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環境、歷史、財政所勾連的世界

[讀寫人(duxieren.com)文摘]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梁捷/文

現在每年出版的圖書越來越多、越來越細，在很多細分專業領域內都有大量精彩的作品，但是大眾的關注力被越來越少的明星圖書所吸引。所謂的「長尾效應」日益突出，即絕大部分重要的書，閱讀者都寥寥無幾。讀書人之間的交流隨之變得困難起來，因為「公共性」知識的增長在不斷減緩，各人所學所知都有所不同。所以，我想結合過去一年的閱讀，嘗試著探討幾個我所關心的具有「公共性」的問題。

宏觀大歷史

在過去幾十年里，歷史學細化分工的趨勢特別突出。對於治中國史的學者而言，第一步是斷代，即先確定一個較短的朝代或時期；第二步是方向，即選擇一個專業領域切入進去，例如思想史、經濟史、社會生活史等等。這種分工的結果，自然導致了大量深入、細膩的學術成果，但不可避免的後果是，學者們對歷史總體面貌認識不清。

曾有一些研究經濟史的學者告訴我，現在要給學生開「中國經濟史」這門課就很頭疼。一方面，自己主要研究明清，對古代歷史極不熟悉，沒法上課。另一方面，即使講明清經濟史，那會涉及田制、財政、貨幣、人口、漕運、貿易、工業等諸多問題，自己也不可能在每一個方面都有研究。所以到最後，「中國經濟史」實際就變成「明清經濟專題選講」了。

學生對此不滿，教師也對此不滿，所以這些年來，宏觀歷史研究在悄然復興。雖然沒有人有能力對長時段歷史的各個方面都做深入研究，但在一些有包容力、解釋力的框架之下，儘可能吸收國內外學者多個角度的最新研究，仍然能寫出極精彩的通史類著作，讓學生或讀者對此先有一個全面把握。

去年引進出版的《姚著中國史》就包含了這樣的野心。此書由台灣學者姚大中所著，從遠古一直寫到清代，煌煌五冊，兩千餘頁。由個人之力撰寫如此通史，在中國學術史上還比較少見。我們常見的各種通史，都是由主編召集一群著名學者，分卷安排，規定體例，然後分頭撰寫。這樣的著作不容易出錯，卻也比較平穩，很難體現作者、編者的統一史觀。

而完全由個人撰寫的通史就不同了。以這套《姚著中國史》為例，就不是以四平八穩的斷代形式書寫。我讀完第三卷，發現竟還沒寫到唐代。整個第四卷全部在寫唐代，而第五卷就把宋元明清一網打盡，一直寫到「近代中國的建立」。如此章節安排，並非作者寫到唐代以後就力不從心、草草收尾，而是包含了作者從民族融合視角看歷史的宏觀史觀。

以第二卷「古代北西中國」為例，這一卷主要在講北方草原民族的歷史，也在講西域民族和西域小國的歷史。匈奴是一個與秦漢同樣偉大的王朝，它幅員遼闊、歷史悠久、溝通中西，只是由於文字記錄不發達，我們過去對它所知不多。現在隨著考古學的發展，我們對其了解逐漸深入，也能更好認識它與漢族之間的衝突與融合。姚大中認為，真正的中國史就應該包括匈奴歷史，包括戎、羌、氐、月氏歷史，替這些湮沒在歷史塵埃里的民族發聲。所以才有了這一卷，看似遊離在傳統中國歷史敘述之外，實則是對傳統漢族中心史觀的重要補充。

在中國史領域需要如此大規模的創新挑戰，在外國史領域就更是如此。前幾年，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孫隆基有感於上課缺乏一本好的世界史教材，於是開始著手撰寫一套三卷本的《新世界史》。前兩年已經出了第一卷，去年出了第二卷，據說第三卷也在緊鑼密鼓地撰寫之中。第一卷出版時，大家發現竟然只寫到公元前後的古羅馬。事實上，孫教授也把自己多年來研讀歷史的史觀融入其中，每一章都有新東西。

