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政治學述評

　　新自由主義「是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亞當?斯密被認為是其創始人」。新自由主義主要被認為是一種經濟學理論，這其實是對新自由主義的一大誤解。因為圍繞國家與市場、自由與民主、國際關係與全球治理這三個核心範疇，「新自由主義無論對那些支持它們的力量還是向其挑戰的運動而言，都支配著政治領域」，因此需要「考察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影響，考察通常較少注意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學」。為準確把握新自由主義政治學的理論觀點和價值取向，本文梳理、歸納新自由主義政治學的理論主題，評析新自由主義政治學的潛在危害，以揭露其意識形態本質。

　　一

　　國家與市場的關係既是政治學又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一個政府同另一個政府的最大不同，在於市場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場的程度。圍繞國家與市場關係的論述，新自由主義建構了其政治學說的理論基礎。

　　新自由主義迷信新古典主義的自由市場原則，「同意亞當?斯密的看法，即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是最好的工具，它可以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調動哪怕最卑下的人性本能--諸如貪吃、貪婪、對財富的慾望和對權力的慾望。所以新自由主義學說激烈反對政府干預理論。」新自由主義認為，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決定性作用，只有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才是有效率的經濟。因為作為和生產者之間的媒介，通過組織化和制度化的交換，市場可以把消費者的信息傳遞給生產者，而生產者之間的競爭既可以使各種資源得到有效利用，又可以保證價格的合理性。新自由主義由此賦予市場交換如下地位：市場交換本質上具有倫理理性，能夠指導一切人類行為，通過市場交易的最大化，社會公益會因此最大化。「說得簡單些，新自由主義的教義就是：只要人人都可以參與的、無限制的、自由的市場中進行競爭，無論對於企業，還是對消費者，或者對勞動者，都會自然達成『最適當的解決』。」

　　新自由主義推崇市場機制的作用，主要立足於以下兩個基本依據：(1)把市場機制的作用視為一種「自發秩序」，是人之行動而非人為設計的結果。作為人類社會資源配置的最基本方式，在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下，市場競爭可以實現經濟的均衡發展。(2)個人自由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基礎，尊重個人自由和個人自由選擇的權利，是經濟和政治活動的基本原則。個人進行經濟、政治活動的自由選擇程度越高，社會的效率就越高。

　　在美化市場機制和自由競爭的同時，新自由主義認為，為了經濟穩定和增長，迫切需要減少國家干預。因為國家干預不僅不能消除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還會限制市場經濟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調節。在國家干預之下，市場無法正常傳遞信息，私人經濟活動受到各種限制。這不僅會降低經濟效率，而且在政治上容易導致對民主的破壞和對個人權利的侵犯。

　　但是，面對國家干預經濟事務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事實，新自由主義也不得不加以正視。因此新自由主義並非一概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但是堅決反對凱恩斯主義(即什麼都由政府包攬，政府過多過細地管理經濟活動，並以需求管理的方式實現這些干預)。新自由主義認為，凱恩斯主義動搖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的信仰，政府自認為它比市場上所有的人都精明，因而對經濟活動橫加干預，企圖以此保證經濟平穩順利地發展。但事實證明這是事與願違的，國家干預造成政府熱衷於福利和中央管理，使政府職能無限擴大，工作效率下降，官僚主義盛行，結果只會造成經濟陷入困境。實踐證明，「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中，政府是無能的，它沒能促進企業精神的興旺。」因此只要有可能，經濟活動都應該主要交由市場機制去調節，政府無須過多干預，即使不得不干預，也是越少越好。由此，新自由主義極力主張國有企業私有化，將許多屬於政府的公共服務移交給私人部門，從而「提高政府這種生產要素的經濟效益--正如提高土地、勞動或資本的經濟效益一樣」。

