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寫作年代新探
明代陳洪綬《屈子行吟圖》(局部) 資料圖片 |
關於《離騷》寫作年代問題,宋代以前基本是清楚的。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報任少卿書》均明確記載:屈原放逐,著(乃賦)《離騷》。劉向《新序》更是明確指出:「秦欲吞滅諸侯,併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當懷王十六年,張儀相楚,也就是說,屈原《離騷》是在懷王十六年被放逐後所作。可以說,這是宋代以前楚辭學界的普遍看法。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繼承了太史公和劉向的看法,認為《離騷》的內容是屈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而朱熹《楚辭集注》則提出《離騷》並非屈原「逐」後所作而是「疏」後所作。儘管朱熹提出的實際是個偽命題,因為與司馬遷同時代的孔安國曾經明確指出,在先秦時代,「疏」是「放」的一種形式;但是,由於朱熹肇端發疑,明人汪瑗、清人蔣驥等騷學名家相繼對此加以發揮,以致其後在《離騷》寫作年代問題上的歧見更顯紛紜,近代以來尤甚。《離騷》寫作年代竟然成了一個大難題,嚴重影響著楚辭研究的深入。
不過,經過近幾十年的激烈爭辯,問題越來越清楚,即屈原於懷王十六年放逐後作《離騷》這個觀點應該是最符合歷史記載的。有些學者曾經借口「文本為重」,提出過一些質疑,如作品中的「江南地名」「嘆老心情」和「一死決心」等,但早在20世紀,湯炳正、胡念貽等騷學名家均已對這些質疑一一反駁,十分有力,今人沒有必要再浪費時間和精力去糾纏。而且,恰恰是《離騷》的文本有力地證明,《離騷》作於懷王時期。因為作品中所寫當時楚國的君王,也就是詩人要效忠的君王是懷王而非頃襄王。這點對於判斷《離騷》的寫作年代十分重要。《離騷》中明明白白寫道:「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歷史文獻證明,對屈原「數化」,即時而信任,時而猜疑的,是懷王,而非頃襄王。因為頃襄王從即位到頃襄王三年「怒而遷」屈原為止,這兩年多的時間裡一直沒有重用屈原,根本不存在「數化」的問題。相反,懷王生前確實對屈原的態度有過多次變化,時而信任,時而懷疑,《屈原列傳》等史料對此均有記載。另外,《離騷》中表達出的對當時楚王的感情是那樣的熱烈、忠誠:「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詩中這類熱情洋溢的詩句顯然只能適用於懷王。因為屈原在頃襄王朝僅兩年多一點的時間,頃襄王也一直沒有重用他,所以君臣之間不可能有多麼深厚的感情。而作《離騷》時的屈原與懷王君臣關係已十來年,懷王還曾幾度信任、重用過他,君臣關係自然非同一般。這些詩句有力地證明,《離騷》寫作之時,懷王還活著,正處壯年,還在執掌楚國的政權,而且屈原對他充滿希望,還願意為他馳騁效勞,當開路先鋒。所以說,除歷史文獻證明外,《離騷》文本也證明劉向的觀點是可靠的。
屈原是在楚懷王十六年作的《離騷》,而且,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這個寫作時間是在秋天。
清人李漁《閑情偶記》有云:「善詠物者,妙在即景生情。」《離騷》中也有即景生情的內容,而《離騷》中寫到的景色正是秋天之景。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離騷》通篇未言「冬」。言「春」者僅有兩處,曰「溘吾游此春宮」「春與秋其代序」。「春宮」是建築名詞,「春與秋」泛指時間。言「夏」者亦只有兩處,曰「夏康娛以自縱」「夏桀之常違兮」。顯然,這兩處的「夏」均指朝代名,而非指季節。但是,《離騷》實實在在地寫到了秋天的景物:「扈江離以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這兩處之「秋」,確實是指季節。從情理上講,屈原不可能在春天、夏天或冬天來講「紉秋蘭」或「餐秋菊」,因此,只能理解為「即景生情」。
《楚世家》記載:「(懷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其原因是:「(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這段記載中的張儀「稱病不出三月」,自然是指楚懷王十六年的冬天。
再逆推上去。從「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和被張儀誆騙之後「懷王大悅」「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等記載看,此二位君王急迫之情溢於紙上,其時間不會拖得太長。此事在張儀「稱病不出三月」之前。由此可知,劉向《新序》所載的「秦欲吞滅諸侯,併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的季節應該是秋天。
《抽思》寫屈原無過被逐,憂思難抑,撫今思昔,夜不能寐。全詩寫了兩個夜不能寐,一個是「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一個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後一個「撫今」,在孟夏之夜,是寫眼前之景,故用「望」字領起;前一個「思昔」,在秋風之夜,是回憶放逐前夕的情景,故用「思」字發端。詩人在「思昔」時唱道:「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憂憂。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此處所講之「橫奔」,與《惜誦》「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志堅而不忍」中之「橫奔」,性質完全一樣(「不以禮出也」),連前後表達的內容也相似,可見《抽思》所「思」的秋風之夜,當是詩人寫作《惜誦》之時。學術界一般都認為,詩人寫作《惜誦》之時,已經受讒被疏,但尚未離開郢都,只是「欲」「願」而已,他思想鬥爭十分激烈,一度有意不遵禮數拂袖而去(「橫奔」),即與君王徹底決裂,但最終理智佔了上風——「蓋志堅而不忍」「覽民尤以自鎮」。這正是詩人寫作《離騷》前夕的情景,所以可證《離騷》作於秋天。
從古代刑法角度看,古人看重「春生秋殺」,以為「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禮記·月令》載云: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搏執……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等等。這些記載均證明,古代判決罪犯一般都在秋天。「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之「放逐」,據《尚書》所載,是所謂「宥五刑」的一種手段,其判決時間當然也在「仲秋」。《離騷》作於被判放逐之際(「吾將遠逝以自疏」),因此創作時間也自然是在秋天。
(作者:周秉高系內蒙古包頭職業技術學院教授)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