世界史領域發展非常快，幾乎每個領域這幾十年都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學者的接受速度總體要慢幾拍。近年來，國內對世界史的翻譯引介速度有所加快，但還遠跟不上變化。世界史涉及內容太廣，要全面掌握一手資料來書寫，絕無可能。所以重要的是史觀和分析框架，在此基礎上融入近年來的重要新發現，才能使世界史體現出一番新面貌。孫教授的史觀主要體現在注重各個文明的連接，從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聯繫入手，作出跨區域的總結。以第二卷為例，孫教授把秦漢、貴霜、安息和羅馬貫串成一條文明帶，聯繫在一起加以論述。過去無論從東方看西方，還是從西方看東方，往往限於從一點看另一點，只知希臘卻不知「希臘化地區」。孫教授強調，亞歷山大東征之後的希臘化文明橫貫歐亞大陸，無論基督教還是佛教中的大乘佛教，都是這個希臘化文明的產物。文明日後所見的文明截然不同，但追根溯源，利用最新的考古、文獻、地質學、人類學方法，最終可以對人類文明有更深刻、更整全的認知。

中西的交通

孫隆基的看法與目前方興未艾的「一帶一路」討論頗有契合之處。這兩年，關於「一帶一路」的展覽、出版都很火爆。北京故宮做了阿富汗國寶展，上海博物館在年末又做了關於貴霜帝國的展覽，把阿富汗、烏茲別克、巴基斯坦等西域以西這片很多人都感陌生的區域帶入公眾的視野。

在這股潮流的帶動下，我也讀了很多有關佛教造像的著作，最新一本是阮榮春、張同標所著《從天竺到華夏：中印佛教美術的歷程》。中國佛教造像在歷史上經歷了很多個階段，梁思成等前輩已有精闢總結。而今日我們所能見到的佛像，不論大型石窟還是金銅佛像，都遠比梁思成時代要多得多，認識也要更深入。

最早的佛像主要誕生於印度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交界地區，即所謂犍陀羅地區，與大乘佛教一同產生。日本學者宮治昭在《犍陀羅美術尋蹤》中對此有過深入分析。所以我們在討論中國北朝佛像與印度犍陀羅佛像異同時，不應簡單停留在他們都有希臘化痕迹這個特點上，而應該更具體地比較細節，思考佛像在時空中的傳播過程。

阮榮春最早指出，佛教除了從絲綢之路傳入北方中國以外，一直還存在一條南方傳播之路。我們今天在一些四川出土的銅錢上可以看到佛像，從東吳的一些青瓷罐上可以看到佛像，時間都早於北朝佛像，樣式也有所不同。阮榮春等在《從天竺到華夏》一書中更全面地闡釋了佛教南方傳播之路的意義，讓我們對於中國、印度、中亞地區在古代多方位的交流有了更直觀的認識。

佛教在傳播過程中，無論佛教本身的教義，還是佛像造型特點，都發生了微妙的改變。我們通過現存佛教造像實物重新考察佛教，同時也重塑了中西交通史。而另一本小書也帶給我同樣的感觸，那就是台灣學者陳慈玉的《生津解渴：中國茶葉的全球化》。這本書雖然薄，但研究極深入，作者把數十年的研究心得用最淺白的話語寫了下來。

茶葉原產於中國，被發現有提神清醒的功能也不過是隋唐時期的事，而真正普及化，變成大眾飲料，那更是宋明時期的故事。茶葉在17世紀傳入歐洲，在英國等地產生巨大影響，全民不分老幼貴賤都開始迷戀喝茶，形成了強大的茶葉文化，至今不衰。英國長期從中國高價進口茶葉，並不斷派出「茶葉大盜」，試圖探究制茶奧秘，移植中國茶樹。這項工作直到19世紀中葉才由蘇格蘭人福瓊完成。他採集中國茶樹苗後，經歷無數艱辛，終於在印度成功種植，並且生產出可替代中國茶葉的印度茶葉。

這個茶葉的故事，是一個把全世界各個地方都串聯起來的故事。故事的一頭在英國，另一頭在武夷山區，但中間經歷了印度和東南亞各國，東印度公司、十三行、傳教士、中國茶農都在不同程度上捲入了這個茶葉全球化的故事中，甚至導致美國獨立戰爭的「波士頓傾茶事件」，多少也與茶葉的全球化貿易有關。

陳慈玉非常清醒地把這個故事一層一層地介紹給讀者。把中國茶葉源源不斷販賣到歐洲的主要力量，是大量東印度公司的貨船。這些貨船冒著極大的海上風險，去追逐暴利。他們的行為極重要，也留下大量貿易檔案，而一般的史書上卻少有提及。在研究這個問題過程中，我們不僅要注意各個地區政治、經濟、制度、技術等方面的變化，甚至還要注意茶葉本身的變化。中國人過去一般都喝綠茶或者烏龍茶，而把茶葉販去歐洲，為了確保質量，逐漸演變成發酵更重的紅茶。而歐洲人也慢慢形成了與中國人非常不同的飲茶習慣。