　　由於市場被新自由主義想像為最優的可以自我調適的社會結構，在不受國家干預的情況下，「它就會最大限度地滿足所有的經濟需求，以及有效地使用所有經濟資源，並自動地為所有真正希望工作的人產生充分的就業。」因此，在批判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新自由主義重新劃定了國家干預的原則範圍。按照弗里德曼的說法，政府從事下列事項是有利的，即「維護法律和秩序、規定財產權的內容、作為我們能改變財產權的內容和其他經濟遊戲的規則的機構，對解釋規則的爭執作出裁決，強制執行合同、促進競爭、提供貨幣機構、從事對抗技術壟斷的活動和從事廣泛的被認為重要到使政府能進行干預的鄰近影響的消除，同時，又包括補充私人的慈善事業和私人家庭對不論是瘋人還是兒童那樣的不能負責任的人的照顧」。而政府從事下列事項是有害的，即「進口關稅或出口限制;政府對產品的控制，法定最低工資率或法定最高價格;具體調節工業的條例;社會保險方案，提供執照的限制;公共住宅與其他津貼」。

　　這樣，通過減少國家在經濟事務方面的職能，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更靠近了。它不再強調平等和收入再分配，而是認為政府應集中於效率和增長問題。「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只有經濟繁榮，才能實現平等，過去那種通過轉移支付和管制實現平等的做法實際上削弱了市場的活力。」為維持市場競爭的活力，國家應該創造良好的商業環境，而不是滿足人們的需求和福利。「每個個體要為自己的行為和安康負責。這一原則擴展到許多領域，包括福利、教育、醫療衛生甚至養老金。個人成敗被解釋為處於創業精神或個人弱點等原因，而不是歸在任何系統性因素上面。」

　　二

　　基於對國家與市場關係的認識，新自由主義政治學闡述了自由與民主的關係，從而將新自由主義從政治經濟關係的研究切入到對政治制度設計的分析上。新自由主義認為，「關於人性尊嚴和個人自由的政治理想至關重要，是『文明的核心價值』。」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書中指出，自由就是指「一個人不受制於另一個人另一些人因專斷意志而產生的強制狀態，亦常被稱為『個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狀態」。

　　新自由主義的個人自由理念是建立在方法論極端個人主義基礎上的。按照這種方法論，個人被認為是決定私人行動與集體行動的唯一抉擇者，「集體不可能脫離個人而存在，獨立於個人之外的社會整體是不存在的。」馮?米塞斯對方法論個人主義做了系統的解釋，他給方法論個人主義下了如下定義：一切行為都是個人的行為;在個體成員的行為被排除在外之後，就不會有社會團體的存在和現實性。在他看來，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包括了三個方面的基本原理：一是任何行為都是由個人作出的，一個集體之所以有所作為，總是各個個人的共同努力的結果;二是人天生是社會動物，但社會過程發生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沒有個人也就沒有社會過程，個人行動構成社會的基礎;三是集體是無法被具體化的，對集體的認識總是由有行為的個人賦予其意義的。

　　新自由主義認為，市場和貿易的自由保障個人自由，國家的作用是創造並維持一種適合於此類實踐的制度框架，「此制度框架的特點是穩固的個人財產權、自由市場、自由貿易--釋放個體企業的自由和技能，能夠最大程度地促進人的幸福。」除此之外，在那些不存在市場的領域(教育、醫療、安全或環境等)，國家也要著手建立市場。因為「市場不僅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而且也是實現人類自由的最適合土壤。按照新自由主義理論家的說法，正是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威脅著自由」。因為一切政府干預的形式都以集體判斷取代了個人的自由選擇，存在一種「全面指導社會過程」的企圖，因此「在一個自由人組成的社會中，任何約束個人的集體行為準則都是不可能有任何立錐之地的」。

　　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在所有自由之中，經濟自由是最重要的。「由於經濟安排對權力的集中和分散權力所具有的影響，作為獲得政治自由的一個手段，經濟安排是很重要的。直接提供經濟自由的那種經濟組織，即競爭性資本主義，也促進了政治自由。」但是，經濟自由只能通過競爭的市場經濟實現，而私有制是市場競爭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與私有產權和競爭性市場這些制度相勾連的權力和創製權的分散制度，那麼人們就很難想像一個社會能夠有效地維護自由。」由此，新自由主義武斷地認定，「除了以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之外，其他的任何社會制度都是不可行的。」只有「當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個獨立行動的人的手中，才沒有人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才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

