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譚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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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交的參考資料超過50字，請刪除參考資料：匿名提交回答 2010-9-26 23:35 滿意回答

　　曾國藩 梁啟超對曾氏傾心推崇，稱「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複也。」梁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內指曾國藩「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對曾國藩的評價一樣，近百年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曾國藩褒揚者有之，斥罵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時，即有人責其殺人過多，送其綽號「曾剃頭」。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罵他是賣國賊，以致曾國藩也覺得「內咎神明，外咎清議」，甚至有四面楚歌之慮。辛亥革命後，一些革命黨人說他「開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遺臭萬年的漢奸，建國後的史學界對他更是一罵到底，斥為封建地主階級的衛道士、地主買辦階級的精偶。 民國著名的清史學家蕭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將曾國藩與左宗棠對比：「國藩以謹慎勝，宗棠以豪邁勝。」 中國現代史上兩位著名人物毛澤東和蔣介石都高度評價過曾國藩。毛澤東青年時期，潛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的結論。即使是在毛澤東晚年，他還曾說：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蔣介石對曾氏更是頂禮膜拜，認為曾國藩為人之道，「足為吾人之師資」。他把《曾胡治兵語錄》當作教導高級將領的教科書，自己又將《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終生拜讀不輟。據說，他點名的方式，靜坐養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國藩。曾國藩的個人魅力，由此可見一斑。 蔡鍔將軍對曾氏以愛兵來打造仁義之師的治兵思想推崇備至：「帶兵如帶子弟一語，最為慈仁貼切。能以此存心，則古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遺集》(二)，第5頁)。 左宗棠對曾國藩的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咸豐同年間，曾國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運南漕、派人購買美國機器創辦江南機器局、辦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動中的表現，指出在嚴重的內憂外患而大多數士大夫沉湎於義理考據之時，曾國藩能獨立時代潮流，把握風雲際會，並且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繼承和發揚林則徐、魏源的經世致用之學，大力倡導學習西方，開展自強新生政運動，從而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風雲人物。　　中國近代現代化建設的開拓者　　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積極實踐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導下，建造中國第一艘輪船，開啟近代製造業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學堂，肇始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譯印刷西方書籍，不僅奠定了近代中國科技基礎，而且極大地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學生，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棟樑之材，其中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書（部長）梁敦彥、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唐國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中國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山祖師　　曾國藩自稱：「鄙人乃訓練之才，非戰陣之才」，他教導士兵「說法點頑石之頭，苦口滴杜鵑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練兵，使湘軍成為一支有主義的隊伍，他作《愛民歌》傳唱，使湘軍聲威大震，毛澤東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即以此為藍本，蔣介石黃埔建軍時，也將他的《愛民歌》印發學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國國情，寫一篇《討粵匪檄》，使許多知識分子脫去長衫，率瓴黑腳桿的相實農夫，投到湘軍的旗幟之下，同太平軍作戰並取得了最後勝利。　　修身齊家治國中華千古第一完人　　中國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業）、立德（成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為後人留下學說）「三不朽」之說，而真正能夠實現者卻寥若星辰，曾國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敗太平天國，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時弊」、整肅政風、學習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現了「同治中興」；他克已唯嚴，崇尚氣節，標榜道德，身體力行，獲得上下一至的擁戴；他的學問文章兼收並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師，「其著作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蔣介石），實現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業，不愧為「中華千古第一完人。」　　陞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穩之楷模　　「從政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岩」。自近代以來曾國藩就被政界人物奉為「官場楷模」。這是因為，第一，他陞官最快，三十七歲官至二品，在清朝獨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聲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穩，歷盡宦海風波而安然無恙，榮寵不衰。