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馬爾克斯對中國文學變革的影響

陳曉明

　　文/陳曉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馬爾克斯的逝世意味著的一個文學時代的終結，這樣的時代是文學內部始終渴望變革的時代，而馬爾克斯本人就以他的探索與創造性，給世界現代文學貢獻了他的獨特意義。

　　馬爾克斯的意義在於，他把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經驗與第三世界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結合起來，並且具有激進的現實批判性。毫無疑問，現代主義的文學經驗是重要的，它開啟了文學的新的時代，它激發起思想的再評價和新的情感表現方式。理論家這樣表述現代主義的意義：「它日益支配著我們偉大作家的情感、美學和思想，而且成為我們最敏感讀者的幻想中適當的、必不可少的東西……它也是一場革命運動，利用了思想上廣泛的再調整，以有人們對過去藝術極端不滿的情緒——這場運動在本質上是國際性，其特點是擁有豐富的思想、形式和價值，它們從一個國家流傳到另一個國家，從而發展成西方傳統的主線。」(馬爾科姆·布雷德伯里、詹姆斯·麥克法蘭：《現代主義的名稱和性質》)

　　但是，現代主義到了五十年代也已發展到極限，現代主義文學與哲學結合在一起，不斷地向個人化的經驗，向形而上的極端行進，以至於到薩特那裡發展出存在主義的哲學與文學的內在結合。50年代中期，約翰·巴思依據存在主義哲學寫出《路的盡頭》這種長篇小說，他肯定是意識到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走到了「路的盡頭」，數年之後，他寫下《枯竭的文學》，驚呼「小說的死亡」，西方的小說再也難花樣翻新。60年代初期，博爾赫斯的短篇小說集在美國出版，美國的一批現代主義新銳，即巴思、巴塞爾姆、品欽、蘇珊·桑塔幾乎把來自拉美的博爾赫斯視為救命稻草。美國的實驗小說從拉美魔幻現實主義那裡看到了拯救的希望，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上席捲西方乃至世界文壇。不只是出現幾部好作品，不只是出現了幾個優秀的天才式的拉美作家，而是引領世界文學潮流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看到了自身變革的方向。

　　中國文學在80年代中期遭遇馬爾克斯，立即從他那裡獲得靈感，獲得擺脫困境的道路啟示。文革後的中國文學深受創新的焦慮之苦，習慣從意識形態的召喚中去寫作的中國作家，在80年代上半期也苦於文學的創新方向。長期在蘇俄文學陰影底下匍匐而行的中國文學，歐美的現代派正是一個明確的變革方向。王蒙等人搞「意識流」，高行健的《現代小說藝術技巧初探》，這是最初的實驗，但卻難以推廣成果。不只是意識形態的高壓，還有作家群體普遍的保守性，他們在現實主義的旗幟下可以更安全也更安穩。就是年輕而銳氣十足的知青作家群，在現代派方面毫無作為，這也是令人沮喪的現實。直到馬爾克斯出現，幾乎把他們從窘境中解救出來。85新潮出現了現代派和尋根派，前者實際上只有劉索拉和徐星二人，後者則有一大批，幾乎可以包括大部分知青作家。「尋根派」被命名為「新潮小說」，它其實也是現代派的更加委婉的說法。回到傳統、回到民族本位，也具有現代派的意義，也是小說的革新和藝術突破。這對於在創新上無所建樹的知青作家群來說，那是一次體面的調和。「尋根」這桿旗如此風光，是因為從拉美馬爾克斯、博爾赫斯那裡借來東風，它如此強勁地吹過傳統、吹過鄉村、吹到文化的骨子裡。

　　馬爾克斯《百年孤獨》在台灣早年有三個版本，1981，1983，1984三個譯本。在大陸最早的版本出現在1984年8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譯者黃錦炎、沈國正、陳泉。這部納入該社「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的小說首印48500冊，定價1.60元。中國由此出現很長一陣子「拉美文學熱」。隨後馬爾克斯的一系列作品在未得到作家授權的情況下，相繼被中國多家出版社出版。除了《百年孤獨》，還有《霍亂時期的愛情》、《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等多部作品風行於書店書攤。

　　所有這些作品中，當推《百年孤獨》影響最大。這部小說第一句話：「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舊版)，這句話成為中國當代文學變革的啟示錄。中國作家突然意識到敘述的時間問題，意識到敘述人的存在，小說講述的故事不再是客觀歷史的自在呈現。這一敘述時間意識直接影響了中國年輕一代的先鋒派。