　　新自由主義認為「對自由最大的威脅是權力的集中。為了保護我們的自由，政府是必要的;通過政府這一工具我們可以行使我們的自由;然而，由於權力集中在當權者手中，它也是自由的威脅」。要想獲得政府好處又能迴避政府對自由的威脅，必須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分散政府的權力，「市場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範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与競賽的程度。」市場的合理性不僅在於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更重要的是「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將培育個人的自由」。因此，國家應該支持牢固的個人財產權、法治以及令市場和自由貿易得以自由運轉的制度，這些保障個人自由所必需的制度安排，國家「必須利用其對暴力手段的壟斷不惜一切地加以維護」。

　　有意思的是，在新自由主義的視野中，民主與自由並非具有同樣的終極價值，而是被置於從屬的地位。當民主與自由發生衝突的時候，如果不對民主的擴展加以限制，就有可能出現多數人意志的強制，從而對個人自由構成威脅。因此，新自由主義對民主實際上持一種矛盾的態度，一方面它希望保持某種形式的民主，不得不為民主留下必要的價值空間。「真正的個人主義不僅相信民主，而且還堅持認為民主的思想來源於個人主義的基本原則。」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害怕多數人的民主會威脅少數人的自由，反對「為了將來的發展，必須把絕大多數人的觀點看作是正確的和有約束力的」。當多數人的民主侵害到少數人的自由的時候，以民主的名義和方式剝奪少數人自由權利的做法從根本上違背了民主的本質。「毀掉制度中的自由要素以換取少得可憐的一種方式，用這種方式尋求最大限度的民主，除了削弱作為整體的自由主義民主之外將一無所獲。」

　　由於對民主存在疑慮，新自由主義強調在一些領域中必須聽任事情的自由發展，這就是民主的代價。因此，新自由主義並不打算將「民主供為神靈」，「民主不能像阿克頓勛爵正確地論述自由時所說的那樣，『是更高的政治目標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標。它並非是為了一個良好的公共管理才被需要，而是為了保障對市民社會和私人生活的最高目標的追求。」換言之，民主只是一個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手段，它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在一個多數民主的政府統治下，民主制度也許和獨裁製度同樣暴虐，只要民主不是個人自由的保障，那麼它也可能以某種形式存在於極權主義政體之中。

　　新自由主義鼓吹，資本主義是民主的必要基礎。如果資本主義意味著以自由處置私有財產為基礎的一個競爭性體制的話，那麼認識到只有在這種制度下民主才有可能是極其重要的。當社會制度由集體主義信條支配時，民主不可避免地將自行毀滅。因此，「要想總結一下真正的個人主義對民主的這種看法，最好是再一次引用阿克頓勛爵的原話。他寫道：『真正的民主原則是，誰也沒有權力來支配人民，採取這一原則意味著誰也不能夠限制或取消人民的權力。真正的民主原則保證人民將不會被強迫去做他們不喜歡的事情，也意味著永遠不會強迫人民去容忍他們不喜歡的事情。真正的民主原則，是每個人的願望都將是儘可能地自由發展，它意味著作為一種集體的人民的自由願望將不受任何束縛』」。

　　可見，「新自由主義理論家對民主抱有極大的懷疑。他們認為，多數人的治理會對個人自由和憲政自由帶來潛在威脅。」因此，新自由主義不相信只要權力的最終來源是多數人的意志，這種權力就不會是專橫的。「許多人以這種信念來獲得的這種虛假的保證，是對我們面臨的危險普遍缺少認識的重要原因。」沒有理由認為權力是通過民主程序授予的，它就不可能專橫，因為防止權力專斷的不是它的來源而是對它的限制。民主的控制可能會防止權力變得專斷，但並非僅僅存在民主的控制就能做到這一點。新自由主義斷定，「只有在相對富足而且存在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以保障政治穩定的條件下，民主才有可能。」

　　三

　　由於市場經濟是一種開放經濟，要素不僅在國內市場也在國際市場上流動。新自由主義於是鼓吹經濟全球化，認為經濟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團所施加的人為政治限制，通過世界規模的競爭性資源配置確保了全球財富創造和分配。「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新自由主義的目標是建立全球秩序。」由此，新自由主義從國內政治分析轉向了對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和全球治理)的研究，「矢志於在全球範圍重建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