他熟讀中國歷史，對官場之道參深悟透，積澱一整套官場絕學，用之於中國官場，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網羅培育推薦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國藩一生致力結交、網羅、培育、推薦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國歷史上規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幾乎聚集了全國的人才精華為招攬人才，留住人才，他捨出謙遜的老臉，屢屢上書舉薦部下，為部下謀官要權，爭謀職位。他一生推薦過的下屬有千人之多，官至總督巡撫者就有40多人。他們既有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彭玉麟、李瀚章這樣的謀略作戰軍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蘭、華蘅芳、徐壽等第一流的學者和科學家。　　中國傳統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國藩是最好的兒子，能使父母寬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導和照顧弟妹，體貼入微，曾國藩更是仁慈的父親，是兒女的好榜樣。他的《家書》講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養，在骨肉親情日漸淡漠、鄰里親戚形同陌路的現代社會裡，確實有勸世化俗的價值，值得每個人一讀。大多數官宦之家，盛不過三代，而曾氏家族卻代代有英才，出現了象曾紀澤、曾廣均、曾約農、曾寶蓀、曾憲植、曾昭掄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詩人、教育家、科學家和高級幹部。　　中國傳統文化人格精神的典範式人物　　曾國藩在同輩士大夫中「屬中等」，頗為鈍拙，但他志向遠大、性格倔強、意志超強，勤學好問，非常人所能及。他從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撥於流俗」，天天寫日記反省自己，一生中沒有一天不監視自己，教訓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謙恕自抑，豁達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著「拙誠」、埋頭苦幹，不論遭受多大打擊，都不灰心喪氣，而能再接再厲，堅持到底。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訣。　　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尊精神偶像　　曾國藩具有高深的學問素養，是一個「辦事（干出事業）兼傳教（留下思想學說）之人」（毛澤東）。《清史稿——曾國藩傳》也說：「國藩事功大於學問，善以禮運。」他一生勤奮讀書，推崇儒家學說，講求經世致用的實用主義，成為繼孔子、孟子、朱熹之後又一個「儒學大師」；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學理論，其詩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的文壇，可謂「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編輯本段遺囑　　余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人徒傷，不勝悚惶慚赧。今將永別，特立四條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養心之難，又在慎獨。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內而專靜統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為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若人無眾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人達人之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韙之，鬼神許之，以為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饈，衣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為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練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能而長才識。為天下計，則必己飢己溺，一夫不荻，引為餘辜。大禹、墨子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勞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祗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條為餘數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記之行之，並傳之於子子孫孫。則余曾家可長盛不衰，代有人才　　李鴻章 李鴻章一生共簽下30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近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對這位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正面的，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迹，如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義和團叛亂挾持清廷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西方對李鴻章最為著名的評價：不僅是中國在當代所孕育的最偉大的人物，而且總和各方面的才能來說，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紀中最為獨特的人物。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做出了有價值的服務；以從政三十年的政治家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說：「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勛業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沖，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拚命著書」。李鴻章熱衷官場，亦深得朝廷倚重，曆數十年而不衰，顯然得益於他的為官之道。 梁啟超《李鴻章傳》對他的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時，曾這樣說李鴻章：「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美國總統格蘭特（U.S.Grant）稱李為當時世界上四大偉人之首，與當時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法國總理甘必大，德國首相俾斯麥齊名。 