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驕傲與責任

平心而論，在過去內地的艱難歲月中，香港人的接納，為一些追尋自由的內地人提供了一個避風的港灣。但是，換一個角度想，這既有當時經濟發展所需勞動力的因素，也有富親戚包容窮親戚的肚量。就如現在內地城管是過街老鼠，人們有充沛的同情心施捨給弱勢的引車賣漿者，但是，真若沒有了城管，小販充斥街頭，這些同情立馬消失殆盡，變為抱怨。或者，當明白小販收入頗豐，甚至高過自己的時候，這種同情之心也會大大減弱。

如果順著這個比喻，某種程度上來說，大逃港時的同情，也許，只是因為有子彈擋住了更多人的湧入。

當然，這都是人之常情，人性如此，無可厚非。

我們把目光轉到當下，就現在的具體問題來說，什麼是香港的利益？通過奶粉貿易賺取更多的錢是香港的利益嗎？香港從來不產生一種名叫奶粉的資源，香港的資源是制度化的自由貿易，正是因為自由貿易，香港才能為一個奶粉流向內地的通道。現在，因為稍有不便，甚至只是因為短時間內的市場反應問題，在某些人操弄民意之下，堵塞這個通道，同時也就傷害了香港的自由制度資源。從長遠來來看，這可能就是經濟沒落的開始。

另一個激烈爭論的問題則是「雙非」兒童。

其實，孩子不太可能離開媽媽獨立在香港生活，如果媽媽不工作，陪著孩子在香港接受基礎教育，其在香港的日常開銷，帶來的消費與經濟增長，完全可以蓋過政府在教育福利上的投資。如果媽媽陪讀之餘，還在香港工作，孩子自然不是「雙非」兒童。媽媽承擔了社會的責任與義務，孩子當然可以享受福利。

而且，孩子雖然要享受福利，但以後卻會工作，人既是資源的消耗者，同時也是財富的創造者，那種把人視為消耗者的思維和計劃生育的思想基礎是一脈相承的。

即使退一步講，外來人口帶來的經濟的繁榮、財富的創造，需要時間來顯現，況且還需要一系列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也並不一定能達到。而當人作為一種資源的效應還未顯現時，人作為一種消耗就已經發生了，從表面上看，就會侵占到本地人的福利。

在這種情況下，本地人當然可以拋棄自由的價值觀，通過民主程序來保護自己的利益，防止自己所屬的地區資源、福利流向外來人口——即使從長遠看，這會減小福利，但群眾的理性程度，從來都不高。不過，無論如何，這並無太大問題，是本地人的權利。

但必須承認的是，這些所謂的堅持，並非為了所謂生活方式，也不是拒絕為他人提供自由，僅僅是對眼前利益的計較。更糟糕的則是，被政客煽動與操弄的民意。

回顧「雙非」兒童問題的始末，不難發現這並非危言聳聽。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就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1996年的時候，全國人大釋法，即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合法定居在香港期間所生的子女，不包括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臨時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間所生的子女。如果按這個釋法來看，就根本沒有「雙非」兒童的問題。

這個釋法何嘗不是出於對內地的更深刻了解，甚至源於對大逃港的恥辱性記憶。但對於香港而言，也許，大逃港是一種榮光，並未認識到背後的威脅。就如同現在政治正確式的對城管的仇恨，全然不知沒有城管也是不行的。於是，「驕傲」出現了。

2001年，香港「自由行」開啟之後，赴港生子的人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庄豐源案」案發生了（編輯註：2001年7月20日，香港終審法院裁決在香港出生、其父母非香港居民的庄豐源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此後，越來越多內地孕婦為孩子獲得香港身份赴港產子，引起不少爭議）。簡單的來說，「庄豐源案」就是香港終審法院，也許是懷著要當自由燈塔的驕傲，不認可人大在1996年的釋法，通過判例確定了「雙非」兒童的香港居民地位。

法律地位確認之後，香港特區政府出於人口出生率，以及經濟收益的原因，在接下來的幾年內，對於「雙非」問題，多有反覆：2005年，香港醫管局推出了「非符合資格人士香港生孩子費用」，規定赴港產子費用為2萬港元。2007年，價格漲到4萬8。2009年10月，由於香港生育高峰，第一次「限制令」發出，第二年又旋即取消。2011年4月，香港醫管局再發「限制令」；到2012年，改為配額制度，香港公私營醫院合共提供34400個名額。到了2013年，配額全部取消，並且，作為零配額的必需，香港政府開始橫蠻的敲問、檢查內地婦女的肚子。

（資料圖：2011年，全香港有約9.5萬名嬰兒出生，其中「雙非」嬰兒約3.7萬名。編輯配圖，圖片來自網路。）

站在更長時間跨度上觀察一個問題的始末，可以不糾結於當下的利益，得到更靠譜的結論。

當年為了驕傲，堵死了法律上的道路，現在為了驕傲，判例不能變，就只有求助於行政權力。但是，這個過程卻需要極其小心。在放棄了法律的程序，改走行政政策路線的時候，從民間態度到政府政策，就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糟糕過程。

既要保持福利，又要保持驕傲，就只有通過行政手段去傷害他人的尊嚴。在這個過程中，法律實質上被遺棄，自由被民意裹挾，政府越漲越大，內地婦女的尊嚴被犧牲。但是，香港要保持自己的驕傲，為何非要去敲到內地婦女的肚子？難道這是在保衛香港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

一邊爭取政治自由，一邊卻任憑行政政策傷害自由與法治，這在邏輯上是不自洽的。

香港的確處於一個大環境、大制度的壓迫下，正因為如此，唯有自由才能抵抗。在香港，應該是民主掙扎在自由的汪洋大海中，而不是自由在民主的汪洋中艱難求生。

香港自由的威脅絕不僅僅來自於他們頭腦中的那個強權，而更多的是潛移默化的「身邊的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就對美國人說過，我們會把社會主義一點點的餵給你們，等你們發現時，就已在社會主義中了。

在「雙非」政策中膨脹的香港醫管局、敲婦女肚子的公務員、操弄民意的政客，難道不都是具體而微的絕佳例子？

【編輯按】有關自由精神，移民與本地居民的博弈，柴子文、連清川先生也曾在《大家》撰文，角度不盡相同。有興趣的讀者可移步：

柴子文：《賓妹——我的中環系列之四，兼復連清川兄》；

連清川：《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兼與柴子文兄商榷》；

柴子文：《自由的價值不進則退》

（責任編輯：余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