　　新自由主義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暢行無阻的資本主義市場水到渠成的產物，是一個從自由和公平交換的道路上消除了政府、政治利益和陳腐習俗所造成的人為扭曲之後淋漓盡致地展示出來的積極過程。在經濟全球化中，世界是由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單位(公司)組成的，這些單位通過自由和不受阻礙的交換來追逐利潤，最終產生了市場均衡。這個均衡點標誌著最有效率地生產財富和配置有限的資源的方式，從而宣示了自由市場和比較優勢的價值。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新自由主義強制發展中國家拆除一切阻擋資本自由流動的壁壘。「超越於商品和資本流動之上的國家主權，自覺自愿地聽命於全球市場。國際競爭被視為健康有益的事情，因為它能夠提高效率和生產力，降低價格，並藉助控制通脹趨勢。所以，各國應該共同努力協商減少壁壘，促進資本跨國界流動，盡量為全球交易開放市場。」

　　隨著自由貿易遍布全球，經濟全球化重塑了國際秩序。在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和最小限度的國家干預下，經濟全球化加深了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但是，當相互依賴普遍存在時，國際衝突並不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相反，國際衝突會以新的形式出現，甚至會呈上升態勢。」因為相互依賴並不會消除分歧，帶來互利，形成共同利益，「恰恰相反，相互依存是包含著競爭，需要付出代價，隱喻著對國家自由行使主權的限制。」儘管在全球層面上民族國家依然是國際關係的核心，但是在全球經濟日益一體化的進程中，其權力日益削減，而國際組織、跨國公司以及非政府組織等則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它們在國際政治事務中呼風喚雨，使許多國家產生了強烈的反應。

　　但是，與不斷擴張的市場力量相比，國家管理經濟社會的能力明顯下降，各國政府難以制定和維護獨立的制度規範。不僅與國際貿易和金融直接相關的法規如此，在原被視為純粹國內社會政策的領域，政府的行動能力也受到制約，因為經濟全球化向社會生活的非經濟領域植入了市場規律和機制的作用。「在商品生產和服務、產權(包括知識產權)、貿易、交換、金融、外國投資、稅收政策和貨幣匯率等領域，資本主義市場規律和機制自由發揮作用。」當市場規則侵入到政治過程中時，政府不得不尋求內部的改組和新的制度安排，從而在面對全球市場的其他國家時，提升其競爭力。

　　新自由主義指出，經濟全球化不是在政治真空中產生的，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賴使主權國家處於大量全方位治理跨國活動和集體政策問題的國際機構和組織的交點上。由於不能允許諸多全球問題的惡化危害任何地方民眾的福利，以及渴望產生一定程度的秩序和對高度相互依賴所固有的不確定性和混亂的指導，必須通過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則治理全球問題，以達到維持正常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但是，全球治理並不是說要建立一個全球治理機構，建立一個世界政府或者世界國家。這種機制既不現實也不值得追求，因為這樣一種超級管理機構幾乎無法獲得民主合法性，高高在上，遠離所要解決的問題。

　　戴維?赫爾德認為，「全球治理不僅意味著正式的制度和組織--國家機構、政府間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維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規則和規範，而且意味著所有的其他組織和壓力團體--從多國公司、跨國社會運動到眾多的非政府組織--都追求對跨國規則和權威體系產生影響的目標和對象。」因此，全球治理的實質是權威在治理的不同層次之間或者不同的基礎設施之間被重新劃分，「它是多層次的，是經由並通過下述幾個主要的治理基礎設施在結構上相互穿插而形成的。這幾個基礎設施是：超國家的機構、區域的機構、跨國的機構和次國家的機構。夾在這些層次中間的，則是國家政府。」換言之，全球治理建立在各種不同形式與不同層次的國際協調、合作、集體尋求決策的基礎之上，包含一系列權力的重新定位，從公共部門、准公共部門到私人部門。與權力的重新定位密切相關的是制定與執行全球規則的基本路徑的改變。儘管大多數全球治理是通過現存的國際組織並在這些組織之內進行的，但是私人實體已經逐漸成為形成和執行全球公共政策的重要勢力，公私合作關係的興起正在把私人部門日趨擴大的影響力納入到全球政策的形成和貫徹機制當中。