從茶葉的全球化中，我們可以讀出大量歷史演變。同樣的，在讀另一本關於中國海關歷史的書時，也會對中國近代經濟產生全新認識，這本書就是劍橋大學歷史教授方德萬所著的《潮來潮去》。

清代財政原本主要依靠田賦，但太平天國叛亂使得清政府失去了對一大片土地的控制，而且江南土地原本是田賦最重要的來源地。就在清政府一籌莫展之際，他們突然發現了海關關稅這個新興財政來源。但是英國提出，總稅務司必須由英國人擔任，一開始是李泰國，後來是赫德。清政府很快同意了，而英國人在這個崗位上一做就是數十年，幫助中國建立起現代的海關制度。直到晚清，關稅收入一直是僅次于田賦的中國第二大財政來源。

方德萬注意到，海關以及赫德等人不僅對中國經濟有著重要的意義，它也是幫助中國進入全球市場，以平等的民族國家身份加入國際體系的重要推手。因為中國有了符合國際規範的海關，中國才能加入諸多國際組織。此外，海關職員在工作之餘，也做了大量的翻譯、交流的工作，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學術水平。所以，方德萬的目標不是寫一本單純的中國海關史，而是試圖從中國海關的視角出發，展現晚清到民國歷史的一個重要側面。這本書的份量變得沉重很多。

自然與生態

晚清財政問題，又與另一個我所關心的問題有關，即中國的自然生態問題，尤其是中國的水資源問題。從明到清，中國每年的財政支出中，必定有不下10%的資金投入到治水之中。從南宋起，黃河向南擺動，奪淮入海。這樣一來，黃河與淮河爭奪同一條河道，導致黃河、淮河幾乎每年都要泛濫決口，蘇北人民苦不堪言。明清兩代無數賢臣都致力於治水，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明代的潘季馴與清代的靳輔。潘季馴深知黃河泥沙的挑戰，提出了「束水攻沙」的治理方針。他在今天洪澤湖一帶修建高家堰，一方面利用淮河的清水沖刷黃河帶來的泥沙，防止淤積，一方面修補黃河，固定水道，終於暫時緩解了黃河危機。百年之後，康熙時期的靳輔繼承了潘季馴的治水理念，再一次緩解黃河所造成的威脅。

但是靳輔之後，中國再無治水能臣，水患日益嚴重。咸豐年間，黃河決口，終於北擺入渤海。而淮河水道淤積，又給蘇北人民帶來新一輪的災難。美國歷史學者佩茲就對黃河與近代中國的關係很感興趣，以此為主題寫出了《黃河之水》。

佩茲將晚清直至當代的黃河治理聯繫在一起進行考察。黃河似乎一直那麼桀驁不馴。潘季馴和靳輔並沒有完全將它治服，民國時期無數的西方水利專家也都沒有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建國之後，三門峽也好，紅旗渠也罷，一系列人為的水利建設也都在自然力面前碰壁。但是到了最近這幾年，黃河的問題突然出現了轉機。黃河斷流了，而且是經常地、嚴重地斷流了。無源之水自然再也產生不了多大危害，但北方人民很快就要陷入缺水這另一類型的生態危機。

《黃河之水》揭示出的生態危機，又與另一本去年的暢銷書產生聯繫，那就是克林格曼所著的《無夏之年》。1816年，印尼爪哇島上的一座火山爆發，直接導致9萬人喪生。它所釋放的能量是當年廣島原子彈的8000萬倍，也是人類目前所知道的最猛烈的火山爆發。它所產生的240立方公里容積的濃塵在整個大氣層散開，使得陽光黯淡，氣溫下降，導致全世界範圍內連續數月發生天氣巨變。歷史上，很多國家都將這一年稱作「無夏之年」。

雪萊的夫人瑪麗·雪萊當時正在日內瓦度假，因為天氣原因無法出門，所以專心寫出了著名的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而英國著名風景畫家特納因為目睹天氣導致落日顏色的改變，創作出著名的「落日」系列。這一年，中國的大片地區也都出現了災荒，史書上將其稱為「嘉慶災荒」。作者精心把這一季發生在世界各個角落的故事編輯起來。似乎每個人都在這個特別季節中有特別遭遇。雖然當時並沒人知道，這一切都源自遠隔萬里的一個島上的火山爆發。

《無夏之年》使人浮想聯翩。兩百年前，一次火山爆發就把全世界聯繫在了一起。而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從氣候危機到金融危機，從政治觀念到族群關係，人類的命運更是時刻聯繫，難以分割了。

原文鏈接：http://www.eeo.com.cn/2018/0202/3219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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