　　在80年代，受馬爾克斯影響的中國本土作家至少有莫言、馬原、扎西達娃、殘雪、閻連科、韓少功、劉震雲。其實賈平凹也受到他的影響，後來賈平凹寫的《太白山記》、《情念狼》就足以說明這點，他在90年代初寫的「匪事」系列也隱約可見拉美的影子。更年輕一些先鋒派作家，余華、格非、蘇童、北村、葉兆言，他們更偏向於受博爾赫斯的影響，但馬爾克斯的影響也是明顯的。可以說，馬爾克斯幾乎直接促使80年代中國文學整體調整，從現代派的焦慮轉向回歸鄉土與傳統，回到民族性。《百年孤獨》的啟示同樣重要的在於現代派可以與傳統、鄉土經驗結合起來。

　　在80年代上半期的現代派與現代化的爭論中：現代派就是城市、現代化的經驗；拉美的成功表明，鄉土、農村、現實主義也可能與現代派並行不悖。

　　後者激勵了尋根派，但莫言則有能力把現代派與尋根派打通起來。《紅高梁家族》就綜合了主觀敘述、語言放縱、荒誕感、歷史的虛無與神秘(後歷史主義)建立起來一個龐大的語言王朝。莫言的出現，以他個人的強大創造性，使回到傳統、民族性的漢語文學敘事，保持了語言的現代主義特徵，並且以其鮮明的個人風格不受傳統、鄉村、民間和民族化的同一性的控制。他可以超越它們，這就是莫言創造性地轉化了現代主義和拉美魔幻主義。

　　2011年，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另一位代表作家，201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訪問中國。在中國社科院舉行的對話上，莫言說：「對於中國作家來說，馬爾克斯和略薩就像兩座灼熱的高爐，我們都是冰塊，一旦靠近就會蒸發掉。當年我們惟一的辦法是要逃離它，找到自己的寫作道路。」莫言以其強大的個性，他對文學語言創新的渴望，他有能力逃離拉美那批大師。那些人所處的文化背景與中國有太多相同之處，但他們深厚紮實的現代主義文學經驗是中國作家所沒有的。中國大部分作家只是看到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回到傳統和民族本位，卻沒有看到身後的現代主義深遠背景，他們對現實的強大批判性，他們所具有的歷史情懷。

　　9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價值有了新趨向，保守主義和傳統主義形成價值觀，回到傳統、文學民間性的借口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惰性。很長時間，莫言、閻連科、賈平凹、張煒、劉震雲、阿來……這些也同樣的回到鄉土中國經驗的作家，與那種平庸化的傳統主義者沒有什麼兩樣，實際上他們的遠不是同一種類的文學。他們帶動語言的創造性，使語言回到語言本身，強調歷史現實、批判性，他們將屬於馬爾克斯的精神得到了更好的堅持和創造性的轉化。

　　我們確實不難看到，年輕一代作家，尤其是70後，不再那麼容易拜倒在馬爾克斯神壇之下，他們更多接受歐美現代主義。因為他們對他的本身經驗和記憶並不深厚。馬爾克斯更容易影響到的是八十年代作家。

　　總之，尋根文學對中國持續發生影響，更多使中國文學回到傳統民間，使中國文學在二十一世紀轉型更加深刻。我們應該反思已經被遺忘的，應該反思回到傳統對我們而言是不是更是一種挑戰。我們確實不能忽略，馬爾克斯深受歐美現代主義影響——整個拉美魔幻主義都是如此，馬爾克斯結合了現代派、本土化以及現實批判這三點，而中國文學在這點上，並沒有經歷這種強大的自覺性。這是我們今天要重新提出的問題。

　　我們同樣還要思考：現代派無以為繼，不了了之，甚至銷聲匿跡；馬爾克斯及其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和中國本土經驗的結合，持續影響了中國二、三十年的文學。這是值得慶幸，還是需要反思？

　　今天我們重新思考馬爾克斯，是思考在世界文學經驗上如何將傳統、本土、民間更準確的結合，並不是要依賴惰性，遵循保守主義。今天中國文學並不有多少主動意識對自身民族性的批判，對文學、美學的批判也並沒有完成。馬爾克斯本身對民族本土化、西方美學經驗，始終保持批判姿態，中國文學要得到這種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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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鄧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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