　　那麼，全球治理能夠實現嗎?站在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的立場上，新自由主義列出了全球治理髮揮作用必須具備的前提條件：第一，全球治理只有通過形成全球法治國家才能實現。法治國家意味著國內要有良好的管理方法(執政者嚴格履行彙報義務、司法獨立、尊重基本人權)，在國際關係中實現國際法的統治，允許「合法干預文明」的存在，不能容忍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出現嚴重傷害人權的現象。第二，全球治理並不需要一個世界國家，但是在受到國際法約束的民族國家內部需要調控力量，因此建立國際刑事法庭是國際關係文明化的一個重要的步驟。第三，全球治理必須建立在保障世界公民權利的世界公民憲法之上，建立在全面保障人權基礎之上。只有在保障人權之上建構一種全球範圍內的價值認同，建立全球共同價值觀念和行動原則，才能建築全球治理的結構基礎，形成「沒有政府的治理」。

　　四

　　新自由主義「既包含了一套理論原則，又包含了一系列的社會政治實踐，所有這一切都直接服務於擴展和加深我們生活的大部分領域中的資本主義市場關係」。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的理論，新自由主義長期以來就潛伏於公共政策中，在實踐領域被冠以「華盛頓共識」的稱謂。「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並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以至於新自由主義「如此的有勢力，竟實現了全球化資本主義，這並不是『歷史的必然』。正是因為有些勢力會因為政府干預減少、對市場實行緩和的限制措施而得利，『自由競爭的神話』才如此這般地普及」。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術界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主要是將其視為一種經濟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缺乏對新自由主義政治學的全面系統的分析。實際上，新自由主義建構了一種新的社會政治模型，這種模型勾勒出遍及全球的政治轉變的條件。「這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幻想，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政治方案。新自由主義已經登臨全球思想、政治和經濟力量之巔，所有這些力量都可被動員起來去實現讓全世界的人都服從資本的判斷和道德的新自由主義計劃。」因此，單從經濟學的向度理解新自由主義是不夠的，必須深入研究新自由主義政治學，揭示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本質，打破對新自由主義的迷信，用全新的眼光檢視新自由主義，破解新自由主義的「神話」。

　　毋庸諱言，新自由主義政治學並非一無是處。「從理論上看，新自由主義揚棄了古典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某些過時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進步作用。」但是，從根本上看，新自由主義政治學作為資本主義主導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綱領，將進一步促使社會經濟生活特徵向市場方向轉變。為了從理論上強化資本主義的基礎，新自由主義著力維護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通過呼籲在經濟生活管理中儘可能的「小政府、大市場」，以及在政治和經濟之間設置高壁壘--以保護私有財產的名義，「新自由主義要求一個能保證私有財產首要地位、保證市場超越於社會控制之上的強政府」，其目的是保護資本主義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特別是維護壟斷資產階級和金融寡頭的利益，這就決定了新自由主義必然走向政治上的保守主義。

　　新自由主義試圖把一切人類行為都納入市場領域，認為「只要人們在自由的市場中競爭，經濟就會大規模地增長下去，通過『看不見的手』完成『最優』的資源分配，但是，自由競爭產生的不公平和環境破壞必須由政治來糾正」。換句話說，市場的缺陷需要國家在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義「對於市場的自大情緒是毫無根據的：市場不一定能夠有效分配。即使政府與個體擁有同樣的信息量，政府的某些干預無疑也會提高福利」。如果沒有國家在產權制度、治理結構和交易秩序方面制定和實施的規則，穩定的市場根本無從談起。國家需要市場，市場也需要國家。「世界經濟的興衰取決於各國政府、國際組織、法律規則及其所提供的保護。長期存在的民族國家間的競爭也促進了國際市場的建立和管理。」如果「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自由追求與社會的合作和強有力的政府之間必要的平衡被打破而無法修補的話，那麼持續的人類進步就不太可能。到那時，人類就會完全乞憐於自由市場--淪為它的奴隸，而不是成為它的主人。」因此，新自由主義割裂國家與市場關係的錯誤認識，將有關一切福利責任都移還給個人的規定，具有雙重的有害結果。如果國家減少在醫療、教育、社會服務等領域的作用，兩極分化不可避免;在強調個人責任的前提下，個人失敗被歸結於個體的過失，受害人由此經常反遭指責。

