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寫作年代新探

　　關於《離騷》寫作年代問題，宋代以前基本是清楚的。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報任少卿書》均明確記載：屈原放逐，著（乃賦）《離騷》。劉向《新序》更是明確指出：「秦欲吞滅諸侯，併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當懷王十六年，張儀相楚，也就是說，屈原《離騷》是在懷王十六年被放逐後所作。可以說，這是宋代以前楚辭學界的普遍看法。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繼承了太史公和劉向的看法，認為《離騷》的內容是屈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而朱熹《楚辭集注》則提出《離騷》並非屈原「逐」後所作而是「疏」後所作。儘管朱熹提出的實際是個偽命題，因為與司馬遷同時代的孔安國曾經明確指出，在先秦時代，「疏」是「放」的一種形式；但是，由於朱熹肇端發疑，明人汪瑗、清人蔣驥等騷學名家相繼對此加以發揮，以致其後在《離騷》寫作年代問題上的歧見更顯紛紜，近代以來尤甚。《離騷》寫作年代竟然成了一個大難題，嚴重影響著楚辭研究的深入。

　　不過，經過近幾十年的激烈爭辯，問題越來越清楚，即屈原於懷王十六年放逐後作《離騷》這個觀點應該是最符合歷史記載的。有些學者曾經借口「文本為重」，提出過一些質疑，如作品中的「江南地名」「嘆老心情」和「一死決心」等，但早在20世紀，湯炳正、胡念貽等騷學名家均已對這些質疑一一反駁，十分有力，今人沒有必要再浪費時間和精力去糾纏。而且，恰恰是《離騷》的文本有力地證明，《離騷》作於懷王時期。因為作品中所寫當時楚國的君王，也就是詩人要效忠的君王是懷王而非頃襄王。這點對於判斷《離騷》的寫作年代十分重要。《離騷》中明明白白寫道：「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歷史文獻證明，對屈原「數化」，即時而信任，時而猜疑的，是懷王，而非頃襄王。因為頃襄王從即位到頃襄王三年「怒而遷」屈原為止，這兩年多的時間裡一直沒有重用屈原，根本不存在「數化」的問題。相反，懷王生前確實對屈原的態度有過多次變化，時而信任，時而懷疑，《屈原列傳》等史料對此均有記載。另外，《離騷》中表達出的對當時楚王的感情是那樣的熱烈、忠誠：「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詩中這類熱情洋溢的詩句顯然只能適用於懷王。因為屈原在頃襄王朝僅兩年多一點的時間，頃襄王也一直沒有重用他，所以君臣之間不可能有多麼深厚的感情。而作《離騷》時的屈原與懷王君臣關係已十來年，懷王還曾幾度信任、重用過他，君臣關係自然非同一般。這些詩句有力地證明，《離騷》寫作之時，懷王還活著，正處壯年，還在執掌楚國的政權，而且屈原對他充滿希望，還願意為他馳騁效勞，當開路先鋒。所以說，除歷史文獻證明外，《離騷》文本也證明劉向的觀點是可靠的。

　　屈原是在楚懷王十六年作的《離騷》，而且，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這個寫作時間是在秋天。

　　清人李漁《閑情偶記》有云：「善詠物者，妙在即景生情。」《離騷》中也有即景生情的內容，而《離騷》中寫到的景色正是秋天之景。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離騷》通篇未言「冬」。言「春」者僅有兩處，曰「溘吾游此春宮」「春與秋其代序」。「春宮」是建築名詞，「春與秋」泛指時間。言「夏」者亦只有兩處，曰「夏康娛以自縱」「夏桀之常違兮」。顯然，這兩處的「夏」均指朝代名，而非指季節。但是，《離騷》實實在在地寫到了秋天的景物：「扈江離以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這兩處之「秋」，確實是指季節。從情理上講，屈原不可能在春天、夏天或冬天來講「紉秋蘭」或「餐秋菊」，因此，只能理解為「即景生情」。

　　《楚世家》記載：「（懷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其原因是：「（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這段記載中的張儀「稱病不出三月」，自然是指楚懷王十六年的冬天。

　　再逆推上去。從「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和被張儀誆騙之後「懷王大悅」「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等記載看，此二位君王急迫之情溢於紙上，其時間不會拖得太長。此事在張儀「稱病不出三月」之前。由此可知，劉向《新序》所載的「秦欲吞滅諸侯，併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的季節應該是秋天。

　　《抽思》寫屈原無過被逐，憂思難抑，撫今思昔，夜不能寐。全詩寫了兩個夜不能寐，一個是「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一個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後一個「撫今」，在孟夏之夜，是寫眼前之景，故用「望」字領起；前一個「思昔」，在秋風之夜，是回憶放逐前夕的情景，故用「思」字發端。詩人在「思昔」時唱道：「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憂憂。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此處所講之「橫奔」，與《惜誦》「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志堅而不忍」中之「橫奔」，性質完全一樣（「不以禮出也」），連前後表達的內容也相似，可見《抽思》所「思」的秋風之夜，當是詩人寫作《惜誦》之時。學術界一般都認為，詩人寫作《惜誦》之時，已經受讒被疏，但尚未離開郢都，只是「欲」「願」而已，他思想鬥爭十分激烈，一度有意不遵禮數拂袖而去（「橫奔」），即與君王徹底決裂，但最終理智佔了上風——「蓋志堅而不忍」「覽民尤以自鎮」。這正是詩人寫作《離騷》前夕的情景，所以可證《離騷》作於秋天。

　　從古代刑法角度看，古人看重「春生秋殺」，以為「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禮記·月令》載云：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搏執……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等等。這些記載均證明，古代判決罪犯一般都在秋天。「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之「放逐」，據《尚書》所載，是所謂「宥五刑」的一種手段，其判決時間當然也在「仲秋」。《離騷》作於被判放逐之際（「吾將遠逝以自疏」），因此創作時間也自然是在秋天。

（作者：周秉高系內蒙古包頭職業技術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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