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民主造福中國

——訪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張淑君 舒曉南 俞可平【該文章閱讀量：471次】【字型大小：大中小】「雖然持續的外部壓力或外部影響可能會對中國的政治發展產生某種重要作用，但中國領導人和他們的人民才是國家政治走向的主人。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對於中國政治未來的分析是決定性的。首先，中國領導人尋求政治改革的動力是什麼？其次，有哪些因素或障礙阻止他們這樣做？第三，中國應該採取什麼方略才能克服這些障礙？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沒有人比俞可平更為明晰」　——李成美國漢彌爾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李成一定是關注俞可平很久了，並且一定是非常熟悉俞可平所有關於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著作，否則他不可能在「讓民主造福中國」一文中如此行雲流水般地解構俞可平。正因為如此，當清瘦而健談的俞可平坐在記者面前時，記者決定借用李成的標題，這也正是俞可平眼裡的中國民主政治發展路線圖上最醒目的一塊標記。意識形態變遷引導著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和效果(背景:2006年10月23日，《北京日報》在顯要位置發表了俞可平的政論文章。這篇文章引來一片叫好聲，也引來一片「叫罵」聲。並由此在中國學者和官方媒體間發起了一場遍及全國、公開的對民主問題的討論。)記者:您的這篇文章我仔細研讀了幾遍，確實感覺好，好就好在它深入淺出講明白了什麼樣的民主對中國老百姓是最有好處的。這樣一篇內容客觀、文字平實的文章，卻在相反的兩個方面都引起了很大反響。對此，您是否有心理準備？俞可平:有準備，但反響之大還是出乎我的意料。因為這篇文章本身就是有意而為，不是隨便之筆。記者:為什麼？俞可平:有幾個原因。改革開放快30年了，經濟發展非常快，政治發展也取得了許多成就，但是，總的說來，我們的行政管理體制、社會管理體制、民主法治建設，都還需要進一步完善。人民群眾生活越來越好，對民主政治的需求越來越強烈，現實的發展迫切需要推動民主政治的進一步發展。另外一個原因，也是比較重要。一直以來，包括現在，我們對民主存有偏見。我是一個研究政治學的人，覺得自己有責任來糾正這些偏見，以求最大限度地在社會上達成對民主的一種共識，沒有這樣一種共識，民主的推進就會相當困難。我認為在民主問題上我們起碼應當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共識，即建設一個民主、富強、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振興的必由之路；民主法治是使國家繁榮、人民幸福、社會安寧的不二法門。一種偏見就是把民主與西方的、美國的民主等同，似乎一提民主就意味著三權分立、多黨執政。這種偏見現在仍有市場，前幾天我看到網上有一篇很流行的文章，觀點是反對民主，理由是搞民主就是導入西方政治。文章說，你看，中國不搞民主多好啊。中國不搞民主，才有這樣的發展速度，才有這樣的社會安定，其它國家搞了民主，像菲律賓、泰國都在動蕩。其實，他的前提本身就是錯誤的，聽起來，他很「左」，但其實很「右」，按以前的政治話語，叫「形左實右」。因為他否定了我們中國現在是在走民主的道路。第二種偏見是民主的迷信，認為民主什麼問題都能解決。民主有不少內在的局限，有許多的無奈，它不是萬靈藥。第三種就是把民主與法治對立起來，認為要了民主就要不了法治。民主和法治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法治的實質就是指法律是最高權威。如果不是在一個民主的制度下，怎能做到這一點呢？那一定是某個組織或是某個人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你發現沒有，大力倡導法治的法學家，通常也是民主政治的積極倡導者；反之，積極倡導民主的政治學家，通常也是法治的堅定擁護者，因為他們懂得民主和法治的真諦。個別人將民主與法治割裂開來，以法治來反對民主，或以民主來反對法治；他們若不是對近代民主法治的無知，就可能是另有企圖。還有一種偏見就是把民主和集中對立起來，這也是一種誤解。我們通常所說的「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是從政治過程的意義上說的，指的是一種決策方式。而當我說「民主是好東西」時，「民主」是從國家制度意義上說的，指的是一種國家制度。你想想，哪個國家要民主就不要集中了？或者，要民主就不要權威了？美國的民主制度是西方代議民主的典型代表，可它的集中也是非常厲害的。在西方國家，美國總統的權力是最大的。為了反恐，他可以搞大面積的監聽，民眾有再大的反對意見也沒用。記者:有部分學者表示，他們贊同您的觀點，更欣賞您的勇氣，言外之意，似乎認為像您這樣大張旗鼓地來談民主，是件不容易的事，或者擔心自己講民主的話題很有可能招來麻煩。您有過類似的擔心嗎？俞可平:一些人的擔心有一定的現實原因。中國畢竟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人治傳統的國家，在我們的傳統政治文化中，缺乏法治和民主的內容。建國後，我們對民主的理解又有種種偏見，因而，儘管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一直在強調民主，強調要建設法治國家，但是，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治仍將發揮重要的作用。而民主就意味著分權，所以，有些人對民主會有敏感。但是，我自己對民主的觀點、論述和分析是無所畏懼的，也是很有底氣的。說得自我誇張一點，就是「無私無畏」:我呼喚民主，除了想讓民主造福中華民族，造福中國人民外，沒有任何私慾。說得更具體一些，這種底氣來自於四個方面: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中國共產黨的長期追求、人民群眾的現實需要和世界歷史的潮流。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對民主政治的追求。我的觀點之所以得到強烈的共鳴和支持，就是因為大家都普遍地感受到了這一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自身最大的變化，就是逐漸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從革命黨變為執政黨，實質性的標誌，就是黨的直接目標從奪取政權轉變為維護政權，這是一個全方位的政黨轉型過程，涉及黨的社會基礎、組織結構、領導方式、政策方針、戰略策略、工作方式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重大的變化。