李鴻章的外交政策，翁同和的內政政策，深為清末不少文士所不滿，清末有一幅著名的對聯，上聯詠李，下聯詠翁：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農常熟世間荒 張伯駒曾著有《紅毹紀夢詩注》一書，回憶自7歲以來，70年間所經歷過的菊壇史料，吟哦成詩199首收錄其內。詩中記載，《馬關條約》簽訂後，招致民間物議沸騰。當年在京城唱蘇崑曲的，有一個飾演丑角的名演員劉趕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戲時，就敢公開嘲罵李鴻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詞：「拔去三眼花翎！」 恰遇李鴻章的侄子也在場看戲，聽後大怒，立即上台打了劉趕三好幾個耳光，經人勸阻方罷。劉趕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鬱在心，不久竟因而棄世。時人就此事而作聯嘲諷曰： 趕三一死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 由於「趕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對不上，經過輾轉相傳後，就變成了楊三。 楊三已死無蘇丑 李二先生是漢奸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鄉）認為其「內悅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周恩來是一個，顧維鈞是半個。）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張之洞 中國畢竟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背景，不可照搬西方的法律，但可以學習西方立法的技術和經驗，引進某些新興領域的法律內容，並從其自然法種理論模式，強調「天人合一」以及「禮」與法的結合，是一種從人本身出發的倫理法學說，在當前再次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儒家把法與道德、法與社會、法與政治密切結合起來的思考方法，與現代綜合治理原則有著某些暗合，這對於我們的現實法制建設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張之洞是洋務運動的後起之秀，他的經濟思想在當時是比較領先的，但在其所有的政績中，教育方面的成就是最突出的，其興學育才思想及實踐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康有為 對康有為以及對由他推動的戊戌變法運動的定性的爭執一直沒有停止過，對於其人政治思想的研究結果更是百家爭鳴。這裡引用《論康有為政治思想的根本屬性》（王建輝著，安徽師範大學2008年度「學術月」論文一等獎）：「19世紀末的中國，是封建社會的末期，但不能據此就套用理論，給這一時期的這個變革定義為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給那個運動解釋為資產階級革命，更不能因為客觀的進步作用而不正視變革人物主觀的落後性。帶理論去分析歷史是一種方法，客觀分析歷史得出新的理論是一種研究。制度的變革除了經濟基礎的推動，也需要文化上的適時更新。經濟基礎的形成有時並不能快捷直接的促成上層建築的飛躍。近代，隨著資本主義滲入，19世紀四五十年代已經出現了工人的隊伍，六七十年代形成了國內的資本主義力量。並且，之後在「一戰」中迎來短暫的春天。但當時這個資本主義力量作為推動上層建築的革命是不夠的。況且在依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氛圍下，把戊戌變法定義為資產階級維新運動是可疑的。作為這場革命指導理論的康有為政治思想也是以儒家教義為主導的封建文化中的一部分，只不過這一個部分孕育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叛精神。」　　梁啟超 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親身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梁啟超也是一位著名學者。他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在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諸多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1901～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吳其昌對梁啟超的評價： 吳其昌是梁啟超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啟超》一書（勝利出版社，1944年版），對梁啟超進行了評價。他認為：「文體的改革，是梁啟超最偉大的功績」，他所創立的「雜以俚語的新文體（報章體），才使得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 郭湛波對梁啟超的評價：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里設立專章分析梁啟超的思想，認為其新民說的主旨是要建設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標準，在利群，要有國家思想、權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進取冒險的精神，中國數千年不進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礙未剷除，所以要破壞。並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並指出，梁啟超的這種思想，「實代表西洋資本社會的思想，與數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大北書局1935年版，第50頁） 在對梁啟超的總體評價上，作者認為：「梁氏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不如在學術史貢獻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貢獻，創設不如康有為，破壞不如譚嗣同，而其思想多來自康、譚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貫，隨時轉移，前後矛盾，然其影響甚大，則因其文筆生動，宣傳力大。」（《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第53~54頁） （陳鵬鳴：《梁啟超學術思想評傳》第292頁） 吳澤對梁啟超的評價： 吳澤於1948年出版《康有為與梁啟超》一書，吳澤先生寫作此書的目的便是借批判康、梁的改良主義，論證改良主義在中國必然失敗的命運，為康、梁祭，為今人惕。作者在書中說：「時異境遷，遠非昔比，人民已經起來，民主自由，已成時代主流，歷史洪濤，革命形勢，無可抗拒，人民時代，民主世紀，哪裡還容孤臣孽子們侈談『維新』、『變法』，玩弄『擁光緒』、『保大清『的一套？」（《康有為與梁啟超》上海華夏書店1948年版，第5頁） 因此，作者在本書重點論述了梁啟超的政治活動，對於他的學術思想則很少提及，故導致對他的評價較低：「梁啟超不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學者、政治家，實實在在說，只是一位庸俗的『保皇自由主義者』！他一生的言行，重心都在政治活動，而這種政治活動，三十年來，一貫站在反民主反革命的反動立場，辛亥革命前反民主反革命所以『保皇』，所以『保大清』；革命後，反民主反革命，所以『擁袁』、『護閥』，圖謀維持封建統治。」