中國人精神生活的自發性發育。

　　不管是信仰、道德、文化、社會規範，甚至包括憐憫之心，博愛之心，當然還有公民參與精神，都只能形成於民眾自發的行動過程中，而不可能由政府自上而下地灌輸、強制。但是，過去幾十年間，政府卻恰恰僭越了自己的權力界限，將權力延伸到人們的精神空間和廣泛的社會生活中。政府曾經利用權力移風易俗、破舊立新，利用法律手段破除迷信，摧毀舊道德、舊信仰，改造舊的家庭關係、財產關係，並代之以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新家庭，塑造新人。幾十年後，我們看到，新人並沒有出現，相反，人們的道德、文化、信仰卻全部失落了。人都不成其為人，也正因為此，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首先被人們注意到的社會現象，就是信仰危機，而人們追求的，也正是重新尋找人性。

　　權力控制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使各個領域都行政化、官化。官場文化侵蝕每個社會階層。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可能形成職業倫理，因為，職業倫理只有在自治的群體內才有可能形成。

　　權力控制社會，將"官本位"觀念推到了極致，抑制了公民精神的發育。在這樣的社會，人們喪失了主體性，僅僅是自上而下的控制體系中的一個環節而已。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拿不了主意，人們也就不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

　　權力控制社會，壓制民間自發的公益活動。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民眾幾乎沒有餘力從事公益活動。政府也限制民眾自發從事公益活動，因為這有可能導致權威的多元化。一次SARS，將我們的社會機制的缺陷暴露無遺。尤其是，沒有一些具有權威和親和力的人來撫慰人們驚恐的心靈。也沒有一個真正民間的慈善機構來為那些陷入困境的人們提供幫助。看著貧困學生無錢上學，人們卻愛莫能助。人人都有惻隱之心，但是，讓這種惻隱之心變成公益活動的社會機制，卻無法在現有的體制中發育，人心變得冷漠，實際上是緣於權力的限制和控制。 　　商業化的滅頂之災

　　權力當然也侵入了商業領域，從而使商人的行為變得相當醜惡。

　　市場和商業活動本身固然不大可能生成道德，但它也不會必然導致信仰的失落、道德的淪喪或公民精神、公益精神的流失。相反，歷史上，我們看到，在有些法治國家，市場與人們的精神是同時發育的，市場本身可以為健康的道德觀念和社會關係的發育提供良好的條件。至少，財富可以為某些人士從事慈善活動提供較大便利。

　　然而，在中國，市場發育的過程，卻始終無法擺脫權力的限制和扭曲。企業家進入市場後，甚至為了進入市場，所要競爭的，除了產品和服務之外，也得競爭政府所控制的資源和官員的照顧與保護。根據常識，那些脫穎而出者，在後一方面的表現總是比較出色的。他們開始可能是被迫取媚權力，後來嘗到甜頭後，則是有意利用權力。愈墮落愈快樂。他們不可能守法，也不可能講究誠信。

　　權力還腐蝕了這些商人的心靈。商人心靈之冷酷，超過任何年代。沒有道德約束他們，他們也通過攀附權力獲得了法律上的豁免，還有，在權力面前所遭受的屈辱，會轉化為對利潤的畸形追求和對普通民眾的冷酷無情。在城市拆遷中，那些所謂的民營開發企業，比起官員之無情來，一點也遜色。由於官員和攀附權力的商人所激起的怨恨情緒，毒化了整個社會的氣氛，處處可以感受到多疑、刻薄的心態。

　　因此，被權力的扭曲商業活動，沖刷了僅有的一點道德觀念。更嚴重的是，市場越過了自己的界限，向整個社會泛濫。唯利是圖，是這個時代的特徵，它使人們的心靈趨向於功利、算計。

　　在這個時代，傳統已經不復存在了，人們沒有能力、也不被允許尋找多樣的、可能是更有價值的生活樣式，整個社會都擠向了商業化的獨木橋，財富成為衡量一切的唯一指標。政府、文化、學術等等方方面面的活動，都圍繞著財富進行。地方官員拚命追求GDP，為此甚至不惜犧牲基本的社會公正；廟宇中的和尚、道士熱衷於賺取香火錢；大學則想方設法向學生收取費用；行業協會則巧立名目，向會員企業收費。

　　商人固然應當追求效率和利潤，商人也是一個社會的基本組成部分之一，市場也是社會運行機制中基礎之一。但是，如果一個社會的人們普遍地具有商人的心靈，如果商業法則支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則這個社會就必然是一個壞社會，每個人在生活的每個方面都在算計，人們的心靈必然狹隘、只關心自己，而將自己以外的所有人視為實現自己目的的工具。

　　一個美好的社會，應該是一個生活樣式、生活目標、人們的價值多樣的社會，人們在不同的領域中有不同的追求，企業但政府則應當追求公平正義，大學和研究機構應當追求知識，廟宇應當撫慰信徒的心靈，等等。只有這樣，心靈才能獲得豐富的伸展空間，這個社會的精神才會顯得充盈、多樣。