而意識形態即政治理念的變遷則在引導著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和效果。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重視意識形態的國家，意識形態的變化通常是中國政治改革的先聲。中國30年改革的事實充分證明，思想觀念的變革與社會政治的進步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最大的理論創新就是逐步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記者:我們也看到並深切地感受到，正是因為思想觀念的解放，現在，包括人權、法治、治理、善治、憲政、合法性、以人為本、公民社會、和諧社會、政治文明、透明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等已成為或將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流詞。俞可平:這些新的觀念和新的價值，既是對傳統政治思想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響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這些政治觀念有些是過去被忽視的，有些是過去被當作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受到批判的，有些則是改革開放後從西方學習借鑒過來的。無論這些觀念源於中國傳統思想，還是源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或西方政治思想，它們都深刻地體現著自由、平等、正義、和諧等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都深刻地體現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現在，無論是國家領導人講話還是中央文件都在強調民主，溫家寶總理親自寫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講民主、人權、自由、尊嚴這些價值並不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專利，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十七大強調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十七屆二中全會胡錦濤總書記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作了一個長篇講話，講了三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專門講了「我們必須更高地舉起人民民主的旗幟」。可見，我們不必忌諱談民主，但是作為學者，我們一定要考慮清楚，什麼樣的民主能造福於中國。協商民主針對的是民主實現的各個環節(背景:在俞可平的倡導和主持下，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9月出了一套「協商民主譯叢」，隨著這套書的引進，近兩年，協商民主在國內熱了起來，並在一定層面上引發了爭論。)記者:協商民主是西方20世紀晚期興起的一種比較時髦的前沿理論，它之所以興起，最主要的背景是什麼？西方一直引以為豪的選舉民主失效了嗎？俞可平:協商民主首先是西方民主的一種自我完善。在最近的幾次報告中，我多次提到，中國和西方相互都有誤解。西方對我們的誤解，是他們總喜歡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中國。我們對西方的誤解，是我們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政府管理創新是中國的事，西方似乎不需要，西方國家的政治沒有發展和進步。其實，西方國家也一直在推動政治體制的改革，一直在推動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一直在推動西方民主的改革。到目前為止，西方發達國家一直走在世界經濟、文化、科技、生活的前列，老百姓生活水平那麼高，如果沒有好的體制怎麼可能呢？西方國家一直在改革，特別是在民主方面，他們有強烈的批評者。對西方民主我們一直在批，但是批評得最激烈的從來不是我們，而是西方人自己。包括馬克思，馬克思也是西方人，還有比他更尖銳的。例如，有一種西方政治思潮叫精英主義，它簡直就是整個否定西方的民主，認為那是騙人的「神話」，當年法西斯主義的主要思想淵源即是這種政治精英主義。現在如果想罵西方，不用咱們來罵，只要把西方學者的文章翻譯過來就行，那真是罵得狗血噴頭，入木三分。其實，批評是不怕的，一個國家成熟的標誌，恰恰就是容許不同意見，甚至是激烈的批評。上個月，我見了一位美國學者，是新美洲基金會專門研究美國政治改革的負責人。他送給我一本書，叫做《改進美國民主的十個步驟》，就專門談美國民主存在的缺點，以及如何完善美國民主。可見，西方其實一直在研究自己，在改進自己。記者:如果說這是協商民主在西方興起的一個深層次原因的話，那麼直接原因是什麼呢？俞可平:協商民主的出現，背景可能更複雜，但直接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傳統的代議民主一直有問題，在現在的條件下更明顯了。比方說選舉，西方人自己越來越發現，選舉民主有局限性，需要克服它；第二個就是遠程民主，隨著現代科技的普及，人們不用見面就可交流了，越來越多地通過網路、電視、電話、手機來進行相互溝通、民意測驗和投票。但是，當面的對話似乎更符合人類交流的本性，這種遠程式民主在實踐中已經日益暴露出其缺陷和局限。記者:西方民主在不斷完善自己的前提下，產生了協商民主，這樣的一種民主形式，如果能引進來，是否可以對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產生更好的推動作用？俞可平:在我組織翻譯這套叢書的時候，就非常擔心，擔心我們會盲目地「搬」。現在，就出現這個問題，一提起協商民主是西方民主的最新發展，有人就說，我們早就有政治協商，我們已經走在西方的前面了。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解。協商民主一定是不能搬的，搬了麻煩就大了。為什麼呢？