（吳澤：《康有為與梁啟超》第180頁） （（同上書），第292~293頁） 王介平對梁啟超的評價： 王介平在《論改良主義者梁啟超》的長文里對梁啟超的政治思想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從學康有為到戊戌政變（1890~1898），梁啟超並沒有異於康有為的理論和主張，但因其善於為文，對於當時中國社會思想界和知識青年產生了極大的啟蒙作用。第二階段從逃亡日本到與革命派論戰 （1898~1905），梁啟超由斥後保皇轉而反對革命。第三階段從論戰失敗到辛亥革命 （1906~1911），政治上他更加墮落，並公開抵制資產階級革命。第四階段從辛亥革命後回國到第一次大革命後梁啟超之死（1912~1929），他逐漸成為地主買辦集團的骨幹分子，政治思想更趨反動。作者還分析了梁啟超思想上的矛盾、錯誤和多變的原因，認為這「正是帝國主義階段半殖民地的中國改良主義遭到破產時走投無路的反映，正是代表地主階級部分力量向資產階級轉化而遭到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革命力量錯綜複雜的打擊之後，無所憑依的彷徨情緒的反映。」　　譚嗣同 梁啟超評譚嗣同：晚清思想界的彗星 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瀏陽譚嗣同。嗣同幼好為駢體文，緣是以窺「今文學」，其詩有「汪（中）魏（源）龔（自珍）王（闓運）始是才」之語，可見其嚮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自交梁啟超後，其學一變。 自從楊文會聞佛法，其學又一變。嘗自裒其少作詩文刻之，題曰《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示此後不復事此矣。其所謂「新學」之著作，則有《仁學》，亦題曰「台灣人所著書」，蓋中多譏切清廷，假台人抒憤也。書成，自藏其稿，而寫一副本畀其友梁啟超；啟超在日本印布之，始傳於世。《仁學自敘》曰：「吾將哀號流涕，強聒不舍，以速其衝決網羅。衝決利祿之網羅，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衝決全球群學群教之網羅，衝決君主之網羅，衝決倫常之網羅，衝決天之網羅。……然既可衝決，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衝決。……」 《仁學》內容之精神，大略如是。英奈端倡「打破偶像」之論，遂啟近代科學。嗣同之「衝決羅網」，正其義也。《仁學》之作，欲將科學、哲學、宗教冶為一爐，而更使適於人生之用，真可謂極大膽極遼遠之一種計劃。此計劃，吾不敢謂終無成立之望，然以現在全世界學術進步之大勢觀之，則以為期尚早，況在嗣同當時之中國耶？嗣同幼治算學，頗深造，亦嘗盡讀所謂「格致」類之譯書，將當時所能有之科學知識，盡量應用。又治佛教之「唯識宗」、「華嚴宗」，用以為思想之基礎，而通之以科學。又用今文學家「太平」、「大同」之義，以為「世法」之極軌，而通之於佛教。嗣同之書，蓋取資於此三部分，而組織之以立己之意見，其駁雜幼稚之論甚多，固無庸諱，其盡脫舊思想之束縛，戛戛獨造，則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觀念，嘗曰：「古而可好，則何必為今之人哉！」（《仁學》卷上）對於中國歷史，下一總批評曰：「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仁學》卷下）當時譚、梁、夏一派之論調，大約以此為基本，而嗣同尤為悍勇，其《仁學》所謂衝決羅網者，全書皆是也，不可悉舉，姑舉數條為例。 嗣同明目張胆以詆名教，其言曰：「俗學陋行，動言名教，……以名為教，則其教已為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三綱五常之慘禍酷毒由此矣。……如曰『仁』，則共名也，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於箝制之術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節』一切分別等衰之名。……忠孝既為臣子之專名，則終不能以此反之，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不敵忠孝之名為名教之所尚。……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並錮其心使不敢涉想。……」 嗣同對於善惡，有特別見解，謂「天地間無所謂惡，惡者名耳，非實也」，謂「俗儒以天理為善，人慾為惡，不知無人慾安得有天理」。彼欲申其「惡由名起」說，乃有極詭僻之論，曰：「惡莫大淫殺。……男女構精名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名之不改，習謂為惡。向使生民之始，即相習以淫為朝聘宴饗之巨典，行諸朝廟，行諸都市，行諸稠人廣眾，如中國之長揖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則孰知為惡者？戕害生命名殺，此殺名也。然殺為惡，則凡殺皆當為惡。人不當殺，則凡虎狼牛馬雞豚，又何當殺者，何以不併名惡也？或曰，『人與人同類耳』。然則虎狼於人不同類也，虎狼殺人，則名虎狼為惡；人殺虎狼，何以不名人為惡也？……」此等論調，近於詭辯矣，然其懷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氣，正可察見。 《仁學》下篇，多政治談。其篇首論國家起原及民治主義（文不具引），實當時譚、梁一派之根本信條，以殉教的精神力圖傳播者也。由今觀之，其論亦至平庸，至疏闊。然彼輩當時，並盧騷《民約論》之名亦未夢見，而理想多與暗合，蓋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其鼓吹排滿革命也，詞鋒銳不可當。 曰：「天下為君主私產，不始今日，……然而有知遼、金、元、清之罪，浮於前此君主者乎？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膻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則俗則毳欲也。逞其兇殘淫殺，攫取中原子女玉帛，……猶以為未饜。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其心思，挫其氣節。……方命曰：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 又曰：「吾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崙矣，志士仁人，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機無可乘，則莫若為任俠（暗殺），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此等言論，著諸竹帛，距後此「同盟會」、「光復會」等之起，蓋十五六年矣。 《仁學》之政論，歸於「世界主義」，其言曰：「春秋大一統之義，天地間不當有國也。」又曰：「不惟發願救本國，並彼極盛之西國與夫含生之類，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為某國人，當平視萬國，皆其國，皆其民。」篇中此類之論，不一而足，皆當時今文學派所日倡道者。其後梁啟超居東，漸染歐、日俗論，乃盛倡褊狹的國家主義，慚其死友矣。 嗣同遇害，年僅三十三，使假以年，則其學將不能測其所至。僅留此區區一卷，吐萬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掃蕩廓清之力莫與京焉，吾故比諸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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