　　知識分子：愈墮落愈快樂

　　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奇異的時代：知識分子的價值和觀念陷入混亂，他們集體率先墮落，並為社會普遍的精神崩潰提供理論支持。

　　知識分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作為一個民族精神生活的具體體現者，而在90年代，知識分子顯然也在急劇地商業化。大學管理層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國家撥款，向學生收費，富麗堂皇的大樓，被視為最偉大的政績。大學教授則可以一人帶四五十個博士生，這些博士成為教授批量生產專著、論文或完成項目的廉價勞動力。當然，博士生們也樂於風險，由此可以活動進身之階，至於是否獲得知識，誰還在乎？年輕教師們在一起談論的是項目收入和女研究生的色相。每到傍晚，高級轎車到外院門口接女生，早已經成為各地的一道獨特風景。

　　可以說，信仰、道德、倫理的崩潰在知識分子那裡最為徹底。因為，知識分子刻意地追求這種結果。理論給了他們自己以墮落的勇氣，也讓他們充滿自信地為精神的下滑提供論證。社會學家呼喚性解放，每個人自由地運用自己的身體追求快樂，木子美被認為是個性解放的象徵，離婚率上升也曾被認為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經濟學家運用現代福利經濟學論證說，賣淫嫖娼既可以解決妓女的生計問題，也可以增進嫖客的福利，更可以促進服務業的發展，這樣的理論深得地方政府官員之心。研究制度的學者則說，貪污腐敗是必要的，可以有力地推進經濟增長。至於一些以啟蒙者自居的知識分子，則不遺餘力地批判傳統文化，對於任何試圖認真對待傳統的努力，都群起而攻之。在他們看來，如果不徹底摧毀中國傳統，中國人就不可能獲得自由。這些知識分子塑造了不少民眾的觀念，從而使他們將精神的虛無誤認作思想、個性的自由。

　　沒有傳統和規範約束、沒有道德指引的知識是可怕的。一個偏僻地方的農民可能會不假思索地按照傳統道德生活，而一個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卻可能有意識地過一種反道德的生活，並且對所有人宣稱，這是一種自由。現代知識分子要對中國人的精神失落承擔相當大的責任。 　　精神重建的希望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人的精神確實處於巨大的混亂和虛無之中，但不管怎樣，政府權力所控制的範圍和力度在逐漸地收縮，而市場及社會在逐漸地發育。每個人、每個家庭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間在不斷擴大。在這個私人空間中，他可以不必信奉官方的意識形態，追尋自己的按身立命之所。他無法再將責任推託給他人，而必須直面自己的良知，而在良知的指引下生活，風險似乎也沒有以前那樣大了。

　　同時，在社會上，逐漸可以形成一些自願性組織，使人們學會如何與他人相處，如何自我治理，在這些自我治理的群體中，逐漸形成了某種職業倫理，約束群體成員的活動向著良性方向演進。信息的開放，也使人們可以更真實地理解外部世界，從而可以作出更為理性的判斷。他要維護自己的財產，因而，他逐漸具有了公民精神。人們也有一定的餘力，幫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同胞。

　　權力的收縮、市場與社會的發育，為中國人的精神重建提供了一定條件。從前面那些精神重建的故事中，我們已依稀看到中國人重建自己精神世界的希望。這希望其實就在潛伏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的深處。每個人都希望給自己的生命找到意義，希望在家庭、社區中過一種平和、寧靜的生活，希望幫助他人或者在自己有危難時得到他人慷慨的幫助。

　　當下所需要的，乃是全社會形成一種重建中國人的精神的自覺意識。中國人需要具有充盈的心靈。在經歷了百年的心靈飄泊、精神虛無、因而也是"野蠻化"之後，中國人需要重建精神，從而實現一次"再文明化"。所謂的精神，包括我們賴以安身立命、解決生活意義問題的宗教信仰，我們對待親人、鄰居、同胞的倫理道德，我們參與社會事務和公共事務的公益精神和公民精神，我們觀察這個世界的理性精神，以及我們的文化自信。缺了這些精神因素，則多的財富，也不能使這個社會安寧而平穩。

　　精神重建乃是社會領域、由每個普通人自發地參與的事情，不能指望政府藉助於權力進行強制。但政府的確可以為人們的這種努力創造某種條件。比如，政府需要剋制自己的權力，放鬆某些方面的管制，從而讓人們可以更方便地尋找自己的信仰，結成各個社團以從事公益活動，讓各個群體自我治理；可以設想，如果權力仍然過於廣泛地控制社會生活，則民眾的精神生活就不可能得到舒展。又比如，政府可以將中秋節、清明節規定為法定節日，讓人們有心情慎終追遠，與家人團聚，在古老的習俗中涵育傳統倫理與文化認同感。

　　一旦人們從權力的控制下獲得自然的自由，則人們會本能地尋找一種更為正當、更能贏得尊重的生活；一旦人們剔除了對傳統的怨恨、平心靜氣地面對自己的祖先、自己的文化，也可以悠遠的歷史接上脈，滋養健全的道德、價值和生活方式，安頓中國人的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