它有一個前提，它是在代議民主、選舉民主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對選舉民主的補充和完善，它並不否定那些傳統的民主形式。我們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即使是選舉民主的發展也是處於初級階段，如果這個時候，只要協商民主，或者說不重視選舉民主和其它民主形式，對於我們來講，不是一個好事。從學術上說，民主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分類，比如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還有像中央提出的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決策。事實上，所有的民主不管怎麼分，如果從環節來講，兩個環節最重要，這兩個環節彼此不能偏頗。第一個環節是民主選舉。民主就是人民的統治，可是現在沒有一個國家是人民的直接統治，都是間接統治。西方叫代議民主，我們叫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類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另外一個更好的辦法，來代替選舉的形式，把最能代表人民利益並真正對人民負責的官員選出來。第二個環節就是決策，這裡面包含了協商民主。當一個官員被選舉出來後，一定要制定一些政策來制約他的權力，讓他在決策的過程中能夠更多地聽取人民群眾、利益相關者或有關專家的意見。記者:您的意思是否可以這樣理解，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在整個民主實現的過程中，不是替代型的，而是相互融合相互補充的，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俞可平:可以這樣理解。記者:我們應該怎樣把協商民主和中國的現實政治架構結合起來呢？俞可平:對協商民主不能簡單地引進，而是要學習和借鑒。加強對話、加強協商民主，是針對民主實現的各個環節的。比如說政府，政府的決策最需要協商。目前，我們已經比較成熟的是政治協商制度。通過人民政協，中國共產黨實現與其他民主黨派的政治協商；通過各級人民政協組織，各級政府實現與社會各族各界代表的協商，從而實現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但是，人民政協只是黨和政府需要協商的一個方面。西方的協商民主，它的協商對象更多的是指老百姓，公民。對於我國也一樣，政府需要更多地與老百姓進行對話交流；此外，在黨和政府的內部管理中，同樣需要協商民主。從目前中國的現狀來看，我覺得後兩者的協商意識可能更淡薄，更需要有所突破和加強。人民政協在推進我國民主政治建設中大有文章可做(背景:中共十六大把「黨內民主」提升到了「黨的生命」的高度，並且確立了發展黨內民主、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的中國民主政治發展路線。十七大再次確認了這一民主發展戰略。)記者: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形式之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推進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您認為，這項基本政治制度進一步發揮作用的空間還有多大？俞可平:從中央到縣一級，有的發達地區甚至連鄉鎮都有了人民政協組織，這麼龐大的一個組織系統，這麼豐富的一個政治資源，我們確實應該考慮如何在推動民主政治方面、改進社會管理體制方面、落實科學觀發展方面更加充分發揮人民政協的作用。今年，許多地方邀請我去做報告，我都謝絕了，但接受了江西省政協和上海市政協的邀請。我發現，政協裡面有很多人除了想學習人民日報和求是雜誌的文章外，還想學習其他更多的新知識。我也希望儘可能多地給他們提供一些新的知識。人民政協是一個很好的資源，怎樣利用好這樣大的一個平台，讓它在政治參與、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方面起更大的作用，大有文章可做。改革開放30年，人民政協制度日益成熟。中央陸續頒發的三個重要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1989年)、《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2005年)和《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2006年)，對人民政協的性質、地位、作用、方式等作了明確規定，有一些甚至是突破性的，政協委員的作用越來越大，政治協商制度也愈加完善。但是，用我們民主政治發展的理想目標來要求，還是有明顯的不足。記者:在您看來，人民政協還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改進？俞可平:比如，政協委員的產生。現在政協委員不是選舉的，是分配和推薦結合的，缺乏必要的競爭性擇優機制。所以，我們看到一部分政協委員的參政議政意識和能力還較差，提案質量不高。當然，政協委員也不一定非要選舉不可，但是一定要想辦法讓更多高素質的人來擔任政協委員，要有更大的代表性，只有政協委員的素質高了，提案的質量才會高，提案的質量高了，參政議政的作用也就更大，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也會更大。第二點，就是提高政協民主監督的效力。民主監督是人民政協的一個很重要的職能，但是因為沒有適用的法律保障，彈性比較強，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就會降低監督應有的效力。為了更好地發揮政治協商制度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應當從加強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政治協商制度，規範黨委、人大、政府和政協之間的關係，加強各級政協對政府決策的參與，使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成為實現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基本形式。來源：人民政協網來源日期：2008-11-7 本站發布時間：200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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