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平凡的老師

趙世昌　口述

我是唐山人，父親在鐵路上工作，家庭生活還過得去。我在唐山上完小學、中學，大學被保送天津的河北師範學院。那時，天津是河北的省會。

1953年夏天，我從河北師範學院畢業，分配來到北京工作。當時只有 5個同學分配到北京，街坊鄰里都很羨慕我。我被分到師大女附中，兩個同學去了師大一附中，另兩個去了師大二附中。去一附中教數學的張榮錄後來成為我的妻子。

我就這樣開始了自己的教師生涯，一輩子待在一所中學——從前叫師大女附中，現在叫實驗中學，一輩子干一件事——教物理課。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員，可是我們學校卻是一所百年來始終如一的優質中學，我目睹、親歷了學校幾十年來的一切成長和變化，我為她驕傲。

今天，我已是一個耄耋老人了，回想起以往的平凡日子，許多往事浮在眼前。我們學校能夠多年保持優良校風和先進水準，我認為主要是有許多好傳統。

一個是領導以身作則，對學校的校風管理抓得細

50年代，蘇靈揚在女附中當校長時，對教師的儀容儀錶、道德規範都有嚴格的要求，那真是從每一個細節做起。當時我們學校是女中，對男教師的行為規範要求就更嚴。譬如夏天在校園裡、課堂上不得穿短褲，為此我做了一套灰制服，每天上課時就穿上。還有，男老師不能放學後單獨找學生談話。對女老師的要求也一樣嚴。有一次，一位女老師沒穿襪子走在校園裡，被蘇校長看見，挨了批評。不穿襪子出現在校園這樣的公共場所，是粗俗的表現。學校一些老照片里還能看出那時的校領導和老師們樸素大方的氣質。為人師表，不是喊口號說大話，是從一點一滴做起。

對學生的禮貌、道德教育要求也很細。譬如學生在校園裡遇到老師要行禮，問好；

上課遲到了不能衝進教室，要在門口喊「報告」，得到老師允許才可以進去；學生去教研室找老師，也要在門口喊報告得到允許，才可以進門；學生在課堂上發問要舉手，不能隨便接老師話茬；回答老師提問，要站起來；每堂課後值日生都要把黑板擦乾淨，等等。這些要求看起來很細微，卻能讓學生從小養成尊重師長、也要自尊的習慣。

二是學校在教學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

我大學畢業剛到物理組工作時，就感覺到老師之間關係非常融洽。劉希璞、張繼恆、王青漪三位老教師為人親切友善，不擺架子，我自然而然就尊他們為師。校領導還指派劉希璞老師親自帶我，把他的經驗一點一點傳授給我，讓我比較快地適應了女附中這個新環境、新工作。其他教研組也是一樣，數學組張玉壽、王明夏兩位老師對高中畢業留校的金元、李光華她們也是這樣，手把手地教，老教師水平高，帶出的後輩水平就好，金元、李光華後來就能直接去教高三年級的數學。

校領導號召年輕教師要多聽老教師的課，同一教研組的老師互相聽課、觀摩學習，形成制度。外校老師、北師大老師也常常來我們學校聽課。孫岩校長曾經說過，聽劉希璞（物理）老師的課，就是一種享受。胡志濤校長早年參加革命，沒有讀過師範專業，可是她每次聽我的課，都能聽出問題，指出我的不足，水平相當高。這種聽課制度對老師的督促、交流、借鑒作用非常強。

劉秀瑩老師當教導主任時，對班主任的工作管理很有辦法。她要求建立班主任手冊，凡是當班主任的老師，都要按照要求詳細記錄工作情況。她定期審讀，每次都認真寫批註，你做得好的，有獨到之處的地方，她在批語里及時表揚，有問題也坦率指出，特別受到班主任老師的歡迎。後來她調走了，班主任手冊的制度也就黃了。

三是在對學生的教育管理堅持了自己的特點，德智體全面發展

我們學校的學生都是通過考試在全市選拔入校的，多年來一直保持了好的生源，學生普遍熱愛學習，能夠自律，各科都有大批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

我們老師對學生都放得開，讓她們自己動腦動手，培養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我記得帶初中班級時，我們都把黑板兩邊的部分（黑板兩邊是木質的，中間是磨砂玻璃的）留給學生，辦「閃電報」，鍛煉學生的寫作能力。課代表收作業本後，總是逐個把作業本打開到老師批改的那一頁，摞成一摞，送到老師辦公桌上，給老師節省了時間。這樣的小細節看似麻煩，卻讓學生日後有了為別人著想的習慣。到了初三年級後半期，班主任主要負責給升學有困難的學生補課，其他工作都由學生幹部管了。

那時的教育方針是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學生，培養學生的勞動習慣和勞動能力也是重要的方面，學校有完備的制度。每天值日生負責教室打掃，每周末都有大掃除，教學樓樓道、校園裡的道路都是學生打掃（現在是專門雇的清潔工打掃）。每班的衛生委員輪流作為年級的值周生，負責檢查各班的衛生。每禮拜都有一堂勞動課，做些力所能及的手工勞動。每學期有兩周時間下鄉勞動，分別在「五一」「十一」以後。因為班主任里女老師多，身體不好或家庭有困難不能下鄉，我都是作為年級領隊老師帶著學生下鄉勞動。這些傳統現在都消失了。

我在物理教研組幹了一輩子，是一個普通的教員，也是一個平凡的人。我當過多屆學生的班主任，教過的學生成千上萬，許多學生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我特別要感謝1966屆初三(3)班的同學們，在「文革」初學校陷入混亂的那段日子裡，沒有批鬥過我。

（馮敬蘭：當時我們班確實辯論過，是否要批判趙老師，絕大多數同學都反對批鬥老師。）

我上初中二年級那年，日本投降，學校組織去唐山火車站歡迎美軍，氣氛很熱烈。國民黨新一軍、新六軍進駐唐山，部分士兵住在唐山三青團總部。我們班兩個威信高的同學，號召大伙兒加入三青團，我和二十多個同學都參加了。這成為我的一個歷史問題。50年代孫岩校長和我談過，說我的這件事是一般歷史問題，我也沒有什麼壓力。1968年下半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我還是被停止了工作後即被監督勞動，半年後才被放出來，我是頭一個被解放的，解放後就讓我帶著學生挖防空洞。

學校秩序基本恢復正常後，我又回到物理組，一直教物理課到 1990年退休。我這一輩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物理學的基本知識傳授給一屆又一屆的學生。

採訪整理：馮敬蘭

本文摘編自《口述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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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百年校慶《校友回憶母校文集》徵文項目編髮，作者文責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