　　新自由主義堅持個人是經濟政治生活的基礎，它以個人為本位，把個人自由、個人價值和個人利益置於最高地位，崇尚個人主義和自由選擇的理念和價值觀，這打開了通往個人權利激進主義的大門。「任何將個人自由提升到神聖位置的政治運動都有被新自由主義收編的危險。」可以說，推崇個人自由，反對集體主義，反對國家干預，是新自由主義政治學的核心內容。為了維護個人自由，新自由主義主張私有制，認為私有制是自由的重要保障。「如果生產資料都落到一個人手裡，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於整個『社會』的，還是屬於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全權控制我們。」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中也是有害的。因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損害了多數人的利益，由此產生了剝削他人的自由，獲得超額利潤而不對社會作出相應貢獻的自由，阻止技術發明用於公益事業的自由，或者發國難財的自由。因此，新自由主義所謂的「自由」只是資產階級最大限度地獲取自身利益的自由，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建立在「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之上的自由。「如果失去警惕，聽任新自由主義泛濫下去，誤導我國的改革開放，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就會喪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蛻變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在鼓吹個人自由的同時，新自由主義認為民主和自由不能等量齊觀，「民主本身並不是一種終極的價值或絕對的價值……民主很可能是實踐某些目的的最佳方法，但其本身卻不是目的」，民主是一種個人主義的制度，任何形式的集體主義都不可能與民主制度兼容，因為集體主義對「自覺的」控制或「自覺的」計劃的要求，會導致某個人的思想支配一切。因此新自由主義「所偏愛的政治形式是相對的民主：民主，但不要太多」。這種民主是脆弱而又貧乏的，存在著一種深奧微妙的反民主意圖。這是因為，強調自由並沒有錯，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沒有自由就沒有民主。「但是，自由和民主並不是一個範疇，兩者不能混同;民主就包含著在按照多數人的意見進行決定之後，事實上少數人的某些自由必須向多數人作出讓渡，如果在少數服從多數的基礎上作出決定並且上升為制度和法律之後，少數人只強調個人自由，甚至在行動中反對按照多數人的意見作出的決定，民主就不可能實現了。」更值得警惕的是，新自由主義關於資本主義與民主「聯姻」的理論所設計的政治制度模式存在嚴重的偏見和錯誤，混淆、抹殺了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區別，其目的是否定、取消社會主義。因此，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既要合理地吸收西方民主理論的有益成果，也要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劃清界限，切不可盲目模仿，照抄照搬。

　　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一種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一場標誌性勝利是將『全球化』概念用做一個過程，此過程象徵著在全世界的政府和社會在生產進程中市場的指令無所不在和不可避免。」新自由主義認為，競爭性的自由貿易有益於所有國家，隨著市場競爭遍布全球，經濟全球化弱化了民族國家的主權，強化了各國之間的相互依存，人類共同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需要加強國與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這就需要全球治理。但是全球治理中，民族國家的主權日漸式微，全球治理的實現取決於全球共同價值和行動原則的確立。對新自由主義的這種國際政治理論，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新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將民族國家視為壟斷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主要障礙，主張削弱民族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自主權，這是我們堅決不能認同的。經濟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仍然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行為主體，國家利益仍是國際政治的中心目標，民族國家的經濟發展既要積極融入全球市場，又必須保持對市場破壞性的警惕，採取措施約束市場力量的放任，在增強經濟開放性的同時不斷完善經濟管理制度。如果聽任新自由主義肢解民族國家的主權，將會嚴重威脅到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政治、經濟安全。更為嚴重的是，新自由主義全球治理秉持的所謂普世價值(如「人權高於主權」、「合法文明干預」等)，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干涉別國內政、謀求國際霸權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必須重新認識新自由主義的嚴重危害，廣泛動員民眾反對新自由主義」。比起新自由主義描繪的國際政治經濟圖景，「還有遠為有價值的治理體系有待我們去建立。」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29期，摘自2013年第1期《高校理論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